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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悲歌(全二册)


保路悲歌(全二册)

作  者:阿来 总策划 汪建中 崔久成 执笔

出 版 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12月

定  价:80.00

I S B N :9787541152047

所属分类: 文学  >  文学  文学  >  文学  >  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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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阿来担任总策划、阿来工作室出品的非虚构巨著,围绕清朝末年川汉铁路的兴修和废弛,全景式地呈现出四川保路运动的前前后后,清廷、立宪派、革命党、袍哥,各方力量如何参与到这一历史事件中,又如何影响历史的走向,最终直接引发辛亥革命。本书基于大量史实,既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有恢弘的史诗气势,有众多符合历史真实的人物,也有警示当下的见识。


TOP作者简介

阿来,当代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诗集《阿来的诗》《梭磨河》,小说集《奔马似的白色群山》《行刑人尔依》《狗孩格拉》等,非虚构作品《瞻对》《大地的阶梯》等。

汪建中,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巴金文学院创作员,四川电视台编导。著有诗集《心灵之约》,散文集《沉默的漂泊》《没有钟声的城市》,长篇小说《权钱之惑》《保卫爱情》等。现为阿来工作室编剧。

崔久成,1988年生,职业写作者。已出版多部文学作品,编导的舞台剧、影视短片曾获中国戏剧文化奖等奖项。现为阿来工作室编剧,四川农业大学艺术传媒学院研究生导师。


TOP目录

引言

上部

下部

尾声

主要参考书目


TOP书摘

清朝末年,历经甲午之败、庚子国难,列强觊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在跌跌撞撞中被历史拖入二十世纪。时逢这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它的路在何方?它又该何去何从?

于是,一道道在绝境中颁布的图强新政,穿过紫禁城的红墙,在帝国的黄昏中向全国的山河大地波澜壮阔地铺开。

带着决绝的使命,锡良奉旨赴四川出任总督并推行新政。四川新政,首推经济变革,这是一次由落后农业向现代工业艰难转轨的变革,不仅痛,而且也许劳而无功。但变革已成烽火之势,非变则亡。在变革中,其焦点主要集中在川汉铁路修筑权的争夺和铁路股权的捍卫上。

西方列国对大清的铁路建设虎视眈眈,锡良首倡自办川汉铁路,为了国权和利权,他强硬地拒绝了西方列国出资修路的请求,但因川省财政也已入不敷出,锡良因此陷入国困民穷的烂泥潭,使得筑路款的筹集更是难上加难。要修筑川汉铁路,少了七千万两白银便搞不成,这笔巨款相当于当时大清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更是川省财政十年收入的总和。那么,钱从何来?这条铁路究竟是官办好还是民办好?是自办好还是交由洋人来办好?在国权与利权的艰难抉择中,筑路资金成了锡良和七千万四川人面临的严峻问题。

在众人的殷切呼唤中,锡良以破釜沉舟的决心,以爱国的名义把朝廷大员、日本留学生、饱学鸿儒、开明士绅、红顶商人、川省民众等凝聚到一起,同时借鉴日美铁路筹资的成功案例,在全国首开筹集华人股资的壮举,自办铁路公司。于是,官方出资、绅商认购、农民认捐,一个权责明晰、风险共担、利润共享的筑路政策在天府之国轰轰烈烈地推行开了。

在上上下下的砥砺前行中,筑路的开场锣鼓已经敲响,但是,为了谋求肥缺职位,一些司道大员把庸碌无为的亲戚裙带塞入川路公司,致使官办川汉铁路公司人浮于事,坐耗股金,却又遇事推诿、相互扯皮。

要推行新政,就要编练新军,但又无钱,总督锡良就不得不挪用筑路经费;出于钱生钱的臆想,要开办铜元铸造局,也因无钱开办又不得不再次挪用筑路股金,然而,兴办的铜元局却因管理不善而终成烂尾工程……如此种种,民众抗议、绅商不满、学人愤怒、官吏抱怨……伫立在极度贫血的财政之上的川省新政,是那么的风雨飘摇,又那么的不堪一击。

而官办的川汉铁路公司,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甚至营私舞弊、筑室中饱。于是,锡良的官办川汉铁路公司招致川省民众抗拒。惹起众怒后,锡良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改为官绅合办。但官绅合办的局面更加糟糕,它兼具官办的种种积弊,又随处呈现出绅商的投机与钻营。于是,锡良的川汉铁路政策再次遭到全民抵制。面对铜元局的烂尾盖子被揭开的丑闻,面对川籍京官要求彻查川路公司腐败的呼声,面对上上下下的万千指责,总督锡良不得不以退为进,以自己调离川省来挽救川路公司的信任危机,并对川汉铁路进行彻底改制,交给绅商们去办。

事情总在一次次绝望中峰回路转。锡良离任川督时推荐了他最为信任的幕僚赵尔丰的兄长——赵尔巽出任四川总督一职,继续肩起修路的重任。尽管商办川路公司仍然困境重重,但在众人的推动下,还是较为成功地完成了川汉铁路的前期勘路事务。随后,在李稷勋的统筹谋划下,在工程师詹天佑等人的主持下,在几万筑路大军的努力下,折腾了数年的川汉铁路终于在湖北宜昌的崇山峻岭间正式开修。这里是深山大谷,又是喀斯特地貌,山体内溶洞纵横、暗河密布,因此,这条铁路堪称世界上最为难修的铁路。

然而,处于公司制度草创期的晚清,由于人性的弱点和国民的劣根性,既缺乏铁腕监督又缺少现代管理经验的商办川路公司,并没实现改制时清正浩然的夙愿,而是一步步走向了它的反面。

在宜昌,铁路在崇山峻岭中无比艰难地一寸寸修筑着;在成都,商办铁路公司内部却营私舞弊、筑室道谋、推诿扯皮成风;在上海,三百万两筑路股金被亏空,终于在震撼大清朝野的橡皮股灾中,暴露了公司财务总理施典章在上海倒款的大案。公司因为倒款折损巨额股金,民众的信任与期望也滑到谷底。

在川路股款每年的来源中,自愿购股不足两成,八成是全省普通百姓被迫缴纳的土地租股。因此,在营私舞弊和股金亏空的背后,蓄满了几千万底层百姓的积怨与怒火。

川汉铁路的谋划历经八载,但筑路不足三十里,花费股金数百万两,且丑闻频出,难脱困境。于是,中央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伙同摄政王载沣等人乘虚而入,一纸政策,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盛宣怀和载沣的决策强有力地扼制住了四川绅商集团的利益咽喉。但是,绅商们哪甘就此被堵嘴封喉?为了捍卫自己的既得利权,四川绅商们打着爱国的旗号,举着七千万股民保路保款的盾牌,以貌似唯我最为正义的面孔,与政府展开了一场用经济维权来挤压政治体制的改革生死较量。

此时是1911年初夏,各项新政改革也同川汉铁路一样陷入困局。盛宣怀的铁路收归国有政策绕过了地方民意机构咨议局,绕过了中央民意机构资政院,全国民众由此看穿了所谓改革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于是,这场起于铁路的维权较量迅速演变成更为深层的政治较量与军事较量。

筑路八年,朝廷大员或左顾、或右盼,一直纷争不断;地方官吏或力挺,或坏事,始终心存各异;留日学生或选择宪政兴邦,或推崇革命救国,然而,立宪的总是事与愿违,革命的总是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从倡导筑路开始,饱学鸿儒们从一路期待、支持、呼吁,最后终于在怒火中熬不住了,纷纷站到了朝廷的对立面;红顶商人在巨额利益面前左支右突,出于趋利避害的抉择,他们把红顶抛置一边,在立宪派、革命党、清政府多边下注,如何挣扎也没能摆脱“朝廷如风,绅商如草,风吹草偃,自古皆然”的命运循环。川省民众,或逆来顺受,或听天由命,或加入袍哥会党的队伍,凭借这股巨大的灰色力量自救自强,亦自生自灭。一场史无前例的悲剧式维权运动,在无声中撕裂着天府大地。

一条压根儿没修成的铁路,却十分蹊跷又万分必然地通向了大清王朝的墓地,导致绵延了两千两百多年的封建王朝在顷刻间轰然倒塌,灰飞烟灭。

让盛宣怀和端方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他们的铁路国有政策居然成了民情激变的导火索,点燃了川人憋闷在胸中的怒火。全川七千万民众用血脂血膏凝聚的筑路款,他们怎么甘心自己的股东身份被一纸国有政策夺取?又怎么可能拱手让给觊觎已久的洋人?在这件事上,朝廷很蛮横又很天真,很强权又很懦弱,而处于夹缝中的地方官吏不得不在朝野上下两头受气。于是乎,立宪派与绅商为民请命四处奔走呐喊,革命党人趁机导以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行动,遍地袍哥会党一夜之间成了同志军。一场本为捍卫川汉铁路利权的维权行动,终于演变成对于川省军权和政权的生死争夺。

一条子虚乌有的铁路,撬动了政府的力量、立宪派的力量、革命党的力量、袍哥的力量、社团的力量,在如此乌云压顶的巴蜀大地,谁才能真正笑到最后?

矛盾的第一环是代表中央政府的盛宣怀与四川民众间的冲突。为了抗议铁路国有政策,在立宪派代表蒲殿俊等人的主导下川省成立保路同志会,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同志会在全省上下浑然一体,四处宣传演讲,派人联络各省铁路公司,甚至赴京叩阁请愿。但是,四川督府得到的却是被中央严厉斥责,联络人员被遣送回川,保路电报被蛮横切断。此时在坊间大肆盛传负责铁路修筑的李稷勋被盛宣怀收买,从而导致宜昌铁路建设全面停工。

在此期间,屡次起义又屡次失败的川省革命党不得不吸取教训,以卧薪尝胆的意志隐匿在保路民众之中,联络军队中的同盟会员以及被朝廷激怒的袍哥会党组织,筹备起义事项。

矛盾升级到第二环,在言路被切断之后,川省保路同志会与革命党合流,导致民众走上了罢工、罢市、罢课、罢耕的道路,成都府因此成为死寂之城。朝廷为此万分震怒,刚接任四川总督不久的赵尔丰焦急开市,却难以奏效。罢市日久,满城哭声。赵尔丰向朝廷代奏希望体谅川人,让川路回归商办。他明知不可为却为之,被朝廷严词训斥,落得自身难保。保路同志会进而鼓动农民不纳粮不纳捐,万千矛盾一触即发,遍地干柴在等待星星之火。

在风雨飘摇中,盛宣怀力荐大臣端方带兵入川,解除罢市、恢复常态,并伺机取代赵尔丰担任四川总督。四川革命党更是在民众之中宣传革命、鼓动造反,但赵尔丰误以为是立宪派人有谋反之心,就下令抓捕四川立宪派领袖——咨议局长蒲殿俊、副局长罗纶等十余人。

矛盾升级到了第三环。蒲殿俊等人作为民众争路的代言人,现在被赵尔丰强行逮捕了,并盛传要被枭首示众,于是人们成群结队冲到总督府请愿,希望释放蒲殿俊等人。在请愿中,由于官民间多有冲击,从而导致枪声四起,使得一场要求释放人的和平请愿酿成了流血事件——成都血案。

矛盾再次升级。成都血案的枪声一响,革命党终于等来难得的革命契机,以龙鸣剑为首的革命党人制作出写有血案说明与呼吁自保自救的木牌投入江中,以“水电报”的形式,将起义的信号传遍全川。得到“水电报”的袍哥会党、全省股民、立宪派人士、学堂的学生、反正的清军队官等等,纷纷操起长枪短炮和大刀长矛围攻成都府。由会党组成的同志军分成东、南、西、北多路攻打成都。督府大院内外的血案,在刹那间点燃了成都平原的烽火,一场以救人为旗号的攻城战,迅疾就发展成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战争,并在全省范围腥风血雨又波澜壮阔地展开。这时候,革命党渐成历史的主角,走向共和的呼声如惊雷般在巴蜀大地上滚动。面对各路同志军的英勇攻击,清政府的巡防军、新军轮番上阵、死缠烂打、亡命阻击。在这样的时候,俯瞰整个巴蜀大地:川江在咆哮、大地在撕裂、群山在震荡,一面面穿满弹孔的旌旗,一枚枚划破长空的枪弹,呼啸在山山水水间,直捣清王朝衰朽的根基。

战事至此,有了本质的转变,四川荣县首先宣布独立,成为全中国第一个独立的县。由于端方带湖北新军入川平乱,导致湖北兵力空虚,湖北革命党人趁机发动武昌起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巴蜀一省的革命引发了全国的革命,大清王朝失去了控制力,赵尔丰不得已释放蒲殿俊、罗纶等人,寻求收拾残局之路。

随全国革命的大势,清政府灭亡的局势已定,端方被自己带领的军队杀死在资州。此时,赵尔丰精于妙算以求自保,他与立宪派达成《四川独立条约》的协议。依据《条约》,赵尔丰辞掉总督,他愿意远赴川边垦地守土。

《四川独立条约》签署后,鼓动革命的革命党人和广大同志军浴血奋战而来的果实,却被蒲殿俊等人攫取,这让四川的革命党人有一种替人做嫁衣的悲凉与落寞之感。

在一番明争暗斗中,蒲殿俊虽任大汉四川军政府正都督,但他并无统辖一省军政大权的能力。虽然罗纶任军政府的副都督,但他向来不满蒲殿俊推卸责任的德行,于是,全省袍哥会党全被他揽在麾下,壮大自己的实力。同时,罗纶又利用尹昌衡在新军中的巨大影响力,怂恿他除掉了赵尔丰,并策划“成都兵变”一举赶走了蒲殿俊。

这时候,面对十多万荷枪实弹的袍哥铺满了成都大街小巷的局面,尹昌衡终于感到了罗纶的可怕与凶残,于是决心除掉罗纶以消大患。但是,罗纶杀人从来不会亲自动手,他巧妙地利用袁世凯的亲信胡景伊的力量,轻轻松松地就搬掉了狂妄自大的尹昌衡。尽管罗纶在权力之路上费尽心机,但他最后却没有得到胡景伊的丝毫赏识,而是败在了胡景伊设下的连环圈套中。胡景伊不仅击败了袍哥总舵爷罗纶,还向几十万曾经出生入死的袍哥兄弟们挥起了屠刀……

清朝已亡,民国初立。“爱国者”们在一场权力游戏的你争我夺中,似乎都遗忘了当年富国强川的初心,似乎也遗忘了川汉铁路以及为此付出血泪的股民。保路风云,保来保去,保的却是一条从未修成过的铁路。呐喊了整整十年的路权与国权,却在起起落落的战刀间劈碎了大清国最后一丝残梦,在这个残梦的深处,在宜昌大山深处那锈迹斑斑的铁轨尽头,到底是谁还在日夜厮守?

最终,小人物李稷勋却以大人物的悲痛与落寞独自行走在宜昌那片起伏跌宕的山峦间。在这里,他眼睁睁地看着修了不到二十里的铁轨被人拆除运走。此时此刻,他泪眼一如枯井,泣声犹如狼咽。为此,他写下记录筑路悲歌的长篇碑文。此碑文,镌刻在山野间,字字如血,句句如刀,劈向历史的天空。随后,他嘱人在自己死后把自己葬在这片山峦间,他要长眠在这里等待川汉铁路重修的那一天。

一条铁路,一首挽歌,一束清王朝的绝命诗章,凄厉地回荡在中国四川那广袤的大地上。辛亥夜幕中那漫天明明灭灭着的星斗,如一双双难以瞑目的眼睛,在荒芜中寻找希望,在黑暗中寻求曙光。

铁路没了,但大地还在;股金没了,但江河还在;无数高山以它们坚实的脊梁,渴望扛起中国划时代的宏大诗篇。

本书以川汉铁路的兴修与废弛为线索,以江山更迭为背景,以官府、绅商、立宪派、革命党、会党等等为势力阵营,试图用一波三折、荡气回肠、大开大合、波澜壮阔的史诗笔调,全景式地呈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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