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与阅读：破解人类阅读之迷

阅读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提高人类智慧，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迪昂在《脑与阅读》一书中，从史前符号追溯到文字产生，通过大量实证研究，提出并论证了他的阅读教育是“神经元再利用”的假说，对历史上洛克、休谟、贝克莱等人提出的“白板说”进行了批判。另外，本书也是一次对人脑阅读能力的形成、发展与教育进行的深入思考与总结。

——唐孝威

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浙江大学教授

意识的诞生为文化的自然起源奠定了可能性，而书写和阅读则是推动这种可能性实现的通用“能力”。探寻文化现象的神经生物学乃至“遗传密码”是21世纪科学仍在进行的理解人性的伟大努力之一。《阅读与脑》以科学的特有严谨证明了阅读的这一神奇魔法是如何由脑这一更神奇的生物器官造就的。《阅读与脑》是一部集科学敏锐和文化素养于一体的杰作。

——李恒威

浙江大学哲学系、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教授

我一直认为教育是离不开脑科学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学习的本质是大脑的改变的过程，即脑的可塑性。在推动教育科学与脑科学的融合上，神经科学家迪昂的贡献卓越，他在《脑与阅读》中探讨了阅读这项人类创举的各个方面，对人类如何演化出阅读能力、阅读能否改造大脑等问题做了解答。本书与当下的教育创新、终身学习等大家关注的热门话题密切相关，值得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知识传播者阅读思考。

——朱永新

新教育实验发起人、苏州大学新教育研究院教授

阅读是人类获取新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我们一生的学习与深度思考都离不开它。在《脑与阅读》中，你可以看到自己是怎样用眼睛和大脑阅读的，阅读的能力怎样在大脑里诞生，又怎样再去改变和塑造大脑。了解阅读和脑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方式，更好地进行学习。

——姬十三

果壳网CEO、在行创始人

通过自己丰富的研究成果，对神经科学的全面理解，以及贯穿每一章的独特常识和智慧的结合，迪昂揭示了大脑与阅读的关键性理论知识。

——玛丽安娜·沃尔夫（Maryanne Wolf）

美国塔夫茨大学儿童发展心理学教授、阅读与语言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很幸运拥有像迪昂这样的语言神经科学的代表性人物，他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在《脑与阅读》中，以引人入胜的方式揭示了认知、文化和神经科学的关系。这是一部具有启示意义的作品。

——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

杰出的神经病学专家、畅销书作家、哥伦比亚大学临床神经科教授

一部杰作，读起来令人愉悦，充满了科学的精确性。

——《自然》杂志

法国神经学家斯坦尼斯拉斯·迪昂在《脑与阅读》这本书中，揭开几十年低技术实验和高科技脑成像研究如何揭开阅读的神秘面纱，并揭示了阅读的组成部分……这是一部愉悦之书。迪昂避免了过度的简化，用文学的方式解释了阅读整个进程。

——《华尔街日报》

《脑与阅读》是有“神经科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大脑奖获得者、脑科学领域的大神级专家斯坦尼斯拉斯 迪昂为读者带来一场阅读、教育和终身学习的知识盛宴。

本书先为读者展现了人脑神奇的阅读能力，像拆解钟表的精密结构一样，揭示了阅读在脑中的认知齿轮，回答了“我们是如何阅读的？”这一问题。然后通过考察儿童是如何习得阅读的，向我们明示什么样的方法是科学有效的，对目前教育实践中错误的阅读学习方法进行了抨击，就“应该如何学习阅读？”给出了答案。同时，作者用科学研究成果论证了阅读的价值，揭示了“阅读是如何塑造我们的大脑的”。书中还讨论了拼写的隐藏逻辑、文字的发现、文化的诞生等话题，试图探究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只有人类创造出了如此精细而复杂的文化？”

在这个信息快速运转的时代，每一种事物、每一个行业，迟早会迎来无法预测的变化，终身学习成为时代的要求。而一个人一生如果想要获得过人的成就，注定与读书和终身学习形影不离。想要真正了解阅读，真正实践终身学习，不妨拿起这本书，发现阅读的方法、价值与乐趣，享受阅读带来的改变，成为新世纪的优秀人才！

斯坦尼斯拉斯 迪昂

全世界极具影响力的认知神经科学家之一，欧洲脑科学研究领域的领头人，世界脑科学领域大师级的人物。

虽然本科主修数学专业，但对神经科学抱有极大兴趣，继而跟随认知神经科学创始人乔治·米勒、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创始人乔姆斯基、认知发展理论创始人皮亚杰三位大师的学生杰柯 梅勒学习。

2014年，与其他两位科学家共同获得有“神经科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大脑奖（The Brain Prize）。该奖项在脑科学领域，地位极高、分量极重，显示了迪昂在神经科学领域过人的天赋和巨大影响力。

已在《自然》《科学》等知名杂志上发表300多篇文章；是数学认知领域广为认可的专家，作品《数感》被哈佛大学等用作专业教材。在《脑与阅读》一书中提出关于人类阅读能力的新理论，有力地驳斥了大脑具有无限学习能力的传统观点，在阅读方面取得的成果，对教育领域同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另一本佳作《脑与意识》中，迪昂总结了近20年来意识与思维领域的前沿成果，翻开了脑科学领域的新篇章。

[译者简介]

周加仙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生物学杂志》执行主编。在哈佛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已完成两轮关于教育神经科学的博士后研究工作。

2011年，任国际心智、脑与教育学会执行理事、中国教育学会脑科学与教育分会理事；2017年，任国际脑研究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学习科学高级研究顾问。

在《心理学前沿》《心智、脑与教育》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中英文论文80余篇，主编丛书4套，出版各种著作30余部，其中《教育神经科学与国民素质提升系列丛书》被列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教育神经科学引论》获上海市第十届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推荐序 开启阅读认知的新篇章

导论 关于阅读的科学

从神经元到教育

神经元文化

阅读的悖论

生物统一性与文化多样性

本书讲什么

1.我们如何阅读

2.脑中的文字盒子

3.猴子会阅读吗

4.文字的发明

5.如何学习阅读

6.阅读障碍的大脑基础

7.阅读与对称性

8.神经元再利用与文化的诞生

结语 阅读的未来之路

注释与参考文献

致谢

译者后记

阅读的两条通路

在继续探讨之前，我想总结一下到目前为止所提到过的内容。所有的文字系统都在精确表音与快速表意之间摇摆不定。这种困境在阅读者的脑中有直接的反映。当我们阅读时，两条信息加工通路共存并互相补充。当单词很规则，或很不常见，或是第1次看见时，我们会优先利用“语音通路”进行加工。我们先将字符串解码，然后将其转换为语音，之后尝试提取这种发音模式的意义（如果它有意义的话）。相反，当我们看到很常见的或是发音很特殊的单词时，会采用直接通路，即词汇通路进行阅读加工，先识别单词并提取词义，然后再利用词义信息去提取它的发音从脑外伤及其造成的心理后果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找到支持两条通路存在的有力证据。一些患者会由于中风或脑损伤而失去快速提取文字发音的能力。显然他们从拼写到语音转换的语音通路被严重破坏了。虽然他们在脑损伤之前可以正常阅读，但在损伤后，他们的阅读表现出深层阅读障碍（deep dyslexia）或称语音阅读障碍（phonological dyslexia）的所有特征症状。虽然拼写能力完全没问题，但是他们再也不能大声读出不常见的词，如“sextant”，虽然这种词的拼写是规则的。此外，他们再也无法阅读新词或自造的词，如“departition”或“calbonter”。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他们仍然可以理解常用词，而且基本上可以大声读出一些不规则的常用词，如“eyes”、“door”和“women”。偶尔，他们会将一个词与另一个词混淆。例如，深层阅读障碍患者可能把“ham”读成“meat”， 或“painter”读成“artist”。这些错误的特点表明，患者基本上保留了提取单词意义的能力。如果患者没有理解，或至少部分地理解他想要读出的词，那么他根本就不可能提取出这词的正确词义。尽管深层阅读障碍患者已经基本失去加工出这些文字读音的能力，但是他们似乎可以识别书面文字。看起来好像一条从拼写到语音的阅读通路被阻断了，而信息仍然能够通过另一条从拼写到语义的通路进行加工。

而与之相反的情况也有过记录。这一次，一名患者所患的是另一种综合征，被称为表层阅读障碍（surface dyslexia），他们无法对词义进行直接提取，必须慢慢地读通文本，并把所有单词念出声。在这种情况下，“默读”的局限性更明显。

表层阅读障碍患者仍然可以阅读发音规则的单词，如“banana”，甚至可以读出新词，如“chicopar”，但是他们却几乎完全无法读出不规则的单词。他们通常会通过盲目的声音转换来读出其标准化的发音。例如，有一名患者将“enough”读成［inog］，然后发誓说他从来没听过这种奇怪的单词。很明显，该患者从视觉到心理词典的直接通路被阻断了，而从书面文字到语音的转换却仍然可以正常运作。

这两类患者的对比证实了我们拥有两条截然不同的阅读通路，但同时也证明，只存在一条通路时，不论是哪一条通路，人都无法读出所有的单词。直接通路，即从拼写通达单词及其词义的词汇通路，可以让我们读出大部分常见单词，但是这条通路无法应对罕见的或全新的单词，因为这些单词没有存储在我们的心理词典中。相反，间接通路，即从拼写到语音再到词义的语音通路，则无法应对像“women”这样的不规则单词，以及“too”这样的同声异义词，但是这条通路在我们学习新单词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阅读时，两条通路总是处于合作之中，每一条通路都对单词的准确发音起到作用。单词的大多数音素可以利用简单的拼写- 语音转换规则通过字母组合推断出来，而有时候，我们则需要借助更高的词汇和语义水平来处理一些偶然的模糊情况。

儿童的这两条通路间的合作并不协调。有些儿童非常依赖直接的词汇通路，他们尝试对单词进行猜测，通常会把目标词读成同义词，如把“house”读成“home”。还有一些儿童则哼哼呀呀地读出一句话，然后痛苦地从单词的字母中拼凑出一个近似的读音，却无法从这些似是而非的读音中猜出意义。要发展成熟练的成人阅读者的那种完整协调的阅读系统，还需要多年的练习，使这两条通路密切合作。

目前大部分阅读模型都认为，流畅的阅读依赖于两条阅读通路间的密切合作，根据所读的词不同（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常见的与不常见的、规则的与不规则的）及阅读任务的不同（出声阅读还是文字理解），每一条通路所发挥的作用大小不同。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研究者试图用单通路的阅读模型来解释这些阅读现象。当时，神经网络模型的出现引发了热烈追捧。一些研究者把神经网络看成通用的学习机器，认为它们可以不需预先设定好认知结构，就能学会任意一种技能。他们认为阅读的习得可以建模为从字母输入到语音输出，而中间则由一个强大的学习机制来调整。研究者们希望找到一个网络，既可以模拟正常阅读，又可以模拟与阅读相关的那些疾病，且又不需要假定我们有多种皮质加工通路。这一类型的网络在当时代表了一种了不起的进步，特别是在拼写到声音转换过程的建模上，然而今天的大多数研究者相信，这样的方法是不够的。

我自己的感觉是，在没有将脑的结构研究透彻以前，是无法对阅读进行建模的，因为阅读依赖于平行且存在部分冗余的多条通路。近年来的几乎所有模型虽然还是要依靠神经网络模拟，但是都将“多条阅读通路”这一核心思想贯彻其中。

在本书后面探讨阅读的脑机制问题时，我们将会看到，脑结构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其“多条平行通路”的组织形式。因此，甚至双通路模型都可能低估了阅读神经系统真正的复杂程度。将阅读加工划分为两条通路，一条从拼写到语音的语音通路和一条从拼写到语义的词汇通路，只不过是一个实用的粗略估计而已。

阅读教学之争

认知心理学直接驳斥任何“全局的”或“整体语言的”的教学方法。我必须着力强调这一点，因为这类教学策略曾风靡一时，而且目前仍为一些教师所采用。这种方法主张教孩子认识书面词甚至整个句子与它们所对应含义的直接联系。该方法要求孩子沉浸在阅读中，并期望他们像掌握自然语言一样自发地习得阅读。整体语言教学法或称整词教学法极力否认系统教授字素与音素间对应关系的必要性。这两种方法认为，在接触单词的形义对应关系后，这种知识会自然形成。

尽管整体语言教学法的假设看似有些奇怪，但它也是立足于一般原则的。整体语言教学法拒绝常规训练，认为这样会把孩子教得像机器人一样只能说出“Pat the cat sat on the mat”这类傻句子。整体语言教学法运动也坚决反对常规的拼读教学法，因为他们认为，拼读教学训练弱化了对篇章的理解，而篇章理解才是阅读教育的首要目标。整体语言教学法注重篇章理解，热切敦促儿童接触有意思的故事。他们声称，儿童觉得短语比单词、拼写规则或枯燥的字母- 语音解码要有趣得多。如果他们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学习环境”并自发地发现阅读的真谛，那么他们就获得了阅读这一神奇的能力，而不必去管当初是否钻研过谜语，或者选择了“小猫咪渴了”而不是“猫喝了牛奶”作为阅读材料。对整体语言教学法的支持者们来说，儿童的自主性和理解文章的愉悦是排在首位的，远远比个别词汇的精确解码更为重要。

过去至少50 年的时间中，整体语言教学法和拼读教学法之间的争论一直困扰着世界各地的学校和教育决策者。在美国，“阅读之争”在1987 年发展到高潮。这一年，作为新的语言- 艺术课程的一部分，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一项提倡整体语言教学法的议案。但之后的几年中，加利福尼亚州的阅读考试分数直线下降。1993 年和1994 年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估项目委员会收集的考试分数发现，加利福尼亚州3/4 的孩子阅读能力低于全国同年级学生的平均水平。整体语言教学法因其糟糕的考试分数而广受诟病，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对。激进的改革促使大多数学校回归到字母- 语音对应关系的系统拼读教学，如此实施了美国国家阅读研究小组（National Reading Panel）那份影响广泛的综述所得出的结论。

如今，整体语言教学法已被官方抛弃不用。但是，我怀疑它的影响仍残存在许多教师的教学观念中，因为整体语言教学法的提倡者依然坚定固守着他们的立场。他们深信，这种方法是非常能迎合儿童需要的。在法国和美国，调和这两大阵营的努力导致人们达成了一种不健康的妥协，产生一种名叫“混合阅读”或“平衡阅读”的教育方法。

教育界在两种方法之间摇摆不定，这让很多教师感到无比困惑，开始随意套用现有方法。官方对整体语言教学法嗤之以鼻，但不知是出于惰性还是出于习惯，现在这种方法仍不时地出现在阅读手册和教师的教学计划中。尽管字素- 音素对应是当下关注的重点，但根据整体语言教学法设计的活动仍然在课堂中大行其道，包括匹配单词和图像、识别单词的整体外轮廓及辨别儿童的姓氏和名字把这全部归咎于教育工作者未免太过轻率。事实上，教师和心理学家都必须承担责任，因为他们都曾经是整体语言教学法的忠实拥护者。早在18 世纪，尼古拉斯·亚当（Nicolas Adam）在《教育学词典》（Pedagogical Dictionary，1787）中引述了拉东维利耶尔修道院院长的进步观点，他认为音节的划分是在“折磨”儿童，强迫他们“记忆大量毫无意义的字母、音节和读音”。他倡导应在卡片上“呈现整词来逗乐儿童”。19 世纪与20 世纪之交，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詹姆斯·麦基恩·卡特尔（James Mckeen Cattell）宣布，他发现识别整个单词比单个字母更快。这个发现似乎站到了整体语言教学法的一边。瑞士心理学家爱德华·克拉帕雷德（Edouard Claparède）又拓展了这一结论，他认为阅读的掌握依赖于幼童的“ 统合”知觉特征。20 世纪30 年代，比利时内科医生、心理学家奥维德·德可乐利（Ovide Decroly）把这些观点整合到了“意象- 视觉”（ideo-visual）阅读法中，这一方法随后传播到一些欧洲国家，得到了让·皮亚杰（Jean Piaget）和亨利·瓦隆（Henri Wallon）等杰出心理学家的大力认同。

对单词整体形状的强调也波及了排版业，有人杜撰了“bouma”一词来指代单词的外轮廓，这个词因荷兰心理学家赫尔曼·布马（Herman Bouma）而得名。为了增强可读性，排版工人特地设计了具有的特殊视觉效果的“bouma”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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