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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消逝的墨迹:美国曾格案始末


永不消逝的墨迹:美国曾格案始末

作  者:[美] 理查德 ·克鲁格 著

译  者:杨靖 殷红伶

出 版 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11月

定  价:68.00

I S B N :9787520703796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法律  >  法律实务  >  司法案例与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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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曾格案是美国殖民时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众舆论权诉讼案,也被誉为美国争取独立与自由的史诗开篇。1733年,印刷商人约翰·彼得·曾格发行《纽约周报》,刊登文章抨击和嘲笑新上任的英国总督威廉·科斯比的腐败与傲慢,整个纽约为之震动。1734年末,曾格被控煽动诽谤罪入狱,报纸被当众焚毁。九个月后,1735年8月4日进行了一场改写历史的审判,来自费城的辩护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为曾格进行了精彩的辩护。陪审团仅用几分钟即裁定被告无罪,曾格被当庭释放。

  普利策奖获得者、美国资深媒体人、社会历史学家理查德·克鲁格搜集梳理了大量珍贵的殖民地时期档案资料,描绘了纽约州强大的政治对手之间的戏剧性冲突,以及整个诉讼案件的台前幕后与细枝末节,亦如同一幅丰富而引人入胜的纽约社会政治画卷。这场审判距今虽已两百八十余年,但并不仅是一桩旧事,是对今天公共言论自由作为民主基石重要性的有益呼应。


TOP作者简介

  理查德·克鲁格(Richard Kluger) 

  生于1934年。曾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任《普林斯顿人日报》主席。曾先后任《华尔街日报》记者、《福布斯》杂志和《纽约邮报》的撰稿人、《纽约先驱论坛报》文学编辑、西蒙—舒斯特出版社执行编辑、雅典娜出版社总编辑。 

  从1974年起成为一名职业撰稿人。1997年凭借讲述卷烟工业历史的《烟草的命运》获普利策奖,还曾凭借《档案:<纽约先驱论坛报>兴衰记》《简单的公正: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以及美国黑人争取平等权的斗争史》两次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决选。 

 

  杨靖 

  男,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美国文明研究所所长。兼任江苏省翻译协会理事,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美比较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近年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译作五十余篇。代表性著作《爱默生教育思想研究》,译著《西方以东》以及《数字时代的创意写作》等。 

  殷红伶 

  女,语言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在《外语与外语教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篇。代表性著作有《英汉动结式比较研究》,参与译著《欧洲语义学理论1830—1930:从语源论到语境性》、《肉身哲学:亲身心智及其向西方思想的挑战》。 


TOP目录

前 言 自由的根本

 

第一章 危险的生意

第二章 麻烦制造者

第三章 权力游戏

第四章 徇私枉法

第五章 壁垒分明

第六章 庞然大物

第七章 痛下杀手

第八章 疯狂迫害

第九章 费城律师

第十章 永不消逝的墨迹

 

后 记 从曾格到斯诺登

致 谢

参考资料来源

参考书目提要

译后记


TOP书摘

前言 自由的根本 

  1941年年初,在史无前例(也无来者)地三度连任美国总统两个月后,富兰克林?D.罗斯福对国会发表了第九个国情咨文报告。这次被称为“四大自由”的讲话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引爆的十六个月后发表的,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罗斯福最令人难忘的演讲。尽管罗斯福宣称将竭尽所能使美国远离这一全球性的灾难,但1941年1月的演讲却明确无误地表明了美国加入反对极权专制斗争的立场,因为极权专制侵害了美国人政治信念中关于权利和自由的核心价值观。 

  总统说:“未来的岁月,我们将确保人们生活在奠基于四大自由的世界。首先是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在世界各地。”他列举的其余三个分别是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正如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倡导普世平等和民主长存的政治信念,无须担惊受怕、自由表达思想是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最为迫切的价值诉求——这一点不言自明。这一自由一旦丧失,必定殃及其余。 

  在政治犬儒主义盛行、维护社会正义显得刺耳的当下,人们不禁要问:美国人为何要多管闲事?答案只有一点:罗斯福四大自由的首要一条神圣不容侵犯。言论和书写的自由难道不是亘古长存,经得起任何挑战的吗?难道世上还有比言论自由更紧迫、更重要的事情?美国人目前面临着日益增长的贫富分化的鸿沟,社会群体也裂变为激情似火与麻木不仁两大类别,我们珍贵的民主政体本身也可能被撕裂,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公共话语却满怀怨愤,不仅没有试图修复这一鸿沟,相反却将政府与民众对立,使之功能失调,变得离题万里。但处于当今形势下,外有极端组织,内有暴力冲突,人们的恐惧与焦虑与日俱增,幻想我们的自由不加以精心呵护便能自带免疫功能,这样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 

  假如我们留意的话,会注意到一些迹象,那就是美国的新闻自由或平常所说的媒体自由,近来有被污名化的趋势,而记者或媒体从业者,其群体价值更是被严重低估。自20世纪70年代延续至今的盖洛普民意调查要求公众就各个职业的诚信度及道德标准进行排名。2012—2014年度,护士职业高居榜首,有80%的受访者给出“好”和“相当好”的评价。排名其次的是工程师,好评率70%;然后是内科医生、牙医和药剂师,好评率在63%—65%;各个层次的教师,平均57%;45%左右的则包括教士、法官、殡葬师和会计等职业。比他们更低的是汽车修理工(29%)和建筑承包商(26%)。然后才是记者,好评率仅有24%——与1976年的33%相比下降近10个百分点。唯一能令人稍感欣慰的是,毕竟这一排名比传统意义上的“垫底者”们,如银行家(23%)、律师(21%)、商界领袖(17%)、保险推销员(15%)、汽车推销员(8%)以及政界说客(5%),要略高一些。 

  上述数据很可能被捍卫新闻自由的斗士所忽略,因为它不够精准,缺乏稳定性,或由于政治偏见而受曲解,但这样的疏忽相当危险,因为这些数字表明了美国人对现状的不满。新闻自由,在托马斯?杰斐逊于1787年写给弗吉尼亚友人的信中被赞誉为最根本的自由:“政府的存在是为表达人民的意志,这是确定不移的首要目标;要是由我来决定是要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但同时我也会让每个人都有报纸可读,并且有能力阅读。”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杰斐逊深知专制政权会习惯性地掩饰其过恶——除了媒体,人民对此一无所知,又如何知晓是应该维护这一政权,还是在必要的时候通过暴力将其推翻?杰斐逊相信,只有保持选民的信息渠道通畅——哪怕有时信息会被一厢情愿地或别有用心地歪曲——才能造就美国民主的繁荣而不致沦为暴政的牺牲品。四年以后,他的信念广受认同,有关“权利宣言”的第一修正案在国会获得通过。 

  当然,切不可将这一人类编年史上带有启蒙性质的政治创新,误读成是出于美国人对媒体的普遍好感。事实上,从合众国诞生之日起,报刊媒体的评论无论何等刚毅果敢,从未能逃过权贵的抨击——他们怀疑,媒体通过不断揭露与抗议,足以对现行体制和主流价值观构成威胁。其中的部分原因,显然是由于媒体自身参与党争,造谣构陷,以致自贬身价;杰斐逊本人在他政治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深受其害,因此在前引的“言论自由颂”发表二十年后,即在他总统任期的第六个年头,又对另一位友人大吐苦水:“报上所登载的全不可信。刊登即是受污染,连真相也会变得可疑。” 

  反过来说,美国媒体似乎也不必为此而自责。美国早期新闻记者揭发各种社会不公和丑陋现象——银行的恶意欺诈、奴隶制惨无人道、政府的结党营私、收受贿赂、教会人士招摇撞骗、帝国主义的垄断、劳工遭受剥削、公司高管瞒天过海等,不一而足——促使民粹派在印刷术普及、人人可得报纸而读之的前提下倡言社会改革。但作为坏消息的病原携带者,记者职业往往会引发恨乌及屋的情感反弹,这也是记者的职业病(以及工资微薄、酗酒成瘾)。因此,长期以来,公众对媒体人的态度一直模棱两可。表现最好的时候,他们被视为公德和私利忠实的看门人——消息灵通,无私无畏,不仅彰显人类的伟业,也洞烛人性的幽冥。而在表现不佳的时候,他们则饱受攻击,被视为口若悬河、恶意毁谤、谣言惑众的伪艺术家,是自封的权贵的乏走狗。 

  假如盖洛普的调查结果真实可信的话,对待媒体人这一种传统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在最近几十年间不知何故更升级为一种对媒体穷追猛打的态势。与其说是由于媒体从业人员畏首畏尾、缺乏韧性、文笔枯涩,不如说更由于科学技术的快速全面发展影响了社会集体意识。我们已身处云技术时代,自动编排、数据处理和传输技术使原始信息在数秒钟内便会像病毒一般传播出去,此时其内容的真实性如何,其意义何在,既未经证实,也无人关注。日渐膨胀的新闻素材是五个多世纪以来生物进化的副产品,同时也令我们深受其害——每一台个人电脑、手提电脑、平板电脑以及智能手机界面上自由漂浮的信息,使得人脑不堪负载。要将真正的新闻从众声喧哗和巧妙穿插的广告中甄别出来,显然并非易事,后者宣称如此方能体现新闻的价值,但事实上却不可避免地将原本作为情报人员的记者降格为与之合谋的摊贩。 

  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新闻自由在大踏步后退,但我们依然保有一线希望。正如上文所见,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美国新闻自由及新闻业由于科技革命的兴起而遭受重创,尤其是传统的纸媒行业。很少有社区订阅超过一份报纸。勉强幸存的纸媒,则不得不忍看其发行量、广告数量及员工人数急剧萎缩,自然也极大影响了新闻的覆盖面和质量,读者则苦不堪言。当然,也会有人争辩说,这一损失可以由电子媒体的介入与快速繁殖而得以弥补。如果用“新闻媒体”来指代今日对公众进行信息轰炸的工具,那无疑是指代谬误。“纯净派”攻击电视与网络的新闻报道质量参差不齐,极其无聊,甚至近乎愚蠢,但在纸媒的全盛时期情形同样如此。 

  无可否认,电子媒体也有其缺点。总体而言,地方台电视节目对本地新闻的报道乏善可陈,为迎合观众喜好,内容往往局限于凶杀案报道和天气预报——对着一堆谁也不懂的云图说上半天;而对于市政府的施政方针及其他事项,一向很少有人加以关注和探究。网络电视新闻则充斥各类广告,尽管它也试图报道一些重大事件,但播出的节目大多是浮光掠影,缺乏深度,仅仅是为追求视觉效果。早间节目更接近于头条新闻、坊谈巷议、脱口秀以及娱乐八卦的大杂烩。而晚间“半小时”节目(有整整十八分钟没有插播任何广告)则类似于先锋新闻主持人约翰?卡梅伦?斯韦兹所说的“头条剪辑”——从当天的重大新闻中选取一两分钟的素材(最长不超过三分钟)进行加工。每周日的早间“新闻聚焦”会有一些爆料,但许多时候不过是为那些渴望出镜的政客提供秀场,并不能获取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公共广播公司(PBS)的“夜新闻时段”相比于其他新闻类节目挖掘更深,视野更为开阔,但是由于经费预算有限,访谈类节目尽是面部特写,令人昏昏欲睡。周五晚的老牌新闻节目“华盛顿周”简讯,内容上乘,可惜时间太短;扼要的分析被一带而过,更多的时间却浪费在简讯上。该公司长达数小时的纪录片《前线》(《Frontline》),尽管选材有点刁钻古怪,但论及信息量的广度与深度却是无人能比。 

  有线电视本应是新闻自由内涵的有益延伸,但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它又不能不做出抉择:或者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那样不持任何党派立场,不偏不倚,哪怕观点相左的新闻报道也同等对待;或者像福克斯新闻(Fox News)以及微软全国广播公司节目(MSNBC)那样,效忠于某个政治派别,为宣传自家的主张不遗余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是全天候出勤,堪称工作认真、恪尽职守,但新闻的锐度不够,因此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的滚动播出应为专题报道所取代。有线电视行业有两位另类人物,其中之一是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法里德?扎卡赖亚,他的新闻分析鞭辟入里、咄咄逼人;还有一位是自称自由主义者的蕾切尔?玛多,她对针对大公司的深度调查不时加以抨击、冷嘲热讽。私家电台广播里的谈话节目,照理也应该归于全民言论自由的范畴,很可惜它们却算不上是新闻。它们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启人心智,不如说是封闭心灵。公共广播则与此相反:别人忽略的素材,它却深挖猛打、穷追不舍,并因此而备受赞誉。 

  当今新闻报道和言论自由传播最显著的变化体现在互联网上。网络上的各种信息往往是松散的报道,未经剪裁,甚至其源头也未加证实,但其中也有一些——特别是通过所谓网络大V的博客发布的内容——即使与传统媒体精心裁剪的新闻调查相比也毫不逊色,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其不足。富于想象力的人才开始创建诸如石板(Slate)、政客新闻网(Politico)、沙龙(Salon)、嗡嗡喂(BuzzFeed),甚至德拉吉报道(Drudge Report)之类的网络杂志,收获大量点击率,尽管其创办人的门户之见与党派主张一望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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