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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和他的作品


老舍和他的作品

作  者:胡金铨 著

出 版 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8年10月

定  价:38.00

I S B N :9787559623294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传记  >  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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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老舍和胡金铨都是老北京人,都爱好书画曲艺、民俗文化。作为同乡,胡金铨喜欢读老舍的小说,创作电影时也曾受其影响。1973年到1975年,胡金铨在《明报月刊》上发表了研究老舍的系列文章,而后集结成书,即为《老舍和他的作品》。

  本书是胡金铨对老舍生平、作品和文艺活动的梳理,从老舍的出生起笔,详述其求学、写作、异国辗转、回国教书及至抗战时主持“文协”的经历。胡金铨认为老舍具有北京小市民的特点——“安于现状,不做过激的事情”,他称之为“北京(骨泉)人”。这种个性影响了老舍的为人处世,也在其笔下人物的身上得到展现。书中所引资料包括老舍的自述、友人的回忆和其他发表于世界各地报刊上的文章等等,由胡金铨走访英美大学图书馆调查整理而成。

  擅拍武侠电影的胡金铨,银幕内外都处于行走的旅途中,老舍在其笔下也有了漂泊者的形象。以故乡北京为连接点,“走”成为这两位大师人生轨迹的关键词,其间的艺术影响和气韵传承可以借本书一窥。

  注:(骨泉),读“sónɡ”,异体字,同“?”。

 

TOP作者简介

  胡金铨,电影导演。1932年生于北京,1949年移居香港。初入电影界曾担任美术助理及演员,1965年在邵氏电影公司自编自导了处女作《大地儿女》,创作该片剧本时从老舍作品《火葬》《四世同堂》中汲取了灵感。电影代表作有:《侠女》《大醉侠》《龙门客栈》《迎春阁之风波》《忠烈图》《山中传奇》等。其中《侠女》获得第28届戛纳电影节技术大奖,由此将华语武侠电影推广到全世界,也令胡金铨成为一位在国际上获得广泛瞩目的华人导演。1997年因心脏手术失败在台湾逝世,生前口述自传为《胡金铨武侠电影作法》,并留下《胡金铨谈电影》《胡金铨随笔》等文集。

 

 

TOP目录

自序 不成问题的问题

第一章

老舍的出生/ 庆贺新春叫“庆春”/ 其他名号

第二章

父亲殉了大清朝/ 母亲挑起养家重担/ 幼时的穷困/“北京(骨泉)人”

第三章

入小学堂/ 北京孩子的生活/ 不十分用功的学生

第四章

母亲的影响/ 在“北师”/ 对清朝倒台的兴奋/ 新希望趋于幻灭

第五章

时局像“走马灯”/ 当小学校长/ 没在“五四运动”里面/ 不做“过激的事情”/“理想公民”

第六章

“小教育官儿”/ 写《老张的哲学》的材料/ 去南开中学教国文/ 文化界的热闹/ 从津返京,生活复窘/ 读英文认识艾温士教授

第七章

二十七岁赴英/ 伦敦大学东方学院/ 中国语讲师的工作/ 本薪与“外快”

第八章

初到伦敦/ 租房经历/ 莫逆之交艾支顿/ 从不提合译《金瓶梅》/ 搬到学生公寓受罪又受气/ 房东太太的女儿

第九章

英国人不注重“吃”的原因/ 《二马》里刻画的英国人/ 失业和学非所用的本地人/ 身在番邦,心怀祖国/ 国内的变化/ 严肃的“私生活”

第十章

开始创作的动机/ 极喜欢读狄更斯的作品/“学贯中西”“靠得住”/ 中国旧小说和地方曲艺的影响/ 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二十三,罗成关”/ 定亲退婚“遭大难”/ 《老张》投稿经过的几种说法

第十一章

处女作轰动文坛/“文学研究会”/ 《赵子曰》/ 革命行动最大的好处是“不用上课”/“赵子曰”式的青年

第十二章

以英国为背景的《二马》/ 告别伦敦,游览欧洲大陆/ 《二马》和巴黎/ 坐上法国邮轮去新加坡 / 喜欢夸大自己的穷困

第十三章

第四部小说《大概如此》胎死腹中/ 比较东西方社会,思想上起了变化/ 离开欧洲前后的中外时局

第十四章

放弃写“华侨奋斗史”一类的故事/ 《小坡的故事》/ 辛苦的创作过程/ 在新加坡住了半年

第十五章

被催婚/ 和胡絜青成家/ 几桩“罗曼史”/ 梅花与初恋/ 道路传闻的“一段情”

第十六章

被聘为教授/ 初到济南的失望/ 一生较好的一段时光/ 山东的政治空气

第十七章

齐鲁大学的历史/ 讲课非常“叫座”/“能说会道”带来的“明星感”/ 和冯玉祥拉上关系/“温和”的“反对派”/ 喜欢“耍滑稽”而丢了教职

第十八章

一生创作最旺盛的时期/ 影响写作情绪的三大因素/ 时局:大动荡时期/ 文艺思潮:左、中、右各派的“争鸣齐放”/“三十年代文艺”/ 始终保持“散淡的人”的立场/ 写闲适性的文章

第十九章

供求需要,大力增产/ 写短篇应付各杂志编辑/ 教书和写作在时间上起了冲突/ 卖文无法糊口,重操粉笔生涯/ 《磕头了》

第二十章

长篇小说:《大明湖》/《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 / 短篇小说/其他创作

第二十一章

重操旧业/ 好友白涤洲病逝/ 搬到“洋气”的青岛/ 衣、食、住、行、玩

第二十二章

山东大学占了天时、地利、人和/ 上任于青黄不接之际/ 和在“齐鲁”时一样受学生欢迎 /“议和会”/ 辞掉教职,专心写作/ 只有买画舍得花钱

第二十三章

日本对中国节节进逼/ 炮火中的济南/ 以文艺的力量参加抗日/ 只身南下去武汉/ 住进冯玉祥家/ 武汉三镇所见

第二十四章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领导权”落到“散淡的人”身上/“文协”的周转/ 开理事会借“大头儿”们请吃饭举行/“文章下乡,文章入伍”

第二十五章

对“文协”的两大贡献/ 推行通俗读物/ 大量的创作:“旧瓶装新酒”

第二十六章

“文协”会刊《抗战文艺》/“文艺与抗战有无关系”的笔墨官司/ 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 为《抗战文艺》写的文章/ 附文:“文协”致《中央日报》的公开信

第二十七章

全副精神放在“文协”上/“巧妇作成无米炊”/ 日机轰炸下坐船去重庆/“通俗文艺讲习所”/“作家战地访问团”

第二十八章

第一个话剧剧本《残雾》/ 重庆的“五?三、五?四”大轰炸/“文协”同人躲警报/《抗战文艺》陷于极端的困境

第二十九章

“前线慰劳团”/ 长诗《剑北篇》及自我批评/ 用“辙”多,朗诵效果比默读好

第三十章

“保障作家生活运动”/ 要求提高稿费,忠实支付版税/ 成立“救济贫病作家基金”

出版后记


TOP书摘

  第十九章

  从北伐后到抗战前,全国文艺性的刊物突然增加了很多。因为“供求”的需要,老舍就“大力增产”。“量” 一多,“质” 的方面难免就差了。他说:“因为新起的刊物多了, 大家都要稿子, 短篇自然方便一些……可是还有些是一挥而就,乱七八糟的,因为真没有功夫修改。报酬少、少写不如多写;怕得罪朋友,有时就得硬挤;这两桩决定了我的——也许还有别人——少而好不如多而坏的大批发卖。”

  由零售精品到批发“行货”,老舍有很多不得已的苦衷:碍于情面、应酬朋友和增加收入;往往在“半情愿”和“半被迫”的情况下,写了很多“敷衍差事”的文章。他说:“自己觉得很对不起文艺,可是钱和朋友也是不可得罪的。有一次,王平陵兄跟我要一篇东西,我随写随放弃,一共写了三万多字而始终没能成篇。为怕他不信,我把那些零块都给他寄去了。”

  老舍是写长篇小说出身,后来改写短篇,也是为了应付各杂志编辑。他说:“自从沪战后,刊物增多,多处找我写文章;既蒙赏脸,怎好不捧场?同时写几个长篇,自然是做不到的,于是由靠背戏改唱短打。这么一来,快信便接的更多:‘既然肯写短篇了,还有什么说的?写吧,伙计!三天还赶不出五千字来?少点也行啊!无论怎么说吧,赶一篇,要快!’话说的很‘自己’,我也就不好意思,于是天昏地暗,胡扯一番:明知写的不成东西,还没法不硬着头皮干。”这些话倒不是老舍自谦,有几篇文章的确是短小而不精干,一看就知道是“赶”出来的文章。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叫《赶集》,也就是这个意思。

  那时候,他的作品“量多而质杂”,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时间无法安排。老舍到济南后,生活固然很安定,但先决条件是要教书。而教书是既费精力又耗时间的事情——尤其他是个“新入行”的教授。

  老舍教书很认真,永远是把授课的材料准备充足,讲义编好,然后到教室对学生朗读,再逐段讲解。无论是在“齐鲁”或青岛的山东大学,时常见他和同学们一起在图书馆阅读、编讲义。有一次同学问他:“最近写什么小说?” 他回答:“没有时间啊!” 同学又问:“你每天才教一小时,不是很空吗?”他说:“可是,我得预备讲义呀!这么一来,一整天就完了。”

  教书是为“稻粱谋”,单靠写作无法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他说:“设若我要是不教书,或者这些篇还不至于这么糟,至少在文字上。可是我得教书,白天的功夫都花费在学校里,只能在晚间胡扯;扯到哪儿算哪儿,没办法!”他在给王云波的信里也说:“狗急跳墙,没办法,只能以短篇杂文来应付。”

  教书和写作在时间上起了冲突,以至生活秩序大乱。老舍着了急:“创作这个准备就是最伟大的一个字——‘饭’。常常听见人家喊:没有伟大的作品啊!每次听见这个呼声,我就想到这样呼喊的人的心中,写家大概是只喝点露水的什么小生物吧?我知道自己没有多么高的才力,这一世恐怕没有写出伟大作品的希望了。但是我相信,给我时间与饭,我确能写出较好的东西,不信,咱们就试一试。”

  若是“教授”和“作家”之间,由老舍自由选择的话,他曾肯定地说:“我最不愿意当教授,当教授是最没出息的。我每天要预备些演讲材料,要上学校去,这时间花得太多了。不当教授,我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写作方面去,当教授就破坏了一切计划,写长篇小说不行,写短篇小说,不能找到好材而只好马虎了事,这样有什么好贡献出来?我昨天写了十多页,今天统统送到纸篓里了。此处各杂志上写的散文也是在百忙之中草草应付的。”关于应付杂志编辑,他曾坦白地说过:“朋友们索稿十万火急,短篇小说就非写不可;不是因为容易写。而是因为可以少写些字,早些交卷。”后来他甚至于把教书的讲义寄去发表,像《老牛破车》《怎样读小说》和《AB 与C》就是这么来的。

  老舍对“粉笔”生涯越来越厌倦。在一九三三年春天,他得了腰病,仍然要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到一九三四年,他许了个心愿:“希望能在暑后不再教书,专心写文章,这个是不容易实现的。自己的负担太重,而写文章的收入又太薄;我是不能不管老母的,虽然知道创作的要紧。假如这能实现,我愿意到南方去住些日子;杭州就不错,那里也有朋友。”

  他为了这个心愿:一九三四年暑假辞掉“齐鲁”的教职,八月中到了南方;在上海、杭州、南京玩了一阵子,同游的有他的好友白涤洲和齐铁恨。在上海,老舍看见了文坛的盛况,但经过“深入调查”,卖文还是无法糊口,终于接受了青岛大学的聘请,重操粉笔生涯。一直到一九三六年秋天,时局越来越紧张了,老舍再辞青岛大学的教职,才正式成为职业作家。可是生活情况则大不如前了。

  在青岛大学,老舍仍然不能教书和写作兼顾,有一次王统照和臧克家找他聊天,大家谈到写作计划,老舍说他曾想写一部二百万字的长篇,但因为时间无法安排,迟迟没有动笔。就是在他摆脱一切教职之后,依然为各杂志编辑逼稿所困,无法写自己理想的文章。这情形一直延续到抗战之后,他实在忍无可忍,才决心拒绝各杂志的索稿,在《宇宙风》上登了个声明,题目叫《磕头了》。他说:

  朋友们索要稿子,给我很大的痛苦。我的心愿意“有求必应”,我的脑子可是必须“力求节约”。头昏与头晕,在这五年来,时常的使我不得不放下笔。我不甘心放下笔。可是脑子既抛锚,手里紧握着笔又有什么用呢?这本身就是苦痛,我是高兴写文章的人。再加上朋友们的力索供稿,我的苦痛便加了倍数。 

  在抗战中,我写了许多不像样子的东西。所以,去年我决定写一部相当大的长篇小说,以赎粗制滥造之罪。这篇小说须有一百万字,预计需两年写成。但是,去年只写了三十万字,因为头晕与头昏时时跟我裹乱。今年,更好了。一入春便头晕,半年中倒停笔了两个多月。照这样下去,今年至多大概只能写三十万字;而百万字非三年多写不成了!

  朋友们,帮帮我的忙吧,别再向我索要小文!我一天,在头不晕的时候,只能写几百字或千余字。一篇小文便须占去一两天的工夫,假若“有求必应”,那个长篇便永无交卷之期矣。我并不敢说那个长篇将是怎样了不得的东西,不过我既已写了三四十万字,实在不情愿半途而废。几位医生都嘱告过我,须停止工作,休息半年或八个月,以免病痛越拖越深。可是,我不能遵命,因为停止工作,也就没有了收入,怎样活下去呢?我知道这样拖着病,三天打鱼二天晒网的写长篇,必定写不好,但是,我也知道,假如放弃了它,我必会因失望与闷苦而想自杀。尽管写的不好,能写完总比半途而废强呀!朋友们,让我在病痛的煎熬中写完那个要不得的长篇吧!一个要不得的长篇,在我看,总比东一下子西一下子的乱写短文更有点意思哟!在这里,我向肯帮忙我的朋友磕头致谢!

 

  这段话说出了他的困扰,道出了他的辛酸。我想很多中国作家都有同样苦痛。

  教书和写作很难“交叉作业”,鲁迅给许广平的信里提到:“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面时,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若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老舍在那段时期也有同样的感受。

 

TOP 其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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