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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英文版 120年纪念版）》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样一个重要的概念，这对了解中国经济史是大有裨益的。通过对灌溉与防洪工程以及运渠建设的历史研究，去探求基本经济区的发展，就能看出基本经济区作为控制附属地区的一种工具和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所起到的作用，就能阐明基本经济区是如何转移的，就能揭示基本经济区同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问题的重要关系，因而也就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发展史中的一个方面，给予了一种具体的同时又具有历史表述的分析。总的说来，《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英文版 120年纪念版）》的宗旨并不是对中国历史赋予新的解释。然而，如果基本经济区的概念，被证明有助于解决中国历史中基本问题之一的话，那它就不会不对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理解与阐释产生影响。为了把这一理论摆在恰当的地位并阐明其可能的引申与进一步的应用，也许讲清楚作者对中国历史经济研究的一般想法会更好些。
人类撰写自己的历史，不只是在借用历史留传给它的各种条件下进行的，而且还要对过去的历史加以再写。这是因为历史本身是历史的，各个时代只能按照它自己的经验去理解，也只对它自己有用。新的经验会导致新的历史见识，而根据新的见解，又可以阐述新的问题，可以重新审查新老论据，可以从大量似乎无用的资料中挑选出颇有意义的事实来。因此，历史必须不断地加以再写，才能满足各个特定时代中人们的需要。再写历史是人类为驾驭历史力量所作努力的一部分，而在历史过程的每一转折点，这一任务都变得特别迫切。
自从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开放”以来，不仅在中国的知识界，而且在整个世界的知识界，就隐隐约约地提出了再写中国历史的问题。由于资本家的国外贸易与投资——通过它在世界市场的剥削——便产生了一种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不同民族参差不齐发展的社会经济结构，便投进了世界历史的动荡潮流。中国的历史，不再只是一个国家的历史，也汇入了世界历史的洪流。“西方的”各种制度，已经严重地侵入了中国的生活；而中国的生活也成了“西方”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状况的深远后果，就集中地体现在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和它后来的发展，从而在若干世纪以来首次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中国社会的一些根本的重大问题。
经济史或者说辩证经济学，确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今天的根本问题，不能只靠研究当代的情况来了解，还必须历史地去进行探索，也就是还要试图解决那些由于我们时代所需要而提出的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发现那些左右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
冀朝鼎，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国际上享有颇高声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赴美留学，后获取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41年被中共组织派到国民政府从事经济工作，先后任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等职，与孔祥熙、宋子文、翁文灏、胡适、蒋廷黻、陈光甫、贝祖贻、席德懋等人交往甚密，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48年在北平任“华北剿总”经济处处长，多次动员傅作义起义，后来傅就是在冀家在北平的老宅决定起义的。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创办并主持贸促会研究室工作，被誉为“中国干练的经济学家”。1963年8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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