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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遗珍:衡山路


海上遗珍:衡山路

作  者:方世忠 主编,蒋艳 执行主编

出 版 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18年08月

定  价:58.00

I S B N :9787101133394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历史  >  中国史  >  地方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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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继《海上遗珍》第一辑《武康路》2017年出版之后,2018年出版的第二辑《衡山路》依然延续原有的风格,收录了著名学者、作家等撰写的关于衡山路(辟筑于1922年,旧称贝当路)和宝庆路(辟筑于1902年,旧称宝建路)上的优秀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名人的文章,既有对建筑历史沿革的精确考证、对轶闻趣事的生动记述,也有对曾经居住在这里的文化名人的深情回忆,透过细枝末节,感受时代变迁。

 

TOP作者简介

方世忠,现任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区长。

蒋 艳,现任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局副调研员。


TOP目录

衡山路2号】 

【衡山路9弄4号】

【衡山路10号】

【衡山路53号】

【衡山路288号】

【衡山路300弄】

【衡山路303号—307号】

【衡山路311号—331号】

【衡山路525号】

【衡山路534号】

【衡山路811号】

【衡山路838号】

【衡山路839号】

【宝庆路3号】

【宝庆路9弄5号】

【宝庆路10号甲】

【宝庆路20号】

【宝庆路21号】

TOP书摘

总 序

  方世忠

  曾有学者说,在很长时间内,上海文明的最高等级是徐家汇文明。当我们漫步在繁华现代的徐汇,依稀可辨这个中国土地上曾经最具规模的西学文化中心有过的繁荣和沧桑。无论是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还是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交锋,都为徐汇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

  如果历史会说话,她应该会通过建筑来表达;如果城市会打扮,建筑无疑是她别具一格的美丽妆颜。在近代走向辉煌的上海,建筑也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她们包罗万象、星罗棋布,是中国历史长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徐汇的近代建筑则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些林荫掩映的建筑画廊中,既有饱经沧桑的黄母祠、徐光启墓等传统历史文化遗产,也有融汇中西的土山湾孤儿院旧址、百代公司旧址等近代海派文化遗迹;既涵盖龙华塔、徐家汇天主堂等宗教文化建筑,也包罗徐家汇观象台、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等科学文化建筑;既有见证历史变迁的上海特别市政府旧址、中共地下党秘密电台旧址等重要机构旧址,也有记载经济发展的大中华橡胶厂烟囱、上海飞机制造厂修理车间等民族工业遗存;既有爱庐、丁香花园等品类繁多的花园别墅,也有武康大楼、永嘉新村等风格各异的公寓式里弄和花园里弄住宅。巴金、聂耳、赵丹、张乐平、柯灵等一大批文艺名流都曾在此栖身。

  建筑是凝固的历史,是一座城市的名片和文化象征。没有了老建筑这一历史的见证、文明的标志,不足以形成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也就没有今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我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深入发掘老建筑的历史文化底蕴,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是新时期做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也是徐汇区委、区政府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为留存这份弥足珍贵的城市记忆,编委会以老马路为依托,对徐汇区域内的历史建筑加以分类、择选,并力邀国内历史学、建筑学、文学、宗教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倾情撰稿,挖掘这些老房子背后未经披露的闻人轶事和历史人文价值,汇集成《海上遗珍》系列丛书,以飨读者。

  2017年3月

  (本文作者方世忠系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区长)

 

  郑时龄

  继《海上遗珍》第一辑《武康路》出版之后,徐汇区文化局又主编了《海上遗珍: 衡山路》,书中收录了著名的学者、历史学家和作家关于衡山路和宝庆路上历史文化名人和优秀历史建筑的文章,既有建筑的历史沿革、轶闻趣事,也有对曾经居住在这里的文化名人的回忆,让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上海2035”的愿景:“建筑是可以阅读的,街区是适合漫步的,公园是最宜休憩的,市民是尊法诚信文明的,城市始终是有温度的。”

  宝庆路辟筑于1902年,全长323米,宽21.1—22.1米,起初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巴爱美(Edouard Pottier,1839—1903)命名为宝建路(Route Pottier),1943年以湖南邵阳旧名宝庆改为今名。衡山路则辟筑于1922年,全长2046米,宽21—22米。最初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陆军总司令、陆军元帅贝当(Philippe Pétain,1856—1951)命名为贝当路(Avenue Petain),1943年以湖南衡山改为今名。宝庆路和衡山路沿路集中了公寓、花园洋房、学校、教堂、商店等,绝大部分都已经列为优秀历史建筑。如果将衡山路和宝庆路所串联的那些历史风貌道路都纳入讨论,那么衡山路和宝庆路的周边地区包容了极为丰富多彩的近代建筑。

  百年道路的历史显示了现代城市沧海桑田的变化。在1900年和1914年,法租界两次扩张成功,将今天的肇嘉浜路以北、华山路以东的土地划进了法租界。宝庆路和衡山路就是法租界扩张后辟筑的。当年衡山路辟筑时,按照欧洲城市的规划构图,把徐家汇天主堂的钟塔作为对景和地标,马路两旁种植了尚未成荫的梧桐树。也许当年的规划师已经预想到百年后这条林荫大道梧桐树遮天蔽日的景象了,但万万没有想到今天道路的对景已经不复存在。

  衡山路沿途留下了中国建筑师的优秀作品,集雅公寓(1933—1934年)是著名建筑师范文照(1893—1979)的现代风格作品,是小户型的公寓,适合小家庭或单身居住。范文照是上海近代建筑师的代表人物之一,1925年曾获南京中山陵设计竞赛二等奖和1926年广州中山纪念堂设计竞赛三等奖,在上海的代表作有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1930年)和美琪大戏院(1941年)等。王克生(1892—?)设计的衡山路300弄的丽波花园(1932—1933年),有三层砖混结构楼房8幢,拉毛粉刷墙面、白色窗框围墙门头、阳台栏杆花饰表现出装饰艺术风格。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在1936年曾经对宝庆路3号(原德国商人住宅)为屋主周宗良进行过改建设计。邱伯英建筑师在衡山路上曾经设计了15幢现代风格、英国式及西班牙式的公寓和住宅(1933年)。

  作为衡山路地标的是英国公和洋行设计的大凯文公寓(1933—1938年)和瑞士裔法国工程师米吕蒂(René Minutti,1887—?)设计的毕卡第公寓(今衡山宾馆,1934—1935年),这两幢建筑都是现代建筑的杰作。由义品放款银行开发的华盛顿公寓(今西湖公寓,1928年)和贝当公寓(今衡山公寓,1931—1932年)为衡山路增添了装饰艺术派建筑风格的气息。如果说贝当公寓已经算是小型的公寓,占地仅720平方米,那么位于衡山路25号,占地180平方米,仅二层楼的大西公寓(1936年)就是微型公寓了,英文名称是Western Apartments,中文名称前却加上了一个“大”字。

  作为法租界中的一块飞地,衡山路也是当年美国人的社区。除了福州路上的美国总会(1924—1925年)之外,衡山路上的国际礼拜堂(又称协和礼拜堂,1924—1925年)和美童公学(1922年)也成为美国人社区的核心,代表了当时美国建筑的风格。美童公学由美国建筑师默飞(Henry Killiam Murphy,1877—1954)设计,属于典型的美国乡村学校的风格。默飞在20世纪20年代初提出了“适应性中国式建筑”和“适应性中国式文艺复兴”的理念,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以及复旦大学的简公堂(1922年)和相辉堂(1927年)就是他设计的中国式建筑。

  紧邻丽波花园西侧的一座花园洋房是法国建筑工程师赖安(Léonard Veysseyre)在上海的晚期作品,1941年建成。屋主是法商东方汇理银行大班伦顿,有的文献把这座建筑也称作丽波花园。赖安工程师曾经在徐汇区留下了数量可观的作品。

  这两条百年老马路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新建筑不断耸立在两旁,而且愈长愈高。瑞士建筑师博塔(Mario Botta,1943—)设计的衡山路12号精品酒店(2011年)成为历史环境中插入新建筑的优秀作品;20世纪90年代建造的芝大厦(1996年)、富豪环球东亚酒店(1997年)等,则需要想一想,能不能像书中介绍的建筑那样,在30年后成为优秀历史建筑。

  也有一些建筑经过改头换面,已经认不出原来的面貌了。既有改得好的,也有值得商榷的。1953年建造的上海轻工业设计院大楼是上海仅存的这一时期建造的中国传统风格建筑之一。1951—1952年建造的衡山电影院在2009—2010年又整修一新,虽然风格大变,但是也被公众所接受。原来的大中华橡胶厂变成了一大片绿地,公园的构图犹如上海的地图,西南角还保留了旧有的一根烟囱,既留存了历史,又成为地标,此事传为佳话。已知近代上海唯一的一位西班牙建筑师阿韦拉多·乐福德(Abelardo Lafuente,1871—1931)在1921年设计的东平路11号[原罗成飞(Mansiòn J. Rosenfeld)]宅改作餐厅后,建筑的色彩完全变样。

  因为本书的作者并非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建筑历史学家,行文以可读性为主,所以本书并非建筑史,尽管如此,书中的各篇文章仍然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

 

法租界贝当路的美童公学和国际礼拜堂

  薛理勇

  衡山路是上海64条风貌保护道路之一,也是上海高档住宅区,沿街两侧集中了许多公寓建筑、花园洋房。衡山路10号,现在是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04研究所,如果打开1947年出版的《上海商业行号名录》,这里标注的是“Shanghai American School”,也就是“上海美国人学校”(俗称“美童公学”)。这是一所什么学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我们得先从上海美租界的历史说起。

  上海美租界

  19世纪中叶,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后起之秀,国家实力列于英、法等发达国家之后,当时,美国的对外政策提倡“利益均沾”,意思就是,像美国这样的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应该享有发达国家在殖民地的利益,这个政策后来发展成为“门户开放”政策。

  继中英《南京条约》之后,1844年7月3日,中美在澳门的望厦村签订《望厦条约》,中美正式建立邦交关系。8月,美国政府任命费信登(Henry Fessenden)为驻上海首任领事,不知什么原因,这位领事并没有到任,于是,1846年夏,美国重新任命已经在上海的旗昌洋行大班吴利国(Henry G. Wolcott)为驻上海领事,这是世界外交上常有的事。吴利国作为商人而被自己的国家任命为外交官,十分兴奋,于是就把领事馆设在旗昌洋行在外滩(今福州路外滩)的院子里,并定制了一面美国星条旗,高高升起,迎风飘扬,好不得意。在英租界内升美国国旗,此事立即遭到盛气凌人的英国人的反对、抗议。他们声称: 上海英租界是英国的领地,这里除了英国国旗外,不许升任何其他国家的旗帜。此事还得到上海道台的默认,并同意把它写进《上海租地章程》。在自己的领事馆不能升自己国家的国旗,这位从来没有处理过外交事务的美国领事,被英国人弄得手足无措,又无可奈何。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提倡“利益均沾”,这下不仅没有“占便宜”,反而吃了哑巴亏,有口难言。该事件在上海近代史中称为“升旗事件”。

  1848年,吴利国指使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传教士文惠廉(Willian Jones Boone)向上海道申请,意欲像英国人那样,在上海设立美国人居留地。上海道认为,在“升旗事件”中,美国人吃了亏,就口头答应,把吴淞江(苏州河)北岸虹口三里之地作为美国人居留地,就是后来的“美租界”或“虹口美租界”。几年后,美国领事馆在苏州河北岸的美租界建立,美国的星条旗在上海美租界升起来了[1863年,上海的英、美租界正式合并,称“上海英美租界”(Shanghai Foreign Settlement),就是后来的公共租界。上海是曾经有过美租界的城市,中国的任何通商口岸都没有美租界]当然,早期的美国侨民绝大部分居住在苏州河北岸的虹口美租界。

  上海的美国人

  上海开埠后,侨民人数长期占城市人口的3%以下。据1948年上海市文献委员会编印的《上海人口志略》统计,1895年,上海公共租界侨民人数为4684人,法租界侨民人数为430人,合计5114人(1895年,上海两租界的总人口为297847人,侨民人口仅占约1.72%)。有统计,19世纪后期,上海美国侨民人数在侨民人数中排名第四,据此估计,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美国侨民人数在700—800人之间。租界时期,侨民之间会以国别、宗教、教派形成许多团体,团体与团体之间,壁垒分明,互不往来。侨民子弟人数不多,于是,在上海的教会、租界工部局等机构创办了不少的华人学校,但没有侨民子弟学校。一直到1886年,英国规矩会才在上海英租界北京路创办了一所上海规矩会学校(The Shanghai Masonic School)。这是一所不分国别、性别和教派的侨民子弟小学,可能由于经费不足,这所学校于1889年移交给工部局,改称The Shanghai Public School,上海人称之为“西童学校”,不久就迁虹口文监师路(今塘沽路)建设新校址。按西方国家习惯,男女应该分校上课,20世纪后,随着侨民人数的增加,侨民子弟的学龄儿童数量上升,于是,工部局在虹口创办男校,开始男女分校上课,上海人分别称之为“西童男校”、“西童女校”,仍然是不分国别和教派的学校。20世纪后,部分国家在上海创办只招收自己国家侨民子弟的学校,如英国的Cathedral School for Boys(无中文名称,可以译为“圣三一男校”,校址在今九江路219号)、Cathedral School for Girls(无中文名称,可以译为“圣三一女校”,校址在今华山路,即今上海儿童艺术剧场);德国也在虹口黄浦路德国领事馆对面创办“德国子弟学校”;日本人的子弟学校就更多了。

  美童公学

  20世纪后,上海美国侨民人数上升加快,为了解决侨民子弟上学困难,1911年,上海的美国商会、美国协会出面,联合美国基督教公谊会、长老会、圣公会、监理会、复临安息日会等8个教会,组织成立Shanghai American School,没有中文名称,上海人称之为“美国人学校”(即美童公学),是一所不分男女、教派的美国人子弟学校。学校实行董事会制度,董事由美国商会、美国协会和8个基督教会代表组成。据说,学校的初创经费大部分来自美国政府从清政府那里获得的“庚子赔款”,日常经费则来自美国本土和在华侨民的捐款。学校实行美国的教育课程,设小学和中学,使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美国的同等学校。实际上,当时在上海的美国侨民子弟的学龄儿童的总数有限,再分成不同的年级,每个班级的人数更少,所以,学校也酌情招收其他英语系国家的侨民子弟。据1922年版《上海指南》记载:“美国中小学,在北四川路48号。”“北四川路”就是现在的四川北路,这里是“美租界”,是美国人居住集中的地区,美国人学校设在虹口是理所当然的。不过,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门牌号与现在的不一致,无法确定当时的“北四川路48号”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好在笔者找到一张1918年上海字林洋行出版的Map of Shanghai,在现在的四川北路多伦路口,即四川北路1822—1920号的位置,清清楚楚地标着“SHANGHAI AMERICAN SCHOOL”,这里后来被新沙逊洋行建设为狄思威公寓和余庆坊里弄住宅。

  在19世纪末以前,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西界,均在现在的西藏中路和西藏南路。1899年,公共租界扩张成功,租界的西界伸到了静安寺。1900年和1914年,法租界两次扩张成功,今肇嘉浜路以南、华山路以东的土地划进了法租界。租界的市政建设较快,没过几年,沪西就成了新的市区,成为上海中高档住宅区,沪东的侨民或富裕的华人陆续向沪西搬迁,租界相应的城市配套设施也相继从沪东向沪西转移,许多美国人迁到了沪西,美童公学也应该向沪西搬迁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远离欧洲战场,成为欧洲战场军火及战争物资和生活物资的“供应商”。战争使美国发了大财,美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上海的美国侨民也与日俱增。虽然上海的虹口是美租界,但是许多富裕的美国人相继迁居到沪西的“上只角”。由于美国人分散居住,上海的美国侨民没有形成自己的“社区”,许多美国人混迹于英国人之中,包括美国人在内的许多外国人嘲笑上海的美国人是“假英国佬”或“半吊子英国人”,这使有志的美国人感到懊恼。1921年,美国亚洲协会上海分会表示,上海的美国人应该把“上海变成一个真正生活的地方”,而不是一个“生存的地方”,应该在合适的地方建立一个美国人的“社区”,使美国人摆脱“半吊子英国人”的窘境。在亚洲协会上海分会的主持和帮助下,美国人学校决定与其他的美国机构和美国侨民迁居到沪西法租界(现在衡山路303号的西湖公寓原来的名称叫做“华盛顿公寓”,321号的“集雅公寓”的英文名称是“Georgia Apartments”,规范的译名应该是“佐治亚公寓”,是以美国佐治亚州命名的。这些公寓都是美国房地产商投资建设,住户以美国侨民为主),建立并形成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社区”。

  衡山路旧名贝当路,筑于1922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陆军总司令、陆军元帅贝当(Philippe Pétain)的名字命名。美国人学校抢先购进沿贝当路的土地56余亩(实际面积37210平方米),建设新校址,由美国著名建筑师亨利·默飞(Henry Killam Murphy)设计。默飞,1899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908年与人合作创办Murphy & Dana建筑设计事务所,1914年来中国,主持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前身)的总体改造规划,并参加设计燕京大学办公楼、民主楼、图书馆、外文楼大礼堂、学生食堂,清华大学大礼堂、图书馆,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主楼,上海沪江大学总体规划和部分校舍设计,上海复旦大学简公堂,以及岭南大学部分建筑的设计。现在的一些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者以为,是默飞把西方大学校园设计的“Campus”理念带进了中国,就是校园不宜过分强调对称式布局,而“不对称”更有利于与自然环境协调,有利于校园空间的扩张、延伸,给学生以更多的自由空间和遐想;在建筑上,部分选用中国元素融合于校园建筑。有人认为,默飞是中国近代出现的近代建筑“中国化”、“本土化”的倡导者、引路人,此说有失偏颇,也不符合历史事实。20世纪后,在如上海、南京等一些大城市出现了西方建筑“中国化”的倾向,尤其是西方的宗教建筑和教会学校建筑出现了明显的“中国化”趋势,其主要原因是20世纪初许多在华的基督教会力图摆脱他们母国教会的干涉,掀起了一股基督教的“本色化运动”(indigenous movement or natur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也就是中国基督教本土化运动,首先表现在西方宗教建筑的“本土化”、“中国化”,不过,默飞对中国近代校园及学校建筑的发展是有着深刻的影响和作用的。

  贝当路美童公学建于1922年,主建筑,也就是教学楼,假三层砖木石混合结构,以中间的大门为中轴线,中轴线上建有尖顶塔楼,站在衡山路上直接可以看到高耸的尖顶;两翼对称,清水红砖外墙,檐口和窗架部分用白色石材,红白相间,建筑色彩艳丽、明快;坡顶平缓,出檐不远,合理配置屋顶窗(即俗所谓“老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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