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与鉴别：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流派研究

本书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研究了五四时期对中国影响较大的新村主义、基尔特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四大社会主义思潮，并对这几种思潮的背景、观点及发展历程进行了比较和鉴别，再现了当时不同思潮之间的理论交锋，更完整地描绘出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全貌，对深入了解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启示作用。

朱美荣，1974年生，法学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外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多年来一直参与编辑刊物《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和《国外社会科学前沿》，出版译著《社会主义的未来》（合译），先后于学术期刊发表《南茜?弗雷泽：开放式反常规正义理论》、《国外学者聚焦发表160周年的<共产*宣言>》、“Why Marxism Got Accepted in China in the Early 1900s”等论文多篇。

第一章 五四前夕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背景

第一节　国门初开　西学东渐

一、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

二、 资本危机促使知识分子转向社会主义

第二节　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

一、 知识界普遍关注社会主义

二、 十月革命推进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

第二章 新村主义：短暂的玫瑰色之梦

第一节　新村乌托邦的源起

一、 异域的新村主义

二、 新村主义在国内的译介与传播

三、 早期知识分子的新村梦想

四、 乡村自治的短暂实验

第二节　主要理论观点

一、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人的生活”

二、 “平和的造成新秩序”

第三节　争论和破灭

一、 “个人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新生活

二、 “平和”的改良还是“铁血”的革命

三、 “蔷薇色的梦”破灭了

第三章 基尔特主义：发展实业的“温情主义”

第一节　输入和流传

一、 基尔特在欧洲

二、 基尔特传入中国

三、 罗素访华及其讲学

第二节　社会主义的论战

一、 要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二、 中国有无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

三、 革命还是改良

四、 论战的影响和意义

第三节　销声匿迹了

一、 基尔特在中国兴起的内外因素

二、 失败原因分析

第四章 无政府主义：一种激进革命的幻想

第一节　从欧洲、日本引入到国内

一、 无政府主义在西方

二、 从零星到系统的输入

第二节　派别林立

一、 天义派

二、 新世纪派

三、 民声派

四、 师复后觉者

第三节　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

一、 要不要国家和政府

二、 要不要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

三、 要什么样的自由

四、 论战的性质与结果

第四节　偃旗息鼓了

一、 强调个人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组织和纪律

二、 反对一切强权、一切国家

三、 由激进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桥梁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在与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交锋中脱颖而出

第一节　多渠道的传入路径

一、 传教士的最初译介

二、 留日学生开辟首条马克思主义输入的路径

三、 留法勤工俭学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欧洲渠道

四、 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苏俄线路

第二节　与改良主义论战的马克思主义先锋者

一、 李大钊：阶级斗争是一条金线

二、 陈独秀：马克思学说是“社会革命的原动力”

三、 瞿秋白：辟一条光明的路

第三节　传播的中国化特色

一、 强调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的精髓

二、 具有民粹主义的情节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胜出的三重主要因素

第一节　天时与地利

一、 战争显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和虚伪

二、 十月革命佐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

三、 救亡图存呼唤一种彻底的革命理论

第二节　人和之势

一、 报刊宣传

二、 创立社团、开设课程

三、 多方论战

第三节　理论自身的特质

一、 与中国文化基因的近似性

二、 集科学性与革命性于一身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二章　新村主义：短暂的玫瑰色之梦

五四时期在中国传播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由于政治环境的需要，其中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想如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影响比较大，追随者也比较多。而新村主义则不属于这一类。新村主义的理论观点比较温和，主张缓慢的改良。当时中国的国情容不得这种“慢”，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国人急于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也急需合适的理论指引。这决定了新村主义的追随者不会太多，其影响也难以扩大化，深远化。新村主义的空想色彩浓厚，在当时的中国虽然进行了一些试验，但是却也难以长久地推行，这一点注定了该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只能是一种短期的存在。

第一节　新村乌托邦的源起

一、 异域的新村主义

新村主义来源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想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和人道主义等思想，提倡“人的生活”，即新村的生活。基本理念是建立一种新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协力与自由、互助与独立的社会组织，即“新村”，通过共同协作和劳动实现人的生活，进而实现对社会的和平渐进的改造。这个理念表明新村主义注重合作的同时，也尊重个性，崇尚“自由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种带个性主义特征的人间本位主义思想，有无政府主义色彩。新村主义幻想通过和平的社会改造，以新村为实验园地，进而推广到全世界，达到理想社会。新村的乌托邦实践，首先出现在美国和法国。

1804年，乔治·拉普（George Rapp）曾带领一班相信“共产”的基督团体从德国来到美国，寻求梦想中的“安全之地”，最后他们选择在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河边建立自己的“公平社会”村落。1847年，随着“公平社会”的重要创建人乔治·拉普的过世，大批成员对其当年所提出的“耶稣基督会再度降临，并回报一生”的预言没有实现的事实感到极为失望，许多人的宗教信仰也就随着乔治·拉普的去世而幻灭。同时，由于“公平社会”自我封闭式的组织形式，很少人能加入，老成员的离开，新成员的稀缺，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平社会”也越来越人丁单薄。1906年随着这片“安全之地”被其最后一位领导人卖出，这个乌托邦的小实验也就宣告结束了。

在法国，20世纪初期，无政府党人（根据法国无政府主义的历史资料显示，法国个人无政府主义（Individualist Anarchism）者Henri Zisly（1872—1945），此人曾于1902年与Georges Butaud和Sophie Za.kowska一起，在法国北部靠近比利时的皮卡迪大区（Picardy）建立过实验性的无政府主义村落）曾在法国与比利时接壤处试办“鹰山共产村”。当时因在日本宣扬无政府主义而被驱逐赴法的张继还曾参加过这个“共产村”的实践。1908年6月，张继为“竟无政府主义之用”，前往“鹰山共产村”。在他的记述中，该村设有“农田百亩，母牛一头，二层楼房一所”，参加者人数虽不多却真可堪称来自五湖四海，“同志十余人，国籍七八种，有法人意人西班牙比利时俄人等，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目的”。张继在村里要做的就是每天身着“劳民之衣”，耕作于山野田间，还同一个俄国人推车到附近乡间卖菜，“余吹喇叭以代口喊，时贴宣传标语”。这段生活令张继30多年后仍念念不忘，

他在《张溥泉先生回忆录》中说：“余在山中三月之久，未耗费袜子。每晨牛叫与红日并升于森林之中，其自然之美，至今尚悬于脑际。”欧洲的类新村实践虽有张继的参与，但是其对中国总体来说影响甚微。对中国影响较大的，是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理想及其在日向山中建立“新村”的实践。武者小路实笃（1885年5月12日—1976年4月9日），日本小说家、剧作家，爱称“武者”，为白桦派（1910年，武者小路实笃与志贺直哉、有岛武郎、有岛生马等人创刊文学杂志《白桦》。因此被称为白桦派）的代表作家之一。武者生于东京贵族家庭，青年时对文学发生兴趣，受到托尔斯泰泛劳动、“躬耕”理念的影响。因此，武者在创作和生活上都具有理想家的气质。自1918年3月起，武者小路实笃先后发表3篇《关于新村的对话》，宣布其将要在日本九州的日向创办模范新村，新村本着劳动互助、共同生活的理念，实践其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精神。同年，武者小路实笃创办《新村》杂志。该年11月，武者小路实笃倾尽所有，在九州日向的儿汤郡石河内购买了一块地，与其追随者一道，建立了第一新村，推行其乌托邦的社会实验。

新村有两类会员：一是愿意进入新村工作的人，按照新村的精神生活劳作；二是真诚赞同新村精神，而因实际情况所限不能身体力行新村生活的人。第一种会员的责任权利平等，共同劳动，平时的衣食住及生病时医药费用，均由新村公共负担；第二种会员除为会务尽力之外，每月捐金50钱，“以忏悔自己的生活不正当的恶”。中国新村主义的引入者周作人就是第二种会员，他自日本回国后，仍旧多次汇款缴纳会费。 后来，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流行，连带新村运动和新村主义都遭到批判，但是武者小路实笃并没有因为批判而放弃，他仍旧坚持自己的做法。只是，即便如此，新村运动在日本也没能坚持多久。因为要在大制度、大环境不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建立一片社会主义的理想乐土，这只能是空想，短时期实验尚为可以，长久则难以为继。日向山中的新村村民最后连温饱都难以解决，当然也不可能继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了。新村在制度上没有可靠的支撑，也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最终难以延续，只能以解散收场。

二、 新村主义在国内的译介与传播

五四运动爆发之前，中国就有大批青年赴日留学，周作人及其兄长鲁迅就是其中的代表。鲁迅在日后深感人的思想比其身体更需要医治，故而弃医从文，拿起文艺的武器，试图唤醒国民，疗救国民精神上的创伤。而周作人在度过留日初期的苦闷彷徨过后，也接触了很多新思想，从而为其日后接受新村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

辛亥前后，江亢虎曾在中国提倡过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新世纪》在宣传无政府主义时，也曾对法国的“鹰山共产村”作过介绍；国内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在其刊物上介绍过美国的共产村，但这些宣传都未产生什么影响。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真正形成一股新村主义思潮，是在周作人系统介绍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以后。周作人与日本的新村有深厚的关系，他曾在1919年前后两度访问日向，并与武者小路实笃结下了深厚友谊。武者小路实笃在其所著的《周作人与我》中说，他与周的初次接触是因为周从中国给宣传新村主义的《白桦》杂志编辑部去信，要预购该杂志的临时增刊《罗登号》。因为这封信来自中国，武者觉得“异常的愉快，以致忘记了旁人的预约，而终于不能忘记周作人的预约”。两人通信两三回之后，终于有了第一次会面，那是在武者“开始新村的事情以后”，“周作人赞助了新村的事情，且加入为会员，并答应于北平设支部；当新村在宫崎县建立完成的时候，他特地到这日向山中的新村来。在我的家里居住了两晚。因为这是第一次见面，所以谈了各式各样的话”。由于周作人与武者和新村的关系，新村的人和武者都把周作人当作“新村的兄弟似的而相交着，我们不再当他是异国的人了”。（武者小路实笃，夏亨译.周作人和我［A］.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研究资料选（上）［G］.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100）这些足以表明周作人与新村主义的契合。

武者是很希望能把自己的新村思想传播给中国人的，“我的敲门的声音，或者很是微弱，特别觉得响亮，也未可定……我敲门的微小的声音呵，要帮助这人的觉醒，望你有点效用”。（武者小路实笃，周作人译.与支那未知的友人［J］.新青年，1920—02—01，7（3）：48.）他在另一篇《寄一个支那的兄弟》的文章中，呼吁中日两国的先进分子“彼此为了人间，互相帮助而做事罢”。

蔡元培对这种交流持非常赞赏的态度，他认为，武者和其新村派同志都抱着人道主义的思想，关心中国的觉醒，“遇着机会，还要来敲我们的门”，对于这种举动，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更应该做出努力，促使国人觉醒。他还特别指出，中日加强进步思想的交流促进两国人民的觉醒，是“人类中间一个人应尽的义务”。③（蔡元培为《与支那未知的友人》所写的附记，见《新青年》第7卷第3号第51、52页，1920年2月1日）重个人自由。提出：“理想的人的生活是一个大同小异的世界。物质的生活是一律的，精神的生活是可以自由的。以人类分子论，是一律的，以个人论，不妨各各差异，而且也是各各差异的好。”实际上，新村主义是提倡个人主义的生活的。周作人认为：“不从‘真的个人主义’立脚，要去为社会服务，便容易投降社会。补罅苴漏的行点仁政，这虽于贫民也不无小补，但与慈善事业相差无几了。”（周作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J］.东方杂志，1920，17（14））

总的来说，新村的理想就是既重视互助协力，又尊重个人自由，这种理想无疑具有相当的魅力。理想是美好的，可是究竟能实现吗？周作人在对日向的新村作过考察后，坦诚地说：“上面所说的新村的理想的大略，但在实际上办到怎么一个情形呢。老实说，正同村里的人说的一样。现在的村还没有发达成了正式的新村。第一，他们已经设了两个村。一共不到一百亩地。现在有三十九个人在那里生活。但出产与消费还不能相抵，须仰给于村外的帮助。不过这一件事据他们预算再过一年可以改去了。第二，村里每月的生活费金五百元。大半须别人捐集，目下自然没有余力设备各种研究医疗娱乐的组织。因此表面上看来还是一个平常的农村。”即便如此，周作人还是非常地赞赏新村的精神，对新村的理想热衷不减，认为其虽然表面上看来只是一个“平常”的农村，但是“其实是大谬不然的”。新村的生活虽然因为物质力缺乏的原故而显得简陋，从表面看或许很像中国古代的隐士生活，“但那精神完全是新村的。具体而微却又极鲜明确定的互助与独立的生活。他们相信人如不互相帮助，不能得幸福的生活。绝不是可以跳出社会，去过荒岛的生活”。可见，与中国古代的隐士生活实际是不同的。

但是，不管新村主义所主张的理想生活能否实现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新村主义的“人的生活”的理想还是在五四时期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罗敦伟在《艺术复活与新村》中赞美曰：“新村既是不仅能够把现代所流行的‘商的经济状况’打破，非人的生活改造，并且能使各人的与人类的本能同等发展，又将宇宙的本能弄活，实现一种灵肉一致的、全的、善的、美的、人间的生活。享受我们设想的正当生活，灵肉一致的生活，可以横冲直撞，大为活跃，我所以放大胆地大声叫道：新村实现！艺术复活！（罗敦伟.艺术复活与新村［J］.批评，1920，（5））南星在《新人的环境创造》一文中说：“做新人应该从创造新环境做起……组织新村是创造新环境的试验石。”邰光典在《组织新村商榷书》中更不吝赞誉之辞，他说：“现在中国青年最丰富、最优美、最有幸福而最有价值的生活，就是新村生活。新村的生活是谋新社会的建设、新世界的创造，是在自然界中活泼新鲜的创造生活。”（邰光典.组织新村商榷书［J］.批评，19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