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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奋斗2:恋爱中的男人(精装)


我的奋斗2:恋爱中的男人(精装)

作  者:[挪威]卡尔·奥韦·克瑙斯高

译  者:康慨

出 版 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8年06月

定  价:88.00

I S B N :9787542662279

所属分类: 文学  >  小说  >  按地域分  >  中国近现代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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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的六卷本自传小说《我的奋斗》与希特勒的野心无关,而是作者四十多年成长与生活的自述,六卷主题分别为死亡、爱情、童年、工作、梦想、思考。书中用流水笔调记叙平凡生活,直白坦诚,有着“自虐般的真实和琐碎”,又善于在日常细节中呈现动人的敏感。

 

本书是《我的奋斗》系列的第二部,描写了主角卡尔·奥韦如何在第二段婚姻生活中不断切换自己的角色:他是充满着躁动的荷尔蒙、在爱河中追逐嬉弄的情人,是柔情蜜意、有求必应的陪产丈夫,是推持着三架童车壮观出行的新手爸爸,是不知如何应对岳母大人的蹩脚女婿,是在自己母亲的生日庆典上古怪致辞的好儿子——因为他也是凌晨或午夜独自在斗室写作的作家,这一切得以被生动记录。

 

TOP作者简介

 

作者:卡尔·奥韦·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ård)

1968年生于挪威奥斯陆。1998年以首部小说《出离世界》(Ute av verden)获得挪威文学评论奖,2004年第二部小说《万物皆有时》(En tid for alt)又获得北欧文学奖。2009年至2011年间,克瑙斯高出版了六卷本自传小说《我的奋斗》(Min Kamp),获得挪威文学奖项布拉哥文学奖。在挪威,每十个人就有一人读过《我的奋斗》。知名作家莉迪亚·戴维斯、扎迪·史密斯、杰弗里·尤金尼德斯、乔纳森·勒瑟姆等也表示读《我的奋斗》仿佛上瘾,迫不及待地一本接一本读下去。2015年9月,克瑙斯高获得德国《世界报》文学奖(2014年得主是村上春树);2017年4月与6月,克瑙斯高先后获得欧洲文学奖与耶路撒冷文学奖。耶路撒冷文学奖旨在表彰作品涉及人类自由、人与社会和政治间关系的作家。该奖项两年颁发一次,历届得主包括博尔赫斯、波伏娃、桑塔格、村上春树等。另有随笔集“四季”系列(《秋》《冬》《春》《夏》)在2015—2016年相继出版。

 

译者:康慨,1970年生于内蒙古,现居北京,作家和翻译家。

自1999年起,他为《中华读书报》工作,任编辑和记者,并为中国和欧洲多家著名的报刊撰写书评和文化评论。

作为译者,他已出版的图书包括大卫·萨克斯的《传大的字母:从A到Z,字母表的辉煌历史》、H. L·皮纳的《古典时期的图书世界》、卡勒德·胡赛尼的小说《群山回唱》和汤姆·拉赫曼的《我们不完美》。

 

TOP书摘

我搬到斯德哥尔摩并遇见琳达的那个春天,世界突然打开了,充实感增强的速度堪称惊心动魄。我深陷于爱情,一切都有可能,我终日洋溢着幸福,愿意拥抱一切。如果那时有人对我谈起意义的缺失,我一定会嗤之以鼻,因为我是自由的,周围是开放的世界,充满了意义,从我公寓下方飞速穿过斯卢森区的闪亮的、未来主义的火车,到十九世纪风格的、邪恶又美丽的日落,数月离每天晚上我都能看到,太阳就这样染红了里达尔岛上座座教堂的尖塔;从刚刚采摘的罗勒的芳香、新熟的番茄的味道,到深夜时分希尔顿酒店前鹅卵石斜坡上脚步的叩击声,那时我们坐在长椅上,手牵着手,只知道在二人世界里地久天长。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半年,那半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幸福,真切地感受到了与世界、与自我的亲近,然后它慢慢失去了光泽,世界也又一次与我拉开距离。半年后,那样的状态又回来了,不过是以一种颇为不同的方式。那是万妮娅出生的时刻。那个开放的世界已然不再,我们把它关在了门外,而全神贯注于发生在我们中间的这个奇迹,不,毋宁说是我发生了变化。相较于恋爱时的不切实际和狂放不羁,朝气蓬勃和感情洋溢,这一次的表现却是小心翼翼和悄无声息,对眼前的一切都倾注了无尽的关心。它持续了四个星期,也许是五个星期。当我不得不到城里采购些东西时,我便跑过街道,抓起我们需要的随便什么东西,付钱时急得直哆嗦,然后双手提着袋子往回跑。我连一分钟都不愿错过!日与夜合为一体,一切都是温暖的,一切都寄托着柔情,如果她睁开眼睛,我们便马上扑到她身边。啊,你醒来了!但是这一次也过去了,我们同样习惯了这一切,我开始工作,每天前往达拉街的新写字间,坐下来写作,留琳达与万妮娅在家,午饭时来看我,她虽然时常有些焦虑,但还是快乐的,她对孩子和对当时的情况的态度比我更加贴近,因为我在写作,一开始是按照长篇随笔来写的,但慢慢现出端倪朝着小说一路前进,而且很快进入了状态,它主宰了一切,写作占据了我的全部身心,我搬进了写字间,没日没夜地写,抽空儿睡上一个小时。我充满了一种奇妙至极的感觉,火焰在内心燃烧,不灼人也不毁伤,而是冷静,清晰,明亮。在夜里,我拿着一杯咖啡,坐到医院外面的长椅上吸烟,周围的街道一片静谧,我却无法安坐,因为幸福是那样的强烈。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有了意义。我在小说里的两个地方达到了超出预想的高度,仅就这两处而言,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我的手笔,无人注意或对此有所评论,但它们让我此前五年徒劳而失败的努力写作终有所值。它们堪称我人生中最好的两个时刻。我指的是我全部的人生。它们给了我全身心的幸福和一往无前的感觉,而这样的幸福我之前一直在寻找,却总是两手空空。

小说写完后,过了几个星期,居家丈夫的生活就开始了,并计划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春天,琳达在此期间将修完戏剧学院的学业。小说写作已经对我们的关系造成了损害,我在写字间睡了六个星期,极少见到琳达和我们五个月大的女儿,及至这段时间终于结束,她如释重负,面露喜色,而我自感亏欠了她,我应该在场,不只人应该待在同一间屋子里,还要拿出我全部的关心全力参与。我没有做到。有几个月我感到难过,因为我没有待在老地方,那个寒冷、干净的环境,我要回那儿的渴望大过了我们共同生活的快乐。小说反响很好也无关紧要了。每次有好评出现,我便在书上画个叉,然后等着下一篇,每次在出版社与代理人谈完话,得知有外国公司表示了兴趣,或提出了报价,我便在书上画个叉,然后等着下一家,而当它终于得到北欧理事会文学奖的提名时,我已经不太关心了,因为如果说过去半年让我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写作唯一的意义就在于写作。全部的价值都在其中。然而我又想得到更多随之而来的东西,因为公众的关注犹如毒品,它给予满足的那种需要固然不是天生,但一旦你尝过它的味道,便会欲罢不能。就这样,我推着婴儿车,在斯德哥尔摩的动物园岛上转个不停,等着电话铃响,有某位记者向我提问,某位活动组织者邀我前往某地,某份杂志向我约稿,某家出版社向我提出报价,直到最后,我承担了这种令人不快的爱好在我身上留下的恶果,开始对一切人和一切事说不,同时,随着这种兴趣渐渐消退我也重新开始了每日的苦差。可是无论我如何努力,也无法深入其中,总是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我推着婴儿车在城里艰难行进,这儿走走,那儿逛逛,万妮娅坐在里面东张西望;不然她就手拿铲子,坐在胡姆勒公园儿童游戏区的沙箱里,周围是斯德哥尔摩的母亲们,又高又瘦,总在不停地打着电话,看上去好像荒诞时装秀上的一景;再不然,万妮娅坐在家中厨房的高脚餐椅上,大吃着我喂给她的食物。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厌倦到发狂。在屋里走来走去跟她瞎聊时,我感觉自己很蠢,因为她什么都不说,只有我的蠢话和她的沉默,快活的咿咿呀呀或不快的哭泣,然后给她穿好衣服,又一次跋涉进城,比方说去船岛上的现代美术馆,到了那儿我最起码可以一边照看她,一边欣赏优秀的画作,或者去市中心的某家大书店,或者去动物园岛或布伦斯维肯湖,那是城中最接近的自然地方,不然就走远路去看盖尔,当时他在大学有办公室。点滴积累,我掌握了有关小孩子的一切,她没有一件事情我处理不了,我们什么地方都去,但不管我如何得心应手,对她的柔情如何地不顾一切,我的厌倦和冷漠还是日甚一日。百般努力把她哄睡,我才能看看书,熬过这些日子,把它们从日历上划掉。我知道了城里最偏僻的咖啡馆,几乎坐遍了公园里的每一张长椅,有时一手拿书,另一只手推着婴儿车。我带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先是《群魔》,后来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我又一次在书中找到了光。但这不是崇高、明静和纯洁的光,不是荷尔德林的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没有高地,没有山脉,也没有神圣的图景,一切都在人的范畴之内,周围环绕着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不幸、肮脏、病态的气氛,几乎无处不在,与歇斯底里相距不远。这就是光之所在。这就是激荡的神性之所在。然而这是要去的地方吗?有必要俯身相就吗?像平时一样,我看书的时候不去胡思乱想,而务求全神贯注,花上几天时间,读过几百页后,便突然眼前一亮,煞费苦心而慢慢积聚的种种细节开始互相作用,其强度之大,竟让我深深为之感动而完全沉醉其中,直到万妮娅从婴儿车的深处睁开双眼,目光中简直含着怀疑,这才让我如梦初醒:你把我带到了什么地方?

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合上书,抱起她。如果我们在室内,便取出调羹、食品罐子和围嘴,如果在户外,便赶快择路前往最近的咖啡馆,拉过一只高脚餐椅,把她放进去,然后走向柜台,请店员将食品加热,这种事他们做起来并不情愿,因为那个时候正值婴儿潮,斯德哥尔摩满街都是宝宝,由于大量三十来岁的女人做了母亲,她们有工作,有自己的生活,所以办给母亲们看的时髦杂志开始出现,孩子成了装饰品,一个又一个女明星同意和家人一起在照片上亮相,在采访中谈及家庭。以前属于私人领域的事情,此时纷纷涌进了公共竞技场。到处都能读到产前阵痛、剖宫产和母乳喂养,婴儿装,婴儿车,供年幼子女的父母参考的度假指南,这些东西纷纷成书出版,其作者既有居家丈夫,也有苦大仇深的母亲,她们被工作和生育弄得精疲力竭,身心俱废,感觉自己上了当,受了骗。一些过去还属于正常的话题,现在你最好不要说三道四,这就是儿童,儿童问题如今被推到了人生大义的最前沿,充满了人人应该为之侧目的狂热—这能有什么意义?这种蠢行我也有份,我用小车把孩子推来推去时,与众多把父亲的身份看得高于一切的爸爸们并无二致。每次我坐在咖啡馆给万妮娅喂吃的,店里至少有另一个做父亲的,他们多半与我年纪相当,三十五六的样子,剃着光头以掩饰脱发。谢顶和发际线高企如今几乎成了绝响。看到这些父亲我总是感觉有点儿不自在,感觉自己很难接受他们的女性化神态,可我自己的举手投足也跟他们一样女性化。不夸张地说,我对推婴儿车的男人所抱有的轻微蔑视是一柄双刃剑,因为在我看到这些爸爸的场合我自己就正推着婴儿车。我不相信只有我才有这种感觉,在儿童游戏区,我感到偶尔能从某些男人脸上看到一种不自在的神情,当孩子在周围玩耍时,他们的身体显出坐立不安的迹象,恨不得抓挠游戏设施。每天跟你的孩子在儿童游戏区花几个小时也就罢了,可还有更糟糕的事。琳达刚刚开始带万妮娅去斯德哥尔摩公共图书馆,那里有一个为刚学走路的宝宝开办的儿童舞蹈班,等我开始带孩子时,她也想让万妮娅接着学下去。我隐隐感觉自己大难临头,所以一口拒绝,这事用不着讨论,万妮娅现在由我带,所以儿童舞蹈班不上就是了。但琳达隔三差五就提起,几个月之后我对承担软男任务的抵抗已全盘瓦解,又考虑到万妮娅长得快,每天的活动确实需要多些花样,于是有一天我同意了,转天我们便计划到公共图书馆上儿童舞蹈课的事。记得早点儿到,琳达说,很快就满员了。于是一天下午,我早早推着万妮娅上了瑞典路,走到乌登广场,过马路走进国家图书馆的大门。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从没来过这儿,虽然这是斯德哥尔摩最漂亮的建筑之一,由阿斯普隆德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设计完成,那一时期在我看来当属上个世纪最好的一个阶段。万妮娅吃好了,睡好了,穿着为上课而精心挑选的干净衣服。我推着婴儿车走进馆内宽阔的圆形空间,向柜台后面的一个女人打听儿童区怎么走,随即按照她的指示走进侧面一个排列着儿童书架的房间,屋子紧里面的一扇门上贴有海报,说本次儿童舞蹈班下午两点在此开课。三辆婴儿车已经到场。车主们坐在稍远处的椅子上,那是三个穿厚外套、面带倦容的女人,都是三十五岁上下,而小孩们流着鼻涕,正在她们之间的地上爬来爬去。

我把婴儿车停到她们的车旁边,抱出万妮娅。我坐到一个小架子上,把她搁在我腿上,脱掉她的外套和鞋,把她轻轻放到地上。本以为她也能爬一爬,可她不愿意,她不记得以前来过这儿,只想和我粘在一起。她伸出双臂。我把她抱回到腿上。她带着好奇注视着别的小孩。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手里拿着一把吉他,从房间另一头走过来。她肯定只有二十五岁左右,一头金色长发,外套及膝,下穿黑色长靴,走到了我的面前。

“嗨!”她说,“以前没见过你。你是来上儿童舞蹈课的吗?

“是的。”我抬起头看着她说。她真的很漂亮。

“你报名了吗?”

“没有,”我说,“必须报名吗?”

“对,必须报名。今天恐怕没有空位了。”

好消息。

“太可惜了。”我说着站起身。

“因为你以前不知道,”她说,“我想我们可以让你加个塞儿。下不为例。过后你要先报名才能上下一次的课。”

“谢谢你。”我说。

她笑起来实在漂亮。然后她打开门进去了。我伸长了脖子,看到她把琴盒放到地板上,脱去外套,摘下围巾,搭到房间靠里的一把椅子上。她有一种清新、轻盈、春天般的气质。

我猫腰看着这一切。我应该起身走掉,可是我不是为了自己到这儿来的,我来这儿是为了万妮娅和琳达。所以我坐定下来。万妮娅已有八个月大,对任何类似演出的活动都万分着迷。眼下这场演出,她是其中的一部分。

更多推婴儿车的女人零零星星地到了,房间里很快充满了说话声、咳嗽声和笑声,衣服窸窣作响,袋子开合有声。大部分母亲来的时候都似乎是两人结伴或三人同行。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好像是唯一的男人,形单影只。但就在两点钟之前,又来了两个男人。根据他们的身体语言,我能看出他们彼此认识。其中一位大脑袋,小个子,戴眼镜,冲我点了点头。我差一点儿要踢他。他想什么呢?以为我们属于同一家俱乐部吗?这时大家纷纷脱掉外套和鞋帽,拿出奶瓶和拨浪鼓,跟孩子一起坐到地板上。

母亲们早就开始进到儿童舞蹈班上课的屋子里去了。我等到最后还剩一分钟的时候才站起来,单手抱着万妮娅走进去。地板上已经摆好了给我们坐的小垫子,那位年轻女人是指导老师,坐在我们前方的椅子上,腿上放着吉他,面带微笑,扫视了一下观众。她穿一件米黄色的羊绒衫,胸部曲线优美,腰肢纤细,两腿修长,上下交叠,上面那一条轻轻摆荡,脚上仍然穿着黑靴子。

我在小垫子上坐下,把万妮娅放到腿上。拿吉他的女人讲了几句欢迎的话,万妮娅的两只大眼睛紧盯着她。

“咱们今天有几位是新来的,”她说,“也许你们愿意做个自我介绍。”

“莫妮卡。”一位说。

“克里斯蒂娜。”另一位说。

“卢尔。”第三位说。

卢尔?这算什么鬼名字?

屋里安静下来。这位漂亮的年轻女人看着我,投来鼓励的微笑。

“卡尔· 奥韦。”我阴沉地说道。

“那我们先来唱一首欢迎曲。”她说完便弹出了第一个和弦,琴声回荡,她继续讲解,当她朝某位家长点头时,家长应该说出自己小孩的名字,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个名字唱出来。她轻轻弹出同一个和弦,大家开始合唱。这首歌的用意是每个人都对朋友招手说你好。孩子如果太小还不能理解,就由父母抓住他们的手腕帮他们招手,这个动作我也做了,但是第二段歌词开始后,我再也没有理由坐着不出声,不得不唱起来。在女人们的高音合唱中,我低沉的声音仿佛受着病痛的折磨。我们先对朋友唱十二遍你好,再唱每个小孩的名字,然后才能继续。下一首唱的是身体部位,让孩子们唱到哪儿摸到哪儿。脑门,眼睛,耳朵,鼻子,嘴,肚子,膝盖,脚。脑门,眼睛,耳朵,鼻子,嘴,肚子,膝盖,脚。接下来,我们拿到了有点儿像拨浪鼓的乐器,看来唱新歌的时候要摇一摇。我不觉得难堪—坐在这儿不是难堪,而是受辱和失去人格。一切都是温柔、友好与可爱的,所有动作都是小号的,我蜷缩着坐在小垫子上,跟妈妈们和宝宝们挤在一起,哼哼唧唧地唱歌,更有甚者,发号施令的是一个我想跟她睡觉的女人。但是,坐在这儿让我看起来完全无害,没有尊严,阳痿不举,我和她之间仅存的差别是她更有吸引力,这种自发的均平—我因此丧失了所有的自我,甚至我的尺寸—这一切让我充满了愤怒。

“现在该让宝宝们跳跳舞了!”她说着把吉他放到地板上,起身走向旁边的一把椅子,上面放着一台 CD 播放机。

“大家站成一个圆圈,我们先朝一个方向走,边走边跺脚,就像这样,”她说着跺了跺她漂亮的脚,“转过身,然后反方向回来。”

我直起身,抱起万妮娅站到大家排成的圆圈里。我看了看另外两个男人,他们都在全神贯注地照料自己的小孩。

“对,对,万妮娅,”我小声说,“各有各爱,你曾爷爷过去老这么说。”

她仰起脸看看我。到现在为止,她对孩子们要做的任何事情都毫无兴趣。她连响葫芦都不想摇。

“那我们开始了!”漂亮女人边说边按下了 CD 播放机的按钮。

一支类似民歌的旋律飘荡在屋子里,我开始跟随别人,和着音乐的节奏迈着步子。我双手托着万妮娅的两条胳膊,让她靠在我胸前摇来晃去。接着我得跺脚,让她打转,然后转身返回。很多人乐在其中,笑声不断,甚至能听见兴奋的尖叫。这一轮结束之后,我们得单独跟自己的孩子跳舞。我一边搂着万妮娅左摇右摆,一边想着这像什么鬼样子,装温柔、扮可爱,跟带着孩子的素未谋面的妈妈们在一起。这个节目完了之后还有一个活动,要用到一块蓝色的大帆篷,一开始假装那是大海,我们唱起了关于波浪的歌,大家一起上下摆动帆篷,弄出波浪的样子,然后让孩子们到下面乱爬,最后我们突然掀起帆篷,这一幕同样有我们的伴唱。

等她终于向大家道谢并说了再见,我赶紧往外冲,到外面给万妮娅穿上衣服,谁也不看,只盯着地面,周围的欢声笑语比他们进去之前更愉快。我把万妮娅放进婴儿车,系好安全带,推上她出了门,动作之快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一到外面的街上,我就想撕心裂肺地来一番狂喊,把什么东西砸得粉碎。但我必须让自己尽快远离这个耻辱之地。

“万妮娅啊,万妮娅,”我一边说,一边沿着瑞典路一溜小跑,“你觉得好玩吗,嗯?我可真没觉得好玩。”

“达,达,达。”万妮娅说。

她没笑,可眼睛里透着高兴。

她伸出手指。

“噢,摩托车,”我说,“你跟摩托车有什么关系,嗯?”

走到滕纳尔街拐角处的孔苏姆商店,我进去买些晚餐要吃的东西。幽闭恐惧症的感觉挥之不去,但攻击欲已经消失,当我推着婴儿车在货架之间的过道内穿行时,已经感觉不到愤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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