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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收录了著名作家马识途应邀为别人写作的序跋文字百余篇，以及国内外游记十余篇。
马识途的序跋篇篇诚恳，句句有力，一方面反映了特殊社会、时代背景下四川文学作品创作的发展路线、特色，另一方面钩沉出马识途的创作经历大观，对于全面把握马识途文艺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游记部分收录了马识途带有纪实性、回忆性的十余篇旅游随笔作品，长短不一，或短小简约，或翩翩隽永，内容情趣盎然，闲暇自得，一方面真实反映了当时当地社会风情及百姓闲常生活，另一方面马识途考察西方发达国家的见闻，游历异国时的种种对比与忧思，以及国内山川的抒怀等，放到今天仍有观照当下的意义。
马识途，原名马千禾，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生于1915年，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国文学系。马识途自少年时代起即投身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后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出生入死，功绩卓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四川省建设委员会主任、厅长及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科委副主任，四川省人大常委副主任，全国第六、七届人大代表，四川省文联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副会长，四川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国际笔会中心理事直至离休。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坚持革命文艺创作，几十年来写下了700余万字的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自1935年起至今，马识途已在全国报纸杂志共发表长短篇小说等文学作品19部，其中，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短篇小说《老三姐》《找红军》等早在20世纪60年代即引起了文坛轰动，新时期以来，又重振精神，接连发表、出版了一系列长篇新著和散文杂文等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深得文学界好评。
目录
序跋
《情报学刊》创刊祝词
《中国名菜集锦（四川）》序
《张寔父印存》跋
勇于探索——《逝水滔滔》序
《川西珍稀植物及花卉》序
推荐一本认识美国的书——《一个驻美记者的见闻》序
推荐《小图书馆丛书》
《大众小说丛书》序
《郭沫若佚文集》序
贵在创新——《创新川菜》序
别有风味在人间——《大千风味菜肴》序
《临时省会志稿》序
祝《旅游文化报》创刊
风景这边独好——《绵阳市风光名胜诗选》题记
《四川百人杂文集》序
写在《全蜀词》前面
为现实主义一辩——《生活拒绝叹息》序
《红岩春秋》创刊号卷首语
《人间真情》序
《一代桐凤——阳友鹤文存》序
雪里送炭——《处女书系》序
《何继笃书画选》序
《二声集》序
纵情泼墨写春光——《成都画院作品集》序
读《四川省志·冶金工业志》
报头书法的创举——《中国当代报头书法集》序
纪念郭老，学习郭老——《郭沫若研究系列》序
《少年郭沫若》序
《怎样用电脑写文章》前言
《历史的选择》序
作家王火与长篇《战争和人》——《战争和人》代序
祝贺与希望——《银幕内外》卷首语
《冲出夔门》序
《白居易与忠州》序
借题发挥写序言——《情系高原》序
一颗一闪即逝的星——《美丽而勇敢的灵魂》序
从一家人看一个时代——《秦吴芳一家》序
《春风化雨》序
于纤毫中见精神——《赵蕴玉国画集》序
《创业教育论集》序
《当代四川散文大观》序
《沫若作家书系》序
情深文自茂——读李致的散文集《往事》后
从强国之梦到强国之路——《“强国之梦”系列丛书》读后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成斋文集》序
《中国风雅文化系列》序
《瓜豆录》序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人生十万个为什么·青年卷》序
《高文书法》序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第三编）读后
人生是什么？——《人生与伴侣》卷首语
序外的话——《乃千艺舟》序
《沙汀年谱》序
不是序言的序言——《罗建散文集》序
从《四川文化》说到四川文化——《四川文化》卷头语
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川西黎明》序
老树春深更著花——《桑榆集》序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成都青年工作回顾》序
《川大英烈》序
《沙汀艾芜纪念文集》序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起步与腾飞》序
《四川忠县石宝乡坪山坝上坝马氏家史》《先父马玉之生平述略》序
《建国五十年四川文学作品选》序
《中国建筑市场：现实与思考》序
《丁佑君》序
《川渝口头禅》序
《浩瀚集补遗》序
《记者无悔》书后
《长江三峡游记》序
《刘诗白书法集》观后絮言
鼓与呼——《少年文学》代发刊词
《巴金文学院二十年》序
为巴金祝寿文集序
一本惊心动魄的书——《生存与毁灭》序
《中国科学院两院院士书画集》序
自告奋勇写的序——《李伯清夜话》序
《西南学院校史》序
为大佛禅院画册序
《六十年四川作家作品选集》序
《红岩版画》序
《马识途诗词选》后记
游记
万县
西游散记
攻玉小集——旅欧见闻之一
峨眉天下秀
我到熊猫家乡去来——卧龙纪游
黄龙纪游
信天游地
波兰纪行
巴金回家
旅意杂记
重庆去来
云南行
春节，我被吊在峨眉山空中
“老成都”说成都
《沙汀年谱》序
收到安县县委宣传部发来的要我为《沙汀年谱》写序的特快邮件时，我正整装要到广州去开会，但是我还是在临行前挤出晚上一点时间来，为《沙汀年谱》赶写几句话。
沙汀和艾芜两位老作家离开我们已经四年多了，可是我对他们的缅怀之情，没有与时俱减。他们两人的道德文章，是四川文学界内界外的朋友们一直钦敬的。沙汀老和我还有一层特殊关系：我是被他引入、或者说强拉进文学圈里来的。他对我的文学创作，一直鼓励、劝勉和督促，使我终于成为一个可以说是够格的作家。我说的不仅是艺术表现能力上够格，更是在一个灵魂工程师的品格上够格。
我对他们是永远难以忘怀的。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出过“学习沙汀，研究沙汀”的问题。沙汀不仅作为一个在中国文学创作中做出过非凡贡献且有特别风格的作家，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而且沙汀作为一个革命作家，他的思想、品德和情操，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我很高兴地知道绵阳师专建立了研究沙汀的专门机构。祝愿他们甘于寂寞，认真做出研究成果来。这是对四川文学界功德无量的事。
要研究沙汀，就要积累大量的资料。《沙汀年谱》便是研究沙汀最基本的资料之一。而这本《沙汀年谱》本身也是一个研究成果。《沙汀年谱》出版，要我写几句话，我义不容辞。
沙汀老人已经走了四年多了，我不能用更多的话来缅怀他，我又想起我在他辞世后的深沉悲痛中写的一首《念奴娇》词：
看君嶙骨，似铁梅，磊落一生奇节。冷眼看穿旧世界，巨椽肃清妖孽。沪海亭间，雎水关头，多少风和雪。其香居里，妙手文章新页。曾记昭觉同牢，面壁无言，好友成路陌。“赤匪”幡然成“黑帮”，“报告”声里年月。努力加餐，无过可省，壮志还如铁。惜君先去，为歌悲曲声咽。
1997年3月18日
不是序言的序言——《罗建散文集》序
这篇短文放在《罗建散文集》的序言的位置上，其实不能算是这本集子的序言。因为这本散文集的稿本虽然送到我的案头上，日子已经不少了，我却真的忙得没有时间来仔细阅读，只是粗略地翻看一下，自然说不上有什么深刻的印象，有资格为它说点什么。
许多人知道，我曾为一些书稿写过序，但是我为人写序，实在没有某些名人、名家的那种本事，只要把稿本粗翻一下，甚至根本不翻，灵机一动，就可以洋洋洒洒地写出一篇序言来；甚至请别人代写一篇，签上自己的大名，也就交差了。我却是死脑筋，给自己订下一个规矩：没有细看文稿，并且感到有话可说时，我绝不为别人的书稿写序。但是为了写一二千字一篇序言，要仔细读完人家的动辄几十万言的书稿，实在吃力。我年事已高，来日无多，不能再干这种力不从心的事，所以我已下了决心，不再为人看书稿，不再为人写序。
但是成都军区文化部的杨景民同志带着罗建同志来找我，拿出一本书稿，要我写序，我说出我已经做出的不再为人写序的决定，还是不行，景民同志说我一直关心部队作家创作，希望我破例再写一篇。并且怕我读文稿写序言费时费力，为我准备了一个参考稿。这却叫我为难了。我是寄希望于部队作家多多反映国家柱石解放军的生活的，我却没有为他们做什么事情。现在要求我写一篇短文，我却拒绝了，这怎么好。我只得说考虑一下再说。
他们走后，我约略翻看一下文稿，又看了景民同志为我准备的参考稿。这份参考稿我自然是不会用的，我从来不请人为我捉刀为文。但是景民同志在他写的参考稿中某些说法，我是赞同的。罗建同志生于解放军，长于解放军，少年参军就当了最艰苦的装甲兵，在部队里摸爬滚打，经受二十多年的磨炼，成为上校军官。他自然是热爱部队生活，对解放军有极深厚的感情。而且他熟悉部队生活，而又喜欢文学，有文学创作的基本功。这些条件就能促使他能够写出反映部队生活的较好作品。我虽然没有细看，照景民同志的说法，他在这本散文集中就表现出“其情也真，其意也深”，我是相信的。
我不止一次地在四川散文学会讨论会说过：“散文要关注人生，有益于世道人心，追求真善美的审美价值，以之净化人们的灵魂。”我还说，“写散文要对事物有真认识，真感动。无理无散文，无情无散文。也就是说，散文须有思想，须有情致，还须有文采，须有个人风格。”我还进一步说道，“好的散文，不仅有情，有理，有文采，有个人风格，还应该给人以哲理性的启发和感悟。”现在景民同志既然说罗建同志的这本散文情真意切，写好散文的基本功夫已经有了，至于更漂亮的文采，个人的风格，以至哲理的感悟，那是一生追求的事了。
然而我在这里却想借题发挥。我想说的是，部队的文艺是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构成部分，是直接为部队服务的。部队的作家当然可以写部队外的各方面的生活。但是我以为，部队的作家应该更多地更深刻地反映部队生活。不仅以散文、诗歌、快板、说唱、短篇小说来反映部队生活，我们还期待着部队的作家写出黄钟大吕式的鸿篇巨制来。而且我还希望部队的作家，不要忘记用各种文学形式，反映几十年一百年来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历史，这部历史和武装斗争总是分不开的。我国过去几十年来，经历了多么惨烈多么英勇的武装斗争呀。然而我们的文学反映我们的先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所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还是太少了。我希望不仅部队的作家要从事这方面的创作，而且我希望地方的作家也要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虽然在这本散文集前面说这样一些似乎文不对题的话，但是我希望这不是题外的话。
1997年4月于成都
从《四川文化》说到四川文化——《四川文化》卷头语
我正在医院养病，《四川文化》的执行副主编卿列琴来看我，给我送来今年出版的《四川文化》。寒暄之后，她说：“《四川文化》创刊以来，四川文化界的许多名家都为刊物写了稿。您老在为这个刊物题写刊名时，答应写稿，已经一两年了，一直没有交卷。今年最后一期的稿件就要编定，希望您老为这一期写一篇卷头语。您老再不交稿，恐怕《四川文化》上就看不到您老的文章了。”
我听了很奇怪，问：“为什么？来日方长嘛。”
她含糊其辞，说什么刊物出生证和半合法之类的话，听不明白，追问之下，她才说出，由于整顿刊物，《四川文化》是领的四川临时刊号，可能今年最后一期就是这个刊物的终刊号。
如此说来，我为这个刊物写的这一期卷头语，可能就是为这个刊物写“送终文”了。
她走后，我把送来的几期刊物在病床上翻看一下，觉得办得不错，是真正谈文化而且着重谈四川文化的，四川文化界许多知名人士都在这刊物上发表文章，或为这个刊物所介绍。文章可读，品位不低，有些文章还写得颇有情致。这和某些挂着文化招牌却贩卖低级伪劣作品的刊物不可同日而语。谈四川文化的这种品位较高的刊物并不很多，我以为这样的正经刊物是完全有出生的权利的。我看比某些虽然领有堂哉皇哉的刊号然而没有多少人喜欢看的刊物，更有出版价值。比那些书摊上摆着的印着正式刊号的以赚钱为目的的低级庸俗刊物也更有价值。更不用说那些在书摊上遮遮掩掩的乌七八糟的俗不可耐的“擦边黄”刊物了（我很怀疑那上面印的书刊号是真的）。
因此我以为，这样一种介绍四川文化的《四川文化》，应该让它存在和发展下去，我愿为它争取出生权利而鼓与呼。
四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是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丰厚的内容的，很值得介绍、评价和研究，并发扬而光大之。且不说自古流传下来很有特色的巴蜀文化（现在虽然重庆和川东划出去了，巴文化和蜀文化是不可分的）的开发、研究工作，可以说才开了一个头。就是四川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文化渊源、历史人物、图书典籍、语言文学、风土人情、民风民俗、山川风光，都有其特殊的魅力和风采。研究四川文化可以对于中国文化起窥其一斑见其一豹的作用。我以为四川文化的介绍和评述，实在是一件大工程，要有许多文化人予以关注，要有许多书刊为之出版。因此《四川文化》这么一个正经的刊物，怎么可以任其沦落消失呢？
我希望我写的这篇文章不是一篇“送终文”，而是新的“开篇”。
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川西黎明》序
我在病中看完了陈文同志的长篇新作《川西黎明》，不禁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自言自语：“终于写出来了。”
这长长地吁出来的一口气，就像多年积压在胸中的一口闷气，一朝吐尽，有说不出的痛快。读过这本稿子的，三四十年代在成都和川康边一带进行过艰苦卓绝的地下革命斗争，特别是在川康边进行过武装斗争的同志们，大概都会有和我一样的痛快感觉吧。
这个痛快感觉是陈文同志给予的，就是通过他新近完成的描写川西地下党武装斗争的纪实文学《川西黎明》这本书给予的。
陈文同志也在四川和成都做过党的地下工作，他和这本书里的许多人物认识，且有的是他的亲人。所以他在多年的采访、收集和整理资料的基础上，怀着极大的创作激情，经过几年的埋头写作和几度修改，终于有了这部书稿的出世。恐怕只有他才有这样的功夫和耐力，矢志不渝，要把这一段鲜为人知的革命斗争事迹公之于众，把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为许多多年含冤受屈的革命家申雪。也借此纪念那些参加当时十分复杂离奇的斗争、献出生命的革命烈士，和解放后在各种不明不白的斗争中冤屈而死的同志们。
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并不需要追究什么。但是这些仁人志士献身中国革命的斗争事实，不容歪曲，他们的功绩不应湮没，把他们的斗争事迹，用纪实文学的形式记录下来，却是十分必要的。陈文同志正好做了这样一件大功德事，我想生者死者都会感激他的。
陈文同志写的这部长篇，是一部纪实性小说，如果要让纯文学的评论家来评论，也许会认为这部小说不够“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条标准，人物塑造不够典型化，有些情节是可有可无的，文字还可以大加精简。但是我不这样认为。陈文同志写的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一部形象化的地方党史，要完全按典型化的原则，把主要人物的某些多余的情节省去，有些无碍大局的人物和事件不写，有些枝蔓冗长的情节割去，在陈文同志说来，从情感上是难以接受的。因为那些人和事都是确实存在的，在他看来，大家都曾在那里为革命出了力，事无分大小，都构成那里鲜活的历史，他不想为了文学创作的原则而把他怀念的人和亲见亲闻的事抹掉。我对他的这种感情是理解的。而事实上他终于通过感人的事实，把几个主要的革命英雄树立起来了。须知这些人物已经被埋没了几十年，有的且被冤枉了几十年，今天通过他的笔，为他们树碑立传，用文字为他们平了反，这就够了。至于别人怎么评价他的作品，他是不在乎的。
写到这里，我总难免要想，我们成都地区的一些地下革命斗争同志所遭遇到的命运，为什么在全国各地有同样的事实出现？不要说“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的地下党员和国民党特务一样被列为专政对象，斗得死去活来，许多人弄得家破人亡，有的死无葬身之地。就是“文革”以前的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地方主义和肃反运动中，不都是把地下党员作为主要的怀疑和审查对象，没完没了地进行斗争，结下了许多冤案吗？在审判陈伯达时，指控他在“文革”初随便说一句“冀东的地下党都是国民党”，便叫冀东的党有两万多人被斗，斗死了几千人，陈伯达做出这种罪恶滔天令人发指的事，他竟浑然不觉。更叫人奇怪的是，就在我们四川，在“文革”之后，四川地下党早已平反，还出现省委原主要领导人说出四川地下党不可靠，国民党来了他们会打旗子去欢迎这样骇人听闻的话，真是荒谬绝伦！
最近，我们正在看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潘汉年》，真是激动不已，又感慨万分。一个播火者，真正的革命家，是注定要受难的，然而历史却永远是又严厉而公正的裁判者。潘汉年生前受冤而死，死后终于平反，还给他以一个革命家的本来面目。在这同时，我还读到《潘汉年平反经过》的文章，其中有廖承志同志为潘汉年平反之事奔走时说过的一段话，我现在把它引在下面，以作为本文的结束。这段话正好可以引来作为对陈文同志这本书的评价。
平反的内涵意义，远远超过还一个党员以公正，而是对战争年代在白区从事革命工作的广大地下党员的特殊经历、特殊斗争方式的实事求是的承认和肯定，能安抚一大批“白区党员”多年来受怀疑、受审查、受委屈、受伤害的痛楚的心。
老树春深更著花——《桑榆集》序
今年5月，我到北京参加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十几个都已年逾古稀的老朋友，聚首京华，想起当年在昆明的情景，感慨颇多。我这老朽，自己没辞，却恰可借用大人物之诗来形容，我们那时真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呢。当然，我们却不敢“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因为在座的这些老同学们，除了少数几位曾经被人有声有色地“运动”过之外，其余的都是在几十年的风雨历程中，安分守己，尽心尽力，平安地走到耄耋之年的，谁也没有敢去问过这“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
老友李曦沐在会上给了我一本他的《桑榆集》的清样，对我说：“你是八十几岁高龄的人了，且有高血压，不敢劳烦你细看，你翻一翻，提点修改意见，不行就算了，”我拿回来真的就翻一翻，不仅翻一翻，而且读一读，而且一口气读到底，而且颇有感触，竟然——如许多文人写起文章来喜欢借大人之言以自重一样引用一句大人之言——“浮想联翩”起来，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胡思乱想起来。
我胡思乱想些什么呢？从李曦沐出版自己的文集的事，忽然想起：
我们中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一条不成文的章程，活着的政坛人物，除了一个人，后来又扩大为除了极少数几个人，可以出文集以至豪华版的诗集、书法集、画册外，其他的人，哪怕是功勋卓著的开国元戎，运筹帷幄的高人谋士，威震一方的封疆大吏，都是不能出自己的文集的，连他们极有历史价值的回忆录，也很少编成文本出版。至于等而下之的人，哪怕具有几乎同等的革命经历，有颇丰富的阅历见闻，在某种专业上颇有见解，也是不见编成文集出版的。当时我真怀疑，编写历史的学者，在历史档案照例封存，不能像外国那样定期解密的情况下，仅凭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文集和起居注以及大量谀文，来编写当代我们亲见如此丰富多彩、惊心动魄的历史，会比我们隔代修史的前人修的二十四史更为高明。夫史者实也，历史就是事实的积累，没有对事实做全景式的考察，没有各方面的见闻录、回忆录、笔记杂著等野史资料，怎能编出精辟的有翔实的事实和公允的评价的历史呢？
幸喜后来事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为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我们的思想路线，于是出版了许多参加过实际斗争的老人的文集和回忆录，以及其他作者为他们撰写的传记、评论集等。同时也出版了同样多多少少参加过生活斗争的同志们的亲历记和回忆录。有中央党史办及各地党史办、地方志编委编写出版的大量的史书和志书，这一下子真叫洋洋乎大观了。反使那些海外只凭道听途说以至无稽之谈以至谰言编写的史传，相形见绌了。这样一来，我们跨出了几本永远正确的经典的视野之外，看到如此绚丽多彩的真实历史。所以我一直鼓励同辈朋友们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作为回忆录记录下来，争取出版。即使出版困难，印数不多，但一朝放进图书馆，便会有朝一日，为著史写论的淘金者淘出，使之放出历史的光芒来。这和眼前堆满书摊的那些爱得死去活来，打得天昏地暗，编得稀奇古怪，说得天花乱坠的书刊比，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快餐式的伪劣产品，很快便成为明日黄花，被扔进垃圾堆里去了，有的也许作为遗臭万年的标本被保留下来。
我历来是支持并且参与党史和地方志的编辑出版工作，鼓励名不见经传而确有经历和见地的人写作回忆录以至出版书籍的，我特别希望我的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朋友们，拿起笔来写点野史。我没有想到李曦沐竟然和我有同感，并且拿起笔来写，即将出一本文集。
李曦沐何许人也？40年代西南联大（抗日战争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组而成）历史系的高才生也。那时我便惊于他的史见和文采，在学生运动中，重要的宣言的起草便非他莫属（本集中保存了一篇）。他也写出过洋洋洒洒的毕业论文，以优异成绩依例留下做研究生专攻历史。那时如果他真的钻进历史书堆里去，皓首研史，甚至出国去深造一番，大概现在也是出色的历史学家了，说不定也是著作等身了。然而他没有，他向我提出入党的申请，他入党后，随即下到滇南僻远的农村，去做小学教员，准备发动群众，展开游击战争。后来他被调回他的家乡辽宁，从此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做了几十年的不大也不算小（东北局办公厅副主任和国家测绘总局的局长）的官。他做了几十年的机关的笔杆子（在旧社会叫刀笔吏）。从此以后，他有时就难免以标准的头脑为头脑，以标准的思想为思想，写出以大字体印出广为散发的标准文件了。那些文件，也许有史料价值，有的也许荒谬得可笑。然而从此他基本上不用自己的脑子写出自己喜欢写的文章了，我们历年相见，言念及此，唏嘘不已。没有想到，他老年息影政坛后，居然老树春深又著花，写起他自己的文章和诗词来，竟然累集成册，要出集子。虽然和那些今下的大笔杆子，文章经纶手写的大块文章和诗词，并出版的集子比，不在一个档次。但是即使是野草闲花吧，也各有颜色，也同样为历史提供一点素材，同样为老干部诗坛增加一片色彩。
即以他的这本集子的前一部分，缅怀几位革命老人的文章为例。他把那几位在中国政坛上也颇有名声的老人，写得颇有生活气息，颇有人情味。写出这些革命家无论在正确路线或错误路线下，都一往无前，忠心耿耿，为革命，为人民献身的面貌，写出他们谆谆教诲年轻人为人行事的法度和他们自己堪为楷模的风范。读这样的文章，可以纠正某些人写的文章对于“老革命”形象的误导，至于和那些为“老革命”写的千篇一律的，永远正确，空洞无物的悼词比，诚不可以道里计也。
我特别想提到这个集子里的两篇奇文，一篇是《从“函文”和“曹雪芹姓曹名讳霑”说起》，一篇是《给中国测绘报的一封信》。两篇都是谈的一个问题，即目前报刊编辑部屡见不鲜的常识错误。一些青年编辑和记者，由于缺乏中国文化知识，缺乏中外历史知识，在写稿和编辑中出了某些常识性的错误，本不为怪，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的编辑和记者，或者出于想当然的粗心大意，或出于自以为是，在处理稿件时，反而把作者正确的文句改错了，闹了笑话。这样的笑话在一个严肃的编辑或记者来说，本来是容易避免的，只要问一问作者本人，或向同事请教，或者查一查资料，就不会闹出笑话来。闹出笑话来也不要紧，声明改正就是。可是有的编辑和记者，却是讳疾忌医，坚持不改，也不去努力学习，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于是我们现在经常在报刊上看到错字连篇，闹出许多笑话，也常常在电视广播中，听到播音员和主持人念的错别字，以至犯常识性的错误。这种严重情况，似乎一直没有多少变化。领导怎么看，我不知道，对于编辑和记者来说，我看还是多一点自知之明为好，知道自尊自爱，少在大庭广众中当场出丑为好。我至今对于编辑记者在自己的文章或广播中，把“不尽如人意”写成或说成“不尽人意”，坚持这种文法上的错误不改，不以为然。
特别令人不解的是，李曦沐文章中提到的“中国第一大报”的记者，把别人给张学良的一封信里的“函丈”误写为“函文”，把“曹公讳霑”误为“曹雪芹姓曹名讳霑”。这样的大报本不该出这样的笑话。奇怪的是李曦沐本于爱护第一大报，两次去信指出，希望改正，却两信都如泥牛入海，没有消息。难道这是“中国第一大报”应有的报风吗？对待读者来信可以采取这样的态度吗？所好的是《中国测绘报》却刊出这封信，并且对于自己把“竹幕”误为“烟幕”，公开纠正，这才是中国报人的风范。
我很想向中国教育界领导推荐这本集子里的《西南联大》这篇文章。这实是我看到的介绍西南联大最准确最全面的一篇文章。西南联大这颗在中国教育史上最灿烂的星，名声播于海内外，久已为中国教育界所熟知。为什么在如此恶劣的物质条件下，能够培养出那么大量的精英人才？看了这篇文章，我想便知根究底了。但是西南联大的办学方针、校风学风，到底为现在办大学的人注意到没有？即使当时组成西南联大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又继承和发扬了多少？似乎也可以把这篇文章当作一面镜子照一照。这次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之际，向西南联大的老校友问及此事，有的沉默，有的摇头，盖可知矣。但是我知道这篇好文章，未必能为教育界诸公所得知，明珠失之深山，殊可叹也。
在这本《桑榆集》里，还以看到作者在他做局长任内写的几篇有关工作方面的文章，隔行人读起来也许隔膜，但我欣赏的是他终于以“我”为主，发表自己主见的文章。从中可以透露出他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他对于业务干部和普通职工的关怀之情，以及一个领导干部应具有的品质。
李曦沐写过许多首诗词，这集子里选登若干首，颇具时下许多老干部诗词的思想深度和真挚感情。正也和许多老干部诗词一样，往往疏于格律。但取其意，不必斤斤计较于古代平水韵律的。
1998年7月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成都青年工作回顾》序
共青团成都市委编了一本《成都青年工作回顾》，送来清样，要我作序。我和成都市的青年工作，曾经有过一些关系，萧菊人同志又一再嘱托，难以拒绝。于是我虽已耄耋之年，远客京华，正值酷暑，还是翻开清样，粗略看看。谁知我翻看到我所知章节，特别是读了彭塞同志所写的长篇回忆，马上勾起我的回忆，五十多年前的许多景象，又历历在目了。永远燃烧青春火焰的青年，怀着远大的理想和美丽的憧憬，指点江山，挥斥日月，追求光明，粪土王侯，奔腾叫啸，一往直前，不惜为真理而慷慨赴义的英雄气概，那天真无邪，坦诚相待，歌哭自然，绝无矫饰的音容笑貌，都还仿佛是昨天的事。那是多么令人难以忘怀的昨天呀。回顾一下中国现代革命史，在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中，青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所起的革命先锋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其中一些知识青年，在传播真理、启蒙革命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了推动工农革命的革命桥梁作用。这种革命的先锋作用和革命桥梁作用，是由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所决定的，这是中国青年运动的特点和优点。我们只看一看中国革命烈士名录，就可以看到，他们的革命业绩突现在青春年少的年代，他们的牺牲也是在他们风华正茂的年代。再回顾一下中国的革命元勋们，有几个不是在青年时代就头角峥嵘，为革命做出了辉煌的贡献？青春就是朝气，青春就是烈火，青春就是力量，青春就是奉献，青春就是人的一生中最可宝贵的黄金时代。抓住青春就抓住未来。孔子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矣”，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再回顾一下解放后的青年运动，却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刚解放以后的50年代，可以说是青年们春风得意的时期，虽然当时有严重的困难。但是到处是一片生气蓬勃的局面，一个团结友爱、互助互信、同心协力、克服困难的时代。青年们更是朝气蓬勃，冲锋陷阵，起着先锋和模范作用。每个青年都发愤图强，要向科学文化进军，憧憬着美好时代将要通过自己的诚实，很快地到来。但是不幸的是，我们的国家在50年代，便不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中心，却转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以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搞“窠里斗”为中心了。许多忠诚的老革命和爱国的知识分子，固然卷了进去，但是缺乏世故、口边没遮拦的青年，特别是青年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首当其冲，纷纷下马。
从此以后，老于世故的老干部，在运动中，不消说既要紧跟，又须自保，在干部中形成一种很不正常的关系，连老战友也不敢敞开说心里话。在青年中那种生气蓬勃、敢说敢干的风气不见了，彼此间噤若寒蝉、互相防范，无论是非，但求无过。甚至有在运动中卖友求荣、落井下石的，就更恶劣了。这种风气深深地毒害了青年一代的思想，以致发展到后来“文革”时期，帮派林立，互相攻击，不可开交。
在这时期，个人崇拜之风逐渐盛行起来，政治野心家、阴谋家乘机利用，大书特书，在青年中搞造神运动，毒害心灵。直至以反修防修为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鼓动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青年，以保卫革命的名义，到处造反。一夜之间，几乎把所有的开国元勋、封疆大吏，一概打倒，对各级党政机构，企事业单位全部夺权，陷全国于大混乱大动荡之中，生产停滞，百业凋敝，使整个国家濒临崩溃的边沿。这场以“红卫兵造反”作为标志的青年运动，不仅给国家带来极大的破坏，首先是把青年的纯洁心灵毒化了，把他们的文化水平降低了，造就了大批人们说的“文盲+流氓”的青年，他们才是真正的最大受害者。这场运动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在青年身上造成的影响，仍然不可小视。所以过去革命战争和地下革命斗争年代和解放初期，那种对于远大理想的追求，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说真话办实事的工作态度，团结友爱的同志关系，廉洁朴素的生活作风，至今还为大家津津乐道和永远怀念，不是毫无缘由的。
当然，自从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作为我们的思想路线，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我们的工作中心后，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生产大发展了，人民生活大改善了，青年们的思维模式、工作作风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市场经济和世界潮流的影响下，也有了根本的不同。他们不仅抛弃了“文革”时代那种天真、迷信和狂热，而且也否定了过去时代那种小农经济田园牧歌式的康乐生活理想和小康即满、不思进取的思维模式。他们把自己置身于市场经济的世界大浪潮中，处于智力和能力的大竞争大搏击中，他们心向祖国，放眼世界，要鼓起民主和科学的两大翅膀，奋飞于新世纪的天空，使中国永远摆脱贫困和落后，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无论他们身上现在还残留着多少过去的旧思想、旧作风，且又沾染了一些流行的不良倾向，但在他们身上开始形成的新思想、新作风，已经成为主流倾向，这是不可逆转的了。我们应该为他们高兴，应该鼓励他们向新的时代潮流奋勇前进，同时涤荡尽他们身上的旧的烙印和新的灰尘。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的青年更有志气，更有远大前程，我们应该为他们鼓与呼！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今天的中国青年。
1998年8月12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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