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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百岁老人马识途先生追怀过往、反思历史的回忆录，是他学习巴金说真话的书。马识途的人生波澜壮阔，多姿多彩。本书从他的家世、童年写起，追忆了他求学、参加革命、搞地下工作的精彩故事，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从事建筑和科研管理工作、身经各种运动的漫长、坎坷的历程。他的旺盛的生命力和不竭的创造力，都让人赞叹不已，油然而生见贤思齐的念头。
马识途，原名马千禾，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生于1915年，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国文学系。马识途自少年时代起即投身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后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出生入死，功绩卓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四川省建设委员会主任、厅长及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科委副主任，四川省人大常委副主任，全国第六、七届人大代表，四川省文联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副会长，四川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国际笔会中心理事直至离休。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坚持革命文艺创作，几十年来写下了700余万字的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自1935年起至今，马识途已在全国报纸杂志共发表长短篇小说等文学作品19部，其中，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短篇小说《老三姐》《找红军》等早在20世纪60年代即引起了文坛轰动，新时期以来，又重振精神，接连发表、出版了一系列长篇新著和散文杂文等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深得文学界好评。
目录
第一章 家世
第二章 童年忆趣
第三章 出川游学
第四章 九死一生
第五章 春城隐蔽
第六章 锦江风云
第七章 回家
第八章 解放成都
第九章 当家做主
第十章 转业搞建筑
第十一章 运动再运动
第十二章 三面红旗
第十三章 向科学进军
第十四章 下放
第十五章 十年沧桑
第十六章 重大转折
第十七章 出国考察
第十八章 为人民行使权力
第十九章 文坛往事
遥远的彼岸(后记)
第八章解放成都
一、初识贺龙
我们奉命前往西安的这一路上，由于战争，铁路时通时不通，火车是走走停停，有的地方实在不通，我们只能乘坐牛拉车前进，等我们到达西安时，已是11月初了。由于当时贺龙的司令部还在山西临汾，我和王宇光又从西安转道临汾去见贺龙。
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贺龙，可是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却并不生疏。当年国民党把他描绘成红胡子、绿眼睛，喜欢吃小孩的“魔鬼”，而湘鄂西农民则说他是从天而降的一条龙，有通天本领的盖世英雄，从而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骁勇善战、粗犷剽悍的草莽英雄形象。可当我们见到贺龙时，却没见什么草莽英雄的气概，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留着小胡子、魁梧健壮且很随和的长者。
贺龙很亲热地把我们让进屋子坐下。他随手拿起一个黝黑发亮的烟斗装烟，和我们闲谈起来。我当时只顾呆呆地盯着他看，都没注意到贺龙的问话，还是王宇光的提醒我才回过神来。贺龙有几分奇怪地看着我，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贺龙问了我们一些关于四川的情况，还提到一些地方军阀的名字。我们一一做了回答。我正在奇怪他怎么知道四川这么多情况，贺龙笑着解释说他曾带过旧军队在四川驻过防。
在和我们的谈话中，贺龙一直是那么乐观开朗，富于风趣，没有一点架子，让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拘束。于是我告诉他，抗战初期我在鄂西做地下党工作时，听到当地农民讲了他很多传奇故事。我告诉他说，当年八面山下的农民传说，贺龙化身为一条龙从天而降，在八面山上又竖起了红旗，这引得周边的农民都想去八面山投奔贺龙。我们有一个地下党员就自作主张上了八面山，上去后才知道上了山大王土匪的当，跑了回来，我批评了他。
贺龙听了我的话，笑了起来，说：“你一来就老盯着我看，原来是这样啊。你看我像一条龙吗？有从天而降的本事不？”大家都笑了起来。
我们跟着贺龙到了西安，那里正在厉兵秣马，准备南下四川。贺龙让我给南下军政干部做一个关于四川情况的报告。我在大会上介绍了四川的情况和风土人情，特别强调四川村镇普遍存在具有黑社会性质的“袍哥”组织，这个组织实际上已成为当地地主联盟和土匪的武装。我告诉大家，这些地头蛇都是十分凶恶狡猾的，我们地下党就曾吃过他们的亏，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
可一些南下干部对我说的却很不以为然，他们在大组讨论会上说：“蒋介石几百万大军都被我们打垮了，还怕四川乡下的几条毛毛虫？”我听到他们这种说法后很担心，于是告诉了贺龙。贺龙听到我们的反映后也非常重视，他说当年他在四川驻防时就深知袍哥的厉害，必须马上纠正干部中这种轻敌思想，要注意不要叫地头蛇咬了。后来解放大军南下到达成都不久，就出现了国民党潜伏特务和地主土匪武装勾结在川西以及川西接壤的西康、川南、川北的部分地区发动的暴乱，杀了不少我们基层工作队的干部和解放军战士，以至占领了一些乡镇县城，打到了成都郊区，十分猖狂。大家才知道我说的不假。幸好贺龙等军政领导早已预见于此，采用军事攻击和政治瓦解的办法，用了近半年的时间，平息了这些暴乱。这是后话。
二、第一件大事
我们在随大军南下途中，有一天，贺龙突然问我：“你说我们进入成都要办的第一件大事是什么？”如果照常规来回答，进入成都，一定是肃反啊，安定秩序等。可我却告诉他如果要安定民心，进入成都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抓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岁修，这本是我们地下党同志一路上研究的结果。
贺龙很奇怪我的回答，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他说，成都平原之所以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被称为天府之国，就是靠着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滋养。但由于每年都江堰河底都会有上游冲下来的泥沙淤积，如不及时修整，就会给成都平原带来水患之灾，所以无论哪朝哪代，凡到四川主事的，都知道在每年冬春枯水季节修整堰体，淘理河道，待春种前完成岁修工程，清明放水，以确保川西坝子的稻秧能顺利栽种。但1949年夏天曾有洪水冲坏都江堰大堤，而国民党政府因溃逃未进行岁修，已经耽误近两个月时间了，如果再不马上岁修，就会赶不上来年春天的清明前放水，就会影响成都平原的春种，几百万人的吃饭就成了问题。
贺龙听了我说的，觉得很有道理，在南下戎马倥偬之际，还特地召开会议来研究这个问题，决定一进成都，就马上派人组织都江堰岁修。后来成都刚一解放，军管会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专门拨出五万银圆用于都江堰岁修工程，并派干部带领技术人员赶到都江堰。当时，由于土匪和特务作乱，严重影响岁修工作的进行，驻灌县的解放军一个师又派出兵力，一边修堰一边剿匪，终于在1950年清明前抢修完毕，清明节如期砍杩槎放水。
三、大战略
我们随贺龙的部队从西安开始向四川进军。一路上，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可解放大军却是走走停停，而且在秦岭大巴山一带，英勇善战的解放军却似乎对胡宗南的防线久攻不下，形成对峙，前进的步伐也停了下来。我们地下党的同志对此都很着急，也很奇怪，我便向贺龙提出这个问题。
贺龙告诉我说，就他个人而言，也巴不得早日进军四川，但是解放军不仅是解放四川，还要全歼在四川境内的所有国民党部队。他说：我们从陕西入川的解放军之所以故意对胡宗南的防线突而不破，攻而不进，其目的就是把国民党的部队吸引和滞留在川西北一带。而且为了迷惑敌人，刘伯承、邓小平还曾故意在郑州亮相，佯称二野将从陕西向四川进军，实际上刘邓大军主力已快速从贵州云南迂回而上，以封住在四川的国民党军队的退路。到那个时候，我们一野再从北面迅速进攻四川，这样就能把敌人包围在四川盆地，最终聚而歼之。
听了贺龙一席话，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一个全歼敌人的大战略，竟然没有被蒋介石识破——把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开往川北驻防，果然上了当。当解放军南下各部队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包围四川盆地时，贺龙率领的解放大军如猛虎下山，日夜兼程，跨秦岭越巴山，飞速前进，直奔成都平原。解放军从四面八方逼向成都，胡宗南及四川境内其他国民党部队数十万人，全部被围在成都平原。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被包围的国民党部队有六个兵团相继起义，少数负隅顽抗的也全部被歼灭了。
四、天亮了
1949年12月29日，成都冬日里难得的大晴天，我和向黑樱处长坐在第一辆吉普车上引领解放大军入城。
那天，成都的老百姓可以说是万人空巷，齐迎解放军。我们从成都的北门进入市区，一路上，欢迎的群众已经把道路都快塞住了，而且越往城里走，欢迎的人就越多，我们进城的解放军队伍只能是缓缓前进。欢乐的群众在我们的车前和左右载歌载舞，有的青年学生在背上写着“天亮了”三个大字在那里扭着秧歌。满大街锣鼓鞭炮震天响，许多花束向我们抛了过来，不多一会儿，我们的汽车上就被鲜花堆满了。
在欢迎的队伍里我看到了我认识的地下党同志和站在游击队的旗帜下穿着农民服装的武装战士，他们个个眼里含着热泪，有的趋前与我握手，有的甚至挤上吉普车高声欢呼。看着他们，我想到那些用鲜血为我们铺筑了光明道路的同志，更想到那些在黎明前倒下的战友，他们的血没有白流，天终于亮了！
入城的第二天，我们第一次公开地召开了全体地下党员参加的大会。得到通知的地下党员们从四面八方赶了来。我们站在大厅的门口迎接大家，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见到我们的第一个要求都是“快给我工作吧”。
几百地下党员汇集在会场大厅。过去由于地下党的工作纪律，很多同志相互之间都是不认识的，有的也许曾经认识，但却并不知道是自己的同志，更有的甚至可能被别的同志怀疑过吧。只见不少人面带惊诧地互相望着，然后热烈拥抱握手和亲切交谈起来。
当我宣布开会，刚响亮地说出“同志们”三个字时，全场突然鸦雀无声，继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这样的表现只有长期在白色恐怖中生活的人才能理解。天亮了！成都解放了！我们这些地下党员终于能光明正大地集聚在一起，毫不避讳地大声呼喊同志，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公开宣布自己是共产党员，这是多么来之不易啊！
入城后的第三天，在川西区党委礼堂，举行了老区南下同志和地下党同志的会师大会。贺龙和区党委其他领导都出席了大会。会上，贺龙向我们地下党的同志表示了慰问，强调老区同志要和地下党同志团结一致，取长补短，互相尊重，互相学习，搞好各项接管工作。我也代表地下党向南下来的老区同志表示致敬，同时强调我们地下党过去在白区残酷的条件下，没有机会好好学习，思想水平和政策观念相对较差，必须认真向老区的同志学习，协助他们做好接管工作。当天晚上，区党委搞了个会餐，招待我们地下党的同志。席间大家频频举杯，畅饮“团结酒”。我凝视着那玻璃杯中的葡萄酒，红得似血，一下又想起那些牺牲了的亲人和朋友，不由得黯然神伤。眼前的欢乐是多少眼泪和鲜血凝聚而成的呀。
五、贺龙在成都
贺龙在成都时，因工作关系，我经常和他接触，深深为他的智慧、气度和应变能力所折服。他善于审时度势，机智地化解各种矛盾。
当年贺龙率几万解放军进入成都，面对的却是几十万起义或投降的国民党武装部队。虽然这些部队士气涣散，但仍有些顽固分子和国民党特务混在其中蠢蠢欲动，一旦这些人挑动部队与土匪勾结和我军作对，后果很难预料。为了安定这些国民党投诚部队，贺龙除了派大批军代表到国民党投诚军队中工作外，还多次请这些部队的高级将领相见恳谈，向他们宣讲政策，晓以大义，妥善安排他们的出路。他从不以战胜者姿态对待这些将领，而如对待朋友一般随和真诚，打消了这些将领的疑虑，顺利地把这些投诚部队调出川西或四川去整编，消除了最大的隐患。
贺龙对投诚国民党军队给以宽待，但对于兴兵作乱的，哪怕是一点萌芽，他都坚决镇压，决不姑息。我记得有一次得到消息，驻新津某地的敌军捣乱，杀了我们派去的军代表。贺龙知道后很生气，马上派出部队进行围剿，很快把那支叛军彻底消灭了。
贺龙在成都除开首先和基本群众接近外，也很注意和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及资本家老板交往，通过座谈会把党的政策直接交代给他们，征询他们对安定地方、稳定秩序、恢复生产的意见，以稳定成都的社会和生产秩序。后来成都周边土匪暴乱，城里有的头面人物利令智昏地向贺龙放话，说只要请他们出山，他们自会去“拿言语”平定四乡。这明摆着就是想利用土匪暴乱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共产党让权，任由他们主事。贺龙表面和他们敷衍，根本不接他们的茬，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待送走这些人后，贺龙非常生气地表示，这些人休想变天掌权，他就不信对付不了那些土匪。他给部队下命令说：“给我打！给我狠狠地打！”后来我们剿匪胜利，那些头面人物也不敢再嚣张了。
贺龙对敌人毫不留情，但对我们却很随和，见面时还常和我们开些小玩笑。有一天，我和一位同志正在下象棋，贺龙走过来看了一会儿，便蹲下来指点那位同志走棋，到后来干脆由他和我直接对战。贺龙走棋的速度非常快，我刚落棋，他那边就跟上了，于是他就不停地催我快走。我素来思想迟钝，很不习惯快走，他这一催搞得我心慌意乱。贺龙见我心慌意乱，反倒催得更紧，这下子，我的思路被完全打乱，棋局也被打乱。
这时候，贺龙突然大叫了一声：“将军！”我仔细一看，原来他走了一步蹩脚马，才把我的帅将住了的。我告诉他这是蹩脚马，不合规矩，贺龙笑道：“我才不管蹩没蹩马腿呢，两军对阵，讲什么规矩，吃到你的老帅就算赢了。”
贺龙见我和观棋的人愣在那里，又哈哈大笑起来，他索性丢开棋局，和我们讲起打仗的事来。他说，下象棋是游戏，游戏自然要遵守游戏的规矩。但打仗不是游戏，两军对阵，其目的就是要战胜对方，打赢了就是规矩。他讲到在红军时代，他们和国民党打仗，从不按国民党的《步兵操典》打，总是用非常之计谋，打非常之战斗，因而取得胜利。一些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官不服气，说红军打仗没有章法，贺龙告诉他们说，反正把你的部队打垮了，捉到了你们的将军，这就是章法。他告诉我们说，敌人以为是那里蹩着了马腿，我们不可能打过去，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我偏要走这步蹩脚马，打他们个措手不及。同时他还提到，在走棋时他故意催我，就是为了让我在被催慌时自乱阵脚。打仗也是如此，就是要把敌人搞得心慌意乱，自己才能争取主动。
贺龙这一番战斗哲学，对我们启发很大。原来他故意走蹩脚马是为了告诉我们打胜仗的道理。
六、审查
由于地下党秘密工作的性质，党员的身份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因此，对地下党员进行登记就成了一个十分棘手和麻烦的问题。
川西区党委任命我为组织部副部长，负责清理地下党和进步群众社团的问题。但是在对地下党进行登记时，我发现各系统报来的党员名册上增加了不少人，这就是说有可能在解放前夕某些同志又大发展了一批我们都不知道的新党员，或者还有一些并不是地下党员的人混了进来。我们在南京时，邓小平就针对这类情况警告过我们，要防止一些投机分子甚至国民党特务混进党内来。也因此，党中央曾规定各地地下党在当地解放前半年内不再发展党员，可我看各系统报上的名单中，就有一部分人是在解放前夕才加入地下党的，这中间有没有投机分子甚至国民党特务呢？又如何去识别这些人呢？这确实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我把这个问题向区党委做了汇报，区党委指示要我严格把关。于是我告诉各系统地下党的领导同志，让他们剔除那些不合手续的党员，并批评了极个别同志为邀功争位，或浮报党员人数，或把一些不合格者拉进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同时决定，所有报来的地下党员名单必须经过我们登记办公室按规定严格审查后才上报组织部备案。但我们这样做却被某些另一系统的地下党员告到党委，说我搞宗派主义。区党委当时工作千头万绪，一时也无法分辨是非，于是决定“先接后查”，告诉我先对上报名单上所有的人都进行登记接受，然后逐个进行审查，再报组织部进行复审。这样做虽然快刀斩了乱麻，却给地下党的同志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后遗症。
川西区党委后来办了一个复查学习班，不让原地下党各级领导同志过问，连我这个组织部副部长都不准过问。虽然这个复查班确实剔除了一些不合格、不合手续的党员，但却也让一些曾经在地下和我们共同战斗过但家庭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复杂的同志失去了党籍。我听说这个情况后，多次去向复查班的领导辩说，但都没有作用，让我非常痛心和遗憾。至于后来不断的政治运动，总拿着地下党来开刀，自然更是让人痛心和遗憾了。
这个后遗症到了“文革”，更是把整个四川地下党都打成反革命集团，绝大部分地下党员都受到不公正对待。听说开初省里还曾想建个“二办”，要把四川地下党员全部集中起来进行重新审查，只是正在集中地下党员的档案时，主事的人也被打成“走资派”了，才算作罢。不过，造反派还是传言四川有以我为首的二百个地下党员是叛徒，在省革委的红头文件中，竟然把地下党与国民党、三青团、特务并列。可是他们把我们这些地下党员像翻烧饼似的翻来覆去地来回折腾，却没有揪出一个所谓的叛徒来。
“文革”后，地下党的冤案得以平反。尤其是近几年，有关地下党的故事被编成电视剧广为传播，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党内对地下党看法的转变。不过我们这些当年在地下战斗过的同志一起谈起解放后地下党的种种遭遇，一直想不通，我们不过是在不同战线进行革命斗争，而且我们所在战线的斗争更为艰难，可为什么有些老区来的同志甚至是某些领导同志，却总是对我们这些地下党员另眼相看呢？
七、差点被暗杀
成都解放后，国民党特务采取明的暗的各种诡计破坏活动，都被我们粉碎了。其中采取暗杀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手段最为危险。我们在明，敌人在暗，老区来的同志不太熟悉情况，为此，我们安排一批熟悉情况的地下党员进入公安部门，配合解放军肃反，对特务打击很大。最有效果的是曾在国民党省特委会潜伏十年之久的地下党员黎强同志提供了国民党特务潜伏资料，配合解放军逮捕了一批凶恶的潜伏特务，给国民党特务以沉重打击。然而特务对地下党恨之入骨，要采取暗杀报复活动。
据后来被我们抓到的特务交代，他们认为自己的潜伏计划之所以受到共产党的重创，其主要原因是地下党对他们熟悉，而地下党的头头就是马识途，因此做出了暗杀我的计划。他们派出特务侦察我每天活动的情况及上下班出入规律和车行路线，以便在途中进行伏击暗杀。幸运的是，指挥这个暗杀行动的特务头子在乐山因下属小特务的自首而被捕，暗杀计划才没能如期进行。当我得知这一情况后，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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