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

　　当今中国，教育问题可谓国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问题较多的领域。本书非常契合当下国内教育发展现实，对国内教育改革可以起到一定的反思和推动作用。

　　《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考察了1850—1978年间美国的教育发展历程，以文凭社会的文化生产为研究切入点，从社会学视域分析了文凭的本质和文凭异化的过程，揭示了学校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内在关系，进而完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反思和批判。

　　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1941— ），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冲突论学派代表人物，宾夕法尼亚大学荣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社会学、社会冲突、关于政治与经济变迁的宏观社会学，著有《文凭社会》《冲突社会学》《哲学社会学》《互动仪式链》《暴力》等著作，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文版序 

推荐序 

第一章 技术管治的迷思 

第二章 组织中的事业 

第三章 文化的政治经济学 

第四章 历史上的美国 

第五章 文凭系统的兴起 

第六章 专业的政治学 

第七章 闲职社会的政治学 

参考文献 

译后记

中文版序 

　　文凭的通货膨胀指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涨船高。当有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某一教育文凭或学位时，其价值也就随之下降。在美国，高中文凭（即接受12 年教育）在1940 年之前还相对罕见；而现如今，高中学位已是家常便饭，在找工作时几乎一文不值。大学入学率在年轻人中超过了60%，大学学位也面临着如高中学位一样的命运。现在，当学位已经发生通货膨胀，它们的主要价值就是重新投入教育市场，用来获得更高的学位。理论上，这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我们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明清两朝时那样，学子们不停地参加科举考试，一直到三四十岁；只不过现在这种情况影响到的可能是绝大部分人，而不再仅仅是少数精英。不同国家教育通胀的速度也有所不同，但自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它们不约而同地都走上了这条道路。 

　　教育学位是一种体现社会地位的通货，可以用来交换获得工作的机会；与所有通货一样，当供给不断增加而货物却有限时，价格就会飞升（或购买力下降）。在这里，人们追求的是不断减少的中产阶级工作职位。教育通胀基于自身而发展；在每一个攻读学位的个体看来，面对学位贬值，最好的回应就是获得更多的教育。 

　　这就是教育扩张的主要机制；不过，它同时还因盛行的技术管治意识形态而变得愈发严重。这一论点宣称，工作职位不断提升的技术要求赶走了非技术劳工，而当今对高技术工作的需求则逐步提升了教育水平。大约四十年前，我在出版于1979 年的《文凭社会》中收集了证据，证明技术变革并不是文凭要求提高的推动力。教育的内容主要并不是由技术需求决定的；大部分技能—包括最高级的技能—都是在工作中或通过非正式网络学到的，而教育官僚组织最多也只是试图将其他地方学到的技能标准化而已。在后来对文凭通胀和技术变革的研究中，我也并未看到任何证据能够推翻我1979 年发表的结论。没错，确实有一小部分工作受益于科学和技术教育，但这并不是推动教育大规模扩张的动力。未来，大部分人都成为科学家或技术人员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发达国家里增长最快的工作职位是低技能的服务业工作，在这些行业，雇佣人类劳动力比自动化更廉价。 

　　教育文凭的通货膨胀是基于错误的前提发生的，那就是更多的教育能够生产出更平等的机会、更高科技的经济表现和更多的好工作。不过，面对全世界发达经济体中一个日益明显的严重问题，它的确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就是随着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对非体力劳动的威胁日益迫近，中产阶级即将被科技替代。二十到三十年内，如果商业公司试图取消大部分拿薪酬的工作岗位，导致没人买得起资本主义产品，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就有可能因此垮台。文凭通胀有助于缓和这一问题，因为它把更多人都留在了劳动力市场之外；如果学生能获得财政补助，不管是直接补助还是通过低息贷款（最终甚至可能无需返还），这都是一种隐藏的转移支付。在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受欢迎的地方，例如美国，是教育的神话支撑起了隐藏的福利国家。再加上小学 、中学和高等学府里的数百万教师及行政人员，教育通胀背后隐藏的凯恩斯主义也许能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巨轮不会沉没。当然，教育也面临技术化的威胁，例如教师被电脑替代；如果这一趋势发展下去，教育也许就无法阻挡科技替代的发生。不过，如果不考虑这一点，那么不断扩张的教育是否能成为科技替代的一种凯恩斯主义解决方案呢？ 

　　教育是政府的重要支出，这可能会限制它在未来的进一步扩张。随着成本提升，会出现私有化的压力，将政府的财政负担转移到学生或家长身上；但随着中产阶级在经济上遭受挤压，这种方式也有其局限。文凭通胀推动下的教育系统扩张，可能会引爆教育系统内部的危机。但这并不一定是最终结局。我们可以想象一系列平台期：随着我们对教育作为一种救赎的俗世信仰不断破灭又不断重建，教育膨胀也会随之停步又再度启动。 

　　对我们大学教师来说，这一影响将格外明显。尽管教育系统是基于错误的前提而发展起来的，但我仍然因为发表了对教育通胀的批评而感到不安，因为我的大部分同事都得靠它吃饭。1979 年本书出版后，我曾一度从大学辞职，成为一名全职作家；但教书毕竟报酬更高，因此，几年之后我又回到了校园。任何事物都需要从某处获得资源，社会学自身的存在也是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错误的前提保护了社会学自身的物质基础，却也正是由社会学来揭露的。如果大众在政治观点上不再对教育怀有乌托邦般的信仰，他们是否还会继续支持教育呢？再过二十到三十年，我们将会看到答案。 

　　兰德尔·柯林斯　　 

　　宾夕法尼亚大学荣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