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本书主要对中唐前期的政治史进行了初步探讨，以笔者所关心的若干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的历史事件为线索，如，阐述中唐前期唐代宗和唐德宗在位时期的政局变化，各种势力为了掌握、维持政权进行的政治和军事斗争。采用“政治过程”的观察视角，不仅限于追究中唐前期政治的利弊得失，也通过新的角度考察为治史者所熟悉，甚至是习焉不察的一些观点和认识，追踪中唐政治形成过程中的若干关键环节。鉴于藩镇在这一时期对朝政的影响极为关键，故而有关藩镇一朝廷的互动关系亦是本书关注的重点。
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分时代意义的时期，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过渡的关键转型期。只有完整地考察唐宋，才能更清楚地勾勒出这一时期的历史变化过程和意义，这一变化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响和作用也才能得到整体体现。城市社会及城市空间是近年学界关注的领域。在中国古代社会，城市是引领社会发展的龙头，其发展演变具有导向性与典型性。对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热点，至今热度不减，深度和广度都有明显发展。
胡平，男，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职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为唐代政治史，已发表学术论文数篇。
导 论……1
一、唐宋变革视野下的中唐政治……1
二、中唐前期的政治课题与政治主体……4
三、研究现状……14
四、本书的构想……22
五、研究思路、方法与史料问题……28
第一章 唐朝统治的初步重建—从肃宗到代宗……35
第一节 肃宗朝的中枢政治及其影响（756—762）……35
第二节 肃代之际的政治状况……44
第三节 大中之道：代宗的治国思想……51
第四节 代宗初年的主要政治课题（762—770）……56
小 结……73
第二章 元载时代—中唐政治的奠基时期……75
第一节 元载之见用……76
第二节 对元载执政的重新认识……86
第三节 元载与大历党争……101
第四节 元载之死……126
小 结……137
第三章 大历政治的终结……139
第一节 后元载时代的政治……139
第二节 后元载时代的党争—以常衮、崔甫之争为中心……147
第三节 代宗朝的藩镇问题—以河北地区为中心……156
第四节 皇权的真正威胁—对郭子仪的考察……171
小 结……186
第四章 德宗初年的政治发展……188
第一节 代宗与德宗……188
第二节 杨炎、刘晏之争与德宗初年的政局变动……194
第三节 卢杞与建中政治……211
第四节 围绕卢杞的争论……231
小 结……243
第五章 建中之乱的形成与解决……244
第一节 建中之乱的背景……245
第二节 建中之乱的进程—以河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252
第三节 解读兴元大赦……276
第四节 建中之乱的结束与中唐政治格局的形成……284
小 结……287
第六章 贞元时期的政治发展……289
第一节 从兴元到贞元……289
第二节 贞元二年至五年的政治发展（786—789）……299
第三节 对窦参专政的考察（789—792）……325
第四节 陆贽与相权的变化（792—794）……337
第五节 宰相的失势……352
第六节 贞元时期的藩镇问题—以淮西之役为中心……364
小 结……374
结语 未完成的中兴—对中唐前期政治的再认识……376
第一节 “中兴”至上：中唐政治的终极目标……376
第二节 未完成的中兴……378
参考文献……382
结语：未完成的中兴—对中唐前期政治的再认识
本书对中唐前期政治史进行了初步探讨，但并未追求面面俱到，而是以笔者所关心的若干重要的历史人物和重大的历史事件为线索，采用“政治过程”的观察视角，围绕中唐前期政治的形成与发展进行思考和论述。
讨论的目的并不仅限于追究中唐前期政治的利弊得失，而是更加注重通过新的角度来考察为治史者所熟悉甚至是习焉不察的一些观点和认识，追踪中唐政治形成过程中的若干关键环节，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对中唐政治的历史意义有所揭示。
第一节 “中兴”至上：中唐政治的终极目标
毋庸讳言，我们对于中唐政治的认识，应该将其置于整个唐代历史之中才能把握其特点及发展趋势，充分理解其历史意义。就此而言，“中兴”无疑是整个中唐政治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核心议题，也是我们理解中唐政治的基础。中兴是中国历朝历代大多会经历的现象，其实质是一个朝代在从盛世转入乱世之后又再度趋于兴盛的过程。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中兴包括少康中兴（夏）、武丁中兴（商）、宣王中兴（周）、光武中兴（汉）、建炎中兴（宋）、弘治中兴（明）、同治中兴（清）等，而就唐代来说，传统上至少有至德中兴、元和中兴、会昌中兴等说法， 而最著名的中兴无疑是宪宗时的元和中兴，它正好在本书关注的时代之后。事实上，我们如果对上述这些不同时代的中兴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所谓的中兴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定义标准。第一种标准层次较低，一般泛指平定叛乱、恢复统治等，而并不强调是否重新达到或接近鼎盛状态。严格说来，这其实是一种不完全的中兴。而另一种标准则较高，它指的是一个朝代在经历衰败之后能够重新恢复或者至少是接近鼎盛时期的状态。具体到唐代，其参照标准就是太宗的贞观之治和玄宗的开元盛世。按照后一种标准，一般只有宪宗时的元和中兴被视作真正的中兴，而至德、会昌等中兴则仅仅被视为不完全的中兴。但无论如何，实现中兴始终是安史之乱后历代统治者的追求。当肃宗于灵武称帝之时，就以“孝莫大于继德，功莫盛于中兴”作为他自立的合法性证明，而至德中兴的说法即来源于此。 当“中兴”的说法经由肃宗提出后，遂成为此后最为盛行的政治口号。
上元二年（761）八月，元结撰写了著名的《大唐中兴颂》，表达出对朝廷复兴的欢欣鼓舞，但事实上，当时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史朝义的叛军仍然占据着洛阳，与朝廷军队处于对峙局面。高仲武编撰《大唐中兴间气集》，收录作品的时代标准是从肃宗至德初年到代宗大历末年，可见当时人对“中兴”的定义。代宗时，与郭子仪齐名的李光弼，“战功推为中兴第一”。仆固怀恩亦称“朔方将士，功効最高，为先帝中兴主人，是陛下蒙尘故吏”。与他们同时期的将领马璘则被誉为“中兴之猛将”。德宗朝的陆贽沿袭了“肃宗中兴”的叫法， 但同时也将建中之乱的平定称之为“成中兴之功”。而唐末的昭宗居然也被其臣僚誉为“圣祚中兴”，末代皇帝哀帝时的宰相同样自称“国祚中兴”。上述这些对于“中兴”的定义基本属于前面所说的第一种不完全的中兴，可见中兴一词在中晚唐时期遭到过度滥用之后，已经丧失了其原初意义。但无论定义的标准和事实上的差异到底如何，中兴这一说法的频繁出现，本身就说明对中兴的期望已经成为中唐以来的政治主题。
事实上，尽管中唐以降对中兴的使用随处可见，但他们更为期待的仍然是真正的中兴。代宗时，郭子仪曾有“中兴之功，旬月可冀”的期待。宪宗的元和中兴被唐代史臣称赞为“唐室中兴，章武而已”。宰相裴度则被誉为“中兴宗臣”。武宗在李德裕的辅佐之下，“是时王室几中兴”。这些对中兴的认同标准无疑要高出许多。事实上，元和中兴被后人认为最接近于完全的复兴。就此而言，宪宗之前数代君主的努力可以称之为未完成的中兴，这正是本书所考察的中唐前期政治的基本特色。
第二节 未完成的中兴
尽管中晚唐的士大夫们经常把任何提高朝廷和皇帝权威的努力和成功誉为“中兴”，但从实质上来看，所谓对中兴的不懈追求，主要是一种导向，是当时所追捧的政治理想，它是一种渴望重振朝廷权威的精神诉求，而并非某些确切固定的内容。正因为如此，企图循着唐后期的一些政治口号去印证中兴是否存在，去追寻中兴的内容与性质，则很难获得明确无误的答案。
如果我们尝试离开正史的阐述角度，或许不难观察到，中唐君臣口中的“中兴”，其实是一种可以无限外延的基本原则，其根本仍在于务实应变。中唐政治对中兴的强调既有其程式化的一面，又有其富于弹性的一面。
其内容决非一成不变，而是常能根据形势的变化时而有所调整补充。但总体上来说，巩固唐朝统治的稳定，从而保持政治局面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定，无疑是唐后期历代君主追求中兴的根本目的。尽管因人而异的政策时有变化，迫于形势的调整更是屡见不鲜，但从整个中唐政治的大局来看，统治者始终坚持以巩固政权、稳定统治为最高目的。本书着重讨论的中唐前期约40年，与其前的安史之乱和其后的元和削藩时期相比，内部政治的总体发展态势尚属平稳，除去影响深远的建中之乱外，危机四伏的场面还不多见。中唐政治格局的形成和良好运行，大体上是在这一期间。具体来看，在安史之乱刚刚平定之际，代宗和元载等人对于自身情况及面临的局势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们以比较理智的态度，采取相对温和的方式，层层推进，步步为营，化解了许多棘手矛盾，同时也为朝廷统治的重建和发展奠定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基础。对于河北藩镇，朝廷在代宗、德宗两朝的多次尝试干预未果之后，被迫承认了藩镇自治的局面，以此为基础的中唐政治格局基本成型。这一政治格局，在德宗贞元以后已经成为朝廷和藩镇双方的共识。必须再次强调，代宗、德宗对藩镇的姑息，并非彻底的消极退让。姑息的根本原因是朝廷的力量尚不足以动摇藩镇割据自治的基础，而吐蕃的入侵更迫使朝廷不得不将主要精力转移到边境局势上。通过与藩镇的和解、加强神策军建设以巩固边防力量，朝廷逐渐摆脱了内外交困的局面，走上了复兴之路。从国家主义的角度来看，宪宗为恢复国家统一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功无疑值得尊重，“元和中兴”在中晚唐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也值得大书特书，但可以说，正是有了代、德两朝的积累，宪宗才能充分施展他的抱负，真正实现了中兴。更重要的是，从整个唐后期的历史发展来看，“元和中兴”毕竟只是昙花一现的特殊状态。事实上，如果以河朔三镇的完全归顺作为标准，那么真正意义上的“中兴”局面要晚至元和十四年淄青李师道被平定后才出现。横海节度使乌重胤于元和十三年向宪宗上言说：“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见。盖刺史失其职，反使镇将领兵事。若刺史各得职分，又有镇兵，则节将虽有禄山、思明之奸，岂能据一州为叛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只以夺刺史、县令之职，自作威福故也。”由此可见，藩镇是否能够做到“吏补授皆听朝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朝廷能否对其真正行使权威。就此而言，成德王承宗直到元和十五年正月才向朝廷提出，“镇冀深赵等州，每州请置录事参军一员，判司三员，每县请置令一员”。但就在不久之后，宪宗便去世，再经一年，河朔复乱。这就说明，“元和中兴”真正存在的时间极为短暂。尽管宪宗削藩所取得了很大成就，特别是将淄青镇纳入了朝廷的管辖范围，但河朔三镇的自治局面仍然未能改变。由此可见，在整个唐后期中，“元和中兴”显然只是一个特例，更为常见的则是由中唐前期所奠定的基调。如果要从整体上来理解中晚唐时期，相比仅仅是昙花一现的元和中兴，代、德时期那种“未完成的中兴”的常规状态无疑更值得我们重视。
事实上，元和中兴的出现，原本就与代、德两朝的制度和政策具有极强的延续性，它是代、德两代君主重振皇权的扩展。但当元和中兴作为一个特例被加以神话以后，代、德两朝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及注重实际的合
理务实取向反而遭到后世长期的否定和贬斥。将元和中兴所赖以实现的特殊环境当作固定的政治模式，表面上似乎是在强化对中兴的诉求，但事实上则将这场短暂的中兴置于难以延续的境地。
精彩内文选读
对一个历史研究者来说，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忘记我们相信自己早已知道的东西，并带着一些基本的问题重新审视过去。一方面，我们可能会印证我们以前的很多信念；但另一方面，历史也常常会在新的视角下呈现出新的精彩。
众所周知，紧接着本文所叙述的时代之后的，正是被传统史家誉为“元和中兴”的宪宗时期。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宪宗的藩镇政策似乎从一开始就显现出与此前的重大不同，这就更加坚定了传统史家给予宪宗与他的
曾祖（代宗）和祖父（德宗）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的信念，在这种固定的思维方式中，宪宗被称赞为中兴之君，而他不幸的两位先辈则被归入苟安之主的行列。但是如果我们评论代宗时代的政策政风，还只批判其因循保守；分析德宗的藩镇政策，还只斥责其姑息苟安，那就说明我们对中唐的理解仍然还停留在唐宋史官的固囿中。实际上，正如同罗马城不是一天建好的一样，宪宗的中兴大业也绝不是凭空而起、一蹴而就的，代宗和德宗留给他的，是一个在多年的战乱废墟中重新建立起来的财力充裕的稳定政权和一支忠于朝廷的强大有力的军队—神策军。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来之不易的遗产，宪宗就难以充分发挥他的雄才大略，去实现祖辈们一直追求而又始终未能真正实现的中兴大业。因此，当我们研究走向中兴的中唐政权时，必须改变以往的定式思维，从更加全面的角度来审视这个时代。历史学家早已认识到，在人类社会中，几乎所有复杂的历史过程都充满了各种偶然事件或意外事件，这些事件使得以后的活动格局会以新的方式形成。当然，有些事情总是比其他事情看来更有可能发生。不论我们回顾过去已经发生之事，还是展望未来可能发生之事，情况皆然。换言之，虽然历史不允许假设，但已经发生之事不一定就是实际上最有可能发生之事。可是历史学家却很容易将“真正发生”的事情，同“应当发生”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这种必然性的意识，掩盖了在特定历史的时刻曾经存在着的多种可能性。时间跨度越长，在某些时候尚有其他道路可走的可能性就越大。历史变化的长期序列，并非必然的，也非天生如此的。a 本书所将要讨论的时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代宗和德宗面对着吐蕃入侵的威胁和藩镇叛服无常的危机，他们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他们该怎样进行政权的重建？他们都有哪些选择？他们为何最终选择了我们所知的这条道路从而步履蹒跚地走向中兴？只有在解答了所有这些问题之后，中唐政治史才可能开始被我们真正理解。我们不应忘记，“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在讲人”。无论作为个人或是群体，人本身就是他们在幼年和青年时期学到的知识和习俗的一个重要集合体。除极少数的例外，一个人往往以他所在社会的思考、判断和信仰方式进行思考、判断和信仰。一个人也总是根据他的生活环境而感受、相信、喜爱和憎恨。人都受父母、师长等长辈的影响，但在长者威望特别高的传统社会里，长辈的影响要更为重要。有史学家认为，人是父亲的孩子，但更是时代的孩子。实际上，人既是自己这个时代的孩子，也是父亲那个时代的孩子。以本书的一位主人公为例，生于天宝元年（742）的德宗可能是第一位见到过曾祖（玄宗）的唐朝皇帝，他在许多方面既是盛唐的人，又是中唐的人，而且他和他的父亲（代宗）一样，都是从盛唐走向中唐的见证人。如果从这些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德宗和他所属的时代，我们就能得到更加丰富的理解。
众所周知，政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因为政治关系到人们的命运、民族的盛衰乃至国家的存亡。用德国学者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话来说，“政治追求权力的分享、追求对权力的分配有所影响—不论是在国家之间或者是在同一个国家内的各团体之间”。“从事政治的人，追求的是权力；这权力或者是手段，为了其他目的服务，不论这些目的是高贵的或是自私的；或则，这权力是‘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目的是享受权力带来的声望感。” 简单地说，政治就是论述人们怎样在社会中获得权力和使用权力。因此，如果我们对政治史下一个比较狭窄的定义，那么可以说，政治史就是研究以往社会中人们对权力的追逐，以及人们用权力去干什么这一问题。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使得大多数士人积极地投身于政治活动之中，这些活动不仅改变了他们自己，而且还影响了国家和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及信仰的命运。正因为如此，政治史研究被证明是一项十分重要且令人振奋的工作，也曾经长期是历史研究的中心内容。然而在新史学发展的冲击下，政治史一度被人们嘲讽为过时的、不能大胆进行探索的学科，同诸如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等新史学相比，传统的政治史似乎显得较为僵化与肤浅。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除了在社会发展趋势的宏观叙事上颇有建树却又不乏机械教条的图解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外，中国的政治史叙事基本是制度史研究的一种翻版，人们在政治史的表述中除了了解到堆积出的一系列事件序列和机械的制度描述外，根本无法感受到中国政治运作奇诡多变的态势和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实际上，政治史远远不只是有关制度发展的记录，也超越了纯粹传记的范围。基于众所周知的重要性，政治史始终是史学家主要关心的领域，不论他们研究的是古代史还是现代史。实际上，到了20世纪80 年代，政治史似乎已经恢复了声望，但当代的新政治史研究在充分吸收了其他学科，尤其是政治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之后，已经与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有了很大的不同。
1908年，美国政治学家本特利（Arthur Fisher Bentley，1870—1957）出版了《政治的过程》（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 A Study of Social Pressures）一书，首次把“政治过程”作为政治分析的核心。1951 年，杜鲁门（David B. Truman，1913—2003）在《政治过程：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Governmental Process: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ublic Opinion）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从此以后，“政治过程”成了政治学分析中的重要概念之一。简单地说，政治过程是由政治行为者在政治系统的输入与输出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互动行为构成的。政治行为者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体，他们在政治过程中或多或少起着作用。在帝制时代的政治生活中，影响政治过程最重要的行为者实际上是皇帝、宰相等掌握最高权力者。政治过程赖以运行的动力是权力，权力是实现团体和个人各种重大利益的最有效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过程就是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权力斗争的各种形式，是构成政治过程的重要内容。日本学者寺地遵成功地将“政治过程”的概念引入到对南宋初期政治史的研究之中，在他看来，政治史的研究对象主要分为国家统治机构与制度、国家意志与政策、重要政治事件、政治主体与政治势力四项。也就是说，政治主体与政治势力通过国家统治机构与制度，围绕着国家意志与政策的形成和推进过程而产生重要的政治事件，由此构成的有机整体就是所谓的政治过程。有鉴于此，将政治过程作为把握中唐前期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致力于对政治权力运作的动态探讨，将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史料的问题。令我们感到幸运的是，相比唐以前的时代，现存的有关唐代的文献记载十分丰富，特别是对于政治史的研究者来说，除了两《唐书》和《资治通鉴》之外，还有《唐六典》、《通典》、《唐会要》和《册府元龟》等书中大量的政治记录可资利用。可是，虽然这些记载是完整和系统的，但它仍然使现代的历史学家面临一些重大的困扰。由于据以成书的原始材料早已荡然无存，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一种为了记录而记录的历史，因此其目的是提供一种在编写时被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和解释，这种情形在有关政治史的记录中尤为突出。a 这就使得现代的历史学家必须一方面“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一方面又必须以自己的、完全不同于古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些材料，如何取得二者之间的平衡，可谓是对历史学家的重大挑战。陈寅恪等前辈学者大都是文献解读的一流高手，但受时代学术潮流的影响和限制，他们在方法论上基本还是采用19世纪以来实证主义的史学取向，而这种取向已经被证明是不够全面的。 如果我们能够对文本内外不同层面进行全面分析，就很有可能获得对旧史料的新理解。
对于现代人极为关心的许多事情，传统史家几乎一字不提。不过就中唐时期而言，这种不足因大量的私人文集和诗集的存世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弥补。《全唐文》中有超过一半的文章是属于中唐时期的作品，而许多重要的政论文章则有更大部分是完成于同一时期，与此相似，中唐诗人的作品也在《全唐诗》中占据了明显的数量优势。利用诗文作品来研究唐代政治史，前辈学者如陈寅恪、严耕望等已经给我们展示了这种方法的巨大价值和拓展空间。d 除此之外，大量的墓志碑铭从唐代流传至今，它们提供了许多舍此就无法了解的人物的详细生平，由于它们的写作对象大都是所谓统治阶层的重要人物，它们对于唐代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更可喜的是，历史学家已经开始突破“征前代之事实”、“匡史文之讹谬”的局限，转而充分利用墓志碑铭中的丰富信息来展开多样化的史学研究，可以想见这种趋势的巨大发展空间将使我们获益匪浅。最后一种重要的补充材料则是笔记小说。虽然司马光早就提倡“实录正史，未必皆可信；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并身体力行地在《资治通鉴》中大量采用笔记小说。但在大多数正统史家眼中，笔记小说仍被认为是道听途说或是荒诞不经而不予置信。事实上，相对于正史实录中随处可见的偏见和忌讳，笔记小说中某些貌似离奇的记载在很多时候反而显得更加合情合理，以之作为正史的补充似乎不无裨益，当然此间分寸的把握仍然需要我们为之付出辛勤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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