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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尊严是什么？我们需要多少个故乡？知识分子的受难比普通人更值得同情吗？让·埃默里在这本短文集中以坦白和沉思的方式，对奥斯维辛受害者的生存处境做了一次探究。他写集中营生活，写自己所受的酷刑，写怨恨背后的哲思，也反思做犹太人的必然性与不可能。在埃默里所描述的令人吃惊的历史细节与难以言表的苦痛情感中，读者能够以同样的节奏跟随他穿越这片他一步步点亮的黑暗。
让·埃默里（Jean Améry，1912—1978），原名汉斯·梅耶（Hanns Mayer），出生、成长于奥地利维也纳，并在这座城市学习了文学和哲学。1943年，埃默里因散发反纳粹读物而遭逮捕，被押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苏联军队进驻波兰后，他先后被转移到布痕瓦尔德和贝尔森集中营，关押直至1945年才被释放。战后，埃默里在一家瑞士—德国报社做记者谋生。1966年，他出版了书写自己奥斯维辛经历的文集《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并因此广为人知。后又出版数本著作，包括他著名的哲学论著《独自迈向生命的尽头》《变老的哲学:反抗与放弃》等。1978年，埃默里自杀身亡。
代序：理解他人的可能与不可能/ 杨小刚
1977年新版前言
1966年初版前言
精神的界限
酷刑
人需要多少故乡？
怨恨
做犹太人的必然与不可能
译后记
1977年新版前言
本书完稿已逾十三年。这十三年并不好过。只需要关注“大赦国际”的报道就可以看到，这段时间之可怖堪比历史上最糟的那段时期，那段既实实在在又疯狂无比的时期。人们有时会产生这样的幻觉：希特勒死了反而获胜了。入侵、攻伐、酷刑，将人彻底消灭，事情够多了。 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智利，红色高棉在金边的强制迁徙，苏联的矫正中心，巴西和阿根廷的谋杀令，某些自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三世界国家拆穿了自己的谎言，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反思第三帝国受害者的非人处境还算什么？一切不都已经过去？或者，至少要把我的文章重新修订一遍吧？
然而，在重读当年写下的东西时我发现，修订可能只是一个小伎俩，是为了时效性而付出的新闻式的代价。我不想修改这里说过的任何东西，只想略做补充。毫无疑问，无论我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恐怖，那些事实都无法被消除。尽管出版了许多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而且这些研究非常用心，类似的著作还将继续出版，但对我来说那些事实仍然没有得到解释，很可能它们根本没法解释： 1933—1945年，在德意志民族内部，在一个具有如此高超的智力、工业生产力和举世无双的文化财富，也是“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里，发生了那些我所记录下的事情。
将一切归结为单一原因的解释一点不起作用，甚至十分可笑。说在奥斯维辛和特雷布林卡（ Treblinka）的象征编码中包含的是自路德以来，经过克莱斯特（ Kleist）和“保守革命”，直到海德格尔的德国精神史中已然存在的东西，说什么“德意志的民族性格”，这些都毫无意义。为了理解事实也不能就把法西斯主义说成晚期资本主义的极端形式。说《凡尔赛和约》将整个民族逐入纳粹牢笼的经济危机，这都是幼稚的借口。 1929年之后，其他国家也有大量失业人员，比如美国，但那里没有产生希特勒而产生了罗斯福。色当战役之后，法国也接受了“不光彩的和平”，也有查尔斯?毛拉 的大国沙文主义意识形态，但在法国历史上令人瞩目的是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对抗日益膨胀的军方势力、守卫共和国的人们。吉斯林、穆瑟特、德雷勒和莫斯利 都不是在民众的支持下夺得政权的，不是靠从一所可敬大学的校长到大城市贫民窟里每一个可怜的家伙都为他们欢呼来获得权力的。是啊，波茨坦集会 举行时，整个德意志民族都在欢呼，全然不顾之前的选举结果。我就在那里。意气风发的年轻政治学家们不要向我讲述被他们的概念扭曲了的历史，对于每一个历史的见证人而言，他们的解释都显得格外荒谬。
历史写作只看到了个别方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见第三帝国的德意志森林。如此一来，历史自身作为概念也变得不合适了，我想到的只有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在《野性的思维》（La penséesauvage）中的一句话：“在物理因果链中，一切历史事件最终都消解了，‘历史’一词根本没有将它们当作自己的对象。”
……
所以十三年前，我没有致力于做什么解释，今天，同样的，我也唯有呈上我的证词。而且此刻就和以前一样，关乎我思考的不是第三帝国。我要考虑的，我有资格说的，是这个帝国的牺牲品。我不会给他们立纪念碑，成为牺牲品根本不是什么荣耀。我只想描述他们的处境，他们无法改变的处境。所以，我让 1966年首次出版的文字一如其旧。仅仅在《做犹太人的必然与不可能》一章中添加了一件对我而言十分重要的琐事，今天这个时刻需要把这件事说出来。
当我写下这些文章时，一切已经结束，反犹主义在德国已不复存在，更准确地说，在反犹主义仍未灭绝的地方，它也不敢贸然出头。人们绝口不提犹太人的事情，或者用一种喋喋不休的爱犹主义（Philosemitismus）来挽救自己。对诚实的受害者来说，这是一种痛苦，而对不太诚实的受害者——的存在不容忽视——一个良好的机会，一个与德国人可悲的良知打好交道的机会。事过境迁，一种新旧混杂的反犹主义如今又厚颜无耻地探出头来，只不过尚未引起众怒。顺便一提的是，不仅在德国如此，大多数欧洲国家均如此，鲜有例外，除了正直的荷兰，在此必须将其作为榜样明确提出来。受害者们死去了，这样很好，长期以来就如此，他们是多余的；刽子手们也一命呜呼，这样也好，符合生物死亡的规律。然而两个阵营里的新一代都在持续增长，在分别被出身和环境烙印的两方之间，又再次产生古老而不可逾越的鸿沟。我确定，时间总有一天会弥合它。但弥合不可以是无心、无脑、大错特错的宽恕，这种宽恕如今已在加速成形。相反，既然这是一条道德鸿沟，就让它暂时保持裂开的状态，这也是新版的意义所在。
我关心的，是德国青年一代，是那些好学、慷慨、追求乌托邦的左翼青年，不要毫无防备地倒向他们的，也是我的敌人。这些年轻人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法西斯主义”。他们不理解，他们只是把没有深思熟虑的意识形态的概念网格罩在现实上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迫切需要改善的现实虽然掩藏了诸多让人愤怒的不公，比如被称为《对极端分子公告》 的法案，但这个现实并非因此就是法西斯的。
联邦德国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曾受到严厉的威胁，正如每一个民主制度国家经常遭遇的那样。这是它的风险，它的危险，它的荣耀。人们必须保持清醒，这一点没有谁比那些不得不亲眼看见德意志自由的崩溃的人更了解。这个时代的编年史家同样很了解，清醒不能在偏执狂式的状态中被葬送，这种状态不过助长了那些想要用粗壮的屠夫之手扼杀民主自由的人的气焰。而当德国年轻的左翼民主人士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他们不仅把自己的国家视为一个半法西斯化的社会样本，而且一股脑儿地把所有被他们叫作“形式化”民主的国家——在这之中首先是面临可怕危险的袖珍国家以色列——都视为法西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并以相应的方式对待之，那么每一个经历了纳粹恐怖、同处这个时代的人就站在一个关口，在这里他有义务参与进去，无论他的参与会引起什么反应。当在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下那老一套可恶的反犹主义死灰复燃时，那些既是政治犯也是犹太人的纳粹受害者——我曾经和现在都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不能沉默。做犹太人的不可能变成了做犹太人的必然，准确地说，是做一个激烈抗争的犹太人。……。反犹主义具有一种深深植根于集体心理的基础结构，在层层分析后还可能还原至被压抑的宗教敏感和怨恨。它每时每刻都可以更新。当我得知，在一个德国大城市的偏向巴勒斯坦一方的公告中，不仅犹太复国主义（无论人们怎么理解这个政治概念）被当作世界的瘟疫而受诅咒，而且群情激昂的年轻反法西斯主义者通过一句有力的口号宣告了自己主张——“犹太人去死！”我虽深深惊恐，但并不惊讶。
我们这些人已经习惯了。人们必须留心，词语如何变成血肉，变成血肉的词语最后又如何变成腐烂的尸体。又一次的玩火自焚，这火将许多人化成灰烬，飘散在空中。我拉响了火警。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天，当 1966年我的书第一次出版时，我只是那些天然就是我的敌人的人的敌人：老的和新的纳粹、非理性主义者和法西斯、 1933年将世界带向死亡的反动混蛋们。今天我又不得不站在我天然的朋友们——年轻的左翼男女对面。这不仅仅是老套的“辩证法”，这是那些丑恶的世界史闹剧中的一出。这些闹剧让人怀疑每一件历史事件的意义，最终让人绝望。……
启蒙（Aufkl.rung）。这说出了关键。本书中的思考诞生于十多年前，至今未变，希望今天还能为启蒙——既可以称为布尔乔亚的，也可以称为社会主义的启蒙贡献些什么。“启蒙”这个词在这里自然不能——从方法论上理解得太过狭隘，因为如我所理解的，它包含的不仅是逻辑推演和经验确证，而且远超两者，是现象学式思辨的意愿和能力，是移情和接近理性界限的意愿和能力。只有当我们满足了启蒙的法则并同时超越它，在智识上才会到达这一维度。在这一维度，理性（laraison）不会导致错误的逻辑推演。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如既往地坚持从具体事件出发，又从未忘记这些事件，而且一直将它们作为反思的契机。我的反思超出了理智思考和在思维领域内进行逻辑推演的快乐，而在我的反思之上永存着一道曙光，我努力让这光亮显露，它会让我的反思显得立体而丰满。但要坚持的一点是，启蒙并不等同于澄清（Abkl.rung）。我出版这本小书时，没有什么得到了澄清，今天也没有，而且我希望，永远也不要。澄清，似乎是那些构成历史行为的事实了结了、搞定了。我的书就是要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没有任何东西被解决了，没有任何冲突被调停了，没有脑海中的翻滚（Er-innern）变成了单纯的记忆（Erinnerung）。发生了的，就是发生了。事情虽然发生了，并不是就得这样简单地容忍。我反抗，反抗我的过去，反抗历史，反抗将不可理喻的事情以历史的方式冷藏，以让人愤怒的方式歪曲。没有任何东西愈合了，那些也许在 1964年 已经快要被治好的创伤，像受感染的伤口一样又裂开了。情绪化？我的过错。哪里写了，启蒙必须消除情绪？在我看来，事情正好相反。
只有当启蒙考虑到人的情感时，它才胜任它要完成的任务。
让?埃默里
1976年冬于布鲁塞尔
开 本：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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