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的东西文化碰撞 近代中国人对“黄祸论”及人种学的回应

《非常的东西文化碰撞：近代中国人对“黄祸论”及人种学的回应》："黄祸论"是19世纪后期在西方主要国家出现的，针对中国和日本的煽动、污蔑和诋毁的核心话语之一，一直流行到二战结束。其败坏中国人和中国的形象，对中国造成了很大困扰和不良影响。西方国家和日本对"黄祸论"不乏研究，但完全没有涉及当时中国人的回应情况。而在中国，50年代以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几为空白。本书是作者在对“黄祸论”问题关注和研究10余年的基础上，所撰的系统研究"黄祸论"的作品。全书立足于本土话语，反映了在中国日趋强盛的新形势下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全新认识。

罗福惠，1945年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兼任湖北省历史学会理事，湖北荆楚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近30年，研究领域主要涉及辛亥革命史、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现代化问题、中日关系和思想文化交流史、地域文化史等。

引言


一德国与奥地利的“黄祸论”

二俄国的“黄祸论”

三法国及比利时的“黄祸论”

四英国与澳大利亚的“黄祸论”

五美国的排华浪潮与远东战略

六西方文学作品和电影中的黄种人形象

七西方社会的不同声音

八长期在华之西人的有关议论

九日本与“黄祸论”

十中国近代的人种学回应

十一中国近代报刊的舆论回应

十二辜鸿铭的“文明论”回应

十三孙中山先生的综合回应

十四20世纪40至70年代的“黄祸论”变形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儒者倡导“恕道”，“犯而不校”是“恕道”最精要的表达，本意是“小人”冒犯了“君子”，“君子”不要计较。更不用说“君子”是不会去主动冒犯别人的。据说耶稣基督也教人左脸被人打了还要把右脸送上去，这不仅是一种宽恕和仁慈，还进而是视敌为友。但这种宽容、大度和高尚的德行，除了圣贤，以个体形式出现的人能够真正做到的并不多；而在由无数个体聚合组成的民族、国家之间，“犯而不校”的情形恐怕更是少之又少。

冒犯有程度之异，更有方式的不同。在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最轻微的是言语冒犯，比如歧视、丑诋对方；较严重者是在自己权力所及的范围内排斥、压制、遏阻对方，违背人道和公正的普世价值，剥夺对方的权利；最严重者则是诉诸武力，杀戮对方的军人和平民，攻占其领土领海，掠夺其财富和资源，甚至不惜灭其国而奴其种。而且历史事实证明，最初通过言语体现的歧视和丑诋，总是伴随着行动上的排斥、遏阻甚至战争，即不仅有“言”而且有“行”。任何言语都有刺激、煽动大众感情的作用，或者是唤起大众的某种信念与希望，甚或是煽起人们的疑虑与恐惧，达到为自己的不当行为寻找借口的目的，博得大众支持，同仇敌忾。因此，这最初的寻衅言语，实际上隐含着制造舆论的动员作用；而被冒犯的一方也就不可能不加以注意和关切，从据理批驳、反唇相讥，直到对抗和报复，很难完全做到“犯而不校”。

对待争辩有两种基本态度。相信“真理（真相）愈辩愈明”者主张争辩；以为“真理（真相）不辩自明”者则不热衷争辩。争辩可能与“百家争鸣”的条件、氛围有关，所以先秦时期是中国辩者蜂起的时代。不过即使在那个时候，“好辩”也没给人留下好印象，所以孟子要用“不得已”为自己的“好辩”作解释。此后中国进入严格控制言论的专制时代，人们害怕“口舌贾祸”，渐渐从木讷蜕变为麻木。当然这也与中国人较为相信“真理（真相）不辩自明”的态度有关。明末清初颇长于说理的王夫之虽主张论辩，但强调论辩不要被“邪曲”之谈牵着走，而应以立起自己的“正论”为目标，“君子之言有物也。物也者，实也。言吾之是，非以折彼之非；言吾之直，非以辨彼之曲；言吾之正，非以争彼之邪”，然而“是之胜非，直之胜曲，正之胜邪，操常胜之势，揆之义而义存，建以为名而名正，何患其不胜哉?”也就是相信，立论只要以真理、真相为归，光明正大，对立面的邪说就会不攻自破了。客观地说，进入19世纪后期，中国的言论环境比以前宽松多了，各种舆论较前大增，但可能主要是因为语言文字隔膜之故，当时的中国人对西方“黄祸论”的言说情形知之有限，因此直接对“黄祸论”作出回应的并不多。

当然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原因影响到中国人对“黄祸论”大多采取不予置辩的态度。戊戌时期的维新志士谭嗣同的想法可以作为这种态度的代表。谭嗣同基于更强调民族自省的立场，多将批评的锋芒指向守旧、自大的“误国之臣”和“亡国之士”，说这些人“不虚心、不自反、不自愧、不好学、不耻不若人”；表示“吾何暇计外洋之欺凌我、虔刘我哉？责己而已矣”。他强调中国的出路在“自强”，并以为既然“名之曰自强，则其责在己而不在人”，“任彼之轻贱我，欺凌我，我当视为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则诋毁我者，金玉我也；干戈我者，药石我也”。显然这种认识有可取的一面，即凡事不忘先从自己一方找原因，不要一听言语冒犯，一见矛盾冲突就丧失理性和冷静，一切诿过于人而不反省自身。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如果对方有意寻衅，颠倒是非黑白，而受污者完全“失语”，就会导致积非成是，世界全无公理和正义可言了。所以对待他人的“丑诋”，不必多辩但也不可不辩。

鲁迅先生对待“黄祸论”的态度可谓独树一帜。20世纪初，鲁迅先生在《破恶声论》中曾批评当时中国人面对“黄祸论”的三种表现。一种是“自屈于强暴久，因渐成奴子之性，忘本来而崇侵略”；一种是“人云亦云，不恃自见”；一种是“援德皇威廉二世黄祸之说以自豪，厉声而嗥”。他既着重批评了恐惧或崇拜西方侵略者的奴隶性格，也嘲笑了因“黄祸”说而自豪的虚骄自大，视其为“梦中狂人”，强调“若夫今日，其可收艳羡强暴之心，而说自卫之要矣”。 20世纪30年代，即在鲁迅先生晚年，也有几篇文章涉及应该如何对待“黄祸论”的问题。如《准风月谈·黄祸》指出，三十年前德皇威廉二世称黄种人要席卷欧洲，中国“有些英雄听了这话，恰如听到被白人恭维为‘睡狮’一样，得意了好几年”。然而这些人“一面在做‘黄祸’的梦”，中国却仍在鱼烂瓦解，被他人欺凌宰割。“倘是狮子，自夸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这是强调中国人如果只是梦想强大或者自以为强大，会蕴含着极大的危险。当然鲁迅也不苟同那种过分自卑的态度，称“但倘说，20世纪的舞台上没有我们的份，是不合理的”。鲁迅：《准风月谈·黄祸》，同上书第十五册，第431—432页。

20世纪30年代初，当标榜“民族主义文学”的《前锋月刊》把当时中央军与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想象成蒙古人的“西征”，其后又无视日本人已经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鼓吹“黄种人团结的重要”，讴歌“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客观上配合了日本人的反苏宣传时，鲁迅先生批评说这实在是要“先使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赶他打仗”，而“用民族主义来朦混读者”。而当西方的“黄祸论”者或其他人在谈到中国文明、制度、现状及中国人的性格和精神问题的时候，鲁迅先生并不赞同讳疾忌医，以为外人一说中国的缺陷就觉得是伤害了中国和中国人的尊严，其实更多的是认为“丢了面子”的态度。所以当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其著作《中国人的素质》中较多谈到中国人素质的缺陷时，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序言》《约翰·史斯密（即明恩溥）在中国》和《中国学（一）》等文章中力加批驳，而鲁迅先生却认为明恩溥批评中国人做事“撑场面的分量多”“这话并不过于刻毒”，他希望中国有人译出该书，让更多的中国人“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总之，由于鲁迅先生一生最主要的是致力于与黑暗抗争及改造国民性，因此在对待西方人的寻衅、丑诋或客观的批评而中国人的回应又未必全然冷静、科学的时候，他主张中国人多做“自省，分析”，“变革、挣扎，自做工夫”，既不自卑，更不自大。鲁迅先生的这种态度，是同时代的日本人所没有的，在中国人中也不多见，因而具有特别的意义。而在中国刚刚开始走向强大，即有人“未富先骄”，中国人的素质亟须继续提高的今天，尤其值得珍视和记取。

我们还有一点自知之明，深知要写出这样一本系统总结之作，非我等力所能逮。但我们深信“人类共生”之理，憧憬人类和谐和世界大同，因此希望共生于地球上的不同种属、民族和国家的人，彼此之间能逐步消除歧视、猜忌和敌意，无论是对历史上的恩怨还是现实中的分歧，都能从客观的理性的态度出发，先求沟通和理解，真正做到“知已知彼”。但这种“知己知彼”不是为了“百战不殆”或者“不战而屈人之兵”，而是为了求同存异，进而“（扩）大同（缩）小异”，最终弃异求同。因此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在大量阅读中外文献的基础上，再现围绕“黄祸”这一话题展开的论辩史，虽有若干评论，但不多作人种学的、民族主义的或现代意识形态的批评。虽然历史学从来就带有一种“旧事重提”的特征，但从“致用”的目标出发，人类最需要的是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尽管西方有人认为中国人习惯引经据典，援引历史成例，是思维方法的显著不足，而且一直有人提出“人类果真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吗？”的难题，中国也有人视历史为“无用”且必须抛弃的“包袱”。对此我们只能简单地回答：历史是人类知识和智慧的资源之一，理性科学地对待和借鉴历史，对于人类总是有益无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