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思想译丛：魏玛共和国的反民主思想

松特海默的研究对我们了解魏玛共和国的痛苦历史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著作大大丰富了我们对魏玛共和国的反民主思想的认识，本书对困难材料的整理堪称典范。

                                                                                           ——克劳斯·爱泼斯坦

本书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时代思潮与国家法学研究趋势出发，梳理了新旧民族主义、保守主义革命、纳粹主义等各个派别的德国右翼反民主政治理念的内容和诉求。作者指出，这些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浪漫的、非理性的因素蔓延到政治领域的结果，并揭示了反民主思想是魏玛共和国瓦解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它们所营造出的政治氛围，为纳粹上台赢得了必要的空间。

库尔特?松特海默（Kurt Sontheimer），德国政治学家，曾在德国、美国、法国各地学习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先后在弗赖堡大学、柏林自由大学、慕尼黑大学任教。松特海默主要研究德国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并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曾获得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奖与德国联邦十字勋章。其他作品有《论德意志共和国》、《阿登纳时代》、《我们知识分子的痛苦：联邦德国的左翼理论》等。

    德国右翼反民主思想在魏玛共和国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至今未得到历史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常见的引用材料对此几乎从未提及，虽然关于造成魏玛共和国急剧瓦解并最终惨败的原因，已有大量史料文献。本书的主导意图之一便是，揭示反民主思想运动对于共和国政治生活的意义。魏玛民主的内在缺陷及其衰亡，与反民主思想的影响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联邦德国，有些知识分子抱怨思想和政治层面上的顺从主义。他们有意或无意地以魏玛共和国时期多姿多彩的政治思想格局为榜样。在我看来，他们在批评我们的公共意识渐渐趋于单一化之时，往往忽略了一点：民主政体中的公共意见即便对行政持批判态度，原则上也应遵从现存政治秩序的基本决策。民主政体的效力，来自法治国家中基本原则的协调统一。若无法达成统一的意志，就无法实现自由的民主制。魏玛共和国覆灭的原因首先在于，它没能发展出一套自己的国家意识。然而，国家意识不仅仅是政治功绩所造就的，并非首先与经济富足相关，也绝非依赖于历史的恩赐——比如历史在关键时刻把伟大的政治领导赐给一个民族，实际上，国家意识存在于公民自身的责任之中。魏玛共和国缺乏一种能自觉与这个民主共和国紧密相系并与之步调一致的国家意识。许多德国人在思想上忠于祖国，或者认为国家高于一切，可是，这些对于魏玛共和国却无济于事。向一种遁入历史或未曾实现的国民思想效忠，就跟单方面效忠于某一社会阶级一样，对这个共和国无甚益处。“自由知识分子应该身体力行并提供帮助，而不是在一旁冷嘲热讽。这是魏玛灾难留给我们的众多教训之一。”（戈洛·曼）魏玛共和国中的反民主思想，成功地让大多数德国人民疏远了魏玛宪法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制度。为了理解广大知识分子（既包括右翼也包括左翼）在当时的姿态和政治立场，历史学家找到了许多原因。然而，可以理解却无法原谅，因为，即便一切思想政治传统都有其重要性，即便有批判价值的政治现象得到了丰富，可是，对于灾难的共同责任，却难以磨灭地残留至今。

    这项针对魏玛共和国反民主思想的研究，首先并不是一部纳粹思想前史。如果试图把本书所介绍的思想运动同所谓的纳粹世界观进行比较，肯定会无功而返，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明确而完备的纳粹意识形态。其实，我更想揭示的是，反民主思想乃魏玛共和国瓦解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它的作用不只在于，使得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在精神和思想上被广泛接受，而且还在于，首先它曾经拒绝为民主共和国提供精神支柱，而那正是魏玛所急需的。如此一来，纳粹以及另外一些抵制魏玛“体系”的集团才拥有了煽风点火的条件。

   本项研究的重点不在于反民主集团，而在于其思想理念。无论这些集团彼此间有多么千差万别，它们所奉行的理念却统统构成了魏玛宪法自由民主的反题，甚至成为戕害民主的利器。本文旨在系统性地为反民主思想勾勒一幅肖像，而并非对于反民主思想者进行专题研究。

    魏玛共和国里的舆论力量究竟是如何针对自由民主政体展开攻击的？这也是我们的主导问题。有哪些特别重要的公共批评模式？这些批评的背后体现了哪些具有建构意义的主导思想？反民主思想的负面功能，对于占统治地位的民主制度的反对，从原则上说，伴随着对建立另一种形态的国家政体的支持。

    假如能看出“反民主主义者”所持的不仅是一种毁灭—批叛的反姿态，而且往往还怀有一颗积极改善之心，那么，当读者认定这本书根本不是在谈魏玛共和国整体的反民主思想，而几乎只是在谈右翼的反民主思想时，使用“反民主的”这个术语就显得十分可疑了。德国共产党及其亲缘党派无疑也同资本主义的魏玛共和国针锋相对过，他们当然在自己的宣传单里宣扬过反民主思想，但是他们的思想类型跟右翼的反民主思想有着天壤之别。因此，若将前者也归入右翼思想体系，并不妥当。此外，针对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共产党的态度及发展情况，已经有过一些研究资料?，基于此，如果本文再将不同的思想观点杂烩一炉，便显得多此一举。反民主的结论，当然是指极左派以及本文接下来首先要详谈的那些人。除此之外，详尽地研究反民主的右翼所遗留的政治思想，本身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价值：从魏玛共和国衍生出来的并非一个共产主义专政，而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元首制政体，从右翼发展而来的思想将为这个政体的存在辩护。极左派在共和国奄奄一息之际的确火上浇油，可是最终，共和国是被右翼所摧毁，并且，被萌生于右翼的思想所击败的。

    对于本文所用素材，我将选择范围有意限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我没有引用1919年之前出版的反民主文献，也没有试图将某些思想的历史追溯至其发端期。在反民主的右翼集团里，年轻的或新兴的国家社会主义还常被另称作“保守主义革命”，他们的出版物得到了最有力的关注。这是因为，这一集团的思想活力最强。另外，很难将新兴的国家社会主义理念与民族的、德意志国民的理念截然区分开。彼此间的过渡毫无障碍。与此同时，在共和国最后的关键几年里，年轻的右翼民族分子明显占据了主导地位。

    若对这些素材作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值得商榷之处：给针对魏玛政体的论点全部贴上反民主的标签，是否合适？还有许多反民主主义者是为了争取一个更好的民主才去反对魏玛体系的。反民主这一概念首先是以民主思想的形态出现的。这个思想自然可归入我们所熟知的政治观念的多义性当中。尽管如此，还存在一个有意义的评判标准：遵照魏玛帝国宪法模式的民主思想。在反民主的思想里，有一个跟民主思想敌对的态度，正如魏玛宪法所理解的那样。它表达了对魏玛政体的敌视态度，这种态度不再从属于一个合法的民主范畴内的对立概念，而是从根本上反对自由民主共和国。尽管为数不少的反民主主义者认为自己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和民意代言人，但此处可能出现的矛盾却是，他们对于自己所不敌的民主存在错误理解。从本质上讲，自由思想属于民主思想的一部分。民主只意味着自由和平等。一个没有权力分配、没有法治国家、没有个人自由权、没有自由主义作为政治支柱的民主制，不是真正的民主，不管如何去解释民意。

民主既不是一个塑造政治意志的技术工作原理，也不是为臆想中的民意开出的空白支票。它是一个满载价值的政治秩序，目标是保障政治共同体处于有序的自由状态。

    德国历史学家和国家法学者们在过去非常重视把民主同自由主义相分离，并且尽可能去定义一个非自由主义的民主。尝试厘清概念，这点无可厚非，然而事与愿违。结果，他们所构想的民主，其权威的或极权的结构只能通过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统一意志得到确保。如此类型的民主不符合魏玛宪法的精神，后者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宪法。就此而言，将反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者的政治理念视作反民主的，也就完全合理合法了。

    尽管这或许是对魏玛共和国具体状况的公然无视，可人们并不想看到，当时的反民主思想还从自由民主宪法及其政治影响力的不足之中得到了动力。魏玛宪法运作不力。因此，这个民主的相对残缺性，为反民主主义者批评的范围和力度提供了条件。没有魏玛政体著名的缺陷（尽管这很大程度上不是魏玛宪法的问题），反民主思想不可能在后来泛滥渗透。另一方面，反民主主义者的猛烈批判，反过来影响了政治关系，阻碍了民主的内在稳定性。

    一个团体通过大众传媒和知识分子所表达的政治观点、所发起的攻击，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思想状态而言可能没什么意义，其影响范围仅限于一小撮满腹牢骚者和吹毛求疵者。对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现实稍作一瞥，即可看出，反民主思想并非什么神棍的事业，而是大量政治集团及党派的意识形态，这些集团和党派把阻止自由民主制度作为明确目标。反民主思想不仅仅成了政治不满者的标志（他们通过传单和文稿宣传造势），而且还为有组织的仇恨和政治狂热提供了意识形态工具和思想装备。反民主思想跟无数思想领域以外的因素共同起作用，这些因素阻挠健康稳定的民主格局出现在魏玛共和国里，是仇恨和消极姿态的酵素及其意识形态外壳。假如说反民主态度的起源本身不一定能成气候，那么共和国的反对派还需要心理上的合理化。从意识形态上论证针对共和国的仇视态度，成了反民主思想的本质功能。

    就此而言，反民主思想是政治反对派对抗魏玛不可或缺的“废物”。没有这种思想，政治反对派的存在将不可想象。随着反民主思想的传播以及反民主的宣传口号本身对民主壁垒的破坏，大多数民众完全丧失了巩固民主信念和行动方式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严格地讲，除了在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再没出现过。以人民为本的国家观念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民主思想很快陷于守势，而反民主的思想体系最终扮作以革命推翻政权的布景，扮作一种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工具———实际上，这场革命与其说是思想性的，不如说是对权力的争夺。若非反民主思想的普遍传播所营造的思想气候，纳粹是不会成功夺权的。反民主思想并未直接为纳粹做准备（为此还需要更多条件），但是，反民主思想在民主共和国的散布，使精神基础遭到破坏，国家意识遭到瓦解，并且从此无法自我修复。

    只有当民主国家失去了稳定的国家意识，纳粹才有可能得逞。因为只要有积极的、民主的国家意识，民主在对外政治和经济的交困中就能够保持岿然不动；因此，了解魏玛民主体系被哪些思想工具所侵蚀，也就具有了正面的意义。这种侵蚀当然不仅是反民主思想涌入公共意识的结果，同时某种程度上还是民主主义者间接导致的，或可部分归咎于他们的疏忽。这样一来，对反民主主义的鼓吹者们而言，他们的批评开展得也就更加轻而易举了。

    下面的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二部分是整篇论文的核心，是对反民主思想的集中阐述。在第一部分里，我明确了反民主思想的精神前提。结果证明，这正是本世纪最初几十年里强大的非理性思潮在政治中的对应物，这种思潮也深深地影响到了科学领域。关于德国国家法学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发展状况所作的专题研究，目的正是为了阐明其间的关系。此研究是勉为其难，因为从本性上看，这门科学与政治以及国家秩序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另一方面，在研究进入系统部分之前，把世界大战的经历当作反民主思想的多重出发点来单独介绍，显得十分重要。直至本文第三部分，才论及研究的历史功绩。这一章将对那个尚有争议的问题做出解释：右翼的反民主思想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到纳粹当中，在多大程度上辅助纳粹崛起。第四部分讲的是与当下政治的关系，并概述了联邦德国的反民主思想。

    在本论文中，我有意为逐字逐句的引文留下相对宽泛的空间。只有在忠实的引文里写下的东西才是完整的，如其最初所是；也只有这样，那些偶尔不可信的表象才会具有可信性。本文对素材作了系统梳理，这样做有一个优点：可以从深度和广度上阐发反民主思想，并使之一目了然。不过为此还要承担另一个风险：对于某些作家的作品，本文只涉及局部，而其各自的动机和背景，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给予说明。我为右翼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形势作了一幅画，当代史方面的研究将结合大量细节研究和个案观察来充实这幅画，使之更加生动。尽管如此我仍相信，通过研究魏玛共和国以及德国的政治思想史，可以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些至今尚无人问津，然而在我看来又不应忽视的现象上来。

    魏玛共和国的德国右翼政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浪漫的、非理性的因素蔓延到政治领域的结果。这些因素是非政治人物的观察，它们屡屡把唯美主义当作政治智慧。革命者冲锋陷阵，本是为了赢取未来，结果非但没有用自己的精神服务于理智从而掌控现实，反倒成了反动势力的推手。这一思想在卡尔·施米特那里得到了印证。尽管施米特并不知道自己也是一位高级别的政治浪漫派，却说出了富于预言意味的话：

    一切浪漫派都在为其他的非浪漫力量服务，把自己在下定义和作定论方面的优势，转变成对陌生力量和陌生结论的俯首帖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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