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本书是王汎森教授研讨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新作。他认为，思想与生活相与交织，不同人群所呈现的思想光谱浓淡不一，思想史研究应致力于刻画历史的复杂性。
王汎森教授以此思路探讨近代中国人的存在感受、生命气质、人生态度，灵活调用思想、学术、生活、政治诸种材料，解读从“新民”到“新人”的变化、“主义”的兴起、近代思想中的“未来”、“人的消失”等新鲜议题，呈现出近代中国大变动之中丰富、幽微的心灵世界。
王汎森，1958年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2004年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主要从事明清至中国近代的思想史、学术史等领域的研究。
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晚明清初思想十论》《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执拗的低音》等书，均享有盛名。
序
第一章 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兼论思想史的层次
第二章 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
第三章 五四运动与生活世界的变化
第四章 “烦闷”的本质是什么——近代中国的私人领域与“主义”的崛起
第五章 “主义时代”的来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关键发展
第六章 时间感、历史观、思想与社会——进化思想在近代中国
第七章 中国近代思想中的“未来”
第八章 如果把概念想象成一个结构——晚清以来的“复合性思维”
第九章 “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对“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
第十章 人的消失？！——兼论20世纪史学中“非个人性历史力量”
附录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出版后记
序（摘录）
本书中所收的文字多与近代思想史有关，包括《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烦闷”的本质是什么——近代中国的私人领域与“主义”的崛起》《五四运动与生活世界的变化》《中国近代思想中的“未来”》，这些文章所牵涉到的主题往往可以用许多不同的角度加以处理，但是收在这里的几篇文章倾向从存在的境遇、心灵气质及心识感觉的层面入手。譬如本书中与“主义”有关的几篇文章，“主义”当然是政治问题，但是在政治之外，它也与生活中实存的境遇、心识的感受密切相关。
如前所述，由于这几篇文章多触及近代中国的心灵危机与革命，所以我要在这里略作一些申说。因为忽略了思想与生活面相的关系，所以我们对近代中国的心灵危机与革命也没有足够的把握。心灵革命当然与思想的变动密切相关，但两者不总是同一回事。此处的“心灵”是指一些实存感受、生命意义、精神世界，甚至是一些尚不能称之为思想的，佛家称之为“心识”的东西。从晚清儒学解体开始，中国社会／思想产生了心灵（或精神）革命／危机。一方面是革命，同时是危机，是无所适从；是解体也是创造、启蒙也可能同时有困扰，这些现象往往同时发生，有时候甚至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我们一向把对心灵世界的探索交给思想史，但是思想史对这个不太抽象、不太概念化的实存层面，也就是“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的部分，往往过于忽略。这个心灵的、实存的世界不只是对个人生命有意义，它与整个时代的历程与抉择，甚至与现实的政治都有分不开的关系。我们也可以说，政治的世界从来都不只是政治的，它还牵涉到许多个人的、心灵的、实存的、情感的、人生观的层面。这里我要引用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介绍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学说的话：“知识里面还有愿望、意志，影响于他的‘信仰的意志’”杜威著，胡适口译，《杜威五大演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页237。，而愿望、意志、信仰，都是包括政治在内的各种现实活动不可忽视的部分。所以当我们想更深入了解近代的巨变时，不能不对这个领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譬如，想了解清代政治意识形态时，我们不能不深入了解理学与名教纲常、忠孝节义结合之后，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心灵或思想状态。但我们很难在理学思想的研究中找到这方面的评估。有关这些大思想家的研究，大多在分析他们“理”“气”“心”“性”“诚”“仁”等方面的概念。
在探索五四之后的思想与日常生活世界时，我们便发现存在感受、生命气质、人生态度、人生观等方面的问题的重要性。《五四运动与生活世界的变化》一文即是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如毛细管般地影响人们的生活世界。《从“新民”到“新人”》则是讨论个人的人生观及内心结构，以及内心动力与态度之变化，如何与思想上的追求相互作用。《“烦闷”的本质是什么》是在探讨生命存在的感受、心灵的烦闷不安，如何成为时代思潮的“转辙点”。这三篇文章最后都隐约指向一个关键的历史发展：“主义时代”的来临。
不管人们是否喜欢，主义式的政治与思想对过去八九十年的历史影响最大，“主义时代”的来临最重要的背景当然是为国家、为政治找出路，或是年轻人为了生活“找出路”。但“主义时代”的来临不只是一个政治运动，同时也是思想史上的重大变化。如果只从政治来谈主义，或是从拥护或谴责某种主义来谈论它，以至于忽略了从思想史及生命存在感受、心灵困惑、生命意义的追求或生活史等角度去研究它，都将有所缺憾。
本书中《“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一文试着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时代集体的存在感受可能与政治有关？也就是为什么心灵的、思想的与生命存在方面的问题会影响到政治思想的抉择？它牵涉到生活与思想之间可能存在着接口与接口互相转接的关系，在《“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中讨论透过“转喻”或“转辙点”，“生活史”与“思想史”或其他的接口套接在一起。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体验着他们的体验，而如何体验他们的体验，便产生了接口衔接的可能。
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到“转喻”的观念，即 “意识到什么是什么”（conscious of something being something）。譬如意识到现实生活挫折的本质是什么、意识到烦闷的本质是什么。在极度无助的时代，或在新思想活跃的时代，“意识到什么是什么”的“转喻”式行为可能变得比较活跃，而且更容易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进而倾向于把体验到“什么”是“什么”的第二个“什么”用新思潮给填满。烦闷、生活挫折、日常小事的不如意可能被联系到一套更具理论性、更有延展性的思想系统，形成接口与接口的转接。透过“转喻”，使得生活的可以连接上思想的、主义的，因而一切存在的困境与烦闷便与政治主义有了连接，而且与现实行动形成最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格局下，日常生活的感受都直接或间接、近期或长远地联系到一个清晰的蓝图，使得人们内心的意义感得到一种满足。讨论“主义”何以吸引人时，政治的层面当然是首要的，但我认为心灵的、存在的感受的层面也不可忽视，它们最后都归到政治，像纤维丛一般缠绕在一起，故“主义”的崛起与近代中国心灵世界的革命与失落、启蒙与困扰等有不可忽略的关系。
更具体地说，我是在讨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近代主义式政治的兴起，是一件非常关键性的大事。但是政治行动的主体是一个一个的个人，是我、是人生观、是生命意义、是生涯规划等，这是一个包括心灵、情绪、感觉、内在自我等非常广泛的世界（人的存在是什么？人的心灵是一堆杂草？）。国民党在“主义”与“人生”方面的论述非常少，国民党的刊物中也不断提到青年的“苦闷”，但是认为青年之所以苦闷是因为信错了共产主义，或没有坚定信仰所致。在三民主义阵营方面，比较像是国民党为了适应“主义”的时代，而勉力撑持出一套体系来。国民党不像共产党，有一个完整的思想系统扩充到各个层面。《中国近代思想中的“未来”》一文讨论的是近代一种强大的“未来性文化”，还有这个强大的“未来性文化”对历史解释与历史写作的巨大影响，以及它对现代政治、文化所产生的超乎吾人所能想象的作用。
人的思想像风中飘曳的火焰，它很容易熄灭，或被各种思想或信仰的怒潮席卷而去，这个情形在下层生活世界尤其明显。故本书中的另一条线索是如何了解下层生活世界的思想状态，如《“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对“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再来是《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兼论思想史的层次》，这篇文章除了是对思想与生活交光互影的各种面相的陈述之外，还讲到“我在故我思”，即生活世界在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在文中特别强调了“转喻”这一个观念。人的大脑是一个最重要的“转喻器”，在某些特定的时代条件下，“转喻”活动变得异常活跃，人们更灵敏地意识到“什么是什么”，在这种时候，生活中的挫折或生命中的烦闷，每每会“转喻”成对形形色色的思想体系的迎拒或发展出新的诠释。譬如前面提到的《“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一文，我想用这篇文章来说明人如何“意识到什么是什么”，而将“生活”转喻为“思想”，或将“思想”转喻为“生活”。透过“转喻”，“思想”与“生活”形成有机联结，不再截然二分。
本书的另一篇文章是偏于思想史方法论的反思：《如果把概念想象成一个结构——晚清以来的“复合性思维”》，乃是以思想“结构体”来思考晚清以来的一种思想复合性现象，而在无限多样复合式的结构体之上有各种支配的理路，譬如愈来愈强的民族主义。
最后，在强调“思想”与“生活”时，不能不反省历史写作中“人的消失”的问题，故本书以《人的消失？！——兼论20世纪史学中“非个人性历史力量”》一文作为总结。撰写这一篇文章有一个最重要的机缘。我注意到，近百年史学思潮中有一条若隐若现的主线，便是否定“人”在历史中的地位。而且近代历史学太过倾向于从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抽离出来，太受过度抽象的、哲学化的思潮左右。没有了“人”的历史，也使得历史这一门学问日渐远离了它原初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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