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与中国/第一辑

《全球史与中国》所涉及的内容，实际上是对大航海以来中国人与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人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所形成的互动情况的考察。除了通史性、区域性全球史与中国的研究成就，本书收录的文章也包括世界与中国的专题性研究，包括贸易史、移民史、传教史、语言交流史、知识迁移史、科技史、疾病史、概念史、翻译史、留学史等等内容。正是通过对全球史与中国的研究，才能看到今天的中华文明是与不同文化交流的结果，并揭示出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李雪涛，顾彬

全球史与中国

一种合乎时代的、探究世界发展的路径

论 文

德语地区中国历史研究的起源

沃尔科特与清华

巴色会与太平天国

大师的“对话”：鲁迅与托尔斯泰

重建独白空间中的东西文化对话语境：

以辜鸿铭致卫礼贤的21 封信为中心

卫礼贤1914 年版《中庸》首译稿初探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一位德国牧师笔下的中国佛教

——海因里希·哈克曼对中国佛教的考察和研究

托尔斯泰眼中的中国贤哲

——以托尔斯泰个人藏书为中心

法国汉学家白乐日及其国际视野

书 评

读《中国人信札》，看18 世纪法国的“中国热”

富布卢克及其《剑桥德国史》

全球史的包容与互动

——《世界的演变——19 世纪史》

旁行而不流

——读《讲授〈易经〉之道》

全球史视野下中英动人心弦的交往历史

——读《塞尔登的中国地图》

大师的“对话”：鲁迅与托尔斯泰

1905年，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的鲁迅收到日本同学的信，信中因误会而指责鲁迅因得到藤野先生泄露试题而取得好成绩，该信的第一句便引用了当时轰动欧亚的

托尔斯泰于1904年6月27日发表在伦敦《自由之声》上的《你们当悔改！ ———论日俄战争》中的话。这是鲁迅与托尔斯泰的第一次“接触”。

托尔斯泰的文章有感于日俄战争带来了无辜生命的无谓死亡，认为宗教的缺失使得战争中的军人在世俗的功利和虚伪蒙蔽之下，忘记了人来到这个世界的原初使命———上帝赋予的使命，操纵杀人机器肆意蹂躏和践踏。这里体现了托尔斯泰的宗教观和以此为基础人应如何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的看法。托尔斯泰曾在1904年1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当发生像战争这类可怕事情时，大家关于战争的各种意义和后果有着各种各样的想法，但都不评判自己：面对战争我该做点什么。这就是当下最真实的写照：除了宗教，什么也不能纠正现存的这种邪恶。托尔斯泰的长文在伦敦发表后引起强烈轰动，当年再次出版了针对士兵和大众的普及版（删去了第一版中的大量题记），英文版、法文版、德文版很快见诸欧洲各国报端。在日本，在《你们当悔改！ ———论日俄战争》发表几天后，就由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翻译并在《平民新闻》上发表，在日本影响很大，不久又以单行本形式在日本“文明堂”出版社出版。同年8月7日，幸德秋水又在《平民新闻》上发表评论文章回应托尔斯泰，反对日俄军国主义者，反对日俄战争，呼吁日俄两个民族相互团结。尽管托尔斯泰的根本出发点即履行基督教大统一世界中“世界人”义务未被非基督教世界的东方所接受，但其“世界人”的观念和说法却流传久远。

鲁迅1908年发表的《破恶声论》中便使用了托尔斯泰“世界人”的说法，但却不赞同当时的“世界人”论观点，褒赞托尔斯泰的，却是他敢于自然表露心声的《忏悔录》：“故病中国今日之扰攘者，则患志士英雄之多而患人之少。志士英雄，非不祥也，顾蒙帼面而不能白心，则神气恶浊，每感人而令之病。奥古斯丁也，托尔斯泰也，约翰卢骚也，伟哉其自忏之书，心声之洋溢者也。”

作者发表《破恶声论》意在回应章太炎所提出的：中国革命者所面临的任务，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二是用国粹激励种姓，增进爱国热肠。鲁迅说：“聚今人之所张主，理而察之，假名之曰类，则其为类之大较二：一曰汝其为国民，一曰汝其为世界人。”“国民”说主张破除迷信、崇拜侵略、尽国民义务，“世界人”说主张同文字、弃祖国、尚齐一。鲁迅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没有依据，两者的共同弊端是消除人的自我意识，使人浑然不知，不敢与别人有所区别，即个性泯灭于群体之中，如不附和此说，则以大众意志为笞杖，打击压迫。孰不知人一旦丧失自我，则失去了为族为国奋起呼喊的意志。“国民”论也罢，“世界人”论也好，两者间虽有相反对立之处，但在毁灭人的个性上却高度一致。就中国当时的混乱局面而言，可怕的是如“国民”论者、“世界人”论者的志士英雄太多，真正有自我意识的人太少。这类志士英雄虽然并非不好，但他们用妇人的头巾蒙面，不敢表露心声，所以显出一种神形恶浊的病态。鲁迅称赞奥古斯丁、托尔斯泰、卢梭等在《忏悔录》中鲜明地张扬自我主张。

1908年由日本回国后，鲁迅历经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张勋复辟等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在绍兴、杭州的教学中，在南京、北京的教育部工作中，鲁迅反省自己的使命，“沉于国民中”“回归古代”，辑录古籍，沉入民间记忆，“对外在的社会、历史、文化的黑暗和内在的本体性的黑暗的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形成了他独特的、以反抗绝望为主题的人生哲学，最终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于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之作《狂人日记》。清末民初之时，经学面临解体，新学兴起，广泛汲取西方文化，文化界奉古者则审视抑或排斥欧洲。1919年1月5日上海《时事新报》星期图画增刊《泼克》刊登了沈泊尘所画的6幅讽刺画，讥讽汲取西方文化。1919年2月15日，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指出固守经学反对新文艺者应破旧立新，文中论及托尔斯泰。鲁迅认为这是在“骂提倡新文艺的……大旨是说凡所崇拜的，都是外国的偶像”。在鲁迅看来，“不论中外，诚然都有偶像”，“旧像愈摧破，人类便愈进步”。这一时期托尔斯泰作品的大量译介，托尔斯泰对东正教会的反叛态度、其作品中所反映的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叛精神，使鲁迅将之与达尔文、易卜生、尼采诸人一起，作为破坏偶像的大人物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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