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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

作  者:乔丽华 著

出 版 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12月

定  价:48.00

I S B N :9787510854118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传记    

标  签:传记  女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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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书荐

TOP内容简介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作为鲁迅的旧式太太,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朱安留下的话语不多,但句句都令人震撼,耐人寻味。她凄风苦雨的一生给世人留下许多回味。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是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的完整传记,作者乔丽华通过走访朱氏后人,实地勘查采访,钩沉相关史料,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忆,运用报刊资料、回忆录、文物、生活等资料,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轨迹,探讨了她对鲁迅的影响,更难得的是,让我们依稀听见了这样一位女性的无声之声。

TOP作者简介

  乔丽华,女,上海人。200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室研究馆员。多年来从事鲁迅研究及现代作家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美联”与左翼美术运动》(2016年)、《藏家鲁迅》(2004年)等。

TOP目录

推荐序 寂寞的世界,寂寞的人文/陈漱渝

再版前言

 

序章:“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

母亲的礼物

 家世——丁家弄朱宅

 婚约——1899年前后

 洞房——母亲的礼物

 独守——婚后的处境

 惜别——举家迁居北京

落地的蜗牛

 死寂——名存实亡的家

 深渊——落地的蜗牛

 家用账——真实的重担

 书信——与上海的距离

 悲伤——鲁迅去世

 苦境——西三条的女主人

尾声——祥林嫂的梦

 

附录一 朱安家世简表

附录二 鲁迅家用账(自公历1923年8月2日至1926年2月11日)

附录三 抗战后北平《世界日报》“明珠”版有关朱安的报道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TOP书摘

推荐序 寂寞的世界,寂寞的人

  陈漱渝

  世界是喧闹的,也是寂寞的。在喧闹的世界上,活跃着一些改天换地、运转乾坤的杰出人物,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屐痕,在历史的册页上镌刻了英武矫健的身影。在寂寞的世界里,也生存着许多渺小如蝼蚁的人们。他们自生自灭,来无痕,去无迹,随着时光流驶,像尘埃般迅速消失在大千世界。作为中国五朝古都的北平也是喧闹的,这里官盖如云,騠骑遍地;但北平宫门口西三条胡同却是喧闹世界的寂寞一角。这里位处运煤车往返的阜成门墙根,是车夫、工匠、贫民的杂居地。在西三条二十一号一所小四合院里,居住着一位妇人。她身材瘦小,脸色狭长,颧骨突出;由于缠足,行走时有些颤颤巍巍。她跟名义上的丈夫各处一室,每天基本上只有三次对话:一、叫早。回答是:“哼。”二、临睡,问关不关北房过道的中门。回答是:“关”,或“不关”。三、索要家用钱。回答是:“多少”?然后照付。为了尽可能少费口舌,名义上的丈夫将换洗的衣物放在柳条箱的盖上,塞在自己的床底下;她支配佣人洗净之后,叠放在柳条箱内,上面盖一层白布,放在她卧室的门旁。这位妇人就是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

  朱安是一位苦命人。我不懂佛学,但知道佛教讲“浊世恶苦”,即“生时苦痛,老亦苦痛,病极苦痛,死极苦痛”(《佛说大乘无量寿经·心得开明第三十四》)。还听说有一种苦,叫“求不得苦”。朱安在她六十九年的生涯中,真可谓诸苦遍尝。她虽然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官宦之家,但一生下即缺少天生丽质,又被缠足,无文化,这些因素自然会减损她作为女人的魅力。28岁成为老姑娘后才嫁到周家,跟鲁迅过的是形同陌路的日子。鲁迅的母亲希望她能生一个儿子,以此维系夫妻感情。朱安回答得很实在:“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跟精神生活贫乏一样,她的物质生活同样困顿。北平《世界日报》有一位记者采访朱安,看到她正在用晚餐:半个小米面窝窝头、一碗白菜汤,另外有几碟尖辣椒、腌白菜、霉豆腐。

  比生苦、老苦更可怕是的病苦。我目前已是奔八十岁的老人,深知老人并不畏死,只求死得少痛苦,有尊严。然而这种愿望对朱安来说显得十分奢侈。我不确知朱安死于何种疾病,但从她托人代写书信来看,应该是既有肾病、肺病,多年来又有严重的胃病,再加上血液循环不畅,两腿长期处于冰冷麻木状态,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成。“千古艰难唯一死”,这句老话在朱安身上也得到了应验。

  我不懂佛学中“求不得苦”的准确概念是什么,但用世俗观念理解,大约是反映出愿望与现实的冲突吧?人的愿望如果是奢求或苛求,那“求不得”是正常的,不值得同情。如果这种愿望属于正常的最基本的人性需求,然而又偏偏不能实现,那就会酿成人间悲剧。比如朱安希望能有正常的夫妻生活,这本无可厚非。但她从订婚到结婚却整整拖延了七年。据鲁迅故家的佣工王鹤照说,新婚后的第二天新郎就独睡书房,婚后第四天,新郎又东渡日本了。作为妻子,朱安在夫妻身处异地的日子里当然会想有鱼雁往返,但鲁迅读她来信的感受却是“颇谬”,自然也就碰撞不出跟许广平撰写《两地书》时的那种火花。朱安临终前给许广平写信,希望将她的灵柩运至上海跟鲁迅合葬。作为正常夫妻,这种愿望当然可以理解,应予满足。但对于朱安而言,这却是一种妄想,不仅许广平不会赞成,其他亲友也不会认为妥当。结果朱安既没有埋在初葬鲁迅的上海万国公墓,也没有葬在她婆婆长眠的北京板井村坟地,而是临时埋在北京西直门外的保福寺墓地。结果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破四旧”,朱安坟墓被夷为平地,所以我们至今也不知她魂归何处。朱安临终前还希望死后每逢七日有人给她供水饭,至“五七”请和尚给她念一点经。这也是往昔一般人家的旧习俗,并不过分。但朱安无子嗣,估计也不会有什么人认真为她焚香念佛。

  由上可知,朱安的一生是名副其实的悲剧一生。作为一种生物的存在,朱安自然有她由新生到老死的生命流程;但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她生命的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思来想去,我感到她存在的价值主要就是为周氏三兄弟贴身照料了他们的母亲。周氏三兄弟都不是一般的人物。鲁迅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地位自不待言,即使周建人也是一位生物学家、编辑家、翻译家,建国后担任过浙江省副省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要职。朱安自嫁到周家,三十七年中尽心尽力承担了照料婆婆的职责,除开早晚问候起居,还要管理家务;即使家中请了佣人,下厨烹炒绍兴口味的菜肴也是她的日常劳作。鲁迅虽然恪守孝道,连给母亲购买的通俗小说都要先行阅读,但毕竟在上海定居十年,单靠书信问候起居饮食,其间仅两度北上省亲,但还要忙于其他方面的杂事。周作人在1943年5月写过一篇《先母行述》,简述了母亲一些美德,如“性弘毅,有定识”,自损以济人,读书以自遣之类,但在日常生活中恐怕距离孝行的标准尚存差距。据了解周家状况的人说,周作人自从跟乃兄闹翻之后,不但不愿见兄长,连老太太也不看。住在八道湾的时候,周作人让母亲单独起伙,母亲生病时也只好到砖塔胡同去找鲁迅带她看病。鲁迅定居上海之后,母亲不愿到八道湾跟周作人一起生活,从中似可窥其家庭关系之一斑。周建人是周氏兄弟中的老三,从小体弱多病,先于鲁迅到上海谋职,经济支绌,对于母亲恐怕是出力出钱都有实际困难。老人既需要“生活费”,更需要“生活”——这种生活就是亲人的贴身照料。朱安在她存活的岁月当中,有一多半光阴是用于照料周氏三兄弟的生母,使他们减少了后顾之忧,在不同领域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安存在的社会价值恐怕是不能低估的吧。既然我们充分肯定许广平在上海期间照顾鲁迅的功劳,称她为伟人背后的“无名英雄”,那朱安伺候鲁迅母亲长达三十七年,那不也是一种功绩吗?

  朱安的一生既然是一出悲剧,那么悲剧的制造者究竟是谁呢?这并不是一个复杂深奥的问题,而且前人已有公论。不过近些年来由于颠覆解构鲁迅的声音甚嚣尘上,以至于有人想依据中华民国的法律判鲁迅以“重婚罪”,依据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当局修订的《民法》想判鲁迅以“通奸罪”;比较温和的责难,是认为鲁迅在家庭中对妻子施加了“冷暴力”。如果违背历史进步的逻辑来判定是非,那岂不是还要依据蒋介石政权制定的“勘乱条例”将革命前辈都判以“叛乱罪”吗?其实,鲁迅的母亲鲁瑞已经承担了自己的那一部分责任。她承认这桩不相称的婚姻给大儿子带来了终生的苦痛,所以此后二儿子和三儿子的婚事她就撒手不管了。鲁迅有一篇未完成的杂文,内容就是谈论“母爱”。鲁迅认为母爱是伟大的,但他也认为在旧时代母爱有时也是盲目而可怕的。母亲在有些问题上成见很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改变十分之一、二,但没过多久又会故态复萌。不过,鲁瑞的想法和做法在当时也不是什么“奇葩”和“异端”,无非是一般人家的普遍想法和做法。由此可见,酿成朱安悲剧的总根源是旧的家族制度和伦理观念。现代的爱情观以两情相悦、自由择偶、心灵沟通为主要特征,而在中国封建社会,那种仪式化婚姻的特征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鲁迅去世之后,有人离间许广平跟朱安之间的关系,说什么许广平每星期都给鲁迅写信,破坏了鲁迅跟朱安的关系。又说,许广平跟朱安争夺《鲁迅全集》的版权,似乎许广平是为了金钱而跟鲁迅结合。在极端气愤的情况下,许广平写了一首白话诗《为了爱》,刊登于1937年《中流》第1卷第11期,道明了新式和旧式婚姻的本质区别:

  在亚当夏娃的心目里,

  恋爱结合神圣;

  在将来解放的社会里,

  恋爱,再——

  志同道合,成就婚姻。

  那言语不通,

  志向不同,

  本来并不同在的,

  硬说:“佳偶”,

  就是想污蔑你的一生。

  所以,要根除无爱情婚姻酿成的悲剧,从根本而言就是要涤荡旧式的伦理观念和婚姻制度,而不能苛责旧式婚姻的受害者,使他们受到双重伤害。鲁迅在文章中叫出了“没有爱的悲哀”,叫出了“无所可爱的悲哀”(《随感录·四十》),号召人们把妨碍人类享受正当幸福的一切旧制度、旧观念、旧习俗通通踏翻在地,哪怕是历来被视为凛然不可冒犯的《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许广平也表示,她跟鲁迅之间有着共同反抗旧伦理的思想基础,决心“一心一意向着爱的方向奔驰”“不知道什么是利害、是非、善恶”。在鲁迅和许广平这两位“同行者”面前,朱安确如她自比的那只蜗牛,虽然想尽力慢慢往上爬,终究无法接近鲁迅心灵的殿堂。

  前文提到,朱安是一个旧时代普通的悲剧人物,只是因为她嫁到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鲁迅家,才受到了世人的特别关注。把朱安这个寂寞的人引入到“公众视线”有什么意义呢?根据现代传记理论,传记写作的对象并不限于凯撒、拿破仑、成吉思汗、腓特烈大帝一类人物。除开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普通人的人生故事也可以反映出时代的一鳞一爪。只有依据各色人等不同的生命史和心灵史,才能整合出一部最为真实、最为鲜活的人类历史。所以,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倡导者胡适不但鼓励陈独秀、蔡元培、梁启超撰写自传,而且1919年11月30日还亲自为一位英年早逝的普通知识女性李超立传。为朱安立传,当然不能从中品尝什么心灵鸡汤,获取什么励志教诲,但正是朱安这位个性色彩鲜明而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可以反映出“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鲁迅:《随感录·四十》),是研究中国妇女史、伦理史的一个活标本,对于研究鲁迅生平更具有直接的意义。

  在当下,美女几乎成为了不同年龄段女性的统称,但用“美女”二字称呼《朱安传》的作者乔丽华博士显然不够庄重。但是,将乔博士迳称为“才女”,却应该说是名至实归。我跟乔丽华在研究鲁迅手稿和整理许寿裳文稿的工作中多年合作,深知她知识面广,文笔优美,兼修中外文学和现当代文学。她的才华不仅来自于刻苦钻研,而且必须承认还有其先天的禀赋。禀赋相对差的人固然也能够做学问,但禀赋加上刻苦,那就如虎添翼。乔丽华说,她撰写《朱安传》最大的困难就是史料匮乏,“巧妇难为无米炊”,但经过实地考察,走访调研,把口述史料、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进行综合提炼,读者就会发现乔丽华烹制的不是一盆清汤寡水,而是一席美味佳肴。她说写作过程中她想站在女性的立场,对女性命运加以关注和思考。但这位女性作者在这部史传中秉持的仍然是存真求实的公正立场,并没有表现出某些西方女性主义者的偏执。乔丽华是懂理论的,但她在这部传记中表现出来的考证功力也相当了得。最让我佩服的是她对鲁迅1914年11月26日的日记中“得妇来书”这件事的考证。因为当年11月22日朱安从绍兴寄给北京鲁迅的这封信荡然无存,所以鲁迅为什么会斥责信的内容“颇谬”就成为了千古之谜。有老专家说,这是因为朱安在信中劝鲁迅纳妾。但这种说法仅仅是出自推测,朱安即使有这种念头,也未必就是写在这封信里面。乔丽华则根据周作人同年10月30日和11月18日日记中关于朱安的两则记载,得知当时朱安房中窜进了一条白花蛇,而民间常把蛇视为淫物,所以,朱安特请周作人买了一枚“秘戏泉”(即铸有春宫图的钱币),想以春宫辟邪,并写信向鲁迅表白自己内心的贞洁。乔丽华自谦地说她的这种解释也是一种“推测”,但因为有周作人日记及绍兴民间习俗为依据,所以这种“推测”就比此前一些专家的推测更贴近于事实。仅此一例,也就能说明乔丽华涉猎之广博,考证之缜密。

  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鲁迅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形成了一门体系完备并产生了国际影响的学科。但目前也遇到了瓶颈;特别是在网络世界,有时甚至出现了邪不压正的畸形现象。所以,这部《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的再版,在鲁迅研究界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它标志着鲁迅研究后继有人,也证明了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定然会有悠长的生命力,不会像那种学术泡沫,也许会借某种光源炫耀于一时,但顷刻间就会破灭,化为乌有。

  是为序。

 

洞房——母亲的礼物

  “养女不过二十六”

  自1899年周朱两家订立婚约,婚事拖了又拖。1903年夏,鲁迅也曾回国探亲,但婚礼并没有举行。我们不知道朱安的父亲朱耀庭究竟去世于哪一年,他终年尚不到50岁,从朱安的年纪推算,大概就在这期间。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也给了鲁迅一个拖延的借口。1904年7月,祖父周福清病逝于绍兴,终年68岁,鲁迅并未回国奔丧。1906年,转眼又是两年过去了,绍兴向有“养女不过二十六”的规矩,而朱安已经28岁了。

  朱家台门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但朱安的远房叔祖朱霞汀及父亲朱耀庭相继去世,对朱家台门想必是不小的打击。还有一点也是肯定的,安姑娘在年复一年的等待中蹉跎了岁月,在那个年代,到了她这样的年纪还没有出嫁,处境无疑是很尴尬的。

  从朱安留下的不多的照片里,可以看到那一对窄而尖的三寸金莲。明清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在精美小鞋装饰下的一双缠得很好的双脚,既是女性美,也是阶层区别的标志。”当时一般绍兴女子都缠足,否则就嫁不出去。可以想象,在她大约5岁至7岁的时候,母亲或族中的妇女就为她缠足,以便将来嫁个好人家。却没有想到,有一天这双小脚会变得不合时宜。

  据周冠五回忆,鲁迅曾从日本来信,提出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而鲁瑞则叫周冠五写信劝说鲁迅,强调这婚事原是她求亲求来,不能退聘,否则,悔婚于周家朱家名誉都不好,朱家姑娘更没人要娶了。作为让步,鲁迅又提出希望女方放足、进学堂,但朱家拒绝了。

  鲁迅在日本时期,并没有特别交往的女性,但可以想见,他见到的日本女性都是天足,即便是下女,也都接受教育,能够阅读,写信。在西方和日本人眼里,留辫子、缠足都是野蛮的土人的习俗,这使许多留日学生深受刺激。实际上,自康梁维新以来,国内也有逐渐形成戒缠足的舆论,放足思想已为很多新派人士所接受,各沿海城市纷纷成立不缠足会或天足会,响应者也很多。但在内地乡野,此种陋习要革除并非易事,清末的绍兴显得相对闭塞,朱家看来也是个保守的家族。应该说,鲁迅劝朱家姑娘放脚读书,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真心希望缩短两人之间的差距。如果朱家姑娘能写信,互相通通信,或许多少能培养出一些感情吧?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朱安在这两方面都没能做到。

  在当时,朱安的年纪确实很大了,朱家本来已经忧心忡忡,偏偏有传言说鲁迅已经和日本女人结婚,而且还有人亲眼看见他带着儿子在神田散步。这使朱家十分惊慌,也最终促使鲁瑞下决心把鲁迅召回国。多年以后鲁老太太怀着内疚对人说起她把鲁迅骗回国的事情:

  ……倒是朱家以女儿年纪大了,一再托媒人来催,希望尽快办理婚事。因为他们听到外面有些不三不四的谣言,说大先生已娶了日本老婆,生了孩子……我实在被缠不过,只得托人打电报给大先生,骗他说我病了,叫他速归。大先生果然回来了,我向他说明原因,他倒也不见怪,同意结婚。   

  因为鲁迅迟迟不归,使得周朱两家的长辈都很焦急。不得已鲁瑞略施小计,托人打电报谎称自己病危,让鲁迅速归。同时开始重修家中的房屋,准备为鲁迅办婚事。

  三弟周建人当时18岁,在离家很近的塔子桥边的马神庙里的小学教书,母亲是否曾托他写信或打电报给大哥呢?遗憾的是在他的回忆里全然没有提及。据他回忆,1906年夏初,他从学堂回到家,看见家里来了泥水匠、木匠,在修理房子了。这时他才知道,母亲急于修理房子,是因为准备给大哥办婚事了。修房一事,是家中的大事,周作人也曾有回忆:“为什么荒废了几十年的破房子,在这时候重新来修造的呢?自从房屋被太平天国战役毁坏以来,已经过了四十多年,中间祖父虽点中了翰林,却一直没有修复起来。后来在北京做京官,捐中书内阁,以及纳妾,也只是花钱,没有余力顾到家里。这回却总算修好,可以住人了。这个理由并不是因为有力量修房子,家里还是照旧的困难,实在乃因必要,鲁迅是在那一年里预备回家,就此完姻的。楼上两间乃是新房,这也是在我回家之后才知道的。”

  按照周作人的说法:“鲁迅是在那一年里预备回家,就此完姻的。”不过他也声明自己当时在外读书,对重修房屋与鲁迅结婚的事情并不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周冠五的回忆里也说:“……后来把这情况又告诉鲁迅,结果鲁迅回信很干脆,一口答应了,说几时结婚几时到,于是定局结婚。定了日子,鲁迅果然从日本回国,母亲很诧异,又是高兴又是怀疑,就叫我和鸣山两人当行郎,他穿套袍褂,跪拜非常听话。”周冠五《我的杂忆》,《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第245页。事情的进程当然不可能像周冠五说的那么简单,但他的说法和通常我们所知道的大相径庭,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和好友,与鲁迅一家也有很深的交往,在1939年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的会上他也说到这事:“鲁迅先生最初是学医的。他受的是很严格的科学训练,因而他不相信许多精神生活。他常对人说:‘我不知什么叫爱。’但是家中屡次要他回国去结婚,他不愿放弃学业不肯回去。后来家中打电报来了,说母病危,先生回国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结婚的布置都已停当,只等他回来作新郎了。鲁迅先生一生对事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

  在清末的中国,包办婚姻是天经地义,悔婚是很严重的事。鲁老太太把鲁迅骗回国,实为无奈之举。其实,这一天是迟早的事,逃避终究不是办法,鲁迅既然不忍拂逆母亲的意思,那么就只能牺牲掉个人的意志,默默地接受这命运。

  假装大脚的新娘

  1906年农历六月初六,鲁迅与朱安在周家新台门的大厅举行了婚礼。从1899年与周家少爷订婚到二人举行结婚仪式,朱安等了七年,终于等来了这一天。她想必也隐约听说了,周家少爷对这桩婚事不太满意。也许,就是在长达七年的近乎绝望的等待中,她记住了长辈们常在她耳边说的那句话:“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按当时绍兴风俗,如果姑娘被男家退聘,无异于被宣判了死刑,是家族的耻辱。既然和周家少爷订了婚,那么她死也要死在周家,她没有退路。这或许也注定了她日后凄风苦雨的一生。

  参加婚礼的有三个台门里的本家,还有其他一些客人,老台门的熊三公公是族长,这天前来主持拜堂。对旧式婚礼种种繁琐的仪式,鲁迅均一一照办,没有任何违抗。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时家里人因为听说我是新派人物,曾担心我可能不拜祖先,反对旧式的婚礼。可我还是默默地按他们说的办了。”鲁迅对鹿地亘私下的谈话,见鹿地亘为日本版《大鲁迅全集》写的《鲁迅传记》。

  结婚当天,周家少爷最惹人注目的是他头上的假辫子,对此,鲁迅的从弟周光义曾有一番绘声绘色的描述:“六月初六这一天,新台门周家办起喜事来。早上,新郎本来是剪掉辫子的,如今戴着一顶罗制的筒帽(有点像后来的拿破仑帽),装着一支拖出在帽下的假辫子,身上的服装用套袍,外面罩上纱套,脚上穿着靴子。礼堂不知道什么道理设在神堂下。新娘从花轿里走出来,看去全身古装,穿着红纱单衫,下边镶有棉做的滚边,下面是黑绸裙。一对新夫妇拜堂过后,被老嫚旧时越中陋俗,堕民只能从事贱业,不得与四民通婚。女性堕民俗称“老嫚”,从事逢年过节到主人家道道喜,逢有庆吊诸事去帮帮忙之类的营生,从中得到若干赏钱、赏物。等人拥挤的送进楼上的新房。”

  周光义出生于1906年,系周椒生长孙、周仲翔长子。周椒生是鲁迅的堂叔祖,曾把鲁迅、周作人等介绍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鲁迅结婚的场面显然是周光义从长辈那里听来的,或者是按照旧式婚礼的通常情况推想出来的。鲁迅装一条假辫子的事,给参加婚礼的族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记得很清楚。鲁迅到日本不久就剪去了辫子,然而在婚礼上却须一切照旧,要装上一条假辫子,戴上红缨大帽。这对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先驱的鲁迅来说,无疑是不堪回首的一幕。

  而大家也都注意到,新娘是假装大脚。据鲁老太太回忆,鲁迅曾从日本写信回来,要求朱家姑娘放脚:“大先生不喜欢小脚女人,但他认为这是旧社会造成的,并不以小脚为辞,拒绝这门婚事,只是从日本写信回来,叫家里通知她放脚。”周冠五在《我的杂忆》里也说:“鲁母知道我和鲁迅在通信,就叫我写信劝他,我写信后得到鲁迅回信,他说:要娶朱安姑娘也行,有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安姑娘思想很古板,回答脚已放不大了,妇女读书不大好,进学堂更不愿意。”从鲁迅这方面来说,最初似乎也试图和未婚妻有所沟通,缩短彼此的距离,可是朱家并没有理会他提出的条件。朱安的态度一定令他深感失望。

  鲁迅留洋多年,接受了新学的洗礼,不仅自己剪了辫,也很反对女人缠足。这一点朱家也明白,于是这天朱家特意让新娘穿上大一号的鞋子,假装大脚。多年以后鲁老太太回忆婚礼的情景,说了这样一件事:结婚那天,花轿进门,掀开轿帘,从轿里掉出来一只新娘的鞋子。因为她脚小,娘家替她穿了一双较大的绣花鞋,脚小鞋大,人又矮小,坐在轿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鞋子就掉下来了。……当时有些老人说这是“不吉利”的,我倒也不相信这些话,但愿这门亲事顺利。婚后没几天,大先生又回日本去读书。

  朱家族人对当年婚礼上一些小小的闪失也始终耿耿于怀:“鲁迅结婚那一次,我家和周家是亲上加亲(周玉田是朱先生朱先生指朱鹿琴。的亲姑夫),我不仅去做了送亲的舅爷,还接连的吃了好几天喜酒。那天晚上,新郎新娘拜过了堂,双双被人送入洞房,当新郎走上楼梯的时候,宾客拥挤,有人踏落了新郎的一只新鞋。又有一个贺客,被招待住在一间装有玻璃的房子里憩夜。第二天早晨他起床以后,讲话欠检点,向我说他在昨夜遇鬼。你想,这人冒失不冒失!”

  这是朱安的远房堂叔朱鹿琴多年以后的忆述。在朱家人看来,新郎的新鞋被踏落,以及周家贺客说话欠检点,这都是不祥之兆。而在周家人看来,新娘鞋子掉下来,是很不吉利的。据周光义说,身为新郎的鲁迅,那时看上去是个英俊的青年,脸上生着白白的皮肤,身材比新娘高一点。而新娘显得身材矮小,面孔是长的马脸,别的外表的缺点似乎没有。这样的两个人,在老辈人眼里至少是可以过日子的,他们两个为什么婚后过不到一起?双方的家长都想不通,只好归因于婚礼中一些不好的兆头,互相埋怨,互相责怪。

  新婚之夜

  鲁迅和朱安婚后感情不和,形同陌路,这在新婚之夜就已经定局。

  当晚,鲁迅像木偶一样任人摆布,进了洞房。周冠五当时20岁,他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形:“结婚的那天晚上,是我和新台门衍太太的儿子明山二人扶新郎上楼的。一座陈旧的楼梯上,一级一级都铺着袋皮。楼上是二间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开,新房就设在靠东首的一间,房内放置着一张红漆的木床和新媳妇的嫁妆。当时,鲁迅一句话也没有讲,我们扶他也不推辞。见了新媳妇,他照样一声不响,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

  王鹤照从13岁起就在周家当佣工,前后近30年。1906年鲁迅结婚时,他已经18岁。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位周家大少爷,据他的回忆:“这年夏天,鲁迅先生从日本回来与朱女士结婚的。这一次时间很短,我与鲁迅先生也没有讲话,他当时的穿著怎样我也记不大清楚了。但有一件事却还记得。鲁迅先生结婚是在楼上,过了一夜,第二夜鲁迅先生就睡到书房里去了,听说印花被的靛青把鲁迅先生的脸也染青了,他很不高兴。当时照老例新婚夫妇是要去老台门拜祠堂的,但鲁迅先生没有去。后来知道是鲁迅先生对这桩包办封建婚姻很不满意,故第二天就在自己的书房里睡了。”

  鲁迅新婚第二天,表现得很决绝。这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像王鹤照这样一个佣工是不可能知道的,但他透露了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细节:鲁迅新婚后的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脸,让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

  王鹤照的回忆提供了令人回味的细节,只是缺少旁证。有人指出,当时是大夏天,在绍兴根本用不着盖被子。对新婚夜的情景,周光义也曾有追述,似乎没有这么戏剧性。据他说,当时新做阿婆的周伯宜夫人担心着新夫妇的动静,一到夜深,她亲自到新房隔壁去听。发现他俩很少谈话,儿子总爱看书,迟迟才睡。两三天以后,鲁迅住到母亲的房间里了,晚上先看书,然后睡在母亲的床边的一张床里。

  王鹤照说因为鲁迅第二天早晨不高兴,“当时照老例新婚夫妇是要去老台门拜祠堂的,但鲁迅先生没有去。”鲁迅即便没有拜老台门,依照老例,新婚第二天也还是有许多繁琐的仪式:

  首先是“送子”,天甫破晓,新娘盥洗完毕,吹手站在门外唱吉词,老嫚把一对木制的红衣绿裤的小人儿端进来,摆放在新娘床上,说:“官官来了”,一面向新娘道喜,讨赏封。

  接下来是“头箸饭”,新郎新娘第一次一起吃饭,自然也只是一个仪式而已。之后要“上庙”,新夫妇坐着轿,老嫚、吹手跟在轿后,先到当坊“土谷祠”参拜,照例还要再到宗祠去参拜祖先。

  当天上午要“拜三朝”,在大厅里供两桌十碗头的羹饭,家中男女老少拜完后,新郎新娘并肩而拜。然后“行相见礼”,依次按辈分拜族中长辈、与平辈彼此行礼,最后接受小辈的拜礼。

  新婚夫妇一般在第三天要“回门”,亦叫“转郎”,新夫妇往女家回门,在老嫚、吹手的簇拥下,坐轿来到女家,至大厅拜女家祖先,参拜岳父岳母等等。之后,还要请新郎进入内房,坐在岳母身旁听她致照例的“八句头”,等八句头说完后新夫妇辞别上轿……

  鲁迅“回门”一事,朱家房客陈文焕曾回忆道:“我10岁光景,听一个名叫刘和尚的泥水作讲起,说:‘朱家姑爷来回门,没有辫子的,大家很好奇,我也赶去看热闹。’”《陈文焕谈朱安家母等情况》。刘和尚讲的“朱家姑爷”就是鲁迅,前清时剪掉辫子,简直是特大号新闻,因此引来不少围观者看热闹。

  虽然鲁迅像木偶似的走完了这一系列麻烦的仪式,可是新婚燕尔他却做得很决绝,搬出新房,睡到了母亲的房中。我们不知道新婚之夜究竟发生了什么,鲁迅为什么会这么失望。对此,周建人的解释是因为朱安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结婚以后,我大哥发现新娘子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他以前写来的信,统统都是白写,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内侄女,媒人又是谦婶,她们婆媳俩和我母亲都是极要好的,总认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总是靠得住的,既然答应这样一个极起码的要求,也一定会去做的,而且也不难做到的,谁知会全盘落空呢?”可是按照周冠五的回忆,朱安拒绝读书、放足,这都事先告知过远在日本的鲁迅,他不可能对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周作人则说“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从照片来看,朱安的身材确实偏于矮小,但鲁迅不喜欢她,肯定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婚事是母亲安排的,他只能默默承受。结婚后他很少向外人诉说自己的婚姻生活,仅对好友许寿裳说过这么一句沉痛的话:

  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鲁迅的这句表白很著名,曾被许多人引用,以证明他对朱安确实毫无感情,只有供养的义务。其实,这句话更深刻之处在于,它揭示了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也揭示了朱安可怜的处境。“礼物”,《现代汉语词典》释为“为了表示尊敬或庆贺而赠送的物品,泛指赠送的物品。”朱安是一个人,怎么能说她是一件赠送给人的物品呢?然而,事实又的确如此。按照法国人类学者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在原始社会或者说是野蛮社会中,“婚姻是礼品交换最基本的一种形式,女人是最珍贵的礼物。”“组成婚姻的交换总关系不是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间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两群男人之间。女人仅仅是扮演了交换中的一件物品的角色,而不是作为一个伙伴……”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一夫多妻制的社会里,女性向来只是一件附属品,一件等待被接受的“礼物”,她的命运取决于能否被赠送到一个好人家,能否被接受者喜爱或善待。

  因为“母亲”(其实是母亲所代表的社会和家族)的要求,鲁迅被迫成为“礼物”的接受者。据孙伏园说,鲁迅虽然当新郎,穿靴,穿袍,戴红纓帽子,一切都照办。但那时他心中已打好主意:“结婚前一切我听你作主,结婚后一切我自己作主,那时你们可得听我。”很明显,鲁迅将朱安仅仅视为一件礼物,作为接受者,只要接受了礼物,那么就随便他怎么安置这件礼物了。从这一点说,他还是个主动者。婚后没几天,鲁迅就携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离开了母亲强加给他的女人。据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此次赴日同行者共四人,另两人为邵明之和张午楼。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其时的考虑是这样的:“经过两年的学习,鲁迅已经学完医学校的前期的功课,因思想改变,从救济病苦的医术,改而为从事改造思想的文艺运动了。所以,决心于医校退学之后回家一转,解决多么延搁的结婚问题,再行卷土重来,作《新生》的文学运动。”

  可惜的是,作为“礼物”的朱安本人是无法意识到这一点的。没有人提到,朱安在这新婚的三四天里是怎么熬过来的。不知她是一动不动呆坐在新房里呢?还是一边垂泪,一边听那些过来人现身说法,教她如何慢慢熬出头?也许,就是在那一刻,她想到自己就像一只蜗牛,只要慢慢爬,慢慢熬,总能等到周家少爷回心转意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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