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朋克：自由与互联网的未来

　　互联网已经在世界各地掀起了革命，然而全面的打击也正在展开。随着整个社会向互联网迁移，大规模监控计划也正在向全球部署。我们的文明已经来到一个十字路口。道路的一边通往一个承诺“弱者要隐私，强者要透明”的未来，而另一边则通往一个极权的互联网，在那里，全人类的权力被转移给不受问责的间谍机构综合体及其跨国公司盟友。 

　　密码朋克是一群倡导大规模使用强密码术以保护我们的基本自由免遭攻击的活动家。维基解密的主编和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是秘密朋克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现在，在这本新书中，阿桑奇将与一群来自赛博空间战场前线的思想家和活动家一起探讨，互联网终将解放我们，还是奴役所有人。

　　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澳大利亚记者，维基解密创始人和主编，人称“黑客罗宾汉”。 2006年创办泄密网站维基解密，因公布美军装备数据库、关塔那摩监狱手册、机构和企业腐败报告、阿富汗战争日志、伊拉克战争日志、“电报门”等机密文件名噪天下。2010年，登上“《时代》读者心中的年度人物”投票榜首位，另获萨姆·亚当斯“情报界正直奖”。2011年5月，获颁悉尼和平奖，同年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2013年5月，与维基解密一起被授予“人民选择奖”。2012年8月起进入位于伦敦的厄瓜多尔驻英大使馆政治避难至今。 

　　他是密码朋克邮件列表的*初贡献者之一，也是众多遵循密码朋克哲学的软件项目的创建。

什么是密码朋克？ 

对密码武器的一个呼吁 

引 言 讨论参与者 

编者注 

对维基解密及相关人员的各种迫害企图的注释 

对维基解密的大陪审团调查 

增加的通信对增加的监控 

赛博空间的军事化 

利用人的定律对抗全面监控 

私人部门的间谍 

利用物理定律对抗全面监控 

互联网与政治 

互联网与经济 

审查 

弱者要隐私，强者要透明 

歌剧院里的耗子

序言 对密码武器的一个呼吁 

　　本书并非宣言，这已为时太晚。本书是一则警告。 

　　世界已经不是在滑向，而是在奔向一个新型的跨国反乌托邦。这种发展尚未被国家安全领域之外的人正确认知。它被隐藏在秘密、复杂性和小尺度之中。互联网——我们*伟大的解放工具——已经转变成前所未见的极权主义的*危险的推进器。互联网正在威胁人类文明。 

　　这些转变是悄然而至的，因为正在全球监控产业中展开工作的那些人没有说出真相的动机。如果任其在先前轨道上继续发展，数年之内，全球文明将会变成一个后现代的监控型反乌托邦，除了具备*好技术的那些人，其他所有人都无处可逃。事实上，我们已经置身于此了。 

　　很多作者思考过互联网对全球文明的意义，然而他们错了。他们错了，是因为他们不具备亲身体验而获得的视角和敏感；他们错了，是因为他们从未遭遇敌人。 

　　我们遭遇过敌人。 

　　六年来，维基解密与几乎所有大国作战。我们学会了从一个局内人的视角来观察这种新型监控型国家，因为我们揭露了它的秘密。我们从参战者的视角来看待它，因为我们不得不保护我们的人员、我们的资金以及我们的信息源；我们从全球视角来看待它，因为我们的人员、资产和信息几乎来自所有国家；我们从一个时代的视角来看待它，因为我们已经与之斗争多年，并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了它的倍增和蔓延。这是一种看不见的寄生虫，从社会中长大，越长越肥，并嵌入了互联网。它正在颠覆这个星球，正在传染每一个国家，甚至每一个人。 

　　我们需要做什么？ 

　　过去，在现已不复存在的一个地方，我们，年轻的互联网的建设者和公民们，讨论着新世界的未来。 

　　我们看到，我们的新世界将改善所有人之间的关系，而由人们交流信息、经济和权力的方式定义的国家性质也将被改变。 

　　我们看到，现存的国家结构和互联网的结合将引发国家性质的改变。 

　　首先，要记住，国家是强制性权力在其中流动的系统。国家内的各个派别也许相互竞争以谋求支持，但这只是导致了一种民主的表象，而国家的基础是系统性地运用或规避暴力。土地所有权、财产权、租金、股息、税收、法院罚款、审查、版权以及商标，这一切，都是由国家的暴力威胁来强制执行的。 

　　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不会注意到暴力离我们有多近，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为了免遭暴力而让渡了权利。就像水手嗅到微风，我们很少思考我们眼前的世界是如何被表面之下的黑暗支撑起来的。 

　　在互联网的新空间中，强制性权力的调节器将是什么？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真的有意义吗？在这个非现实的空间里，在这个理念和信息似乎自由流动的柏拉图国度里，也会存在强制性权力的概念吗？一种能够修改历史的权力，一种能够窃听电话的权力，一种能够分裂人民的权力，一种能够将复杂性分解并筑起高墙的权力，就像一支占领军一样的权力？ 

　　互联网的柏拉图本性，即理念和信息的流动，被它的物质起源玷污了。互联网的基础是跨越大洋海底的光缆，是在我们头上旋转的卫星，是安置在从纽约到内罗毕的城市建筑物中的计算机服务器。就像用三尺之剑杀死阿基米德的士兵，同样，一个武装的民兵也能威胁西方文明发展的巅峰、我们的柏拉图国度。 

　　互联网的新世界，从粗暴的原子构成的旧世界脱胎而出，渴望着独立。但是，国家及其盟友行动起来，通过控制互联网的物质基础，夺取了对我们新世界的控制权。国家，就像油井周围的一支军队，或者边界上的关税代理人，向我们索取贿赂，他们将很快学会利用其对物质空间的控制，夺取对我们柏拉图国度的控制，这将阻碍我们梦寐以求的独立。进而，通过控制光纤线路、绕地卫星和地面接收站，大规模拦截我们新世界的信息流——这个新世界的本质——即便每个人、每一种经济和政治关系都欢迎这个新世界。国家将渗入我们新社会的经脉，吞噬每一种表达和交流的关系，吞没人们阅读的每一个网页、发送的每一条信息以及搜索的每一个概念，每天拦截数十亿条信息，然后将这些权力梦寐以求的信息，永久地存储在一个巨大的机密仓库里。再然后，国家会一次又一次开采这些宝藏、这些搜集到的人类个体的智力创造，利用前所未有的复杂搜索和模式发现算法，充实这些宝藏，将拦截者与被拦截的世界之间的不平衡不断扩大。*后，国家会将他们从中所学到的运用到现实世界，去发动战争，去发动无人机攻击，去操纵贸易和联合国的委员会，去为产业界、局内人和朋党亲信的巨大关系网牟利。 

　　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工具，我们抵抗全面统治的一个希望，一个结合勇气、洞见和团结的希望，让我们可以利用它来进行抵抗。一项来自我们所生活的物质宇宙的奇异的属性。 

　　宇宙相信加密。 

　　加密容易，解密难。 

　　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利用这项属性去创建新世界的法律。让我们的新柏拉图国度从它的卫星、海底电缆和控制器中脱身而出。让我们的空间在密码之幕背后得以加固。让我们创造一片新的国土，将那些物质现实的控制者阻拦在外；为了跟随我们，进入我们的领土，他们将耗尽无穷资源。 

　　以这种方式，我们宣示独立。 

　　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们发现，宇宙允许原子弹的制造。这并非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核武器也许并不属于物理定律的范畴。然而，宇宙相信原子弹和核反应堆。它们是宇宙所赐福的现象，就像盐、海洋或星辰。 

　　与之类似，我们这个物理宇宙的一种属性，使得个人或团体能够可靠地、自动地对事物进行加密，即便是地球上*强大的超级霸权以*强烈的政治意愿动用所有的资源，也无法解密。人们之间的加密通道能够联结在一起，创造出免受外在国家强制性力量干扰的区域，免于大规模拦截，免于国家控制。 

　　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反抗一个充分动员的超级霸权的意志，并且赢得胜利。加密的是这种物理定律的一个体现，它不听从国家的咆哮，甚至也不听从于跨国监控型反乌托邦。 

　　世界必须如此运作，这并非显而易见。但宇宙以某种方式向加密微笑。 

　　密码术是非暴力直接行动的终极形式。 

　　有核国家可以对数百万人施加无限暴力，然而强大的密码术意味着一个国家——即便是能够施加无限暴力的国家——也无法打破个人保守秘密的意志。 

　　强大的密码术能够抵抗无限施加的暴力。任何暴力都无法解决一道数学问题。 

　　但是，我们能否利用关于世界的这个奇异事实，将它建造成互联网的柏拉图国度的基石，使人类在此得到独立和解放？随着社会与互联网的融合，这种自由能否反作用于物理现实，从而重新定义国家？ 

　　我们要记住，国家是决定强制性权力如何持久运用，以及用在何处的系统。 

　　这种强制性权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从物理世界渗透进互联网的柏拉图国度，这个问题将由密码术和赛博朋克的理想来解答。 

　　随着国家与互联网的融合，我们文明的未来将成为互联网的未来，我们必须重新定义权力关系。 

　　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互联网的普世性将让全球人类逐渐消失在一个大规模监控的天罗地网中。 

　　我们必须发出警告。本书就是守夜人在黑夜中的一声呐喊。 

　　2012年3月20日，在等待引渡的软禁中，我在英国与三位朋友，也是志同道合的守夜人同伴会面，或许我们的齐声呐喊能够唤醒这座城镇。我们必须就我们所知交换意见，而这也给予你——读者——一个机会，去理解正在发生的事，并对此采取行动。 

　　是时候了，拿起我们新世界的武器，为我们自己，为我们所爱之人而战。 

　　我们的任务是在可能的地方争取自决，在不可能的地方阻止乌托邦的到来，如果这些都失败了，那就去加速它的自我毁灭。 

　　朱利安·阿桑奇 

　　　2012年10月于伦敦

审查 

　　朱利安·阿桑奇：雅克，谈一下你在美国机场被扣留的经过吧，为什么要扣留你？ 

　　雅各布·阿佩尔鲍姆： 他们声称“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朱利安·阿桑奇：但是他们自己不说？ 

　　安迪·米勒–马贡：我能来总结一下吗？因为技术安全和政府事务的安全完全是可以分开来看的两件事。你可以搞一个在技术上完全安全的系统，而政府会想，这可不好，因为他们所认为的安全就是他们能够窥探、能够控制、能够破解技术上的安全。这跟雅克要登上飞机去杀人或者去劫机什么的无关，而是因为雅克有能力通过旅行到达其他国家、对人们发表演讲、传播观点来影响政府事务。这才是这个时代对政府来说*危险的事——对于政策，人们有比政府更好的见解。 

　　雅各布·阿佩尔鲍姆：非常感谢你这么恭维我，但我其实只想指出事情比这还糟糕，因为他们能够搜集所有人的数据。这些都发生在我真的去做了某些有意思的事情之前，当时的事实仅仅是我在旅行，而这个系统、这个体制推动了信息的搜集，在我还没被阻止去做任何事之前它就发生了，在我被赶出黎巴嫩之前，在美国政府特别针对我之前，它就发生了。 

　　安迪·米勒–马贡：可能他们能够预测，可能他们在你行动之前就发现你了。 

　　雅各布·阿佩尔鲍姆：他们当然能，部分是因为数据搜集。但是他们总是给我不同的回答。他们常用的一个回复，一个通用回复，是“因为我们能”。那我就说了：“好的，我不是在质疑你的*——好吧，我确实质疑你的*，但不是现在——我只是想知道这事现在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人们总是对我说，“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你为Tor 工作”，或者，“你坐在朱利安旁边，你还能指望什么？”让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些不同的人，通常是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以及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人，他们每个人都告诉我，是因为他们有权力这么做，而不是别的什么原因。有时他们还对我胡扯什么“记得‘9·11’吗？这就是原因”或者“因为我们想让你回答一些问题，在这里你可没多少权利，或者至少我们不承认你的权利”。 

　　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不让你接触律师，也不给你提供厕所，但他们会提供水，会给你喝点儿什么，像一杯利尿剂之类的，以便让你相信你确实需要在某种程度上配合他们。他们就是这样对你施压的，出于政治原因。他们会问我一些问题，问我对伊拉克战争作何看法，对阿富汗战争有何感想。基本上他们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在重复FBI 在“反谍计划”（COINTELPRO，1956—1971 年在美国国内实施的大规模秘密调查项目）中所采取的战术。比如，他们试图特别强调他们有权力改变我个人的政治生活，他们试图逼迫我，不仅要改变我的政治生活，还让我向他们坦白自己头脑中在想些什么。他们还没收了我的财产。我也不能具体地谈论这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因为这处在一个阴暗的灰色地带，我并不确定我是否被允许谈论这些。我确实知道其他一些人也遭遇过这样的事，但我从没听他们说起过。 

　　有一次我在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 刚参加完一个活动，正要回家探亲，飞回西雅图——我当时住的地方——然后他们就扣留了我，他们将我带去做二次检查，然后是三次检查，*后是进拘留室。他们把我扣留得太久，以致当我终于被释放时已经错过了航班。诡异的是，因为羁押我的地点严格说来是在加拿大国境内的美国领土，所以根据一个规定，如果你错过了航班而距离下一个航班时间又很长，那你就必须离开这里。由于被扣留得太久，我就被踢出美国领土了，不得不进入加拿大，然后租一辆车再穿越边界。我到边境时，他们又问，“你在加拿大待了多久？”我回答，“五个小时加上在多伦多的扣留”，所以我大概在加拿大待了八个小时，然后他们说：“那好吧，进来，我们要再次扣留你。”然后他们拆了我的车，拆了我的电脑，把所有东西翻了个遍，还扣留了我。他们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去上厕所，你可以说他们也算大发慈悲了。这就是所谓的边境搜查特权——因为他们声称他们有权这么做，而没人能挑战他们的*。 

　　朱利安·阿桑奇：所以，这就是你的遭遇，但是我跟一些中国人谈过，当他们谈到防火墙——用我们西方人的话来说就是审查，他们的关注点其实并不是审查。他们关注的是，为了实现互联网审查，你必须要同时实现互联网监控。事实上，这对我们也是一样。一旦人们意识到了这点，这会改变他们的行为，让他们在抗议各种*的时候变得不那么坚决了。 

　　雅各布·阿佩尔鲍姆：但那是对这种压力的错误回应。例如，他们在边境对我的骚扰并不是个例，自从“9·11”之后，甚至在那之前，每一个阿拉伯裔美国人都不得不遭遇这样的事。我只是拒绝让白皮肤和美国护照给我带来的特权被浪费在这里，我拒绝保持沉默，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错的，因为他们在滥用职权。我们必须站出来反对这样的事，也有很多勇敢的人站出来以同样的方式反对这种审查制度，并为此做出过有效的工作。因为正确的回应不能是仅仅因为政府宣称他们有权这么做，我们就在屈服于这种压力。 

　　热雷米·齐默尔曼：现在我们又谈到了政治，因为你说的基本上就是人们应该站起来捍卫他们的权利——但是人们也应该认识到为什么要捍卫自己的权利，并且有能力通过交流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我曾经有机会跟一些来自中国的人交谈——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在政府中就职——但当我跟他们说到互联网审查时，我常常得到这样的回答：“这其实是为人民好。如果没有审查，就可能出现极端行为，出现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状况，所以政府需要采取这种措施来确保一切稳定。”如果你考察下中国的审查是如何运作的，你会发现，从技术角度来看，这算是世界上存在过的*先进的审查系统之一了。 

　　雅各布·阿佩尔鲍姆：绝对是。 

　　热雷米·齐默尔曼：我还听说在微博上，就是中国版的Twitter，政府有能力对某些标签进行筛选，以确保它们只能留在某个特定的省份。 

　　雅各布·阿佩尔鲍姆：需要记住的关键一点是，当西方人谈论亚洲地区那些审查时，他们喜欢用到“其他人”这个词——就好像这只会影响到“其他地方”。重要的是认识到当你在美国使用Google 搜索时，他们也会说出于法律要求，部分搜索结果被省略。当然，在审查的实施方式，以及对于如何审查、为何要审查和在何处审查的社会现实上，这两个地区的审查存在着差别，其中一个*大的区别其实就是体系结构。例如，在美国互联网的结构是相对去中心化的，在这方面它就很难实现中国式的审查。 

　　朱利安·阿桑奇：西方审查的一大部分在于Google，而政府也可以审查Google。一大批援引了维基解密的网页都被Google 的审查给过滤掉了。 

　　雅各布·阿佩尔鲍姆：对的，毫无疑问。而且正因为索引本身是自由的，你可以去做一个差异分析。 

　　朱利安·阿桑奇：理论上是可以的。 

　　雅各布·阿佩尔鲍姆：是理论上，而实际上现在世界各地也有些人从不同视角来考察这种差异，对审查制度的类型做检测研究。我认为重要的是要记住，审查和监控不仅是“其他地方”的问题——西方人总是喜欢说“伊朗人和朝鲜人如何如何需要匿名和自由，但在我们这里就不需要”。所谓的“在我们这里”，通常指的是“在美国”。但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只存在于那些压迫性的政治体制中，因为只要你处在政权的*高阶层，你就不会感受到压迫。我们认为英国是个很棒的地方，人们通常以为瑞典这地方也相当不错，但是你能看到，一旦得罪了当权者，你的下场也不会太妙。但是，朱利安总算还活着，对吧？所以显然，这就是自由国家的标志，这没错吧？ 

　　朱利安·阿桑奇：我是在艰难维持我目前的状态。但也许我们该谈谈西方世界的互联网审查了，这也相当有趣。假如我们回到1953 年，看看当时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当时这书到处在发行，这套百科全书有时会根据苏联的政治变动做一些修订。1953 年，苏联秘密警察的首脑、内务部长贝利亚被撤职并受到处决，于是关于他的那部分，那些正面表述他的条目，就被编纂百科全书的机构给删除了，然后他们在所有百科全书中的这些部分打上修订补丁。我提到这个例子是因为它太露骨、太容易被发现了，这让这种企图都成了历史的一部分。然而，在英国，我们也看到《卫报》和其他主流报刊在偷偷地从他们的互联网档案库中删掉某些文档，而对此不作任何说明。你现在再去访问这些网页，试着去查找这些文档，比如去找找关于亿万富翁纳达米·奥奇（Nadhmi Auchi）欺诈案的故事，然后你会看到“页面未找到”，而且它们也从索引中被移除了。 

　　让我来告诉你我跟纳达米·奥奇这件事的牵连。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导致了第一次海湾战争。科威特政府在流亡期间及回国的过程中都需要现金，于是它开始变卖各种资产，包括在科威特境外的炼油厂。纳达米·奥奇是一个英国商人，他在20 世纪80 年代初从伊拉克移民到英国，在伊拉克的时候他是萨达姆政权中的一位要员，当时他是科威特这些交易的经办人，之后他被指控参与1.18 亿美元的非法佣金交易。这是战后欧洲*大规模的腐败案调查。2003 年，奥奇被判在Elf Aquitaine丑闻中犯有欺诈罪。然而现在呢，他还是通过他在卢森堡控制的集团注册了超过200 家公司，另外通过巴拿马也注册了一部分。他还参与了战后伊拉克的通信建设承包工程和遍布世界的其他许多生意。 

　　在美国，奥巴马参议院竞选团队的筹款人托尼·雷兹科（Tony Rezko）是奥奇的长期合作伙伴，奥奇是他的金融顾问。类似的，奥奇和雷兹科跟伊利诺伊州前州长罗德·布拉戈耶维奇（Rod Blagojevich）也有瓜葛。雷兹科和布拉戈耶维奇都被判犯有腐败罪，前者于 2008 年，后者于2011 年（在FBI 通过电话拦截记录下布拉戈耶维奇试图出售奥巴马留下的参议员席位之后）。2007—2008 年，奥巴马正在竞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时候，美国媒体开始调查奥巴马的关系网。他们查到了雷兹科，还报道了一些跟奥巴马的房屋交易有关的联系。2008 年，就在审判前不久，雷兹科还从奥奇那里接受了一笔350 万美元的转账，而且没有向法庭报告，他就是因此被判入狱的。于是美国媒体的调查转向了奥奇，就在那时，针对2003 年的Elf Aquitaine 丑闻及其在法国被定罪的大量报道，他授意他的英国律师事务所卡特– 拉克（Carter-Ruck）发动了一场攻击，效果相当成功。他攻击英国媒体，甚至美国的博客，让我们所知的大量文章都被移除了。这些文章中的大部分，包括存档在英国报刊中的，就这样完全消失了，就好像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这里也没有“我们收到了法律投诉，决定移除这些报道”的说明，连它们的索引都消失了。维基解密挖掘出了这些报道并重新发布了它们。 

　　雅各布·阿佩尔鲍姆：他们在擦除历史。 

　　朱利安·阿桑奇：历史不仅被篡改，而且不再存在了。正如奥威尔的名言：“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历史；谁控制了历史，谁就控制了将来。”在西方，这种对历史的擦除是难以发现的，而且这还仅仅是出版后审查。出版前的自我审查远甚于此，但是通常更难被发现。我们在维基解密跟全世界不同的媒体合作伙伴共同曝光邮件门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哪些媒体对我们的材料进行了审查。 

　　举例来说，《纽约时报》就对一封电报进行了编改，那封电报说通过在利比亚经营的石油公司发放了数百万美元，用以暗中对利比亚的相关人士施加政治影响。邮件中没有点名具体的石油公司——而《纽约时报》却对“石油服务公司”这个词做了编改。*明目张胆的编改恐怕是《纽约时报》对一封62 页的电报的使用，这封电报关于朝鲜的导弹计划、朝鲜是否向伊朗出售了导弹。《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使用了这封电报中的两段话，用来说明伊朗拥有能够攻击欧洲的导弹，而电报中剩余的部分却正好是反对这种观点的。 

　　《卫报》编改了一封有关乌克兰前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的电报，其中提到她可能隐瞒了她在伦敦的财富。《卫报》过滤掉了对哈萨克斯坦权贵普遍腐败的指控——这里甚至没有一个人被点名——以及对在哈萨克斯坦经营业务的意大利能源公司ENI和英国天然气公司的腐败指控。基本上，只要某个有钱人在电报中受到了指控，《卫报》都会将其过滤掉，除非《卫报》在制度议程上反对那个有钱人。所以，举个例子，在一封关于保加利亚有组织犯罪的电报中出现了一个俄罗斯人，《卫报》就把这封电报弄成像是整个事情都关于那个俄罗斯人，但其实那家伙只是这一长串跟保加利亚有组织犯罪有关的机构和个人名单中的一个而已。10《明镜》周刊也过滤掉了一段关于默克尔所作所为的内容——当然不是出于人权关怀，而纯属是对默克尔的政治考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安迪·米勒–马贡：如果你看一看我们的地球，你会发现，我们所理解的信息自由以及信息流动的自由，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新概念。我不认为这在欧洲和其他国家之间存在多大的不同。的确，某些国家是有民主架构，这表明你可以阅读和理解，甚至也许还能合法地对抗审查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审查制度在这里不存在，尽管在有些国家抗衡会更艰难。 

　　朱利安·阿桑奇：就我在西方的经验来看，这里的审查制度要复杂精妙得多，它通过多个层面的间接途径来混淆正在发生的事实，这些层面可以用来否认正在发生的审查。你可以把审查制度想象成一座金字塔。只有金字塔的塔尖故意露出了沙面。这个塔尖就是公共诽谤诉讼、谋杀记者、被军队抢走相机，诸如此类——所谓公开承认的审查。但这只是整个审查制度中*小的一部分。在塔尖之下，接下来的一层就是那些不愿意被暴露在塔尖的人，这些人进行自我审查，以免被推向塔尖。再下一层就是各种形式的经济诱导，或者赞助诱导，让人们去报道某件事情。再下一层就是原始经济——只去写那些划算、有赚头的故事，甚至都不必考虑上层的经济因素。然后，再下一层就是读者的偏见，这些人只受过片面的教育，所以，一方面，他们很容易受到假消息的操纵；另一方面，你又不能告诉他们复杂但真实的信息。*后一层就是信息的传播——例如，有些人没法接触到某种语言的信息。所以这就是审查金字塔。《卫报》在邮件门中所做的编改处于这个金字塔的第二层。 

　　目前，这类审查是不被承认的，因为它们发生在暗处，也因为并不存在对某个特定主张进行审查的指示。记者很少得到指示，说“不要报道任何有关那个的东西”，或“不要发布这个事实”。相反，是记者认识到他们被期望如何做，因为他们了解他们希望取悦或巴结的那些人的利益所在。如果你表现得好，他们就会拍拍你的脑袋，给你赏赐；如果表现不好，那你就什么也得不到，就这么简单。我总是喜欢打这个比方：存在于苏联的审查制度，那种被西方大肆宣传的审查制度——半夜踢开记者家的门把他们带走——现在被倒转过来了。现在，我们在等着有这么一天，把真相从记者那里“带回来”，因为它们脱离了庇护，不再履行它们的职责。记者们放弃了职责，真相也就被带走了。西方社会很擅长对审查进行洗白，并将权力的运作制度化，因此，在这个高度财政化的社会中，任何通过这种审查还能留存下来的公开言论都很难动摇真正的权力关系。

开　　本：32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