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纯净世界的充满人性的一瞥。”
——华尔街日报
“扣人心弦……哈德菲尔德给我们讲述了前往太空并在太空生活中的趣事,借此分享了他对于如何在地球上生活的洞见。”
——菲·普雷特,SLATE杂志
“哈德菲尔德不止一次进入太空,他是一位集技术专家、科学家于一身的天才。”
——莫琳·卡拉汉,《纽约邮报》
“书里叙述了各种经验教训,读来令人振奋,很难决定要告诉你哪一个。”
——安德里亚·凯,《今日美国》
“哈德菲尔德证明自己不仅是一个积极的宇宙探险家,而且是一个对人类境况进行深刻思考的人,他能用简单但深刻的语言表达人类*普遍的探寻……精彩绝伦。”
——玛利亚·波波娃 BRAIN PICKING作者
克里斯·哈德菲尔德为了成为一名宇航员进行了几十年的训练,其太空逗留时间几乎达到4000小时。他曾带着一把瑞士军刀闯进了空间站,也曾在驾驶飞机时处置过一条活蛇,并且在紧贴着轨道飞行器的外部时暂时失明。
在《宇航员地球生活指南》中,哈德菲尔德讲述了他多年的训练和太空探索经历,展示给我们如何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他讲述的故事内容生动,读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同时又教给我们如何像宇航员一样思考。
他的故事将永远改变我们看待地球上的生活的方式——特别是每个人自己的生活方式。
克里斯·哈德菲尔德上校(Col. Chris Hadfield),是世界上经验极为丰富、成就极为卓著的宇航员之一。2013年5月,哈德菲尔德在担任国际空间站指挥官5个月后返回地球。哈德菲尔德是1988年美国空军试飞员学校成绩*优秀的毕业生,1991年美国海军试飞员;1992年,他由加拿大太空署选定为宇航员。他曾是25次航天飞机发射的地面通讯主任,并曾在2001至2003年期间担任美国航空航天局在俄罗斯星城的运行总监,在2003至2006年担任休斯敦约翰逊航天中心机器人部门的主管,并在2006-2008年期间担任国际空间站运行总监。在国际空间站期间,他进行科学实验的数量创造了新的纪录,还对一次紧急太空行走进行了监控。同时,他所拍摄的令人惊叹的照片和有关太空生活的教育影片使他获得了世界性的赞誉。他根据大卫·鲍伊的“空间怪异”所录制的零重力版音乐视频,在网上发布的前三天,就获得了超过10万次的点击。
致谢
引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付出一生的旅行
2. 个人姿态
3. 负面思考的力量
4. 为小事担心
5. 世界上最后的一群人
6. 下一个会让我送命的事情是什么?
7. 哈萨克斯坦静海基地
8. 如何被颠得七零八落(并在第二天感觉良好)
9. 做个普通人
10. 离开地球的日子
11. 方形的宇航员,圆形的出舱口
12. 软着陆
13. 回归平凡
1. 付出一生的旅行
一天早上,在我醒来后不久,一个奇怪的想法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我要穿上的袜子,将陪伴我离开地球。这样的前景让人感到既真实又超现实,就好像是做了一个特别生动的梦一样。早餐的时候,记者们争抢着拍我,就好像我是个犯人,而这是我的最后一餐似的。他们的这通忙活,让我恍如做梦般的感觉加剧了。同样,过了一会儿,当技术人员帮我穿上太空服进行压力检测时,愉快的感觉变得不自然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太空服不能出丝毫差错——一旦航天器在真空中发生减压,这就是能让我继续呼吸保住性命的东西——因为这不是演习。
今天我真的要离开这个星球了。
或许又不是——我提醒自己。离发射还有几个小时,在这几个小时里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发生,导致发射被迫取消。这样一种想法,再加上我正穿着尿不湿(这是防止我们在发射架上被困太久,实在需要小便),让我的内心独白从那些不祥的事情上转到了现实之中。有很多东西要铭记在心。全神贯注。
当所有乘员都穿好太空服后,我们乘坐专为宇航员预备的电梯降到地面,走向飞船。这是我从童年时代就一直曾梦想的情景,惟一没有梦到的是那个慢吞吞的电梯——真的是太慢了。从三楼降下来所花的时间,跟煮熟一个鸡蛋所需的时间差不多。当我们终于从电梯里出来,走向那辆将搭载我们前往发射架的巨大银白色太空车的时候,当时的场景就是众所周知的了: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闪光灯频频闪烁,人群沸腾,我们挥手微笑。在车里,我们能看到远处的火箭,在灯光下熠熠闪光,仿佛一座巨大的方尖碑。当然了,那其实是一个装满了易爆燃料的450万吨级的炸弹,也正因如此,其他的人都要躲得远远的。
抵达发射架后,我们乘坐电梯上升——这个电梯速度还挺快——之后我们要一个接着一个手膝并用爬进飞船。负责收尾的工作人员帮着把我紧紧地固定在我的小座位上,其中一个人还递给了我一张伊莲写的便条,告诉我她爱我。在太空舱里一点也不舒服——太空服又重又热,太空舱极其促狭,一个明显不像靠垫的降落伞和逃生工具包别别扭扭地塞在我身后——而且,我要在这种环境下困上几个小时,至少也得几小时。但是,这里却是我最爱的地方,我想不出我除此以外还会愿意待在什么别的地方。
地勤人员最后一次检查了驾驶舱,和我们道别,并关上了舱门,这时,就该进行太空舱的压力测试了。一切玩笑此刻都停止了:每个人都高度紧张。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增加我们存活的几率。但是这一切仍有一丝伪装的气息,因为很多事依旧可能发生——线路故障,燃料箱问题——使这次发射变成又一场精心准备的演习。
但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我们当天的确要进入太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我们在舱内也要执行一份长长的检查清单——检查并清理所有的注意事项和警报,确保用来和发射指挥中心以及任务控制中心沟通的多个频段工作正常——此时飞船隆隆的启动了:系统加电,引擎警报响了起来,预示要发射了。当辅助动力系统也点火之后,火箭的震动变得更加剧烈了。在我的耳机里,我听到主控制台的最终确认,以及同伴的呼吸声,之后就是来自发射指挥的真诚道别。我快速浏览了几百次我的检查清单,以确保我记住了有可能发生的所有关键事情:一旦情况出现变故,我将承担什么角色,以及我该怎么做。
现在只剩30秒了,火箭就像是一个有自己的意志的生物震动着,此刻我才让自己从期冀状态转向认知状态:我们马上就要起飞了。即使飞船升空几分钟后我们仍可能不得不中止任务,但是离开发射架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还有六秒钟。引擎开始点火,随着这股巨大的新的力量撼动着飞船,我们被向前甩去,整艘飞船倾斜了一下,然后又回到垂直状态。就在这时,传来了一阵巨大而猛烈的震动和轰鸣声。这种感觉就好像我们被一只大狗咬在嘴里,摇来摇去,然后被它巨大的看不见的主人夺走,径直地扔上天空,甩出地球。那感觉充满魔力,像是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又像是一场梦。
那感觉还好像一辆疾驰的大卡车一下子撞上我们侧面。很显然,这些感觉都完全正常,我们之前得到过提醒,知道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只能是“像鹰一样”机警地观察着,翻阅着我的表格和检查清单,盯着头上的按钮和指示灯,审视着电脑看有没有出问题的迹象,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发射塔早已不见了踪影,我们在急速攀升,身体被紧紧地束缚在座位上,随着燃料逐渐消耗,飞船越来越轻,在45秒钟后,我们就超过了音速。又过了30秒,我们比协和飞机飞得更高更快了:两倍音速,并且仍在加速。这就好像是坐在赛车里,把油门一脚踩到底。升空两分钟后,我们以六倍音速疾飞,固体火箭助推器通过爆破与船体分离,我们再一次被向前猛推。我仍旧全神贯注查看我的检查清单,但通过眼角的余光我注意到,天空的颜色从浅蓝色逐渐变成深蓝最后变成了黑色。
然后,突然之间,一切安静了下来:我们的速度达到了25马赫的轨道速度,引擎逐渐平静下来,我注意到尘埃正缓慢的向上漂浮。向上。我尝试着放开手里的检查清单,看它漂浮了起来,然后静静地向远处飘去,而不是重重地落向地面。我感觉自己就像个小孩子,像一位魔术师,像全世界最幸运的人。我处在太空,处于失重状态,而到达这里只用了8分42秒。
当然还有几千个日夜的训练。
* * *
那是我第一次进入太空,乘坐的是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至今已经过去许多年了:1995年11月12日。但是,那次经历至今回想起来依旧无比的生动,仿佛就在近前,以至于我一说起来,还觉得它就发生在昨日。从感官上,发射升空让人觉得无比震撼:如此高的速度,如此巨大的力量,然后突然之间,向前推进的强大力量一下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漂浮在隐形的空气垫中那种朦胧的感觉。
我觉得,一个人永远不会对那种强烈的体验感到习以为常,更不会觉得厌倦。在我的那次首飞中,最有经验的宇航员是杰瑞?罗斯(Jerry Ross),他已经多次随航天飞机执行飞行任务。那一次已经是他第5次太空飞行——后来他又飞行了两次,成为仅有的两位7次进入太空的宇航员之一,另一位是张福林(Franklin Ramón Chang Díaz,1950年4月5日—)。杰瑞能力出众,十分的冷静沉着,是值得信赖、忠诚、谦恭、勇敢的宇航员原型的化身。在我们的整个训练过程中,每当我不确定应该做什么的时候,我就会看看他是怎么做的。在亚特兰蒂斯号上,发射前5分钟我注意到他在做一件此前我从未见过他做的事:他的右膝盖在轻微的颤动。我记得当时自己在想:“天呐,如果杰瑞的膝盖颤动那一定会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
我怀疑他恐怕没意识到自己的生理反应。我确定他没有。我当时全身心都在关注着周遭发生的事情,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内心世界。事实上,在上升期间,我一直在检查各种表格,做我的工作,追踪一切我应该追踪的事情,就在这时,我突然感到自己的脸很疼。之后我意识到:我笑的太多,而我自己却没有意识到,结果我的脸颊抽筋了。
曾经,我站在雄鹿岛的一片空地上凝望夜空,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我终于让自己进入了太空,作为STS—74太空任务的任务专家环绕地球飞行。我们的主要目标:在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安装对接舱。我们计划利用航天飞机的机械臂,将一个新建造的接驳模组从亚特兰蒂斯号的载荷舱中取出;再把对接舱放置在航天飞机的上方,然后利用其将航天飞机与空间站对接,这样以后的航天飞机再来造访和平号空间站,相比于我们就有了一种更安全、更便捷的登站方式。
那是一个巨大而又复杂的挑战,我们不知道计划是否能奏效。以前从未有人做过这种事。事实情况是,我们八天的任务完成得并不轻松。有个关键设备在关键时刻失灵了,一切都未能按原计划进行。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成功地安装了对接舱,在离开太空站的时候,我感到——所有宇航员都感到——一种近乎喜悦的满足感。我们做成了一项困难的事,而且做得很好。任务完成。梦想实现。
只是,还没有,还没有完全实现。一方面我感到很平静:我终于进入太空,而且比我想象的更尽如人意。但是,我在那次任务中,却没有承担太多的责任——没人会在第一次飞行任务中就担当重任——我也没有做出我希望能做出的贡献。就个人的贡献来说,我和杰瑞?罗斯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在休斯敦训练时,我一直无法从琐碎的事情中找出哪些是关键所在,无法在紧急情况下区分出哪些事情能让我活命,而哪些事情只是棘手且有趣,但并不重要。有太多的东西要学习,我只能尽量把它们塞进我的脑子里。在任务期间也是一样,我也处于一种接收状态:把一切都告诉我,教给我,而我会把这一切都记下来。
所以尽管旅行了340万英里(约547万千米),我仍没觉得抵达了自己的目的地。在成为一名真正宇航员的路上我仍在前行。
单纯飞向太空并不能使我一下子成为真正的宇航员。现在,只要有钱并且身体健康,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太空。这种人可以叫“太空飞行参与者”,通常也被称为“太空游客”,人均花费2000万至4000万美元就可以离开地球大约10天,乘坐联盟号宇宙飞船抵达国际空间站——现在,这种紧凑型的俄罗斯火箭是人们能够抵达国际空间站的惟一方式。这并不像登上飞机一样简单;他们需要完成半年的基础安全训练。但是成为一名太空游客和成为一名宇航员确实不一样。
当后果至关重要的时候,一名宇航员可以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快速做出正确的决定。仅仅八天的太空之旅并没有奇迹般地让我变成一名真正的宇航员。但我确实触及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甚至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我仍有许多东西要学,我会和所有想要成为宇航员的人们一样,在同一个地方学习:就在地球上。
* * *
有时,当人们知道我是名宇航员的时候他们会问:“那么,你不在太空飞行的时候都会做什么呢?”他们有着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在发射的间歇我们其实就在休斯敦的休息室里坐着,在下次起飞前调整好呼吸。鉴于大家听说有关宇航员的事情时,他们不是在太空中就是在去太空的路上,这也并非是不合理的猜测。每当我告诉人们真相时,我总觉得我让他们失望了:我们就在地球上,训练,我们大部分的工作生涯都在训练。
从根本上讲,宇航员从事的是服务业:我们是公众的服务员,政府的员工,我们会代表我们国家的人民去做一些困难的工作,那是一份我们必须严肃对待的责任。我们的训练花费了上百万美元,我们所操作仪器的价值更是数以亿计。这份工作的本质并不是在太空中寻求个人刺激,而是使对太空的探索更安全,获得更多科学成果——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其他人。所以,虽然为了进入太空,我们需要学习所需的关键技术,比如太空行走等,但是我们也会花大量时间帮其他宇航员解决问题,帮助那些在空间轨道上做实验的同事攻克技术难题,并竭尽所能创造新的工具和方法以供未来使用。大多数时间,我们训练、上课——特别多的课——还要考试。在晚上和周末我们也要学习。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地面工作,支持其他宇航员的任务,这对提高我们自己的能力也很重要。
这些年,我扮演了许多不同的角色,从太空飞行委员会成员到休斯敦的国际空间站的运行主任都当过。做的时间最长同时也让我自己觉得贡献最多的地面工作是CAPCOM,也就是“宇航中心地面通讯主任”。地面通讯主任是飞行任务控制中心和在轨宇航员进行信息沟通的主要渠道,这项工作是个无尽的挑战,像一个你永远也填不完的填字游戏。
坐落于约翰逊航天中心(JSC)的飞行任务控制中心(MCC)是世界上最强大也是最刺激智慧萌发的课堂之一。那里的每个人在特定的技术领域都有来之不易的专业知识,他们就像蜘蛛,对于他们的网中的任何震动都极其敏感,随时准备着扑向问题并高效地将它们解决掉。地面通讯主任从不会接触那种深度的专业知识,但是他们却是操作理性的发声器。我从1996年开始从事这项工作,并迅速发现,虽然只有一次飞行经历,但它却给了我一种洞察力,让我知道应该让在空间作业的宇航员做什么,以及同样重要的,何时去做。如果飞行任务控制中心的某个专家建议宇航员去做X,我就会意识到一些那些从没去过太空的人根本不会考虑到的困难;同样,宇航员们也知道我能感同身受,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挑战,因为我自己也曾去过太空。地面通讯主任与其说是一个中间人不如说是一名翻译,不断地分析所有变化的输入和因素,做出无数快速的小判断和决定,然后把它们传给宇航员和在休斯顿的地面团队。这种工作就像一个教练、四分卫、送水的小孩和拉拉队员的结合体。
一年之内,我就成了地面通讯主任,总共参与了25次航天飞行的协同工作。这项工作只有一个缺点:一旦发射延迟——卡纳维拉尔角的天气状况确实经常造成发射延迟的情况——家庭旅行的计划就会泡汤。不幸的是,地面通讯主任不能远程办公。除此以外,不管怎样,我认为这是个美差,学习的机会一个接一个。我学会了如何总结并提取飞行任务控制中心那些充满首字母缩略词的内部技术讨论的核心意思,好让太空中的宇航员清楚无误地获得重要信息,同时还要不乏幽默感。不在约翰逊航天中心的控制台时,我就会和宇航员一起训练,亲身体会他们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以及他们每个人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这样在他们进入太空时我就可以为他们提供有效的建议——同时我也可以在训练和使用复杂仪器和硬件方面跟上时代的步伐。我爱这项工作,尤其是我可以感到、看到并记住我对每一项任务的直接贡献。每次着陆之后,全体宇航员的名字都会被刻在一块牌子上,悬挂在任务控制中心的墙上,在我看来,那不仅是集体成就的标志,也是个人战胜挑战,克服困难,完成几乎不可能任务的功勋榜。
当我在2001年4月再次进入太空去完成STS-100号任务时,我对整个复杂的宇宙飞行有了更深的理解,而不再仅仅是我自己的那点工作。我不否认自己希望能有机会更早地进入太空(美国的宇航员可以优先进入航天计划,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因为飞船是美国造的,并且由美国政府拥有)。但是毫无疑问,在我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太空飞行之间,整整间隔了六年,这使我成为了一名更优秀的宇航员,无论在地球或是在太空,都可以对太空任务有更多贡献。
在我们计划升空前,我为STS—100任务训练了整整四年。开始训练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地,即国际空间站,甚至还不存在;空间站最初的几个部分是在1998年被送入太空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搭载并安装加拿大臂二号,这是一个巨大的机械臂,用来抓住卫星和宇宙飞船,运送物资和人员,另外最重要的是,它可以用来组装国际空间站的剩余部分。飞船将继续运送功能舱室和实验室,加拿大臂二号将协助把它们放到指定的位置。那是世界上最贵重也是最复杂的建筑工具,把它搬上去并使其工作需要不止一次舱外活动(EVA,即extra vehicular activity,也称“太空行走”),而是两次——而且我是EV1号,主要的太空行走者,虽然在这之前,我从没出过太空舱。
太空行走就像是同时进行攀岩、举重、维修一个小型的引擎,并表演复杂的双人芭蕾舞——同时还要穿着笨重的太空服,拿东西时不时摩擦着你的关节、手指和锁骨。在失重环境下,很多简单的工作变得异常困难。仅仅是用扳手拧开一个螺栓,就像是穿着滑冰鞋,戴着冰球守门员手套去换轮胎一样的困难。因此,每次太空行走都需要数年的精心准备,包括数百名工作人员以及许多不为人知、坚持不懈的工作来确保所有细节——以及所有突发状况——都被考虑在内。超级周密的计划十分重要,因为每一次太空行走都很危险。你要冒险进入一个完全不适合生存的真空环境。要是遇到了麻烦,你根本就无法立刻逃回飞船内部。
我在中性浮力实验室练习了多年的太空行走。这个实验室实质上就是个在建约翰逊航天中心的一个大池子。好大的水池子。我的第一次太空飞行经历,以及在飞行任务控制中心的经历,教会了我如何才能更好地分清轻重缓急,如何区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而什么是稍加了解就可以的。对于舱外活动来说,关键是要明白空间站外面是什么情况,怎样在外面移动又不会破坏任何东西,以及如何实时地进行维修和调整。我在那个大池子里进行训练的目的,就是练习我要走的每一步和我要做的每一个动作,直到这些动作其变成我的第二本能。
我很庆幸我那样做了,因为在太空行走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些预料之外的问题,假如我准备不足的话,我可能就无法将其解决。最终,STS—100任务成功完成,我们乘坐奋进号航天飞机返回地球.虽然疲惫不堪,但也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无比骄傲。由于我参与协助安装了加拿大臂二号,并参与建造了地球之外的人类的这个永久居住地——后者更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因为它是15个国家参与并合作的成果——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贡献,有能力的宇航员。
即使后来的十一个年头我都是在地球上度过的,那种自豪感也没有丝毫的减退。我希望能重返太空,这一点没错,但是我并没有坐在太空探索者的炼狱里无所事事。从2001年到2003年,我作为美国宇航局的运行主任被派驻到俄罗斯工作,地点是在俄罗斯星城,也就是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曾经训练的地方。在这段时间里,我试着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真正地融入其中,以了解和我一起工作的人们,并让我的工作更高效。10年后,当我和俄罗斯宇航员紧张的工作和生活在一起时,那时的工作经历派上了用场。我不仅能说他们的语言,而且我还更深地了解了我自己:由于我面对的是不同的文化,我不得不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冲动,不去把自己的期望强加于人。
星城的工作结束后,我回到了休斯敦,在美国宇航局处于历史最低点的时候,担任了美国宇航局宇航员办公室的机器人部门主管。那是2003年,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刚刚失事;航天飞机被停止飞行,国际空间站的建设也因此搁浅,而且许多美国人都在质问,当初为什么要把纳税人的钱用在如此危险的空间探索项目上。我们也许可以克服技术障碍,使航天飞机变得更安全,但我们可能没法改变公众的整体观点,但是我们最终却把两件事都解决了。那次经历不断地提醒我,在面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前,拥有明确的目标和积极的心态是多么重要。
坦白地说,真正不可能做到的,是想象第三次太空飞行对我来说会是什么样的。但是就像我上大学时那样,我决定尽我最大的努力做好准备,以防万一。所以从2006年至2008年我在美国宇航局的宇航员办公室担任国际空间站的运行主任,负责所有和选拔、训练、认证、支持、恢复、修复以及重新整合所有国际空间站乘员相关的事。和其它国家的航天机构打交道,并且密切关注国际空间站的事务,使我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我获得了另一项任务的许可:这次,是一项长期的探险。
在2012年12月19日,我和美国宇航局的宇航员汤姆·马什本(Tom Marshburn)以及俄罗斯宇航员罗曼?罗曼年科(Roman Romanenko)乘坐俄罗斯联盟号飞船第三次返回太空。国际空间站的人员交接的时候是重叠的,所以新来的人有几个月的时间向前辈们学习;我们参与了由凯文?福特(Kevin Ford)指挥的第34号远征(Expedition 34)。当他的队员在2013年3月初离开后,第35号远征换上了一名新的指挥官:我。那是我一生都在为之奋斗的事情,那就是要有能力对两批次的宇航员团队负责——当联盟号飞船在3月底再次抵达后,人数又重新变成了6个,同时也要对国际空间站本身负责。这都是真的,却难以置信。
* * *
当我准备好第三次太空飞行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是办公室里的最年长的宇航员之一了。我一直不太喜欢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我当时没有——现在也没有——把我自己想得那么老。年长的好处是,不管怎样,人们会倾听我说的话并尊重我的观点;我可以影响训练和飞行的设计过程并帮助把它变得更实际更中肯。在接到麦克?埃文斯(Mac Evans)问我是否想加入加拿大太空局电话的20年后,我成了约翰逊航天中心的大人物——我在太空只待了20天,但我已经把我自己变成了一名真正的宇航员。或者更准确的说,我被变成了一名真正的宇航员;美国宇航局和加拿大太空署通过为我提供正确的教育和经验,保证了我的成长。
当然,第三次的任务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经验。我不仅仅是参观太空——我要还住在那里。当我们返回地球着陆时,我们在太空待了146天,而且已经围绕地球转了2336圈,飞行里程超过6200万英里(约9978万千米)。我们也打破了国际空间站上完成的科学实验的记录。第34和35号远征是我职业生涯的巅峰,也是多年训练的顶点——不仅是通过训练建立特定的工作技能,比如驾驶联盟号飞船等技能,而且也是通过训练建立新的直觉、新的思考方式,以及新的习惯。那次旅行带给我的改变,甚至比乘坐火箭飞船的那次还要大。曾经的那个望着夜空沉浸在幻想中的九岁小男孩,怎么也不会想到,太空任务会带给我如此巨大的改变。
知道吗,在去太空的路上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我学会了如何在地球上生活得更好、更幸福。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学会了未雨绸缪,以及在关键时刻如何有效地做出应对。我学会了如何化解恐惧,如何全神贯注以及如何获取成功。
我学到的许多技术都比较简单,只不过有些违反直觉——在某些情况下,跟大家耳熟能详的的一些精炼的格言所给的教诲恰恰相反。宇航员们反复得到告诫,说最好的减压方式是把小事做到极致。通过训练,我们学会了注意事物的阴暗面,并想象可能发生的最坏结果。事实上,在模拟训练中,我们学会自问的最常见的问题是:“好的,下一个会使我丧命的事是什么?”我们也明白了,作为一名宇航员就意味着在别人进入太空时要照顾他们的家庭——为他们订餐,帮他们办事,帮他们提包以及跑出去买尿布。当然,我们学到的东西中,有大量的在技术上都很复杂,但有些事也确实简单到家了。每位宇航员都能修理坏马桶——我们在太空经常要这么做;另外我们都知道怎样精心地打包,在联盟号宇宙飞船上我们就必须这么做,每一件东西都必须绑好,否则就会让飞船失去平衡。
这一切的结果就是我们变得很有能力,这对于一名宇航员来说是最重要的品质——或者,坦白地讲,对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只要想成功就必须具备这种品质。有能力就意味着要时刻保持危机意识,即使看起来毫无希望也要坚持不懈,在每分每秒都性命攸关的时刻,面对棘手问题要懂得随机应变。这种能力包含了机灵劲儿、意志力,以及随时应对任何事的心理准备。
宇航员拥有这些品质的原因并不是我们比其他人聪明(虽然,我们得承认,想修好马桶确实需要非同一般的智力),而是因为我们被教导去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以及我们自己。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像宇航员一样去思考。”但是你不必非要到太空才能学到这些。
很大程度上,你只需要改变自己的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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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32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