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基于一个原创性的“社会演化范式”,综合人类学、进化生物学和国际关系诸学科的知识,对人类社会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的发展进程、对国际政治的系统社转型提出了一种社会演化的诠释。
具体来说,本书阐述了三次历史性的体系变迁的脉络:在我们眼中理所当然的、污秽和野蛮的霍布斯式/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是如何从伊甸园般的天堂演化而来;这个霍布斯式的世界又是怎样在1648年到1945年间自我转变成一个更加和平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而1945年后,世界范围内的一些地区又是如何变得更加规则化且更加和平的。本书批判地讨论了国际政治领域内所有重要的大理论,从进攻性现实主义到防御性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英国学派以至建构主义,并且为这些理论之间的“大辩论”提供了巧妙的解决方案。
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广泛,涵盖国际政治理论、制度经济学、政治理论、社会科学哲学。1995年之前一直从事生物学方面的学习与研究,于美国Wayne State University获分子生物与遗传学博士学位。旋即进入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于1999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学位。在进入复旦之前,唐世平教授曾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专业机构从事亚洲及安全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2015年,获得国际研究协会年度*佳著作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亚洲学者、中国学者。
中文版前言
序
导 论 为什么国际关系学需要演化的方法?
一、困惑的难题:得不到解决的“大争论”
二、全书设计
三、核心定义
第一章 从生物演化到社会演化
导 言
一、关于生物演化的预备知识
二、关于生物演化的几种常见误解
三、社会演化作为一种现象
四、社会演化范式:核心原则
五、什么不是社会演化的方法?
六、对国际关系学中演化性理论的批判
结束语
第二章 失乐园,得范式: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
导 言
一、对现有的战争起源理论的批判
二、伊甸园及其颠覆:一个新的理论
三、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一般性的证据
四、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子系统的证据
五、战争创造国家/ 社会/ 我们,国家/ 社会/ 我们发动战争
六、得范式: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的诞生
结束语
第三章 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
导 言
一、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辩论
二、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根本机制
三、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三个辅助机制
结束语
第四章 一个正在展现的更为规则化的国际系统
导 言
一、一个新的国际制度研究路径
二、地区和平制度化的三条道路
三、解决关于国际制度的现有争论
四、国际制度与国际秩序研究的再定向
五、世界国家:一个不可能的且危险的乌托邦
结束语:迈向一个更好的但总是不完美的世界
第五章 作为演化系统的国际系统
导 言
一、(国际)系统,而不是(国际)结构!
二、单是结构决定不了什么!
三、系统对国家的影响:五大渠道
结束语:系统,而不是行为体—结构!
结 论
一、社会演化范式与作为演化科学的国际关系
二、政策含意:寻求安全——过去、现在与将来
附录一 来自民族人类学的证据
附录二 第二章的补充表格
附录三 战争降临间接系统
中文版前言
过去的许多年里,我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用英文写成的。这主要是因为我认为,中国自宋代以后对世界就几乎没有贡献过太多有用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而在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也许是中国为世界贡献一些普世性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时候了。但是,我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即便一些中国读者愿意读我的东西,我的研究成果与中国读者见面的时间反而会比和英语读者见面的时间要晚。这并不是我不关怀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我始终都知道,我的研究对中国有现实甚或未来的意义。但是,我也同样始终坚信,要想贡献一些普世性的社会科学知识,中国只能是我研究中的一个——但永远都不能是唯一的——观察点或者数据点。因此,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够理解我的出发点和苦衷。
如果说我的第一本英文专著《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是一部纯粹的国际关系学作品的话,我的第二本英文专著《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就已经是一部覆盖整个社会科学的作品。而现在您手中的这本《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至少也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作品,因为它的支撑点和我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的支撑点一样都是“社会演化范式”。而我将在下一部英文著作《论社会演化》中详细阐述并宣称,“社会演化范式”是社会科学的终极范式,就如同达尔文的演化论是生物学中的能够溶解一切的“万能酸”(universal acid)一样。不仅如此,《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试图解决的一些实证和理论问题,特别是战争的起源及其对人类社会演化的深远影响,其实也是人类考古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一些细心的读者可能也已经发现,我*近的许多研究已经不再是国际关系了。事实上,我正在逐渐“淡出”国际关系学界,因为我认为这个领域中*为根本性的宏大理论和实证问题已经被我解决(不管你们同不同意)。而我未来的研究领域基本上将集中于:比较政治学(现代化、族群冲突、政治转型)、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产业政策、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事实上,我已经出版了一些有关以上领域的探索性作品,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我的个人网页下载或自行查阅。
许多人会问,我为何要这么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从来都不是一个褒义词。我的回答是:当一个领域内*令我激动的问题已经被我解决之后,我就会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去另一个领域寻找*令我激动的问题,即便那个领域可能是我一开始不太熟悉的领域。我相信自己可以驾驭几个不同的领域,而且这才是真正本色的我。
记得10 多年前,我曾经和一位朋友说,我将是这个世纪*为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他觉得我是在开玩笑。也许他仍旧觉得我是在开玩笑,我却从未这么想过。无论是否能够达成这一目标,我一直在试图证明,我至少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目标。
自西方到来之后,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以及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的学者)除了在中国自己的故纸堆里有点儿自信之外,在现代社会科学领域几乎没有任何超越中国或亚洲的学术野心和追求,当然也就没有世界视野的学术自信。这使得我们的大部分学生也同样没有任何超越中国或亚洲的学术野心和追求,当然也就没有世界视野的学术自信。我的努力确实是想证明,只要我们努力,中国其实完全可以产生世界一流的社会科学。这不是“科学民族主义”,而是我们每一个科学家都应该追求的境界.
说到这里,我还想特别指出,我的努力并不是想在别人面前证明自己,我只是想在自己面前证明自己:我想看看,我的努力到底能够让我走多远。我不知道这种心态从何而来,但我大致知道从我10 岁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我很幸运,它一直在我心中。
2005 年年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许下“豪言壮语”——在10 年内写出4 本英文专著。当时上我的课的学生大概也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很遗憾,直到2016 年年末我才写完我的第四本英文专著(当然,这期间我写了许多独立的研究文章,工作量恐怕不比写一本书少)。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截止日期”永远是被推后的——我的也一样。
在下一个10 年里,我将再写出4 本英文专著,第一部将会是《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我仍旧抱有希望,这一次,我的截止日期不会推后得太久。
本书的英文版非常幸运地获得了2015 年“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ISA) 的“ 年度*佳著作奖”(Annual Best Book Award),而我是第一位获得这一著作奖项的中国及亚洲学者。
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是建立在许多人无私的辛勤努力上的。
首先,衷心地感谢董杰旻和朱鸣愿意承担这项烦琐的“(翻译)活儿”。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这本著作和中国读者见面的时间恐怕是未尽可知的。对于他们的无私奉献,我无以回报,只能尽我*大的能力和他们一起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奋斗。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
其次,感谢中信出版社的编辑,他们是本书能够与读者见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感谢我的妻子王琳。她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和我,使得我能够全心投入我的研究。她是我所有作品背后*重要的灵感和鼓励的源泉。她还通常是我的中文书稿付印前的*后一位读者。我还要感谢我的儿子潇雨,他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教会了愚钝的我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时光。这绝对是一个奇迹!
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的作品是完美的。因此,一个作者看到自己过去的作品总想做一定的修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了维持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内容一致,我尽可能地克制了自己的这种冲动。部分原因也在于,再读本书的时候,我认为本书的基本内容依然成立:我现在也不会对本书做任何大的修正。(当然,我必须承认,我再读这部作品时,确实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写出了这部作品,因为写作的过程是异常艰难、漫长和痛苦的。我们总是说,写书如同“十年磨一剑”。这本书是真的写了10 年!)
但是,中文版和英文版确实有以下几点微略不同:
1. 一些注释、用词和排版上的错误得到了修正,而这些改动都被标记出来了。当然,这些修正丝毫未改变本书英文版中的原意。
2. 对一些我本人在英文版出版时还未出版的作品,中文版中做了更新。
3. 最重要的不同是,在中文版中,我加入了一些新的注释(“作者中文版注”)。本书的译者(特别是董杰旻)也同样加入了一些新的注释(“译者注”)。而这些“译者注”都已经过作者本人的审定。这样做是为了利于读者考察作者的理论思考的演进。同样,这些新的注释丝毫未改变本书英文版中的论点。当然,书中存在的错误仍旧都是作者本人的责任。
唐世平 2017 年于上海
装 帧:精装
开 本:大32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