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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联大：抗战烽火中的一段传奇》是一部讲述西北联大校史的作品。本书主要讲述了1937至1946年，从奉命西迁，三校（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合一，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到翻越秦岭，移师汉中，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再到西北联大子体八校（平津冀三校：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西北五校：西北大学、西北农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的历史渊源、组织框架、校长及教授、课程与活动、抗战与学术。
张在军，湖北人，客居广东。学者，作家。已出版《战乱与革命中的东北大学》《发现乐山：被遗忘的抗战文化中心》《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西迁与东还：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编年史稿》《坚守与薪传：抗战时期的武大教授》《才情与风范：抗战时期的武大教授续编》《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老武大西迁往事》等作品。
引 子 /1
序 章 辞别燕都 / 3
第一节 何去何从？/ 5
第二节 历史选择了西北 / 12
第三节 三校的历史沿革 / 18
第四节 北平研究院分道扬镳 / 35
第五节 半路杀出个河北女师 / 47
上篇 三校合一（1937年9月—1939年8月）
第一章 非常时期的西安临大（1937年9月—1938年4月）/ 55
第一节 长安居，大不易 / 55
第二节 甚于长沙临大的院系 / 65
第三节 玄风桥的“十八罗汉”/ 74
第四节 抗日救亡活动 / 80
第五节 “文武合一”的军训 / 85
第六节 潼关吃紧，西安告急 / 91
第七节 南迁：破天荒的大举动 / 97
第八节 散布在三县六地 / 108
第二章 昙花一现的西北联大（1938年4月—1939年8月）/ 118
第一节 联而不合也不和 / 118
第二节 院系堪比西南联大 / 128
第三节 教学与科研也是救国 / 135
第四节 师生的经济生活 / 143
第五节 “公诚勤朴”——校训与校歌 / 151
第六节 总理纪念周 / 158
第七节 南郑的集中军训 / 164
第八节 救亡组织与民主社团 / 171
第九节 古路坝的西北联大附中 / 180
第十节 解体分立：一石二鸟 / 190
下篇 五校分立（1938年7月—1946月11月）
第三章 后方第一高等农业学府——国立西北农学院 / 203
第一节 西北农学院的筹建 / 203
第二节 一校一系的沿革 / 211
第三节 首任院长辛树帜 / 223
第四节 名师荟萃张家岗 / 229
第五节 院系设置与教学管理 / 235
第六节 科学研究与技术推广 / 240
第七节 “驱周运动”催生亢丁社 / 246
第四章 后方最完备的工科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 / 253
第一节 西北工学院的筹建 / 253
第二节 三院的历史沿革 / 259
第三节 三任院长的功过是非 / 275
第四节 雄厚的师资与简陋的设备 / 284
第五节 严格的教学与务实的科研 / 291
第六节 七星寺的灯火 / 299
第七节 “地狱”，还是“天堂”？/ 305
第八节 学生社团与学生运动 / 315
第九节 拒与西工归并的北洋西京分院 / 322
第五章 西北联大变身西北大学 / 331
第一节 “西北大学”为何复名？/ 331
第二节 走马灯似的换校长 / 338
第三节 三院十四系的师资 / 349
第四节 教学条件与学术研究 / 358
第五节 乐城的苦乐生活 / 366
第六节 政治力量与进步社团 / 377
第七节 “四一五”学运始末 / 385
第六章 西北最高师资训练处所——国立西北师范学院 / 394
第一节 师大精神“吾道西行”/ 394
第二节 城固时期的西北师院 / 401
第三节 黄河之滨建分院 / 409
第四节 兰州分院改为本院 / 417
第五节 教学、科研与课外活动 / 426
第六节 知识青年投笔从戎 / 434
第七节 附中：从关帝庙到十里店 / 440
第七章 西北最具声望的医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 / 447
第一节 独立建校后的教学工作 / 447
第二节 两任院长：徐佐夏和侯宗濂 / 455
第三节 既为良师，亦为良医 / 466
第四节 学生的生活、管理与就业 / 473
第五节 日军的罪行 / 478
第六节 短命的兰州分院 / 485
终 章 复员与留守 / 491
第一节 “复员”不是“复原”/ 491
第二节 平大复校与西大回迁、西医归并 / 498
第三节 北洋复校与西工迁咸、焦工复校 / 504
第四节 西师留守与师大复校、女师回津 / 508
第五节 薪火相传，生命永续 / 514
后 记 / 518
参考文献 / 521
第一节 何去何从？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前，不少学校已经放暑假，北平地区的大部分学生不在校内。事变发生的第三天，蒋介石邀请一些主要大学的校长和知名教授在庐山举行国是座谈会。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人应邀参加。
事变发生时，清华大学“因地处平西，毗连宛平，当七七之夜，敌人进攻卢沟桥，枪炮之声，校内清晰可闻”。可是，对于这枪炮声，很多人已经麻木，并未想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时在北平大学任教的曹靖华写道：
这是七月七日的早晨，沉重的隆隆的声音，连续不绝地把我从梦中惊醒了。我在床上坐起来，细细地辨出这是郊外传来的炮声。天还没有亮，坐一会又躺下去，隆隆的声音依然在继续着。但由于近年来在故都听惯了这种声音，就毫不觉得惊疑：这大概还是“友邦”在“演习”的。
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秘书长沈履7月10日给梅贻琦校长电告北平近况，电报中说：“连日市民、学校均镇静。各方安，乞释念。”3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7月11日发给梅贻琦的电报也是说：“清华平安，仅有日兵官来问有无军器，并欲购校马，并劝告校款勿外汇，以免谣传日军提取。”电文中还特别说明“职员出入无阻，携物者须检查，据云日军尚有礼貌，人心稍安”。显然，潘、沈、胡等人还没意识到战争即将全面爆发。
不少身在北平的各大学负责人，还是表现出对华北局势的忧心。7月15日，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2、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等9位学者联合密电蒋梦麟、梅贻琦：“就同人观察，华北局面症结在地方最高当局对中央尚有疑虑，深恐地方对日决裂后中央反转妥协退[让]，使地方进退失据。务请向介公进言，对地方作具体表示，俾袪除此种疑虑。”
7月16日，李书华、李蒸、潘光旦等21位教授又密电在庐山参加谈话会的各校负责人：“卢沟桥抗战以来，全国振奋，士气激昂。几日来忽有天津谈判之举，敌人重兵深入腹地，城下之盟——求不丧权辱国，岂能幸免。务请一致主张贯彻守土抗战之决心，在日军未退出以前绝对停止折冲，以维国权。”7月17日，梅贻琦密电潘光旦，是日早晨，当局召开重要会议，表示坚决抗日，并已开始布置。
日军为了彻底摧毁中国，首先瞄准文化教育机构，对中国高校进行了有计划、长时间、大规模的摧残和破坏。7月28日午夜，日军用密集的炮火彻夜轰击南开大学。7月29日，又派飞机以南开大学为目标，对天津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连续轰炸。之后，又把军车开进南开大学，将尚未炸毁的楼房泼上汽油点火烧毁。
当日军兵临津门时，北洋工学院位于平津必经之路，首当其冲，学校被日军侵占为兵营，仪器设备损失惨重。除事先抢运出寄存于英租界兴华公司的二百箱资料、仪器、实验药品外，其余图书、设施均被破坏，一些地质标本和珍贵仪器被劫往东京。
8月中旬，侵入北平的日军南城警备司令部占据了和平门外北平师范大学数理学院；8月末，日军山之内航空部队占据了石驸马大街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当时北平师范大学给世界学生会《抗战中的大学》刊物提交的中英文稿件记载：“教职员学生校工纷纷逃避，校工有在校门外观望者，竟至触怒寇军，立加逮捕绑缚，欲予枪毙，几经交涉，始得释放。对于校中什物任意破坏，或升火为炊，或遗弃满地，并运走物理系无线电机，即学生私人书籍行李之存置学校库房者，亦横遭抢劫盗卖。”
总之，“此次战争中，蒙受损失最大者为高等教育机关，敌人轰炸破坏，亦以高等教育机关为主要目标”，“此项教育机关，关系我国文化之发展。此项损失，实为中华文化之浩劫”。1937年底，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开战以来中国教育机关被日军破坏情况作了初步的总结：“自战争开始迄今三月有余，日军连续采取其一贯之残酷行动，以大炮飞机摧毁我国各大学及专科学校。当撰写此文时，我国专科以上学校之被全部摧毁，或局部摧毁者已达23所。
野蛮的轰炸和破坏吓不倒中国人民。张伯苓校长得知南开大学被炸的消息，向《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他表示，“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蒋介石也向张伯苓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事变之前，面对很多人的担忧，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的回答是：“我可以告诉诸君，如若万一无办法时，在北平不能办大学，在别处仍可以办。在那时，组织规模或者不能与现在一样，而生命则无论如何是不会断的。”
在中国教育界享有盛誉的这批高等学府，到底何去何从呢？
8月14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工学院院长顾毓琇双双接到教育部密电：“政府拟在长沙设临时大学一所，特组织筹备委员会，敦聘先生为委员，定于八月十九日下午四时在本部召开预备会，届时务希出席为盼。”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也接到了同样内容的电报。
8月19日，教育部在南京举行会议讨论华北高校内迁事宜。由于战前清华大学已经在长沙动工建立分校，初步计划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迁至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又由于战前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已经与陕西省政府共同做好迁陕准备，而且北平研究院部分机构已经迁到陕西，所以计划将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迁至西安成立西安临时大学。不料，北平师范大学“宁为鸡首，不为牛后”，自愿分到西安一组。
为了挽救教育，保存文脉，国民政府及时出台《教育部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
临时大学构想的出台，同时得到了相关各校人士的积极参与。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参与了这一计划的构想。从北京大学的独立性出发，他虽然不是十分赞同联合大学的计划，但是考虑到战争局势的严峻，还是勉强同意了此项安排：
与北方三个大学有关的人士正在南京商议学校内迁的计划。大家有意把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从北方撤退而在长沙建立联合大学。胡适之从南京打电话给我，要我回到南京商量实施这个计划的办法。我经过考虑，勉强同意了这个计划。
由此可见，联合大学合组之动议，当是在教育部的指导下，结合庐山谈话会期间有关教育问题的讨论意见，由平津各校负责人参与构想而形成的。
9月2日，教育部长王世杰签发第16390号令，聘请李书华（北平研究院副院长）、徐诵明（北平大学校长）、李蒸（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书田（北洋工学院院长）、童冠贤（教育部特派员）、陈剑翛（教育部特派员）、周伯敏（陕西省教育厅长）、臧启芳（东北大学代理校长）、辛树帜（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为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
9月8日，中英庚款委员会应教育部之请，决定拨款50万元作为两所临时大学开办费。
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
在学校频遭焚毁、国土连片沦陷的紧急形势下，为了从这场浩劫中抢救和保存中国文化教育的命脉，坚持抗战，以北平为首的各地高校开始了历史上罕见的流亡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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