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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天京》是清史研究者谭伯牛关于晚清历史的经典之作。在充分掌握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本书围绕晚清中国的政治军事大事件——“战天京”这一清朝与太平天国之间的决战来布局谋篇，以严密的逻辑细致厘清了这段历史中的诸多误读，让人有拨云见日之感。
作者对历史人物抱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用深厚的史学功底和小说家般的想象力，描画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慈禧太后等晚清名人在大时局中的选择与行动，还原了历史事件中的“情与理”，也呈现出历史人物的处事智慧与人生进阶之道。本书在娓娓道来的叙事中始终做到字字有依凭、句句有出处，创造了历史写作的独特范本，是一本经典的近代史入门读物。
谭伯牛，知名近代史学者，1973年生，长沙人。致力于研究清史，尤长于太平天国史、湘军史及曾国藩研究。先后出版《战天京》《天下残局》《湘军崛起》《盛世偏多文字狱》《近代史的明媚与深沉》等作品。2016年于“荔枝FM”开设音频讲史栏目《牛史》，钩沉近世史话，为读者所喜爱，累计收听超过2500万人次。
一、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
三个湘乡人
团练之弊
新军
起隙
出长沙记
决裂
猪子出得湖
办与朕看
二、祺祥故事
文宗继位异闻
咱们旗人混蛋多
圆明园
清文宗不是汉武帝
“肃党”和“后党”
太后垂帘的阴谋论
祺祥政变
三、战天京
势围和力围
二李战一曾
曾九呆子
奏折速成培训教材
李泰国舰队事件
替补队员李鸿章
李鸿章告别青涩岁月
苏州杀降
曾九的禁脔
战天京
四、白云可杀不可留
夺枪
病退
入京
绑架
附录：陈国瑞与谭廷襄书
五、相期无负平生（上）
忘八蛋，滚出去
“著名劣幕”
有忍乃有济
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出幕
迂琐的郭巡抚
纯刚与至柔
查办亲家
向亲家诉冤
六、相期无负平生（下）
挽联
左宗棠论夺情
伪幼主是死是活？
文人李元度
烈女怕缠夫
道旁苦李的蒂儿
相期无负平生
七、曾九暴富传说
天京的圣库
曾国荃在富豪榜上的排位
算术可以破谣
传说的背后
引用及参考书目
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
咸丰四年末，收复武汉后，湘军水陆并下，在田家镇大败太平军，随即进攻九江、湖口。水师一部冲入鄱阳湖，被太平军封锁湖口，不得重返长江，水师遂被分割成外江、内湖两部分。外江水师多大船，不能近战；内湖水师多小艇，不利补给。太平军坚守九江等处，又分兵攻击武汉、江西，准备活生生把湘军“枯”死在长江中段。从咸丰五年被困到七年二月丁忧回乡，曾国藩一直困守江西，每日都处于愁苦凄凉的境况。军事方面，名将塔齐布、罗泽南递相沦谢，后继无人，攻守俱惫。经济方面，江西省官方吝于给饷，晋、陕、川、浙等处拨饷则多为空头支票，全靠湖南协饷和办捐收厘苦苦支撑。形格势禁，师久无功，朝廷不仅不予谅解，甚至以“顿兵不战，坐耗军需”严词诘责。
“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彷徨”，这是曾国藩当日向皇上哭诉的哀辞。既是杜鹃泣血似的无奈心声，也是精卫填海似的真实写照。自湘军创办，迄于困守江西，差不多五年时间；这五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五年。
三个湘乡人
咸丰二年八月，太平军围攻长沙，失败。年底，巡抚张亮基随即调令罗泽南、王錱率领一千零八个湘乡农民组成的勇团进驻长沙，帮助防御。恰在此时，在籍丁忧侍郎曾国藩接奉圣旨，命令在乡办理团练，于是实行拿来主义：在兵源上，全面接管这一千多人；在练法上，则借鉴戚继光的营制，开始筹建湘军。
根据罗尔纲的统计，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占到58%的比例，在统领一路乃至多路人马的高级将领中，这个比例更是达到了67%。湘军草创，分别率领中、左、右三营的罗泽南、王錱和邹寿璋，就全由书生起家。较之腐朽溃烂的绿营，文员带勇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以道义相磨砺，稍存知耻、爱民之心，可以切实做到“不怕死、不要钱”。而时人称为“罗山先生”的罗泽南，一生服膺宋儒，与同好此道的曾国藩气味相投，一拍即合，更是在私交层面成全了这次资源整合。
罗山先生的学问志向，根据曾国藩的总结，是“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罗泽南家里很穷，穷得每要吃饭，就去当铺。他的命很苦，苦得十年之内，连遭十一次期功之丧。但是，再穷再苦，他也不放在心上，未尝稍减问学求道之志。这么严重的穷苦都能扛过来，以后在军中创造出一种上马杀敌、下马讲学的风范，无疑得益于这种锻炼。他自己把这种心得称为“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临终遗言）。至于一介书生，亲临行阵，而每每克敌制胜的原因，他总结为：“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左宗棠不佩服罗泽南的理学，但是极为佩服他这种不学而能、触类旁通的军事天赋。塔齐布是湘军名将，咸丰四年七月，曾经在岳阳和罗泽南合作，与太平军展开遭遇战。他本是瞧不起罗泽南这类“儒将”的，但是这次合作改变了他的看法。当日，罗泽南和弟子李续宾率领一千人守护岳州大桥，太平军前来攻夺的军队却有万人之多。罗泽南从容调度，派五百人守营，五百人迎战。前敌五百人又分为三路，每路不过一百多人，但是主攻、旁击、抄尾，井井有条。就凭这种布置，竟然数战数捷，力保大桥不失。此后，塔、罗并称，就再也没人轻视湘军里带兵的书生了。
王錱是曾国藩的老乡，又是罗泽南的弟子。他长相“清癯”，但是“声大而远”，语速极快。师徒们围坐讲学，一旦进入自由讨论时段，就只听到他的大嗓门叽里呱啦，滔滔不绝，别人根本插不上嘴。罗泽南不止一次地对他发脾气：“璞山（錱字）盍少休，让吾侪一开口乎？”王錱这才自笑鲁莽，把“话语霸权”交还给老师。他嗓门大，志向也大，十四岁就提笔刷墙，写下一段豪言：“置身万物之表，俯视一切，则理自明，气自壮，量自宏。”用大白话表示，就是崇尚力量，不为人下。这种性格和他老师那种带有腐儒气味的性理之学大不相同，既成就了日后他以一己之力防卫湖南的功绩，也造成了他和曾国藩共事过程中产生矛盾，乃至决裂。
一开始，曾国藩很欣赏王錱这位充满激情的血性男儿，称赞他“真可爱也”，引为臂膀。但是，王錱不是“以利为义”、一味愚勇的武夫，而是有点哲学思想的人；他不但有身先士卒的狠劲儿，更有澄清天下的大志向。以湖南为大后方，以湖北为后勤中心，支援江、皖，肃清东南，这是初起兵时曾国藩和王錱都能设想的远大前程。可是，战略上能够取得共识，不代表战术方面能够所见略同，更不代表实际操作的时候也能和衷共济、事权明晰。具体来说，复杂微妙的人事关系决定了曾、王二人在战术上不能达成统一，而针锋相对的性格冲突则为日常操作设置了诸多障碍。
三个性格迥异的湘乡人就这么走到一起，开创了湘军。
团练之弊
当日练勇的指挥权并没有明确指定由曾国藩掌握，也就是说，曾国藩没有被授权指挥哪些具体的将领和士兵。圣旨所谓“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实在是一个模糊的指令，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帮同”的意思，就是协助巡抚办理团练和剿匪，至于怎么协助、协助到哪一步，就是天意高难问，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哪儿算哪儿了。当然，这也不是说咸丰皇帝故意搞模糊政治，一开始就有提防不肖臣子拥兵自重、破坏中央集权制度的远见卓识。导致这种模糊局面的形成，原因不在于咸丰，而要归咎于咸丰的爷爷——嘉庆皇帝。
嘉庆元年，川、鄂、陕、豫四省交界地区，白莲教起义开始蔓延，此起彼伏，越闹越大。到了嘉庆四年，单凭国家正规部队——绿营兵的实力，已经收拾不掉这个围剿与反围剿的僵局了。恰在此危急时刻，古意盎然的保甲制度经过改制，加入军事和经济概念，重新包装，摇身一变为团练题材，在朝野热炒之下，竟然连续涨停，托住大市，终于在嘉庆七年基本肃清白莲教，为大清帝国接下来差不多五十年的国内政局，定下了不是大好还算小好的调子。白莲教被团练制度干掉了，咸丰皇帝自然要尝试这个办法，用来对付太平天国。所以，从咸丰二年十一月到三年二月，他一口气任命了十个省共四十三位团练大臣，并刊刻嘉庆初年的《筑堡御贼疏》《坚壁清野议》以及相关指导性文件，颁发各省，号召大家边学边干，苦练快上。可是，实际效果如何呢？
团练的精髓只有八个字：清查保甲，坚壁清野。清查保甲，可以有效防止城乡士民与起义军勾结呼应，让剿匪部队没有后顾之忧，不用东堵西捂，手忙脚乱。坚壁，就是砌高垒，挖深濠，修缮城防；清野，则是拆除城墙外若干里内的房屋，清割农田作物，一可以断绝起义部队的粮食供应，二可以增大攻城的难度。这八个字扎实做到了，在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不占领根据地的情况下，白莲教起义军想不成为“流贼”都不行。而一旦成为流贼，屁股后面总是跟着一队猎人般的绿营兵，所到之处则是坚固的碉堡，质朴勇敢的民兵想歇脚都找不到地方。除了跑到荒山野岭做“山贼”，再没有别的出路。而一旦堕落成山贼，政府军喘息已定，必然要步步为营，大举围剿。当此时也，外有重围，内无定饷，更可怕的是人心惶惶，军心摇动，随时有不攻自溃的危险。这时候恐怕是求做“降贼”也不可得了。大致来说，各地白莲教就是这样被团练制度搞定的。
白莲教和太平军在朝廷眼里，都是乱民暴民，都是黄巢、李自成，政治定性区别不大。而实际上，白莲教和太平军根本就是两码事：白莲教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多点并发，互不联属；太平军自金田起事，就有一个紧密团结在洪秀全周围、由拜上帝教和三合会骨干分子组成的领导集体，进退有度，攻守有节。白莲教像同治年间的捻军，流动作战，没有根据地；太平军则在南京建国，以江浙为根据地，横行长江，从容进退。白莲教自身没有明确定位，做一天强盗跑一天路，是所谓“流贼”；太平军则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都有自己的主张，与清朝分庭抗礼，俨然敌国，是所谓“窃号之贼”。团练能搞定白莲教，也能搞定太平军吗？
毫无疑问，食古不化的咸丰皇帝认为可以。只可惜，事实面前，人人平等。团练对付不了太平军，这是客观规律，皇帝说话也不管用。
对付太平军，团练八字诀就不够用了。自从咸丰三年从武昌战略撤退，沿江东下，二十几天内占领南京，太平军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下长江以前，可以归其类为“流寇”，到南京后，就得算是“割据”了。下长江以前，太平军一直被追杀，虽然攻城略地，一路席卷，但总显得狼狈，不无屁股向后、平沙落雁的尴尬。一旦进入南京，改元建国，粮饷充足，士气旺盛，就不满足于仅仅偏安一隅，而有逐鹿中原的志向。定都以后，洪秀全立即派李开芳、林凤祥率领北伐军，胡以晃率领西征军，北边打到静海，西边打到武汉，就是这种战略意图的体现。更重要的则是，太平天国由始至终，在沦陷区民意拥戴指数上，不但远高于绿营，也略高于湘军和淮军。当时没有盖洛普公司做统计，但是别的证据可以支持这个结论：胡林翼在湖北做巡抚，慨叹湖北“莠民”每每“兵至为民，贼来从逆”。洪山民众里应外合，帮助石达开击败湘军，罗泽南因此战死；后来收复，胡林翼差点下达了屠城的命令。曾国藩困守江西，对各属民众“从逆如归”甚为恼怒，乃至教导部下不妨“斩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过于畏贼”。太平军中石达开、李秀成不但善战，而且能安抚民心，引为己用，众所周知；其下层将领中，也不乏曾天爵、宋关佑那样能行“仁义”的“君子”。太平天国在武昌、南京都举行过科举考试，开考之日，应者云集，其中就不乏刘鹏、王弢这样学高才大的读书人。围城官绅中，固然有满门自杀的忠臣孝子，也不乏进言上策的“贰臣”“劣绅”。曾国藩一直敬慕的桐城派古文大师梅曾亮、著有《艺舟双楫》的包世臣和鼎鼎大名的魏源，就住在李世贤的侍王府，每日优游谈宴，此间乐，不思蜀矣。
当日的太平天国，礼乐俱张，民众拥戴，不让“辫妖”，实在是一个很有实力的政权，一旦分兵四出，“吊民伐罪”，其威力大大胜过白莲教，绝不是区区团练可以抑制的。团练本来只是正规部队的补充，而咸丰初年的清朝正规军——绿营的战斗力，已经堕落到聊胜于无、权当摆设的程度。从广西到江苏，从追缴到围攻，派遣防剿的钦差大臣，如赛尚阿、向荣、琦善所率部队，大多时候只是虚报战况，苟且偷安，根本起不到抗衡太平军的作用。诗人金和有一首《初五日记事》，我们可以具体了解到绿营腐朽的实在情形：
昨日黄昏忽传令，谓不汝诛贷汝命，今夜攻下东北城，城不可下无从生！三军拜谢呼刀去，又到前回酣睡处。空中乌乌狂风来，沉沉云阴轰轰雷，将谓士曰雨且至，士谓将曰此可避。回鞭十里夜复晴，急见将军天未明，将军已知夜色晦，此非汝罪汝其退。我闻在楚因天寒，龟手而战难乎难。近来烈日恶作夏，故兵之出必以夜。此后又非进兵时，月明如画贼易知。乃于片刻星云变，可以一战亦不战。吁嗟乎！将军作计必万全，非不灭贼皆由天。安得青天不寒亦不暑，日月不出不风雨！
绿营将领讲究“天时”到了这种匪夷所思的程度，其他怯懦苟安的情状就不难想象了。所以很多时候，只见到几百号乡勇对抗成千上万训练有素、军械优良的另一支政府军——太平军，而看不见绿营的影子。太平军旁出攻掠，都有后勤保障，而团练往往是星散各地，困守小城。内无长饷，外无救兵，和嘉庆年间相比，主客易位，攻守逆转，不再是有备无患下的以逸待劳，而是内忧外困中的引颈待割。所以，练团数年，没有一点成效，“从未见有团练能专打一股、专守一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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