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从一个幕后的视角，来观察中国对成为一个全球葡萄酒大国的追求，以及波尔多对掌控这条巨龙所做的尝试，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和背后的贸易真相。
本书讲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首先以全球金融危机对波尔多葡萄酒业的影响为引子，以港商葡萄酒贸易的发展为例子，详述了波尔多批发葡萄酒商人、酒堡主在历史上的突出作用，展现了亚洲市场对于波尔多的重要意义。而后中国的加入使得波尔多葡萄酒交易市场变得丰富而充满变数。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资金在挽救法国历史悠久的葡萄酒产区的同时，却导致了一系列的误解和危机，并威胁到了波尔多精细而传统的贸易结构。而波尔多人与中国人的经商准则截然不同，其自身的经济和文化也在经历着转变。
随后展示了中国葡萄酒文化的进步，包括如何开始大规模种植葡萄，如何建立葡萄酒企业，如何开展葡萄酒教育课程和葡萄酒竞赛，等等。
中国的葡萄酒产业在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之后，中国商人开始抢购有名的酒堡，不断成长中的中国对美好的葡萄酒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苏珊娜·木塔西奇（SuzanneMustacichi）：《葡萄酒观察家》杂志特约编辑。曾是法新社驻波尔多特派记者、梅林格《国际葡萄酒贸易》杂志撰稿人、中文杂志《红酒生活》专栏作家，以及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栏目和一些制片公司的电视制片人。拥有耶鲁大学的学士学位和波尔多大学酿酒学系的学位。目前与家人定居在波尔多。
十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曾留学欧洲。
第一章 一级酒庄
第二章 没有边界
第三章 葡萄种植
第四章 幸运红
第五章 酒堡热
第六章 品牌的价值
第七章 僵 局
第八章 变换的风向
第九章 干 杯
第十章 因地制宜
结 语 香格里拉
致 谢
注 释
第一章 一级酒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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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早春，不安笼罩着“波尔多广场”。
让-皮埃尔·卢梭希望一级酒庄尽早公布定价，从而奠定这一年销售战的基调。在行情看涨的一年中，被称为一级酒庄的五个最具声望的波尔多酒堡按兵不动，计算着他们的葡萄酒到底能卖到多高的价格，将这场销售战一直拖到了人们本该享受阳光沙滩的6月末。在行情不佳的年份——2008年被认为是一个尤其糟糕的酒产年——商人们希望一级酒庄尽早公布定价，因为波尔多的定价没有价格战可言，其等级结构就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然而，这一年，美国和欧洲的银行业崩溃，经济像是在做自由落体运动，谁也不知道一级酒庄会怎么做。
“波尔多广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广场，也不是一个枝繁叶茂的长廊，它甚至连一个建筑实体都算不上。它是几个世纪以来波尔多葡萄酒贸易依赖的虚拟交易渠道。卢梭是一个酒商、一个葡萄酒批发商。依照惯例，他从持有执照的中介那里收购葡萄酒。这些葡萄酒中介出了名的守口如瓶，他们安排葡萄酒交易的价格和数量，从每一桩交易中抽取2%的利润——这被称为“配额”——把葡萄酒从酒农处转手给酒商，确保葡萄酒的品质和产地。葡萄酒交易这种保持距离的特性缓冲了酒农与酒商之间天然的疑虑与敌意。因为在八百多年的交易史中，酒商一直在试图压低价格，而酒农则倾尽全力地抬高酒价。酒商们需要采用较低的价格来保证他们可以毫无亏损地向全世界的客户销售葡萄酒。在某些酒产年，葡萄酒很快即销售一空，但在另一些年份，葡萄酒时隔两年即将被装瓶运走时才找到买家。还有一些时候，葡萄酒甚至被装瓶运走，也无人问津。
2009年的春天，葡萄酒中介和酒商们焦虑地祈祷着他们的事业不会毁于一旦，因为在此前的几个月，波尔多葡萄酒市场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而一直处于崩溃状态：进口商因信用额度被冻结而不能下单；餐厅因客源稀少而停止营业；葡萄酒收藏者们因资金问题而受到沉重打击，不得不以甩卖价清空他们酒窖中的藏品。自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被取消的订单首次涌入了“波尔多广场”。在短短几天之内，酒堡将会有6亿瓶新酒上市，顾客们正翘首以盼。压抑的气氛盘旋在“波尔多广场”的上空。
卢梭心想：“我们面前一个顾客也没有。”
他知道自己能付出多少，也知道许多小一些的酒商没有积蓄的现金来买入他们的葡萄酒，而这些葡萄酒是不能马上重新销售的。当市场出现这种状况时，大的酒商们——波尔多以及吉伦特省葡萄酒协会、吉娜斯酒庄、乔安妮酒庄、施罗德席勒酒庄和卢梭自己的公司葡萄酒及烈酒国际配额公司——会增加某些特定品种葡萄酒的配额。这样一来，当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时（而它终究会改变），他们就可以控制大量最受追捧的商标。“总会有人想将你取而代之，”1卢梭说，“得到顶级酒堡的配额是如此困难，以至于没人愿意离开这个舞台。”
这是一场豪赌，但不想冒险的人也不会踏入“波尔多广场”。
2009年4月16日下午的晚些时候，五大一级酒庄之一的罗斯柴尔德拉菲酒堡，公布其2008年所产的葡萄酒定价为每瓶130欧元（约合166美元）。对于任何一个仍有资金的酒商而言，这确实是一笔非常好的买卖：这个价格比市场上任何年份的拉菲葡萄酒都要便宜30%。其他酒堡也依样画瓢，在疲软的市场面前降低了它们的定价。但这种让步仍不能使美国配额巨头——酒堡与酒庄酒业满足。35年以来，这家公司首次拒绝了波尔多的配额，这使得大量的世界顶级葡萄酒陷入闲置和滞销的状态。这一背叛造成了跨区域的震荡。
葡萄酒及烈酒国际配额公司的办公室位于巴克隆码头34号。此时，在办公室内，卢梭正怀着忍耐、满足和好奇的复杂心情静观其变。这是一场可以预见的微妙的竞赛，而他利用较低的价格及其他竞争者们举棋不定的心态提高了自己的配额。离葡萄酒装瓶还有18个月，但他认为自己可以坚持到市场状况发生变化的时候，而且所付出的并不如预想的那么多。他已经向那些经受住金融危机的常客重新销售了部分葡萄酒，这也有助于减少风险。而正在此时，他的香港客户隆重登场，随后力挽狂澜，他们的交易额所占的百分比翻了倍。这非比寻常。
“我把20%的葡萄酒卖给了福尧贸易。”他如释重负而又惊奇不已地说道。2
这对波尔多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虽然轻微，但是滴水成河，积水成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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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尧贸易是一家基于香港地区的葡萄酒进口商，其所有者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港商叶福章。叶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从四川迁到香港的。叶家世代经商，20世纪60年代，当叶福章才20多岁时，他就自己做生意。当妻子劝他找一个更稳定的生计时，他便在正广和洋行的仓库找了一份工作。而这家洋行正是东亚酒类进口行业的领航者。
新中国成立之前，以地处上海外滩福州路4号的办公楼为据点，正广和洋行主导了这座城市公共租界内的高档葡萄酒市场。1949年以后，这家公司的香港办事处满足了很多英属殖民地的外交官和商人的需求。叶福章很快被提升为该公司葡萄酒部门的负责人，他在这个职位上获得了成功，建立了涵盖欧洲的酒窖和香港的酒店、餐厅及免税商店在内的人脉。
在几年之内，香港上海大酒店集团，亦即通常被非正式地称为“半岛酒店”的集团，聘请叶福章为其旗下的酒店供应葡萄酒。得益于他突出的表现，半岛集团拓展了业务，开始向其他的酒店和餐厅供应葡萄酒。1976年，这家公司又创立了龙岛公司，主营葡萄酒和食品，由叶福章管理。
没有什么比半岛酒店更能象征中国内地、香港之间的历史和纠葛纷纭的贸易。这个酒店集团由嘉道理家族所有，该家族属于西班牙系犹太人，祖籍巴格达，19世纪时从孟买来到上海，成了声名远扬的国际商人。随着影响的扩大和财富的增长，嘉道理家族分别在房地产和公用设施两大领域崭露头角，3在1901年建立了香港的第一家电力公司——中华电力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占领了香港，英国人在嘉道理家族位于九龙的半岛酒店向他们的征服者投降。战争期间，嘉道理家族的一些成员锒铛入狱。然而，更大的打击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嘉道理家族售卖了他们位于上海的最有价值的两大财产——汇中饭店和礼查饭店的股权，这导致了严重的亏损。尽管如此，嘉道理家族还是决定留守香港，着手重建，扩大投资。
30年后的1979年，嘉道理家族商定开始管理拥有528个房间的建国饭店，这是一家地处北京的五星级酒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首家合资酒店。1978年12月，邓小平开始推行他的改革开放政策，向西方世界打开中国的国门，很少有人相信邓小平会实现他让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年内翻两番的目标。邓小平敢于为前人之不敢为：他承认自己的国家可以从西方的科学、技术、制造业、银行业和贸易中受益。中国将进口并吸收所有西方世界所知的东西，并出口所有西方人渴望购买的东西。4为了加速这一进程，邓小平允许西方企业和中国的国家机构共建合资企业，建国饭店就是其中一例。
在建国饭店，叶福章负责了第一份向中国进口葡萄酒的私人合约。当他正在为建国饭店及其下属的杰斯汀法餐厅（新中国的第一家法国餐厅）准备订单时，叶福章意识到他应该为能在这样一个奢华的酒店消费一晚或一周的外国人，而不是习惯于喝“白酒”这种烈酒的中国工人，精选一份酒水单。当时中国还没有进口葡萄酒的消费者，这个国家仍是一个极端贫穷的农业国。中国人没有高脚杯、醒酒器或是开瓶器，他们也并不陶醉于葡萄酒庄园的美景和酒窖中产自一级酒庄的陈酿。当时中国的人均年收入约合182美元，5而建国饭店一晚的房价在90美元到120美元之间。6即使是一滴波尔多最基本品类的葡萄酒，也大大超出了绝大多数中国地方政府的购买力，更不用说普通的中国家庭了。
但是叶福章完全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家奢华酒店的酒水单上应该有什么，那正是波尔多。五星级酒店、为外籍人士和企业大亨们开设的酒吧，永远是波尔多在全世界范围内可靠的客户群。那时，全中国的波尔多交易额仅一万美元，直接运到外国使馆的只有区区311箱。但是波尔多的商业结构意味着诸如拉菲酒堡的名酒也可以成为任何人、任何地区都能消费的日用品。
对于叶福章而言，让波尔多销路大开的正是1855年的分级，这次分级挑选出了61个酒堡，绝大多数位于法国最大最好的葡萄酒产区梅多克半岛，它对于行家和新手都极富吸引力，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地掌握五个等级的分别。不仅如此，这一分级也使调整葡萄酒价格的等级结构变得容易。它读起来就像是一份以浮华和历史为佐证的供给和价格的清单，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这次分级原本是为当年在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而做。在博览会开幕式之前的几个月里，波尔多地区的重要人物们热烈地讨论着应该送哪些葡萄酒去参展。7在前一年的11月，他们收到了一封来自第戎的信，信中称勃艮第和香槟的酒农都准备向全世界的来访者展示他们的葡萄酒。而在此之前，波尔多的精英中，没有一人想过把他们的葡萄酒送去巴黎参展。8葡萄酒是一种传统的农业产品，与法国的工业化几乎毫无关联。但波尔多的酒农们得知来自勃艮第和香槟的竞争者将要在博览会上进行展示，他们同样也想抓住这个机会。
这就形成了一个巧妙的状况，如何向预计参观博览会的500万人展示：葡萄酒关系着酒农和酒商双方的经济利益，而他们并没有完全结盟。那时，几乎所有的葡萄酒都由酒商负责装瓶，他们从各家酒堡处买入桶装的葡萄酒，储存在酒窖中，上市时再在酒瓶上贴上标签。9各年的葡萄酒在品质和数量上都有所差别，这个系统使酒商可以将同一市镇或村庄的不同庄园所产的酒混合，以确保得到足够瓶数的某种葡萄酒。成功的酒商不仅拥有敏锐的商业触觉，还具备调配和窖藏葡萄酒的出色技能。酒瓶标签上酒商的名字比酒庄的名字或市镇的地理位置都更重要。也有一些酒庄致力于为他们所产的酒赢得声名，这类葡萄酒作为“庄园酒”出售。有的酒商可能只售卖产自同一个酒堡的葡萄酒，酒瓶上只有酒商的商标，酒商拥有绝对的权力。
博览会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些酒农认为他们可以利用博览会的聚光灯提升他们的葡萄酒在中介价格列表上的排名。10另外一些则甚至希望排除酒商，规避“波尔多广场”，直接联系买家。酒商们对此不能容忍，因为这会断了他们的生计。
如何对葡萄酒进行标记和排名的问题使紧张的局面进一步加剧。大家都认为展示所有的波尔多葡萄酒是不可能的，应该精选最好的葡萄酒来代表本地区。他们也都一致同意将统一样式的酒瓶简单地列成一排并不是可取的陈列方式，这会掩盖波尔多葡萄酒的独特和华丽，而使它归于平凡。葡萄酒的挑选和商标的设计需要巧妙处理，例如不能让天平向任何一方倾斜，也不能单独突出某一个酒堡。最后，葡萄酒以酒堡和其所有者的名字标记，他们还在博览会的陈列上使用了一张涵盖整个波尔多地区的大幅地图作为图解，对各个出产葡萄酒的村庄进行推广。11
为葡萄酒排名的任务被分配给了中介们，因为他们的笔记本上仔细地记录着每一年葡萄酒交易的情况。不同年份的葡萄酒价格各不相同，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各种葡萄酒相对的价格等级却比较稳定。对葡萄酒中介而言，在当许多葡萄酒已经树立起良好声望的情况下，每年对酒价进行重新商议是不切实际且效率低下的。中介们知道一些酒庄一直致力于提高葡萄酒的品质，因而这些葡萄酒以庄园而非市镇的名义被出售。这激励了其他酒农也同样试着提升自家葡萄酒的品质。
中介们已经开始将最昂贵的葡萄酒称为“一级酒庄”。所以当中介联盟得到为了陈列而对波尔多红葡萄酒进行排名的任务时，他们迅速地根据自己笔记本上详尽的记录，以声望和典型价格为标准，选出了60种酒，并将它们归入了五个庄园。这些葡萄酒全部产自吉伦特河流入大西洋的河口左岸。在地图的图解上，每个庄园内以字母顺序列出各种酒的名称，中介们强调每个序列都具有同等价值。他们还发表了每个庄园的价格区间来证实其排名。四种产自梅多克半岛的红葡萄酒被归为一级酒庄：拉菲酒堡、拉图酒堡、玛歌酒堡，后来又加入了产自格拉夫区的奥比昂酒堡，它们成了能获得比波尔多所产的其他葡萄酒更高价格的一级庄。12
1855年的分级并不是对波尔多官方的、永恒的指南，甚至当中介们提交他们的名单时，也反对将其视为一个“官方名单”，因为分级是一件“微妙的事，且可能引发敏感问题”。13但这份指南是如此成功，迄今为止，它仅被修改过两次。博览会闭幕后不久，佳得美酒堡被增补进了五级酒庄的名单。14直到1973年，一切毫无变化。这一年，所有者菲利普·罗斯柴尔德男爵通过几十年的游说，终于使罗斯柴尔德木桐酒堡从二级庄上升至一级庄。从中介的价格排名表成为一个不变的宣传工具——一种超越某一年恶劣天气的品质象征和一个由表面看似中立的权威所写的简略的购买指南，他就开始了游说。这份排名表挫败了排名较低的酒堡们提高排名的渴望，却使波尔多成为全世界葡萄酒产区所艳羡的对象。虽然此后其他地区也进行了分级，但1855年的分级仍被视为波尔多的名片，成为酒商将葡萄酒引入新市场时常用的工具。
叶福章洞察了1855年分级与中国市场的契合，因为它正好满足了一种深层的文化渴望：对“面子”的讲究，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给面子”和“留面子”。15“给面子”是指中国人相信你用某些行动向他表示你内心对他的尊重，最常见的例子就是送给某人一件与其身份、地位相称的礼品。“留面子”则是指你通过避免某些不适宜的举动来保留“面子”，举止得体能提高你的荣誉和声望。
分级不仅具有历史的内涵和独特的魅力，还提供了一个精确的等级排名。这正是送礼者们梦寐以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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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福章新公司的办公室就在离港岛线柴湾地铁站不远的地方，夹在轮胎店和机修工的地盘之间。宽阔的道路经常被维修的车辆所掩盖，丰业街10号业昌中心的大门也很不起眼，稍不留神就容易错过。这座建筑的名字、这条街的名字和叶福章及他们叶家毫无关系，只是偶然的巧合。与周边环境一致，业昌中心所在建筑的大堂不过是一个昏暗的入口。访客要乘坐客服电梯到13层，再爬一段台阶，经过标有“福尧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牌子的门口，才能到达叶福章的办公室。
1982年，基于为半岛酒店集团供应葡萄酒时所建立的人脉，叶福章创立了他的公司。他意识到收购升值空间大的葡萄酒有良好的盈利前景，而波尔多葡萄酒正是他的首选。因为其品质可以得到保证，且具有难以比拟的国际声望。不仅如此，波尔多的配额制度也使他只从为数不多的酒商处便能买到大量不同的葡萄酒。
而最大的商机就在于收购期酒，即在葡萄酒酿成装瓶前两年购入一批酒。时机成熟，这些酒就能以高价出售给香港和内地富有的顾客们。最初的十年，叶福章没有足够的准备金来收购期酒，但他给自己破了两次例：第一次是在1983年的春季，福尧贸易创立后不久，他从他半岛酒店时期的老友莫艾克斯家族处预订了5箱柏图斯酒堡1982年产酒和10箱柏图斯之花酒堡1982年产酒。他回忆自己当时买入的价格是每瓶柏图斯期酒180法郎（约合34美元），这是一个很实惠的价格。15个月之后，这批酒到了，每瓶酒标签的下部都印着中英文的“福尧贸易”字样——那是叶福章永生难忘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
1994年，出现了第一个局势发生转变的信号。至少可以说，波尔多的期酒交易趋于冷淡。克里斯多夫·雷布尔·萨尔兹是一个在最大的酒商公司——波尔多以及吉伦特省葡萄酒协会——工作的年轻的葡萄酒商人。雷布尔·萨尔兹所售出的优质葡萄酒仅占波尔多产量的不到5%，但这些酒曾经赋予了这个地区魅力，也曾为酿造和售卖它们的人带来财富。而现在，它们在酒窖中堆积成山，既没有诱惑力，也不能变成财富，已经毫无利润可言了。雷布尔·萨尔兹以每瓶13.71美元的低价卖出了碧尚拉龙酒堡1993年产酒，这是一座很好的波亚克酒庄。16他在这笔交易中的盈利仅是收购价的4%，甚至不够糊口。他并不是“波尔多广场”上的孤例。各家酒堡和酒商们都迫切地渴望能成功交易。
通过一系列谨慎的电话沟通，中介们为波尔多以及吉伦特省葡萄酒协会的代表和酒农们安排了会面。酒堡平静地承认他们准备出售大单的某些年份的酒来清空酒窖。这是一笔数额巨大的买卖——这里有1000箱，那里又有500箱。波尔多以及吉伦特省葡萄酒协会雇用了7辆卡车来拖走这笔意外之财。
但清理窖藏的行动并不是仅此而已。罗斯柴尔德男爵拉菲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克里斯多夫·赛林联系波尔多以及吉伦特省葡萄酒协会的总经理让-保罗·若弗，在雷布尔·萨尔兹之前敲定了一大笔买卖，注定了他的困境：1000箱1982年产的拉菲，20世纪最伟大的葡萄酒之一。如果能将它们顺利卖出，这对酒商而言无疑是一次美妙的成功。波尔多以及吉伦特省葡萄酒协会的出口经理拥有亚洲客户的人脉网，叶福章正是其中的一环。雷布尔·萨尔兹在内心也盘算着自己的关系网：“我应该给谁打电话？谁又有足够的资金来接手如此大宗的生意？”
电话铃响起，叶福章听雷布尔·萨尔兹说有一笔来自拉菲的生意，便示意他的儿子叶诗乐也接入通话。叶诗乐刚刚从学校毕业，目前在为父亲工作，这将是他关于波尔多葡萄酒贸易的第一课。
“托马斯，”雷布尔·萨尔兹开始说道，“我手里有一桩生意，想问问你是否有兴趣：从酒堡的窖里出来的1000箱1982年的拉菲，咱们一人一半，保证金平分。”
1982年出产的拉菲可以说是波尔多迄今所产的葡萄酒中顶尖的好酒。不仅如此，这批酒的来源也完全可靠——直接来自酒堡。
“成交。”叶福章毫不迟疑地答道。17
挂断电话，他能切实地感受到，这是一次巨大的突破。
1994年，中国仍是一个极小的葡萄酒市场，没人能想象那里会有能收购波尔多酒窖中堆积的葡萄酒的买家。当然，波尔多也不需要中国。它虔诚的追捧者遍及欧美，一旦1995年出产的葡萄酒品质出众，堪称波尔多地区多年来最好的葡萄酒之一的消息传播开，他们就会闻风而来。另一方面，波尔多也在宣传这一年创纪录的惊人的8.72亿瓶。尽管让-皮埃尔·卢梭没能将收购的期酒卖光，剩下的酒却开始盈利，这已是多年未见的场景。波尔多商业的核心——投机——获得了成功。“波尔多广场”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叶福章从一开始就知道内地对他的波尔多配额没有需求。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劝服内地接受它。他办了大量的聚会和活动来营造他认为适合葡萄酒的氛围，当奉上葡萄酒时，他向客人解释说它由葡萄汁酿造而成，所以有一点酒精含量；同时，他告诉人们葡萄酒有益于健康。不仅如此，他还礼貌地向来宾展示如何储存、开瓶、醒酒和倒酒。他从不劝阻任何人饮用传统的中国酒，而是向人们暗示，他们可以换换口味来得到更多的享受。他对法国葡萄酒如数家珍，人们也开始好奇他的这项生计。过了一段时间，有人来电向他订购他所介绍的几种葡萄酒。
商业人士和需要宴请重要客人的中国客户开始向叶家下订单。他们对葡萄酒一无所知，但叶家以谨慎和专业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委托人自己没有葡萄酒窖，也不认识任何酒窖的所有者，所以叶福章将叶诗乐派到北京监督一个小型酒窖的建造。但他们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葡萄酒的品质。政府正在努力地吸引尽可能多的来自西方的投资。那时还没有很多合资企业，而大家的信息完全一致：我需要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需要他们来投资。18
叶福章向一名客户保证，自己正好有他所需要的葡萄酒，一种出身高贵的酒——拉菲，一种传奇的葡萄酒，产自最早的四大一级酒庄之一。对这样一件礼物，没有人能有所挑剔。而他的库存中碰巧有直接来自酒堡窖藏的1982年的拉菲，而且价格并不昂贵，也许就2000港币一瓶。这位客户最终买下了这些葡萄酒。
从雷布尔·萨尔兹处买入的500箱拉菲对叶福章来说是如此大的成功，因而他重返“波尔多广场”买入了更多的酒，虽然价格比之前稍高。他也让其他酒商知道他可以做更多的大单生意。后来雷布尔·萨尔兹又以每瓶485法郎（约合91美元）的价格向叶福章出售了1000箱1989年产的拉菲。接下这单生意时，叶福章就意识到这个价位恐怕会让他的大部分客户都难以接受，所以他又开始寻找一些价位较低的酒来平衡他的库存。
福尧贸易已经使三种葡萄酒在中国更广大的范围内打开了市场：龙船酒堡、大宝酒堡和靓茨伯酒堡。叶福章发现虽然靓茨伯酒堡只是一个五级庄，但其出产的酒尤其畅销，因为香港的旗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为其头等舱的乘客提供这种葡萄酒。
1989年，靓茨伯酒堡的堡主——让-米歇尔·凯泽斯，还从未听说过国泰航空，也未曾去过香港，但他继承获得了一座需要大量投资的庄园的经营权。所以当他接到他们家族的路易王妃水晶香槟集团的负责人让-克劳德·罗佐的电话，说国泰航空需要大量列级酒庄的红葡萄酒来拉开与其他竞争者的差距时，他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单生意。他不会错过一个潜在的客户，即使他在此前对其尚未听闻。酒商们在订单问题上是出了名的谨小慎微。凯泽斯联系到法兰西对外贸易银行来确认他的新客户不涉嫌洗钱。国泰航空坚持其所订购的酒箱要被存放在酒堡地窖中的一个隔离区域，葡萄酒须经过公证人的核实，来确保自己接收的是当初所订的酒。
最后，凯泽斯签下了他们酒堡史无前例的一单大生意：2.3万箱靓茨伯。作为买家，国泰航空自然想买到最好年份的葡萄酒，比如1982年出产的酒。而凯泽斯却委婉地说服国泰航空买入1980年到1988年连续九年出产的葡萄酒，否则，这笔交易就做不成。他甚至让步以“波尔多广场”的现价出售年份更早的陈酿。最后，这笔交易的数额达到了3500万法郎。凯泽斯被这笔巨款惊呆了。这真是一笔超乎想象的生意。19
这种植入性营销使叶福章的生意更加顺利。但并非所有的波尔多人都有这种运气，叶诗乐就需要自己选出他的幸运儿。他查看了雷布尔·萨尔兹传真过来的价格清单，注意到一款名叫“卡旭德拉菲”的酒，它的名称中也包含魔法般的“拉菲”字样。这种酒价格低廉——远比他刚刚买入的1982年拉菲便宜。他没听说过这种酒，所以决定打电话给雷布尔·萨尔兹询问情况。雷布尔·萨尔兹承认这个价格没错，但这种酒品质一般。它是拉菲酒堡的副牌，以1845年并入庄园的卡旭德高原命名。它原本叫“卡旭德磨坊”，拉菲酒堡给它换了一个新名字来提高其销量。
叶诗乐刚开始学习打理这门生意，所以他试着想，如果是父亲，接下来会问些什么。这种酒出口吗？是的，可能每年有十箱被卖到德国。接着，叶诗乐问道，波尔多以及吉伦特省葡萄酒协会库存有多少箱这种酒？当他听到答案是700箱的时候，便会心一笑。但无论如何，他还是要抑制住内心的波澜，虽然他告诉雷布尔·萨尔兹这批酒他全要了。
“我们当时买入的价格是每瓶60法郎。”叶福章回忆道。20约合11美元一瓶的价格，卡旭德拉菲着实便宜。为了控制更大的量，叶家开始收购卡旭德拉菲的期酒，最后他们不仅从雷布尔·萨尔兹手里，也从其他酒商处订购，锁定了总计1000箱的配额。
在短短两年之内，福尧贸易已经向拉菲酒堡注资超过200万美元。进口商将拉菲放在了边境的免税店里、政府官员的手里以及签订商业合约的宴会桌上。在香港还开设了一家酒吧，只供应福尧贸易所经销的拉菲。拉菲也逐渐成为内地广受推崇的礼品。
但福尧贸易的关键时刻或许还要数1996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九个五年计划通过了将中国变成世界经济发动机的决议。从1980年到1990年，邓小平的目标是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一倍，让中国人满足温饱。在接下来的十年中，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再次翻倍，邓小平说，中国人将能过上更加舒适的生活。
一个容易达成的目标以一瓶白酒的形式到来。为了制造这种无处不在的烈酒，中国的酒业公司将大米、高粱等这些主要粮食作物进行蒸馏。两千克谷物蒸馏之后能得到一升白酒，每年有250亿千克谷物用于制酒。这是惊人的浪费，但领导人们知道禁酒是不现实的。不仅如此，人人都听说过政府官员们喝多了干邑和茅台。双重标准是不可行的。所以，在大会上，总理站起来，指出了白酒及其他粮食酒对人们身体健康的消极影响，与此同时，他还称赞了红葡萄酒的益处。他说，中国已经有巨大的鲜食葡萄产量。葡萄是绝妙的植物，它们生长在山地和贫瘠的土壤中，而其他作物在这种环境下难以成长。接下来，总理出人意料地向大家举起一杯红酒，并建议在座的其他人以后也在宴会中这样做。21这是对每位政府官员、行政人员和企业家们明确无误的信号——中共领导层认可了红酒。邓小平向西方世界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而李鹏为葡萄酒再次打开了中国的国门。
在“波尔多广场”，没有人了解叶家是如何销售葡萄酒的——或者确切地说，他们将葡萄酒卖给谁。他们只知道福尧贸易似乎是第一家在中国市场成功卖出高级波尔多的公司。当让-皮埃尔·卢梭向叶福章提出他将葡萄酒卖到哪里的问题，这位平日里十分健谈的商人却三缄其口：“我自有办法。虽然不快，但行得通。”22看到他这样的态度，卢梭也不便多问。几百年来，波尔多通过为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供应葡萄酒而建立起市场，而叶家已经证明了他们的可信度。
福尧贸易集中关注的是列级庄园所产的葡萄酒，而北京对红酒的推崇为价格低廉的佐餐葡萄酒制造了一个短暂的热潮。不论是在内地还是在港台地区，有钱人开始在餐厅和KTV点红酒，喝的时候还通常调入苏打水使其更加顺口。一般来说，这些都是不贵的佐餐酒。从前对葡萄酒毫无了解的商人也很快地下了订单，以为葡萄酒的需求量仍会持续增长。“这很疯狂。”雅尼克·艾薇纽回忆道，他继皮埃尔·杜尔特之后，担任了波尔多以及吉伦特省葡萄酒协会的出口经理，“在1997年的1月到10月间，我们运出了约300万瓶法国佐餐酒。”23每瓶一美元，葡萄酒生意似乎变得很容易。
后来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货币贬值，信贷紧缩和企业破产制造了恐慌。这种局面冲散了以廉价酒进入葡萄酒贸易行当的投机者。波尔多的一些亚洲客户到了应付款的时候却无力支付，存放于码头的葡萄酒在亚洲炙热阳光的烘烤下变成了醋。
甚至连波尔多以及吉伦特省葡萄酒协会最信赖的香港客户也陷入了困境。艾薇纽飞赴香港，在即将与传奇的叶福章进行首次会面之前，他已经知道这会是一场艰难的谈话。“福尧贸易购入了大量1996年和1995年的期酒。”艾薇纽说道。24叶福章委婉地请求波尔多以及吉伦特省葡萄酒协会购回这批尚未运出的葡萄酒。“他是一个很好的议价者。他很为难，颜面尽失，但这是唯一的活路。”波尔多以及吉伦特省葡萄酒协会最终与福尧贸易达成了一致，在欧洲重新销售了这批酒。
波尔多的亚洲市场已然崩溃，而美国市场则陷入了更大的困境。量多价高的1997年产酒，像一餐难以消化的饭菜一样在膨胀的市场上积压了三年之久。美国对波尔多定价的不满使“波尔多广场”在投机分子的面前变得尤为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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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数：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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