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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的时代》旨在探索新文艺复兴时期世界边界，并为我们提出了这样问题：我们是如何更加广泛地分享了这史无前例的发展进程所带来的好处？而我们又是怎样地承受着不断累积的变化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震荡？我们每个人又如何才能在这相互缠绕的不确定时代中取得成功？
从健康、教育、财富和科学技术领域的斩获，到冲突、疾病和大规模移民带来的危机，现在这个世界和14—17世纪的世界之间的相似之处已十分明显且被预示了：这一切我们都曾经历过。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些什么，才能实现我们个人和集体的全部潜力？我们会重现文艺复兴时期的辉煌，抑或重蹈其不幸，又或者喜忧参半？
在《发现的时代》一书中，伊恩·戈尔丁和克里斯·柯塔纳证明了，我们应该如何从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的时代汲取勇气、智慧和灵感，进而塑造属于我们自己的黄金时代。无论我们是否已被下述人物或事件所俘获：谷登堡或者扎克伯格，美洲的发现或中国的崛起，铜板蚀刻或硅芯片，“虚荣的圣火”或者“伊斯兰国”的毁灭性愤怒，梅毒的蔓延或者埃博拉的流行，此刻的文艺复兴都会在风险最高的时候激励人类奋力获取它能提供的最好礼物。
《发现的时代》聚焦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它显示了，我们所有人如何才能定义和创造500年后的世界仍为之欢欣鼓舞的永久遗产。
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 牛津大学马丁学院教授。伦敦经济学院理学硕士，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博士。1996—2001年，担任南非发展银行行长、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顾问。2006—2016年，担任牛津大学马丁学院院长。曾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EBRD）首席经济学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展中心巴黎项目总监等职务。
个人网站：www.iangoldin.org
克里斯·柯塔纳（Chris Kutarna） 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研究员。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香港—东盟经济合作基本会创始成员之一。2004—2007年任职于波士顿咨询公司，2008—2015年担任加拿大投资公司Dundee Corporation特别顾问兼副主席。曾两次获得加拿大总督奖章，英联邦奖学金项目学者（Commonwealth Scholar）。曾在中国生活数年，关注中国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多样化，还有一个中文名字柯睿思。
个人网站：www.kutarna.net
李果：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哲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讲师，美国波士顿大学访问学者。译有《世界：从开端到公元前400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出）；牛津通识读本：《网络》（即出）等书。
1/致谢
第一章 不知所措抑或镇定自若
1/ 我们的时代处境
4/ 过去作为序幕
8/ 前方的路
10/ 正本清源
第一部分 文艺复兴时期的基本史实
第二章 新大陆
17/ 新地图
25/ 新媒介
第三章 新的盘根错节
39/ 贸易
45/金融
52 /人口
62/技术
67/超越“相互关联”
第四章 维特鲁威人
74/从苦难到中产阶级
80/全新的黄金时代
88/为何着眼于现在？
97/黯淡无光的黄金时代
100/新污点
106/瞥见伟大
第二部分 天才辈出
第五章 哥白尼革命
113/范式转换
119/新的转换
144/天才辈出的模式
第六章 教堂、信徒和疑虑
153/集体努力
163/大众的疑虑
169/保持信心的四重理由
180/担心的理由
第三部分 繁荣背后的危机
第七章 瘟疫在蔓延，威尼斯在下
189/相互联结的负面效应
191/因复杂而无法逃避，因复杂而丧失安全
196/新的瘟疫
205/带来破坏的商人
210/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
第八章 圣火与归属感
222/获得权力的先知
225/新的圣火
235/陷于分裂的社会主流
246/共识破裂的代价
第四部分 为我们的未来而竞争
第九章 大卫
259/该怎么办
260/放大天才辈出的规模
279/降低繁荣背后的风险
297/歌利亚
299/ 参考文献
中文版序
现在便是全新的发现时代。在这个全球冲突的不确定时刻，世界上最大的赢家和最强有力的领导者将是那些认清这一事实并从中汲取教训的人。
2016年年初，我在全球商业领袖云集的场合自信地作出了两个预测。首先，英国人会通过投票选择“脱欧”。其次，唐纳德·特朗普将当选为美国总统。
世界上多数人对发生此类事情震惊不已。但是，阅读本书的人则清楚地看到了这些冲击的山雨欲来之势。
世界正发生着迅猛的变化。很不幸，多数人看待世界的眼光却并未改变。他们的眼光已然过时。这导致他们很难理解眼下的各种事件。
本书打破了你原有的眼界，并带给你更好的新视野。本书关注的是塑造当前世界的最重要力量，并让你明白应该如何应对它们。你越早具备这种视野，则越少会被眼下的各种事件震惊，并且，你还能更快地帮助自己、家人甚至你的祖国成功地应对即将到来的各种冲击。
一旦你看清了我们所有人都身处其中的这个发现的时代，个人和商业上成功的新途径则会逐渐清晰。你会明白如何以及为何要当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就像达·芬奇或者米开朗琪罗一样。你也会明白该如何作出勇敢的抉择来打破过时的习惯，以及如何用更好的习惯替代那些不好的习惯。并且，你还会明了，如果你想成为当前世界中任何领域中的执牛耳者，你必须要作出的最重要决定便是，你在何处从事你的工作或研究。
你还会明白，我们个人的生活将如何融入当下这个全球的历史时刻。中国则会在这个全新的发现时代扮演领导角色。“全球化”并非某种趋势；它是对各方领导力的一场考验。西方世界已在这场考验中败北。西方大国并未把全球化创造的新财富转化为民众的福祉。他们没有广泛地分散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风险和回报，进而让更多的人受益。他们也尚未在那些受到快速变化影响的社区内部及其之间建立起新的归属感。现在，西方的民众已愤懑不平。这些人已不再相信全球化，也对其领导人失去了信心。
但全球化也能成为一件好事。正是中国的巨大转变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已经通过了西方痛失的考验。本书将为你展示个中缘由。
发现的时代充满了回报和风险。“发现”之旅也充满了光明和黑暗。机遇会竞相涌现，但风险也会接踵而至。
看清世界的走向乃最困难和最紧迫之事。我们被各种力量的纷争迷惑。《发现的时代》一书将帮助你抽离出来，沉下心，并最终明白：我们只是故地重游。回首过往，你会清楚地知道该如何驾驭现在和未来。
克里斯·柯塔纳 伊恩·戈尔丁
2017年4月
第一章 不知所措抑或镇定自若
我们的时代处境
要是米开朗琪罗（1475—1564）重生再世，身处现时代的一切社会乱象之中，他会不知所措还是同样地镇定自若？
每年，数以百万计的人涌入西斯廷教堂，好奇地端详着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创造亚当》，而更多观众则争相膜拜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五个世纪以来，我们小心翼翼地保存着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将它们视为美丽和灵感的代表而倍加珍惜。
但它们也对我们提出了挑战。
500年前，创造了这些天才之作的艺术家并非处于某种带有普遍美感的神奇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激荡时刻——以历史里程碑和诸多发现为标志，但也伴随着痛苦的动荡，事实的确如此。他们的世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关联，这多亏了谷登堡（约1395—1468）在那不久前发明了印刷机（15世纪50年代），哥伦布对新大陆的发现（1492年），以及达·伽马对通往亚洲财富之海上航路的发现（1497年）。并且，人类的命运也以某种深刻的方式发生着改变。黑死病逐渐消失，欧洲的人口正在恢复，公共的卫生、财富和教育的发展都呈上升态势。
天才在这种环境下层出不穷，从当时的艺术成就（特别从15世纪90年代到16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和哥白尼以太阳为中心的革命性宇宙理论（16世纪10年代），以及从生物学、工程技术到航海和医学等广泛领域中的类似进展中可以得到证实。数世纪，甚至上千年都毋庸置疑的基本的、常识性“真理”正在受到侵蚀。地球并非静止不动，太阳也不是绕着地球旋转。“已知”的世界甚至不抵整个世界的一半。人的心脏并非灵魂的所在；而只是一个血泵。在仅仅数十年间，印刷术使得书籍的年产出量从数百本激增至了数百万本，这些不可思议的事实和新观念比以前任何时候都传播得更为遥远和迅速。
但风险也随之增多。可怖的新疾病如野火燎原般迅速扩展至大西洋两岸。奥斯曼土耳其人以火药这种新式武器，使伊斯兰势力征服了地中海东部地区一连串丰饶的土地，其海军的胜利为整个欧洲都蒙上了威胁的阴霾。马丁·路德（1483—1546）巧妙地利用了印刷术的力量扩散其对天主教教会的激烈责难，这点燃了整个欧洲大陆范围内的宗教革命。而天主教会，这个曾在上千年的时间里经受住了对其威望的每一次挑战，进而成为欧洲人民生活中最为重要和普遍的权威机构，也在重压之下永久分裂。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的1504年9月8日，米开朗琪罗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中央广场为其“大卫”雕像揭幕。该雕像由精良卡拉拉大理石雕琢而成，高度超过5米、重量超6吨。《大卫》的揭幕是佛罗伦萨的财富和雕塑家技巧的纪念性时刻。
《大卫和歌利亚》是西方人熟知的圣经故事，它讲述了一个勇敢但装备十分简陋的年轻战士，出人意料地在一次战斗中打败了巨人歌利亚。米开朗琪罗用锤子和凿子将古人未曾见证过的时刻定格在了大理石中，当然也给那些在揭幕式现场的人带来了一些困惑。大卫的面部和颈部呈紧绷状态，眉头紧锁，眼睛坚定地注视着远方。他并非得意扬扬地立于他手下败将的尸体之上（某种标准写照），而是带着难以和解的坚毅，对下一个结局未知的行动做好了准备。接着，人们清楚地看出了艺术家的意图： 米开朗琪罗刻画了处于命运决定时刻的大卫，他正处于决定和行动、意识到自己必须做之事和鼓起勇气去做的状态之中。
人们熟知这样的时刻。他们正当其时。
过去作为序幕
我们也恰逢其时。
目前的时代是一场竞赛： 它发生在全球紧密联系和人类发展之好坏后果之间；在包容和排斥的各种力量之间；在繁荣的精神和盛世背后的风险之间。我们每个人是不知所措还是镇定自若，21世纪在未来的历史著作中是人类最好还是最坏的时代，这都取决于我们所有人为提高这场竞赛所带来的可能性和抑制其风险所采取的行动。
赌注已然不能再高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危险的运气降生在某个历史性时刻——某个决定性时刻——此时，我们自己一生中的事件和选择将决定未来之人生活环境的方方面面。
的确，每一代人都自负地这么认为，但这一次是真的。长久存在的史实比我们的自以为是更为雄辩有力。人类向城市迁徙，始于我们约一万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祖先，而在我们自己的一生中，这一进程已然过半。我们是城市纪元（urban epoch）的第一代居民。如今，因碳污染排入大气而聚集的温室气体浓度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都未曾见过的；我们气候记录中的15个最热年份，有14个出现在21世纪。历史上头一遭，世界上贫困人口数量大幅下降（自1990年以来，超过10亿人脱贫），而人口总数也在同一时期膨胀（约增长了20亿人）。目前还健在的科学家人数超过了1980年以前故去的所有科学家人数的总和，并且部分也归功于科学家们——人类平均预期寿命在过去50年中的增幅超过了过去的一千年。
从短期看，历史也正在被书写。20年前基本上不存在的互联网到2005年的时候已经将10亿人相互连接，这一数字到2010年是20亿，2015年则是30亿。目前，全球超过半数的人口都在使用互联网。中国从自给自足状态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经济体之一。印度紧随其后。柏林墙已经崩塌，左右20世纪后半叶的意识形态之争也随之消失。这一切似乎与新千年之交以来的各种头条之间扞格不入： “9·11”事件、毁灭性的海啸和飓风、令世界上收入最高的人群瞠目结舌的全球金融危机、日本发生的核泄漏事故、巴黎市中心发生的自杀式爆炸事件、不平等引发的暴动，以及令人更加乐观的事情，比如传媒和社交媒体的激增、人类基因组的解码、3D打印技术的出现、对比如同性恋婚姻等长期禁忌的破除、引力波探测及对围绕临近恒星旋转的类地行星的发现，等等。
似乎我们每天都从某种震惊中醒来。并且，震惊本身便是这个不同凡响的时代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因为令人惊奇的讯息来自时代自身。而震惊则是历史变迁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明证——现实与期望在内心碰撞——它已成为我们所有人生活中永不休止的主题，我们为之振奋和鼓舞，各种令人惊奇的事件也将持续产生影响。眼下，我们并不会过多谈论地球工程、有机能源、超级智能机器、经过生物工程改造的瘟疫、纳米工厂或者人造的人类染色体，但在不久的将来——啊哈！——似乎我们也没多少别的事情可谈论了。
我们的急需之物，是洞见
我们并不知道去往何方，所以，我们任由眼下的危机及其所引发的焦虑摆布自己——甚至对其卑躬屈膝。我们畏缩不前，而非设法解决问题。我们在这个必须行动的时代，却选择了踌躇不定。目前，这种心态蔓延全球。美国人曾是自由贸易的主要推手，而现在正对其倒行逆施。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在不断累积或分配前所未有的巨额资金，而非用于投资新的项目或点子。据估计，到2015年年底，全球公司将会持有15万亿的现金资本及其等价物——这是十年前的四倍之多。标准普尔（S&P）的500家公司作为一个群体，几乎倾其2014年所有利润回馈股东（通过股息和股份回购的方式），也不愿把资金投入在新项目和新观念上。政治上极右的（他们试图倒转社会朝着向同性恋、外来移民以及全球责任开放的趋势发展）和极左的人们（他们企图倒转社会朝商业和私人企业开放的潮流发展）都享受着横跨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涌动人气。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一词流行开来。对很多人而言，它意味着不同人群的全球性汇聚，同时也承载着每个人对更好世界的宏大愿景。如今，这个术语已然失宠（除了一些政治家会在为他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寻找“替罪羊”的时候援引它以外）
我们所缺乏的急需之物，是洞见（Perspective）。有了它，我们可以看到定义了我们一生的竞赛，并且在那些塑造我们世界的更广泛力量面前坚持自己的意志。冲击袭来时，我们能从它们所造成的局面中撤退，并将这局面置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于是，我们能对冲击的影响（以及我们自己的反应）有更多的应对措施。公民和政治领导人需要洞见来创制某种令人信服的远景，它能将变革的巨大动力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相互关联。商人需要洞见看穿全天候新闻和信息的混沌来做出果断决策，年轻人则需要洞见来解决他们自己热衷的大问题，并找到安放自身激情的人生之路。洞见能使我们每个人将自己的日常生活转变为某种史诗般的旅程。并且，洞见能提升我们一起将21世纪打造为人类最好世纪的可能。
“洞见是指引和门径，没有它，什么都做不好。”达·芬奇写下这些话之时还是个艺术指导老师，但他其实可以很容易地影响其整个世代。达·芬奇作为米开朗琪罗的一个同侪，同样生活在命运攸关的竞争时刻，因为大理石作品已俘获其同时代的人。为了获得目前时代的洞见，我们只需要后退一步，回顾过往，就会明白： 我们曾面临类似情况。500年前汇聚于欧洲并激发出天才、颠覆社会秩序的力量，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再次出现，只是它们现在更加强大、更具有全球影响。
这是本书的主旨。它能让我们充满希望和决心。充满希望，是因为我们仍在庆贺文艺复兴所留下的遗产，500多年过去，它依然是人类最光明的时期。只要我们想要成就自己的黄金时代，我们就能够做到。条件已经成熟。我们能抓住眼下的时机，并实现一个新的兴盛时期，这一时期无论在量级、地理范围还是对人类福祉的积极影响上都远超上一个文艺复兴时期——或者，事实的确如此，远超历史上任何其他的繁盛时期。充满决心，是因为这个新的黄金时代不会就这么到来；我们必须努力实现它。
这项工程并不容易。1517年，哲学家和现代政治科学奠基人的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曾这样写道：
谁渴望预见未来，就必须征询过去；因为人类的事务从来都与过往的时代类似。它源自于这一事实： 无论过去，还是未来，人类都被同样的热情激励。结果就是，每个时代都存在同样的问题。
我们不断受到警告。上个文艺复兴时代极度动荡不安，社会曾陷于（但也跨过了）割裂的边缘。现在，我们再次大胆而笨拙地摸索，无论作为个体、社会还是种族都是如此——并且，我们已经铸成一些大错。这也让我们中很多人对未来抱以冷漠和恐惧。假使我们试图达到能再次称之为伟大的境地，则必须对人类的可能性坚信不疑。我们必须尽己所能去实现它。我们必须拓展，并更广泛地共享发展的益处。我们必须互相帮助以应对前路无人知晓的震惊。
前方的路
我们从四个不同的部分将现时代重构为新的文艺复兴时代。
第一部分以我们时代之宏大、无可争议的事实为主，并反驳了那些松散且往往不负责任的华丽辞藻——它们充斥于当下的公共话语之中。进而，我们回顾历史，并解释清楚那些定义了500年前文艺复兴关联的、发展的力量，以及那些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彻底重塑了我们当代世界的力量。哥伦布的发现之旅，柏林墙的倒塌——这两个事件都使得无知和迷思所造成的长期障碍崩解并昭然于世，并见证了全新的政治经济秩序交流在世界范围内展开。而谷登堡印刷术和互联网将整个人类的交流切换到了一个新常态： 信息丰富，传播成本低，极其多样化以及广泛参与。
发展的力量——从健康、财富和教育中汲取——为当时人类的发展打下基础，自然也有利于现在的我们。战争和疾病是整个历史中人类发展的最大拖累，它们导致了文艺复兴时期几十年的衰退期。如今，整体的战场死亡数在急剧下降——即便将叙利亚内战所造成的暴力也算在内——并且，对各种疾患和老龄化的成功防治为全球寿命预期增加了近20年。然后，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从精英阶层的奢侈品变成了一般的贵重商品。现在，未来的成年人则是历史上几乎全民识字的第一代人。
这些技术、人口统计、健康和经济方面的革新为人类活动的总体增添了势头和活力。每一个轮回，我们都会累积和重新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本，并且，交换和行动的密集程度不断上升，直到——正如我们在第二部分所展示的——某个出类拔萃的天才加速了我们的发展。
文艺复兴的正面遗产是天才的爆发——过去一千年中，欧洲在艺术、科学和哲学等领域中的特殊成就无与伦比，这使得欧洲在接下来数百年里朝着科学革命和启蒙的固定方向前进。我们正处在另一个爆发的中间阶段，但规模和范围远超从前。我们对此心知肚明，首先，因为条件吻合；第二，一连串根本性的突破意味着时代已经到来。我们会证明，第一部分确认的力量正在助力天才们脱颖而出，并且我们预计，这种繁盛带来的深层变化将会对人类产生作用。我们也会探索人类集体成就的扩展性力量： 我们在共享和协作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破坏性能力也拓展了可能性的边界。文艺复兴时期，集体的努力让世界上最大的教堂拔地而起；今天，大量的合作旨在为疾病寻找新的疗法，让人类的知识基础多语种化，并描绘可见的宇宙。
第三部分则是“繁荣背后的危机”，它用谨慎平衡了希望。那些助长了人类想象的关联和发展性力量也同样滋生着复杂性，并以危险的方式汇聚在我们的行动之中。这双重后果增加了我们在某种特定风险中的暴露程度——即“系统性”风险。500年以前，系统性冲击导致了一些史无前例的悲痛时刻——新的奇怪病症袭来，并以可怕的速度蔓延开去；新兴信贷市场出现毁灭性的金融崩溃；因为通往亚洲的全新海上路线出现，造成贸易的转移，丝绸之路沿线的部族整体上逐渐衰落。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告诉我们要谨慎对待这类威胁，但我们尚未意识到其影响之广。
系统性风险也正在我们的国家内部和地缘政治中蔓延。文艺复兴时代创造了大赢家和大输家。我们的社会共识正在弱化，只不过技术召唤社会团结，或者集体反叛之时，社会共识就变得普遍而强大。500年前，虚荣、宗教战争和宗教裁判所的战火以及愈加频繁的人民起义打破了天才劳作其间的和平，也扼杀了当时的一些耀眼光明。现在，极端主义、保护主义和排外心理也同样发声，力图撕裂那些激发了我们时代天才的各种联系，而民众的不满已经榨干了我们的公共机构所需的、采取果断行动的合法性。
第四部分为“为我们的未来而竞争”，它是旅途的终点。我们展示了达至伟大所有人都需要做的事情——政府、商业和公民社会，我们所有人——无论这个时代是否可能渡过重重危机。我们会重现上一次文艺复兴的荣耀，还是它的惨痛教训，抑或二者皆有？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直面歌利亚，这便是问题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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