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本书是以翻译福克纳作品著名的翻译家李文俊先生的散文随笔集，既有译事感言，追怀故友，亦不乏世事评点，展现了先生的关怀、趣味、学养与个性。本书的编排很有特色：译事、她们、他们、也说福克纳等，将作者一生与工作与生活相关的趣事逸闻选编出来，尤其是作为我国美国文学及福克纳翻译的大家，作者一生在译界很有影响力，翻译及交往的都是名著名人，积淀下来就是非常有特色和影响力的文化故事。作者谦逊的风格、幽默流畅的文字，远去又历历在目的人和事情，读来很有感染力。
李文俊 1930年出生于上海，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53年入《译文》（后改名《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1993年退休前任主编。译有美、英加文学名作并著有关于福克纳的著作，并写有散文集多种。曾任中国译协副会长，获中国作协的中美文学交流奖与中国译协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1年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
译事
译人自语
做了一件小事
声音、喧嚣与喧哗
真正的麦科伊
拊掌话旧译
一个人的加拿大文学之旅
演绎海明威
能不忆巴黎?
小议译诗
不可能有最佳方案
——致《书城》编辑部的信
译人的喜悦
一页告贷信
译伍迪·艾伦的《拒收》
她们
爱屋及乌或爱乌及屋
艾丽丝·门罗在中国
我译《伤心咖啡馆之歌》
理解张爱玲
杨绛先生的“解放”
余音绕梁谱新曲
——关于杨绛先生的二三事
百遍思君绕室行
——追忆钱锺书、杨绛夫妇六十年往事
寻访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雪女王的警世通言
他们
君匋师的“麻栗子”
我所知道的萧乾
——A Parody
听余光中讲笑话
同伙记趣
悼和森
想起汝龙先生
忆徐迟先生
各有稻粱谋
“钢琴!钢琴!”
天末怀咸荣
不沉的绿叶
——追思袁可嘉先生
悲悼
——追忆傅惟慈
也说福克纳
《喧哗与骚动》译余断想
福克纳与中国
福克纳与邮票
海明威与福克纳眼中的对方
从名家怀旧说起
“有史以来最好的美国小说”
关于《福克纳随笔》的随笔
有人喊encore，我便心满意足
故乡水
艰难前进
从未出过那么多汗
爱玛，这就是我!
生日礼物
收藏者的自白
真假古董
家有真品
我的八十大寿
一次后滚翻和一次前滚翻
我这一辈子
有人喊“encore”，我便心满意足
译人自语
有位朋友读翻译文学读出味道，爱屋及乌，希望翻译人谈谈翻译的事。这就是这篇文章产生的缘由。
不少翻译家都自比为演奏家或是演员。就诠解原作而言，这样的类比是说得过去的，但二者之间也有很大差别。演员生活在水银灯下喝彩声中，而翻译家除极罕见的例外总是寂寞的。没有人对翻译家的长相感兴趣。在街道上大院里，他或她仅仅是又一个出来取牛奶拿报纸的老头老太太。除了偶尔有个编辑向他催稿，他不会收到太多来信与电话。再说，他还有不少“天敌”。原作出版社怀疑他侵犯了版权。原作者不相信他能曲尽其妙地传达出自己的风格，尤其是那些暗自得意的神来之笔。外语系的学生不作兴抱着译本进教室，老师要责怪，而且也丢份——他得躲在蚊帐里才读译本。其实老师也看，从他们写的翻译批评文章里可以看出来。总之，有身份的人大都只读原著不看翻译，倘若只懂一种外语，那也宁愿通过外语看外国翻译。一位朱诺(古罗马神话中的女主神)般威风凛凛的女士就曾问我：“老实说，你读翻译作品吗?”我原是在翻译书堆里混大的，但是对着离我鼻子不远的那根手指，我也只能嗫嚅支吾了。听说作家中流传着一种说法：你所领略到的某位大师的风格其实仅仅是某个译者的风格。他们感到自己受了愚弄。这未免抬举了翻译家，他们哪有那么大能耐!翻译界同行之间应该有共同语言了吧。但是事实上也难以倾心交流。一般情况下，是你干你的，他干他的。不像医生或律师，有都共同感兴趣的病案或是罪案可资谈助。这话是诗人W.H.奥登说的。一首诗、一篇散文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别人不译也就是进不去这个世界。倘若他也译了那就是复译，这又是冤家路窄了。好像是任谁都自我感觉良好。自我欣赏的文章没人要看，自我欣赏的话连自己的太太都不爱听。翻译家连发泄感情的机会都很少。所以我说，翻译家是寂寞的。
另外，翻译方面的是是非非也难以说清。文学翻译不是科学，没有数据可作准绳。直到今天还有人赞赏新中国成立前好莱坞片名式的译法，如《魂归离恨天》(即《呼啸山庄》)，如《此情可待》(原文“Right here waiting”本是直截了当的大白话，与李商隐的“已惘然”情趣相去可谓十万八千里!)。他喜欢有他的自由，你至多也只能说一句“夫复何言”。有人专愿朝是非圈里钻，那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也许因为身体不好，属于胆小怕事的一族。如果我订了一份报经常得为收不到而烦恼，每过几天都得花半小时去侦察寻访，那我干脆下一季度不订，哪怕此报编得再好。我译福克纳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全然不是为匡世救人。前些年福克纳的书没有人译，原因我想是译他一千字可以译别人的三五千字，亦即经济效益太差。当时还无版权问题。挑中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全世界的南方人脾气都有点相通——果然，过后不久，便有人提倡“南南合作”了。此外我还喜欢福克纳的落落寡合，他的矜持，他孤独礁石般地不理会潮流。而且，在我看来，写大家庭没落的悲哀也比表现成功者的发迹或情场得意更具美学价值——某位理论家说过悲剧更伟大这类的话，记不清是谁了。何况，那些世家子弟的反省也远比日本政客一年又一年挂在口头上的要深刻得多。
就这样，先译了一部《喧哗与骚动》。接着译了《我弥留之际》。那是另一类型的作品，那“盲人在他的命运与他的责任之间摸索着前进”(加缪语)的命题让我玩味了多时。去年又译完《去吧，摩西》，过去出版的《熊》是其中的一篇。今年春节后，在客观上的障碍和主观上的有意踟蹰逡巡消除后，终于开始译最艰深的那本《押沙龙，押沙龙!》。法国有位名叫莫理斯·库安德罗的翻译家，他译过多部福克纳作品，法国掀起的“福克纳热”与他不无关系。我听美国的一位福克纳研究者说，库安德罗曾表示，他平生最后悔的就是没有把《押沙龙，押沙龙!》译出来。说这话时，库安德罗已译不动这部书了。故事中那种美人迟暮、烈士晚年的悲哀打动了我。
译此书是件苦事。每天仅得数百言。两三个小时过后，那剪不断理还乱的长句便让人掷笔兴叹。一天剩下的时间只能去做轻松些的事，如买买菜，听听CD，翻翻画册。现在天气渐热，可以游泳了。于是每天下午在汩汩的水声中松弛神经。好在还无须为生计奔波。父母前些年先后去世，刚出道的孩子收入已快赶上他母亲和我了，况且还有些稿费收入。偶尔在书摊上发现某篇旧译给收入集子，写信去乞讨，多少能赏给几文。武汉有家出版社需出具身份证复印件并呈交机关人事部门证明后才敢松手汇款。这些人(看来是几个承包此书的尚未毕业的研究生)的警惕性果然不凡。
再说几个月前又获得一种“中美文学交流奖”。钱不算多，但还不是象征性的。我深知这是文学界对我赏脸——此话是从锺书先生处学得的。那年他主持中外文学比较研讨会，在京西宾馆，见我去他说了句：“谢谢赏脸。”那天他穿一套素净的中山服。穿制服能显得如此儒雅这倒是我想象不到的。
(1995年5月）
做了一件小事
我收到过某地农村一位读者的来信，劝我辞去工作，专事福克纳作品的翻译。他信里说，若干年后，又有谁知道“你老”(这是原话)是××刊物的主编呢?
我何尝不想多做些有“长久价值”的工作。但是，这位老弟准以为中国译者的稿费可以与海明威不相上下，而且先不说工资、养老、劳保、住房这些“硬道理”，光是几十年的人事与人情关系也不是那么容易摆脱的。不过只要可能，我还是尽可能回到“福学”的田地上来耕耘。去年下半年，我就用了几个月的业余时间，把《喧哗与骚动》译稿重新校改了一遍。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美国出版了《喧哗与骚动》原作的校勘本。校勘者是美国福学专家、南密西西比大学教授诺埃尔·波尔克。据他为1987年该书诺顿版所写的《编者札记》里说，他是拿福克纳的亲笔手写稿、复写纸本打字稿(均藏于弗吉尼亚大学的奥尔德曼图书馆)与1929年“开普与史密斯”公司的初版本作比较，“殚精竭虑使一个与福克纳‘最终意图’相符的版本得以出现”。但是他承认，这也只是尽可能而为之，因为当初编辑改动稿子与校改清样的资料均已不存，因此无法得知出版时的改动哪些是出于福克纳的原意，哪些则是出版社编辑的擅自改动，或者是“手民”的误植。波尔克说，除非有极具说服力的理由，他一般都以复写纸打字稿作为依据。波尔克还开列了两个表格，以显示他们做的较重要的“改动”。
我研究了一下他的“改动”(其实应该说是“恢复”)，觉得都是很有道理的。其中大部分看来是原出版社编辑改动的地方都是因为对福克纳的创作意图与艺术手法缺乏理解与尊重。具体例子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
我做完这件事后，感到十分满意。这样，就不至于把像舒伯特那样一份“未完成”的作业交给世人了。至少，这一项工作算是“功德圆满”了。我相信以后也不见得会再改了。
修改后的译稿已交浙江文艺出版社，估计今年年内，将与《熊》(译稿也稍有改动)合在一起，作为《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第二批中的一本，与读者见面。
声音、喧嚣与喧哗
《文汇读书周报》发表过谢德辉先生一篇叫《玩笑、喧哗与假面具》的文章，内中将福克纳与维特根斯坦合论，使我对福克纳的认识深了一层。文中提到拙译书名前后不同，此事只有我比较清楚，不得不“跳出来”解释几句。
福克纳的小说The Sound and the Fury，我最初沿袭袁可嘉先生20世纪60年代所写论文中的译法，用的是《喧嚣与骚动》。后来我发现五个字里有三个是“X”或“S”音打头，念起来沙啦沙啦的，似是含了一口沙子。经查朱生豪先生所译《麦克白》(小说名典出此剧，但是福克纳加了两个冠词)，原来亦非“喧嚣”，而是“喧哗”。朱先生之所以这样，想必是求平仄上错落有致，有起有伏。我觉得有道理，所以此后就一直用“喧哗”。
那么，为什么在《大百科·外国文学卷》我写的词条里又用了《声音和疯狂》呢?那是因为大百科这方面的工作是在杨周翰先生领导下进行的。记得有一次在北京大学开编委会审定词条，杨先生对《喧哗与骚动》译名提出意见。他主张翻译宜朴素，切忌花哨。而且他认为在《麦克白》那句“full of sound and fury”里，后面那个名词其实起的是形容词的作用。这是一种修辞方式，连起来真正的意思即是“full of furious sound”。但是真的这么译，又未免离原文太远，成了一种paraphrase(释义)。因此，他认为还是老老实实，径译为“声音和疯狂”好。
杨先生是我素来敬重的前辈，他是莎士比亚专家，又是《大百科》这方面的负责人，我当然乐于遵从他的意见，所以就照做了。
可是会散后，我与卞之琳先生、董衡巽先生坐外文所的小车回城时，卞先生沉吟了片刻后说，他倒认为作为书名，还是译成“喧哗与骚动”好。当时我跌脚(当然是借喻，小轿车里无法跌脚)道：“您怎么不早说!”不过我想卞先生也准是经过了一番考虑，到这时才做出他的判断的。
因此，在《大百科》里用的是《声音与疯狂》，而在别的地方则是《喧哗与骚动》。近年来，人们在文章中常常将这两个名词连用，表示一种最疯狂的状态，似乎已成为一个新成语了。
去年第二期的《中国翻译》上有一篇文章评论拙译，书名仍用《喧嚣与骚动》，想来文章作者仍有不同的看法。
一本书的译名也居然包蕴好些故事。语言语言，真是妙不可言。
真正的麦科伊
前些时候去参加中国译协举办的新春茶话会。会上，资深编辑爱泼斯坦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他说，他自己没有直接从事过翻译，但他常常为中译英的译文定稿。他觉得翻译是一桩重要的工作，里面学问很大，他举了一个例子。一次在审稿时，他看到文章中一个中国老农竟说出一句这样的英语：“This is the real McCoy！”，使他大为吃惊。他马上判定，中国译者是不会写出这个句子的，问题准是出在改稿的美国专家那里。
我以前看书，也遇到过这个俚语，大致的意思是懂的，但到底是什么意思，出处为何，却不清楚。散会回家便查了辞典。几种书里都是这样说的：McCoy(亦拼作McKoy)是苏格兰格拉斯哥市A & M MacKay公司出的一种威士忌的牌子，质量很高，远销美国、加拿大。在美、加的苏格兰商人喝到这种酒时，总要跷起大拇指，说一声“这才是真正的麦科伊呢!”以后，这个词便生发开去，泛指一切高品质的威士忌、人和东西。但是，19世纪末，美国出了一个拳击好手，名字叫Kid McCoy。这一来，人们头脑里对这个词便有了两个形象，不免有所混淆。但不管怎样，总是指“真品”或“可以信赖的人”的意思。中国老农讲一句“This is the real thing！”也就满可以了，不必再玩什么花样。倘若我们译美国小说，让时髦靓女说出句“这是真正的王致和哪!”，读者会有什么感觉?怕是要大起鸡皮疙瘩吧。
在林琴南的时代，许多说法中文里没有，不得不朝已经定型的观念上靠。到今天，大可不必了。看张爱玲的散文，里面提到《苏三不要哭》，你总会想到《玉堂春》。其实那是斯蒂芬·福斯特1845年作的一首歌《哦，苏珊娜》。美国的New Yorker杂志，以前有人译成《纽约客》，以为谐音，很妙。其实那家刊物很严肃，一点儿不油。20世纪50年代，朱光潜先生上一堂翻译课时发了点脾气，因为有位学生做作业，把人名smallwood译成“四毛五”。我们的翻译界几十年来循着规范化道路前进，对译名已摸索出一套较科学的做法。但近年来台港风一刮，又有些混乱。比如那家快餐店，总让人联想起杨白劳。想必是那位起名字的女士(或先生)发嗲咬舌头，以致l、n不分。再说，我们现在都说吃汉堡包，但据一位汉堡人告诉我，他们那里根本没有这种“包”。可见咱们自己译东西时，要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千万别让《红与黑》里的德·瑞纳夫人学林黛玉一样，也“魂归离恨天”哟。
（1996年3月)
拊掌话旧译
我是不大喜欢重译别人译过的东西的。英美名诗大抵已有不错的译文，所以我的译诗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作品居多。唯一重译的小说则是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那是应金子信先生的邀约翻译的。当时他在编《外国短篇小说》，因未能按当时规定获得原译者所在单位出具的证明，只得让我重译。那是在1978年，多年未工作谁都手痒。要是搁在今天，这篇重译便不会出现。我后来见到原译者(也是老朋友)，向他解释。他淡淡一笑，说没有关系，他见过大风大浪，这点小事对他来说根本不值一提。
多年后，小儿进了高中。有一天我见他对着一本教科书窃笑。这可是难得的事。走过去一看，原来是在看高中《语文》第五册中所收的《警察与赞美诗》。教科书不知为什么照例不写明译者姓名。但那译文显然是我的，而且有说明出处的注“选自《外国短篇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下册”为证。我拿过来读了一遍，觉得译文好像还过得去。拙译被收入中学课本，得以亲近千百万小朋友，使他们在苦读之余能享受几小时的愉悦。这对我来说比拿到什么大奖都要开心。
欧·亨利虽是通俗作家，但文字并不浅显畅达，有的地方还挺曲里拐弯。在他看来，一个意思绕上几个弯说出来才算是幽默——应当承认这也是一种手法。原文匠心处，译时也费了我不少心机。何况前面已有一份相当不错的译文，要做到有所不同(不敢说超过)像是走狭路又不能踩别人的脚印，真是颇费踌躇。记得我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抄袭，投入的气力比用在译一篇新作品上的还要多。不妨举几个例子：
小说中写到苏比要去的一家小餐馆，说：“Its crockery and atmosphere were thick；its soup and napery thin.”我为了让两个形容词能照顾到两个名词，斟酌了半天，译成：“它那儿的盘盏和气氛都粗里粗气，它那儿的菜汤和餐巾都稀得透光。”小说中表明苏比不名一文，说：“the minutest coin and himself were strangers”。原译“他一个子儿都没有”，平淡了些，我译成“他无缘结识钱大爷，钱大爷也与他素昧平生”。这样采取古典白话小说里的表达方法，是否恰当，会不会过火，自己也没有把握。又如原文形容某时髦处所，一连用了四个“lightest”。原译是：“最明亮的街道，最愉快的心情，最轻率的盟誓和最轻松的歌声”。我在其基础上作了一些改动：“最轻佻的灯光，最轻松的心灵，最轻率的盟誓，最轻快的歌剧”。不知是否跟随原文更紧密一些?当然，我不如原译的地方一定很多。
我深夜伏案时的“苦心孤诣”居然被教科书细心的编者察觉到。因为在课文后面的“思考和练习”里有这么一段：
四、阅读下面这段话，回答括号中的问题：
街对面有家不怎么起眼的饭馆。它投合胃口大钱包小的吃客。(他们是些什么人?作者为什么这样说?)它那儿的盘盏和气氛都粗里粗气，它那儿的菜汤和餐巾都稀得透光。(加点的两个词语在句中的含义各是什么?)苏比挪动他那双暴露身份的皮鞋和泄露真相的裤子(为什么不说“旧裤子和破皮鞋”?)跨进饭馆时倒没遭到白眼。(“白眼”是什么意思?你能找到这一典故的来源吗?)他在桌子旁坐下来，消受了（为什么不说“吃了”?)一块牛排、一份煎饼、一份油炸糖圈，以及一份馅儿饼。吃完后他向侍者坦白：(他为什么要坦白?)他无缘结识钱大爷，钱大爷也与他素昧平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样说有什么好处?）
一个译者能遇到这样的细心对待，即使不让署名，得不到一文稿费，也该心满意足了。
（1992年6月)
一个人的加拿大文学之旅
由于几年前北京的一家出版公司出了我译的一本加拿大女作家的小说集《逃离》，而作者艾丽丝·门罗又恰好获得了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于是，我这个病弱多年的散淡之人又蒙众媒体“重新挖掘”，很是火了一把。他们联系不上门罗本人，只好退而求其次，从她的中文译者那里尽量搜求一些讯息了。当时大陆只有一种门罗译本，亦即拙译的那本。于是连本人从未有幸归去过的老家广东中山市，居然也派了两位女士，专程飞来北京鄙处采访。有几天，家中电话不断，使我刚端起饭碗又不得不放下。出版《逃离》的那家公司自然不会错过商机，于是这本书便被多次重印，据说几天之内便印了七十万册。街头书摊上甚至还出现了盗印本。至于我所得到的重印稿酬则是微乎其微，完全不值一提的了。我很清楚这把喧腾的火并非因我而起，完全不值得我这颗病弱的心脏为之激动。好在果如我之所料，未过多久，这股浪潮便自然趋于平静了。
事后遇到友人，都夸奖我眼光敏锐，竟能赶在门罗荣获诺贝尔奖之前便相中她了。老实说，我在译此书之前还真的读过门罗的不少书，也真的很喜欢。2011年我编了一本《英语中篇小说精选读本》，里面便收有她的一篇《一个善良女子的爱》，并在“作者简介”里赞赏说：“她的作品用诗意文字娓娓道来，从容不迫。以农村与小城镇为背景，似乎一切都平静安详，实际上也同样充满冲突与危机。她对现代女性分析得丝丝入扣。”我亦曾从门对面旧书摊上淘到一本门罗2001年出版的《憎恨、友谊、求爱、爱情、婚姻》，从中选译了那篇《熊从山那边来》，发表在《世界文学》上。而且也从网上看过根据小说摄制的入围奥斯卡奖的影片Away from Her(港台译作《柳暗花明》)。也许是前几十年译福克纳的纠结长句译怕了，我真的是很喜欢浸沉在门罗那种老太太絮絮叨叨聊家常的叙事风格里呢。翻译她的作品时我一点都不觉得累。
至于我为什么比较注意加拿大文学，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小时候，在上海念中学时，便曾见到龙门书局影印的原文书Anne of Green Gables(中译为《绿山墙的安妮》)。后来在《译文》月刊做助理编辑时也经手发过斯蒂芬·里柯克的幽默小品。20世纪80年代初，大陆知识界曾一窝蜂对美国现代文学趋之若鹜，自认为够资格的各路诸侯莫不想争个美国什么学会的理事当当。外文所已经在美国文学学会占了两个理事的席位。我势单力薄，哪里能挤进这辆小专列。正当此时，有位朋友起念筹备成立加拿大研究会，又想拉上我这社科院的人“以壮行色”。我陪他上曾任驻加大使的宦乡先生府上去拜见了前辈，算是得到了他老人家的首肯与支持。过了几个月我便稀里糊涂地当上了这个研究会的“副会长”(当了两届赶紧辞职)，并因此得到机会去加拿大访问了几次。记得第一次是1979年，接待单位是多伦多大学某学院的英语系。我在多伦多待了三个月——主要时光都是在那座罗勃茨图书馆里度过的。深秋时节，时近黄昏，我眼睛看书看酸了，便穿过阒寂无声的九层藏书阅览室的狭长窗子俯瞰，只见远处亮起了“Joyeux Noel／Merry christmas”的双语霓虹灯。心想自己也该回家了。第二次赴加是在1986年，接待单位是约克大学某学院英语系。这一次用的是编译一本加拿大现代诗选的名义。想不到所接洽的中国出版社以译诗卖不动为由，只允许出一本薄薄的小书(责任编辑倒是译诗大家方平先生，他还替我为此书起了《比眼泪更美》这一富有诗意的名字)。第三次赴加已是1989年了。我报的题目是去探访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露西·莫德·蒙哥马利的故乡兼撰文介绍其代表作《绿山墙的安妮》。我开完一个加拿大研究会的年会后便一路从蒙特利尔赶去哈利法克斯，再由那里搭乘轮渡抵达地近边陲海角的爱德华王子岛。归国前又在温哥华朋友家滞留了几天。当时国内情况有些乱，不少人都巴不得趁机找个由头留在海外，而我因舍不得抛开事业与妻儿，还是买棹东归。临行前我对接待我的加方Daphne女士说：浪大风急时，作为一艘船的船长，我绝对是应该在场的。当时我恰好是一家刊物的负责人，理应回去承担责任。加方人士听了我的说辞倒也表示很能理解。回国多年来，我始终忘不掉加拿大人民不论天气晴阴一贯对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友好感情。所以，当有人约我译一位加拿大女作家的书时，我便高高兴兴地接收了下来，工作时始终兴致勃勃，稿费多点少点都无所谓。这本书就是比我小一岁的女作家艾丽丝·门罗出版于2004年的短篇小说集《逃离》(Runaway)。门罗因为有病无法赴欧领奖而是由她的女儿代领。会上一般都应由得奖人发表领奖演说，这一次却播放了一部关于门罗谈创作的视频。我应《世界文学》之约将其录音译出，发表在该刊2014年的第二期上。
综上所述，也算得上是交代我这个外国文学的爱好者与终身从事者和加拿大文学的一段因缘。敷衍成篇，聊博读者一粲。能得以在一家加拿大华人报纸办得有声有色的副刊上发表，便可以算是我的莫大荣幸了。
演绎海明威
细细想来，去年我之所以答应翻译海明威这篇《老人与海》，恐怕多少含有一些个人感情的因素。我总觉得这篇作品与我有些因缘，这话让人听着可能觉得癫狂可笑。回想我最初读到The Old Man and the Sea的原文还是在1956年，是从它最初发表的1952年5月6日出版的那期美国LIFE（《生活》）杂志上读到的。当时我参加工作不久，在《译文》编辑部当差打杂。苏联刮起的“解冻”之风的末梢也扫到了我所在的单位，懂俄文的编辑见到苏联的《外国文学》杂志译载了这篇作品，于是便有人萌生了一个当时来说算是很大胆的想法：是不是也可以在自己的刊物上介绍海明威的这篇作品呢?由于当时单位的图书室未订《生活》画报，又听说人民出版社资料室有，便托人把那一期杂志借来。在几个人传阅过原作(有萧乾、朱海观和我)，领导听取汇报与研究之后，便决定用，并交资深编辑朱海观翻译。我记得海观还请了几个月的“创作假”，用心译出，而被指定做责任编辑的也即是我。这篇作品是在《译文》1956年第12期上发表的。出版后反应不错，在我国创作界与文学爱好者中受到赞赏。也许是因为我从此对海明威有了深刻印象，在20世纪70年代末，当他的作品有可能广泛介绍后，我便与上海译文出版社接洽翻译他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然而经过试译、出版社对译文质量审查并通过，双方签订合同，我正式开始翻译之后，又因为周扬(电影学院院长也曾是他所兼任的难以数清的职务中的一项)向出版社转去电影学院一位错划为右派的前学生的译稿而被打断(译文出版社后来出版的即是经过校改的这份译本)。我的书虽未译成，但我对译海明威的作品的印象，却始终萦绕于心。
岁月匆匆，海明威逝世五十周年亦将来临，他的版权亦会不成问题了。一家出过我译作的出版社有意出几本海明威的作品，包括《老人与海》，以资纪念，于是便想起了我。海观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在他以后还曾出现过这部作品的几种中译，应该说它们都很不错，照说我是不应该再登场献丑的了。但是我这人每逢读到心爱并认为自己还有能力翻译的佳作便会手痒，何况是一篇与我有过些关系的作品呢。所以在考虑之后便接受了下来，心想，既然一首名曲可以由众多不同的音乐家演奏，一篇文学作品又何尝不可由不同的译者加以演绎，进行他自己的“二度创作”呢?几个月的翻译工作固然耗去自己不少心力，但我也因有机会于文字的丛林中策马挥刀，在精神上获得满足。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位步履蹒跚的老者，于暮年病后岁末黄昏时，独自通过一道狭窄的后门进入一座空旷的哥特式大教堂，艰难地登上弯弯曲曲的木头扶梯，爬到高处，在一个特殊的座椅上坐下，开始虔诚地按响一座大管风琴的琴键。在经历了一场理解、共鸣与表达技巧上的艰苦搏斗之后，我终于奏成了像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BWV 565)那样的一首赋格曲。在按完那最后余音袅袅的一个音符后，我真是心潮难平啊。琴艺工拙姑且不计，是否有个别听众在听，他或是她是否欣赏，那都与我无干。反正这神圣的琴音已使我自己在心灵上受到了一次洗礼。我感到海明威的这篇可以定名为《观沧海》的“大海赋”，与巴赫的那首力作一样，具有同样的恢宏、庄严与力度，足以震颤与净化人的灵魂。巧的是，在曲式结构上，《老人与海》居然也很像是一首赋格。请看：一、“老人”主题(第一声部)出现；二、“老人”声部与“孩子”声部对话；三、“老人”声部与“大海”声部对话；四、“老人”声部与“大鱼”声部一而再地对话(高潮)；五、“老人”声部与“鲨鱼”声部的几次对话(第二高潮)；六、“老人”声部再次与“大海”声部对话(渐平静)，再次与“孩子”对话；终曲，呈示部完整再现(平静)。
似乎还未有人把海明威与巴赫相提并论。贝多芬倒是说过：“巴赫不是小溪，而是大海。”(在德语中，Bach的本意正是“小溪”。)有了二百多年前贝多芬的这句话，写海的海明威还真是能与像海的巴赫接通关系的，至少，他们两人的作品在气魄上有共通之处。我无意在这里乱攀关系以抬高自己所翻译的作家与作品，它们无此需要。美国著名的艺术评论家伯纳德·贝伦森在谈海明威和他的这部作品时倒也曾提到一位具有伟大气魄的作家，那就是古希腊的荷马。贝伦森读了《老人与海》，很欣赏，便给海明威去信，向他祝贺。海明威回信，希望他能写上几句话，好让出版社用在书的封套上。贝伦森便写了下面这样的一段话：
《老人与海》是一首田园乐曲，大海就是大海，不是拜伦式的，不是梅尔维尔式的，好比出自荷马的手笔；行文像荷马史诗一样平静，令人佩服。真正的艺术家既不象征化，也不寓言化——海明威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但是任何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散发出象征和寓言的意味。这一部短小但并不渺小的杰作也是如此。
海明威是在1935年做记者时，听一个古巴老渔夫讲自己捕到的鱼怎样被鲨鱼吃掉的。1936年，海明威将这件事写入一篇通讯，交《老爷》杂志发表。此后他便总想以此事为基础，好好地写一部小说。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在古巴海边长期生活之后，他终于在1951年，用八周时间，写成了《老人与海》，先是在1952年5月6日的《生活》杂志上发表，得到好评，紧接着又出书并被改摄成电影。海明威因此书获得1953年的普利策奖，又在1954年主要因此书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的常务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在颁奖时所念的授奖词中还特别提到，说海明威得此殊荣，是为了表彰“他精通现代叙事艺术，这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近作《老人与海》之中”，还说在这部作品中，“他的艺术风格达到极致。《老人与海》正是体现他这种叙事技巧的典范。这篇故事讲一个年迈的古巴渔夫在大西洋里和一条大鱼搏斗，给人以难忘的印象。作家在一篇渔猎故事的框架中，生动地展现出人的命运。它是对一种即使一无所获仍旧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的讴歌，是对不畏艰险、不惧失败的那种道义胜利的讴歌。故事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在我们眼前渐渐展开，一个个富有活力的细节积累起来，产生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人生来不是为了被打败的’，‘一个人可以被消灭，却不能被打败’”。这位常务秘书在这里倒没有说官话套话，却是言简意赅地概括了《老人与海》的主要内容与意旨，值得抄录在此供读者参考。译者边译作品边体会到：这也许就是一则写人的普遍命运的哲理性寓言，人生在世，必定会受到挫折与苦难，经过奋斗，总会不无收获，得到愉悦、满足和友情，但最终还必然得走向失败与死亡。不过总的来说，在整体上，人类还是在朝前蹒跚行进。
海明威晚年因在非洲打猎时所乘飞机多次出事，伤痛久治不愈，极端痛苦，兼加丧失了创作能力(朋友马尔康姆·考利曾见到他在桌前站上半天，却连一个句子都写不出来)，得了严重的抑郁症，终于在1961年7月2日清晨，将一支打霰弹的镶嵌了银饰的猎枪的枪口对准自己口腔，以大脚拇指扣动双膛的两个扳机，自杀身亡(猎枪很长，只有一位老资格猎手才懂得要扣动扳机以这种姿势最为合宜)。他是不是以这种方式最后一次证明“一个人可以被消灭”呢?而且此时，他该写的作品都已写出，基本上完成了他的人生使命，面临死神，他丝毫不畏惧，所以也能算是“没有被打败”吧。海明威在他的《丧钟为谁而鸣》篇前引用过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的布道词：“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足见他对多恩的作品是熟悉的。而多恩最著名的诗歌之一《致死神》，一开首便直说：“死神，你休得张狂，尽管有人说你／何等强大，何等可怕，你并非这样；／……我们最俊秀的人随你去得越早，／便越早能获得筋骨的安息，心灵的解放。……/睡了一小觉之后，我们便永远觉醒，／再也不会有死亡，而死神你也将陨丧。”对于海明威自己有没有被打败这一诡谲的命题，大家都不愿去深究。人都死了，再去揭其伤疤，未免有失忠厚。反正凡人必死，拉丁谚语里说：“Mors OmnibuS CommuniS．”(死亡对谁都一视同仁。)海明威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还是很有惊悚力与震撼力的，怎么说他也能算得上是一条汉子了吧。
岁月匆匆，海明威去世将届半个世纪。在他死后，美国文学又有了新的发展。但是在21世纪过了十年之后，再来回顾上世纪的美国文学，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老人与海》都有资格列入美国以及世界那一百年里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而且依愚之见，说不定还能算是海明威自己最精彩的一篇作品呢(试问，他那本写斗牛的专著《午后之死》，现在一般的读者还会感兴趣吗?)。与海明威同时代齐名的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尽管与海明威曾有过一场“妇姑勃谿”式的较劲，却也为《老人与海》写了一篇书评，里面赞誉说：
这是他最优秀的作品。时间会显示这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我指的是他和我的同时代人)所能写出的最优秀的单篇作品。这一次，他发现了上帝，发现了一个造物主。迄今为止，他笔下的男男女女都是自己形成的，是用自己的泥土自我捏塑成的；他们的胜利与失败也都掌握在每一个对手的手里，仅仅为了向自己、向对手证明他们能做到何等样的坚强。可是这一回，他写到了怜悯，写到了存在于某处的某种力量，是这种力量创造出了他们全体：那个老人——他一定要逮住那条鱼然后又失去它，那条鱼——它命定要被逮住然后又消失，那些鲨鱼——它们命定要把鱼从老人的手里夺走；是这个力量创造出这一切，爱这一切，又怜悯这一切。这是很对的。赞美上帝，但愿创造出、爱与怜悯着海明威的那种力量——不管那是什么——约束住海明威，千万别让他再改动这篇作品了。
从一个信基督教的人的嘴里，说自己的一个基督徒同行与对手已经达到“发现了上帝并表现出上帝的创造力”的水平，而且用一种反讽的方式判定这篇作品已经完美得连一个字都不能更动的地步，对不轻易称赞人的福克纳来说，这恐怕已经是最高级的赞誉了吧。
能不忆巴黎?
几年前，我曾应一家出版社之约，译了海明威的晚期力作《老人与海》。今年年初，又承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负责人不弃，约译海明威晚年所写、死后出版的回忆录。我翻译速度一向不快，加以年华老去，用了好几个月的时光，才将篇幅不大的散文译成。
原作出版于1964年，是海明威1961年自杀身亡后的第三年。据载，此稿是他1958年开始写的，1960年修改完成，肯定是作者生前写完并亲自最终定稿的一本书，与后来从《岛在湾流中》开始的另几本由别人根据未完成稿整理出版的书有所不同。原文标题是A Moveable Feast，意思是：不固定的盛节。此词是基督教界对某种节日的说法，意思是指某种不规定固定日子的节日，比如说，庆祝基督复活的复活节，规定是在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如果月圆那天正好是星期天，那就顺延一星期。因而复活节便可能是3月22日至4月25日之间的任何一天。海明威在他的《过河入林》(1950)中就曾让他的主人公坎特威尔上校说过：“幸福，正如你所知道的，是一次不固定的盛节。”该书正文前亦引用了海明威1958年致友人书里意思类似的一段话。可见海明威对此词具有特殊的印象与感情。依我揣摩，他用以作书名主要的意思是：暮年时回忆二十出头时在巴黎过得的确非常愉快，夸大些说，仿佛天天都在过节。但窃以为这一意象怕是不易使我国对基督教文化不甚熟悉的人产生亲切联想，难以收到作者所设想的效果，于是便大胆将其移作副标题，同时沿用林琴南等前辈译家“意译”书名(如《魔侠传》《拊掌录》等)的榜样，按照内容，给它起了《忆巴黎》这样一个名称。至于是否得当，就不敢说了。(后出版社方面认为，这样做会在发行上造成不良效果，考虑之下，决定仍沿用通常译法，即《不固定的盛节》。)
翻译的时候，我不时感觉到，海明威叙事状物的文笔丝毫不弱于他写虚构文学时的有力风格。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也特别提到，授奖给海明威是为了表彰“他精通现代叙事艺术”。这里并未单指小说，想来也是将他的散文、随笔、报道类文字包括在内的。海明威稍早时曾热衷于写斗牛、打猎，为此落下一身伤痛，不算太老便宁可扣扳机自我了断。现在看来，他笔下反映的这类暴力活动已经不符合当今主张爱惜生命与维持生态平衡的主流思想了。但《忆巴黎》不一样，里面写的基本上是他早年在巴黎开始写作时的艰苦生活与他恋爱、交友的情况，只有一章是写在阿尔卑斯山区滑雪活动的。当时巴黎的种种景色、咖啡馆与饭店中文人的生活与交谊、他们或良善或怪异的行为，一一在海明威笔下再现，如同我们亲眼所见。文笔抒情，充满诗意，但亦不缺乏辛酸、诙谐、揶揄的一面。如写挨饿和为了免于受冻而与妻子相拥而眠的部分，怕也令我们的“打工仔”读来倍感亲切吧。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回忆斯泰因、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那些章节，以及对“引航鱼”“有钱人”与蓄意破坏别人幸福的第三者等的描写。海明威那种“过来人语”的轻轻喟叹以及对某些人“皮里阳秋”式的揶揄挖苦，很为有时也爱写些小散文的我所特别激赏，因此翻译时亦尽可能予以传达。至于能做到几分，就不敢说了。
对书中所透露出的海明威性格中较为自私阴暗的一面，我本人是不敢恭维的。我们不奢望能读到一本海明威写的《忏悔录》，但是他缺乏自知之明与不甘承认的自大狂则是显而易见的。照说一个人进入暮年，对年轻时所作所为欠妥之处，应该是能看得更清楚些的。海明威对于自己亏欠第一任夫人哈德莉之处还多少有点表示。但是他针对有恩于自己的休伍德·安德生的风格专门写了戏仿之作《春潮》去加以嘲弄，实在有失忠厚，而且至死也未曾对此表示过一点悔意。他还接受菲茨杰拉德的主意，巧妙设局，让最早支持他的一个出版社因他讽刺安德生而主动放弃版权，正中自己下怀，使他得以顺利投奔另一家更有实力的公司。恐怕一直到死，他都会认为这是自己毕生所走的一着妙棋吧。总之，在回忆录中，读者未能见到他对自己心灵的拷问与对得罪过的友人的歉疚。不过这样要求海明威未免过高。上世纪初外国文坛上充满了是是非非，我们知道自己不去重犯即可，严责古人则大可不必了。
该书若干年前曾有前辈汤永宽先生的译本。本人翻译时遇到疑难，亦曾参考，特别说明并对永宽先生表示感谢以及追思与怀念。当然我是在参考并作了进一步思考之后，力图用自己认为恰当的方式加以表达的。就我自己而言，此次翻译是我近年来又一次愉悦而又不无痛苦的“创造性劳作”(原书中即用了此一用语)。我别无奢望，仅仅希望拙译能在文坛上存在一段时间。倘还能得到一部分读者的欣赏，认为尚可一读，那就更令人高兴了。我认为翻译该作品重要的不是展现译者的技艺，而是帮助读者了解海明威的风格不仅仅是“冰山理论”中所指的单一方面，他用一条腿支着写作，不仅是为了追求简练，更多的是因为另外的那条腿实在疼得不行。文笔简约，有时竟是力不从心、不能笔随意至的雅称。从书中即可看到，海明威的文章需要时也能写得丰满圆润、唯恐不够周详的。倘能通过翻译，帮助读者对海明威的风格有更立体更开阔的认识，那么译者几个月的辛劳便算不得是虚掷了。
附：忆巴黎(节选)
欧内斯特·海明威著李文俊译
在巴黎，如果你没有吃饱，你是会感到格外饥饿的。因为所有的面包房都会在橱窗里陈列出那么些好吃的东西，人们又都在摆放在人行道上的桌子旁进食，因此你既能看见又能闻到食物。此刻你已经不干新闻工作又写不出什么在国内会有市场的作品，出门时又跟家人打过招呼说会和朋友在外面共进午餐的，那么你最好的去处便是卢森堡公园了，那里从天文台广场一直到沃日拉尔路，一路上你都不会见到与闻到一丝丝食物的影子。从那里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拐进卢森堡博物馆，你肚子饿得前壁贴后壁咕咕直响时，所有的画都会变得更加清晰、更加鲜明也更加美丽。我就是在饥肠辘辘时学会更好地理解塞尚，真正弄清楚他是怎样描绘自然风景的。我时常猜想他是不是也是饿着肚子在作画的；不过我寻思他只不过是忘了吃饭罢了。那是你在缺觉或是挨饿时才会产生的一种病态却很发人深省的想法。后来我琢磨，说不定塞尚在别的一个方面有饥饿感吧。
从卢森堡博物馆出来之后，你可以沿着窄窄的费罗路走到圣絮尔皮斯广场，一路上仍然没有一家餐馆，有的只是那片安静的广场和周边的长凳、树木。广场上有一处狮像喷泉，还有些在便道上踱步，在一尊尊主教铜像上栖息的鸽子。再就是那座教堂与广场北边出售宗教用品与法衣的商店了。
离开广场，倘若不经过一些卖水果、蔬菜、酒类或是面包点心铺，你是到达不了河边的。不过若是细心选择路径，你可以往右拐过灰白石块砌就的教堂，来到奥德翁路，再往右拐，朝西尔维亚·比奇的书店走去。奥德翁路上没有什么卖吃喝的去处，你要走到广场才会看到三家。
等来到奥德翁路十二号时，你的饥饿已给压抑住，而你所有的其他感觉却重新变得灵敏了。悬挂着的照片看上去有新鲜感，也发现了过去未曾注意到的书籍。
“你真是太瘦了，海明威，”西尔维亚会这样说，“这一阵没吃饱吧?”
“吃得挺好的。”
“中午吃的是什么?”
我的胃都快里外翻个儿了，可是我会说：“我正打算回去吃午饭。”
“三点钟吃午饭?”
“我没注意都这么晚了。”
“前几天晚上阿德里安娜说，她要请你和哈德莉吃晚饭。我们想把法尔格也请来。你喜欢法尔格的，对吧?要不就请拉尔博。你喜欢他。我知道的。或是随便哪位你真正喜欢的人。请你跟哈德莉说一声，行不?”
“我知道她一定喜欢来的。”
“我会给她发一封快信的。你这一阵吃得不好，就别干得太辛苦了。”
“我不会的。”
“赶紧回家吧，千万别误了午饭。”
“有给我的信吗?”
“大概不会有。不过让我看一看吧。”
她瞧了瞧，找到一张字条，高兴地抬起头来，接着打开书桌上一扇关闭的小橱门。
“是我外出时送来的。”她说。那是一封信，摸上去像是里面有钱。“是韦德尔科普。”西尔维亚说。
“准是《横断面》寄来的。你见过韦德尔科普吗?”
“没有。不过他跟乔治一起来过这儿。他会和你见面的。别担心。没准是想预付些稿酬给你。”
小议译诗
既从事创作又搞翻译的老作家萧乾不止一次地感叹说：人们总以为创作不易，翻译简单，其实不然。前者总是写作家自己熟悉的事物，有些锻炼之后便可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后者则需面对各种无法预料的难题，而且不容你回避。因此，他经常呼吁两方面的同志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国文学事业的整体水平。
我自己也有相同的体会。限于篇幅，无法以长篇译作为例说明。这里仅提一两首自己译过的短诗。美国诗人爱伦·坡的作品以格律严谨、音乐性强著称。他的一首《致一位在天国的人》，写自己失恋之苦。且看最后一节：
昏昏／沉沉，／我的／白天——
我／每一个／夜梦／都苦苦
与你／星眸的／投射／相连，
你在／泉边／轻盈／起舞——
每一／投足／都泛起／潋滟
波光，／映入我／苦思的／梦庐。
原作每行四音步(外文中以一个重音与一或两个轻音为“步”)，拙译以四个“顿”(最短促的吐气单位)相应表示。原作押隔行的AB韵，译文亦苦苦追随：“天、连、滟”，“苦、舞、庐”。这还仅仅是诗歌形式上的忠实。原作的每一点意思均需不温不火、恰如其分地传达出来。而且译文整体上要一气呵成，切不可支离破碎，有了一棵棵树木却形不成一片森林。文字既要精练讲究，又不能欧化、跳跃得使一般水平的读者看不懂。总之，要务求使我国今天的读者读后的感受与19世纪英语读者的印象大致相等。请问，这与自己提起笔来写六行诗相比，究竟是孰难孰易?
上面说的是格律诗。自由体诗歌亦有其难译之处。译得不好便什么也不是，反而让读者怀疑外国诗人的水平。我最近译了澳大利亚诗人乔弗·佩奇的一首《路景》。很短，不妨全文抄录如下：
演出结束时
穿软鞋的袋鼠
跳了
一步并且鞠了
最后的一个躬，
聚光灯端端正正地
打在他的身上。
那辆霍尔登轿车
却不是来参加演出的，
它扫向前去，
把两撇
小胡子似的光柱
印在柏油路面上。
可以想象，诗人驾车行走在澳大利亚空旷的大平原上，他见到了一只袋鼠的一跃，归而把这一饶有情趣的景色写成一首诙谐的小诗。如果译者体会不到这种情绪而是干巴巴地逐字译出，读者肯定很难透过一重阻隔欣赏原诗。译诗的人需要很高、很灵敏的悟性，这是首要的。有的译者堆砌了许多华丽、古奥的词汇，却没有“灵魂”，这是最悲惨不过的了。
不可能有最佳方案
——致《书城》编辑部的信
《书城》编辑：
读贵刊“98／6”《读者声音》中说贵刊英译名问题，想到太中国味的名词译成外文，确非易事。《书城》典故应是“坐拥书城”，如此看，则应从“As the owner of a castle of books.I will not exchange my place with a kingdom.”中抽取有关短语，定名为“The Castle of Books”。但这不符合英美人的习惯，也过于“森严壁垒”。倘不怕标新立异，可把“城”译为“Wall”(长城不就是“The Great Wall”?)，叫“The Wall of Books”。但那太拒人于千里之外。
前些时，承“风入松”主人问店名应如何英译，我给他拟了个“Brizzy Pine Grove”的“雅名”。(三个英文词对三汉字)。昨天经过北大南门，见店牌上原来的拼音已涂去，刷上的英译为“Forest Song”，想必出自该校某才子之手。当然很好，但又有点“前苏联”味道。所以说，最佳方案是没有的。
北京 LWZ
199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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