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作 者：[英] 罗杰·E.巴克豪斯 著
译 者：莫竹芩 袁野
出 版 社：海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04月
定 价：48.00
I S B N ：9787544371339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经济 > 经济学读物 > 经济学理论、研究与通识
标 签：经济 经济史
《西方经济学史》是由著名的企鹅出版集团重磅推出的经济学历史通俗著作，本书一经出版便赢得了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13年来，畅销不衰，已成为欧美经济院校学生的通识读物，通常称本书为“企鹅版经济学史”。
在这本新颖的著作中，作者罗杰·E.巴克豪斯教授向读者详细论述了从古希腊到21世纪初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作者不但在历史的背景下论述了亚当·斯密、马尔萨斯、穆勒、马克思、凯恩斯、瓦尔拉斯等经济大师的思想，还论述了人们常常忽略的很多重要主题，如，17世纪英国的科学、政治和经济，经济与欧洲宗教改革、法国启蒙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美国经济学的兴起，20世纪晚期经济学领域的扩张等。
因此，这不仅是一部经济史，也是一部文化史、宗教史和思想史。本书以故事论说人物，以人物解读历史，令经济学著作不再枯燥乏味，阅读本书，不仅可以快速了解经济学的发展历程，还可从中学习到经济学的专门知识，是一本难得的经济学爱好者及普通高校学生的通识读物。
罗杰·E.巴克豪斯（Roger·E.Backhouse），1951年出生，是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经济史和经济学教授。他担任《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的副主编，也是《经济思想史》杂志和《经济学方法论》杂志的核心编辑。
作为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上的著名学者，巴克豪斯发表过多部经济学著作，其中包括《现代经济分析史》《经济学家和经济》《凯恩斯：当代经济学通论》《经济学名家》《应用经济学史》等。2014年，巴克豪斯被选为英国学院研究员。
前言 // 001
第一章 古代世界
荷马与赫西俄德 // 011
地产管理—色诺芬的《经济论》 // 013
柏拉图的理想国 // 017
亚里士多德论公正和交易 // 019
亚里士多德与致富 // 021
罗马 // 023
小结 // 026
第二章 中世纪
罗马的衰落 // 029
《旧约》时期 // 030
阿威罗伊 // 034
伊本·赫勒敦 // 036
从查理·马特到黑死病 // 038
12世纪的文艺复兴与大学经济学 // 040
柯勒斯姆与《货币理论》 // 045
小结 // 048
第三章 现代世界观的出现（16 世纪）
文艺复兴与现代科学的出现 // 051
宗教改革 // 053
欧洲单一民族国家的兴起 // 055
重商主义 // 057
马基雅维里 // 058
萨拉曼卡学派和美洲的财富 // 059
都铎王朝下的英国 // 061
16世纪的经济学 // 063
第四章 17 世纪英国的科学、政治和贸易
背景 // 067
科学与皇家学会的科学家 // 067
政治动乱 // 073
经济问题—荷兰的商业实力
和17世纪20年代的危机 // 075
贸易差额论 // 077
利率与自由贸易论点 // 079
17世纪90年代的重铸币危机 // 083
17世纪英国的经济学 // 086
第五章 18世纪法国的专制主义和启蒙运动
专制国家的问题 // 089
18世纪早期对重商主义的批判 // 090
坎蒂龙通论商业的性质 // 093
启蒙运动 // 097
重农主义 // 098
杜尔哥 // 101
旧制度下的经济思想 // 105
第六章 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
苏格兰的启蒙运动 // 109
哈其生 // 110
休谟 // 112
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 // 114
亚当·斯密 // 118
分工与市场 // 120
资本积累 // 122
斯密与自由主义 // 123
18世纪末的经济思想 // 125
第七章 古典政治经济学（1790 ~1870 年）
从道德哲学到政治经济学 // 129
功利主义与哲学激进派 // 132
李嘉图经济学 // 133
其他经济学理论 // 136
政府的政策与国家的作用 // 142
货币 // 144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 146
卡尔·马克思 // 149
小结 // 155
第八章 欧洲的历史与理论的分裂（1870 1914 年）
经济学的职业化 // 159
杰文斯、瓦尔拉斯与数理经济学 // 160
德国和奥地利的经济学 // 164
英国的历史经济学与马歇尔学派 // 168
欧洲经济理论（1900～1914 年） // 172
第九章 美国经济学的兴起（1870 ~1939 年）
19世纪晚期的美国经济学 // 177
约翰·贝茨·克拉克 // 179
数理经济学 // 181
索尔斯坦·凡勃伦 // 185
约翰·康芒斯 // 188
两次大战之间的多元主义 // 190
两次大战之间的竞争研究 // 192
欧洲学者的移民潮 // 196
20世纪中叶的美国经济学 // 197
第十章 货币与经济周期（1898~ 1939 年）
魏克赛尔的积累过程 // 201
经济环境动荡不安 // 203
经济周期理论在奥地利和瑞典 // 205
从马歇尔到凯恩斯 // 208
美国传统 // 212
凯恩斯的《通论》 // 216
凯恩斯革命 // 218
两次大战后宏观经济学的转变 // 221
第十一章 经济计量学和数理经济学（1930 年至今）
经济学的数学化 // 225
国民收入核算法的革命 // 227
经济计量学会和现代经济计量学的起源 // 232
弗瑞希、丁伯根和考尔斯委员会 // 234
第二次世界大战 // 238
一般均衡理论 // 240
博弈论 // 246
经济学的再次数学化 // 248
第十二章 福利经济学（1870 年至今）
边际主义 // 253
国家与社会福利 // 254
洛桑学派 // 257
经济核算之辩 // 258
福利经济学（1930 ～ 1960 年） // 261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 263
小结 // 265
第十三章 经济学家与政策（1939 年至今）
经济学职业的作用在扩大 // 271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宏观经济计划 // 272
通货膨胀和货币主义 // 276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 279
发展经济学 // 281
小结 // 285
第十四章 学科的扩张（1960 年至今）
应用经济学 // 289
经济学的扩张主义 // 290
非正统经济学 // 292
新概念和新手段 // 295
20世纪的经济学 // 299
后记：经济学家及其历史 // 302
荷马与赫西俄德
柏拉图认为荷马培育了希腊，他那史诗般的诗歌给出了生活应有的价值观。在埃及发现的纸草纸古代文献，荷马的卷册超过了其他作家的总和。就连今天，赫克托1、阿基里斯2、特洛伊3的故事以及奥德修斯4之旅还是构成西方文化的一部分。现在还不清楚应该把《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当成某一个人的著作，还是许多诗人的著作集。不管是何种情况，它们都表示，公元前750～前725年左右的某个地方记录下来了一部长篇口传习俗史。荷马的史诗与赫西俄德（公元前700年）的诗，都追溯到欧洲那段尽可能久远的历史。
荷马：贸易是低等的致富手段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所描述的社会大概部分地反映了公元前1400～前1100年前后特洛伊的迈西尼5社会（青铜时代），也部分地反映了荷马自己身处的时代。它是有秩序的，分等级的。它不依赖市场关系，却是靠财富的分配建立等级制度，这些财富来自赠礼、偷盗、竞赛的奖励、战利品、战败的城邦给予征服者的贡品。有人认为，如果希腊军队不是这样图谋于掠夺，特洛伊可能衰落得更早。荷马把贸易看作获取财富的次要手段和低等手段。他们的英雄是贵族的勇士，严格依据其头衔获得奖赏。赠礼则按照严格的互惠原则加以管理，交换礼物之前、之后以及交换的当下，参与交换的各方都应该是同一等级，这一点很重要。主人有责任殷勤地款待客人，并赠送礼物，而客人反过来也有责任在过后的某个时日向主人的家族回赠礼物。
这个经济体的基础是家庭，也就是地主及其家庭，再加上在某块地产上劳动的所有奴隶。主人和奴隶并肩劳动。荷马把繁荣看成是秩序井然、家庭富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存在对于超额财富的怀疑—家庭理当富有，但不要太富。当然，也有贸易商和手工艺者（我们读到，希腊士兵们用战利品交换粮食，手工艺者被带到某处地产上从事某项工作），可他们不如地产那么重要。即使奴隶获得了自由，一旦失去了在地产中的位置，也就失去了保障。与农业或军事掠夺手段相比，贸易被视为低等的致富手段。
洋溢东方智慧的诗篇：《工作与时日》
赫西俄德的两篇代表作中，大家认为含有经济方面内容最多的是《工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他以两个创世记故事为开头。一个是著名的潘多拉盒子的故事。另一个，毫无疑问地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创世记》故事的影响，讲述了黄金时代诸神的后裔，从“远离疾病，没有辛劳”的状态沦落到铁器时代，劳作和不幸成了家常便饭。赫西俄德就在这些条件下如何谋生给了读者很多建议。《工作与时日》是东方智慧文学传统下的一个诗篇，它提的有些建议，现在应该归到礼仪或占星学范畴。有些建议很实用，比如农业方面的建议，又比如为了防止海上迷航，应该何时起航的建议。作品辗转于两种建议之间，竟然不着痕迹。尽管两个故事落入了同样的传统，但如果同巴比伦人和犹太人的创世记故事相比较，赫西俄德的故事（和荷马的诗歌一样）还是较为世俗化的。宙斯带来了繁荣，而赫西俄德把道德和取悦宙斯看作人类必须应对的主要挑战，可这些故事是作者本人好奇心的产物，不是神职人员的作品。
从赫西俄德的作品可见，他已经意识到稀缺资源是一个基本经济问题。人类之所以必须工作，原因是“神把人的食品藏起来了，否则你轻轻松松干一天的活，就足够你一整年不干活了”。必须在（引向财富的）工作和闲暇之间做出选择。赫西俄德甚至建议，竞争可以刺激生产，因为它将使手工艺者互相仿效。不过，虽然这些观念在《工作与时日》中一目了然，但却没有采用这么抽象的术语来表达。赫西俄德把自己描述成农民，说他父亲一贫如洗，不得已背井离乡。毋庸置疑，在他的眼中，引向繁荣的美德是勤劳、诚实、和平。他的理想是农业上的自给自足，没有战争来破坏农民创造的产品。这与荷马史诗中发现的贵族式的轻视劳动和尚武精神相去甚远，可两位诗人一致认为，有土地才有保障。
赫西俄德的诗歌是最早提出经济问题的作品的生动写照。那些作品提出了对经济问题的见解，但浅尝辄止，很难说它们究竟有多大意义。
地产管理—色诺芬的《经济论》
见证文学、科学和哲学的伟大成就
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这个时期，见证了文学、科学和哲学的伟大成就。希腊哲学家泰勒斯（Thales，公元前624～前546年）提出了这样一个观念：水是存在于一切生命形式中的主要物质，而地球是漂浮在水上的一个大圆盘。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公元前610～前546年）绘制了当时的已知世界的第一张地图，还创作了据信是以散文形式写的第一份论文。他们的理论鲜有存世，所以我们知之甚少，但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曾努力论证世界的本质，努力把自己从神话传说中解放出来。到了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570～前490年）把理论和默祷当作净化灵魂的手段。尽管他致力于如今被我们视作数字神秘主义的形式，认为数字和比率都具有神秘的属性，但他和他的追随者依然对哲学和数学有着不朽的贡献。公元前5世纪则见证了剧作家的出现，如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公元前525～前456年）、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公元前495～前406年）、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公元前480～前406年），还出现了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5～前425年）、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前400年）等历史学家。
这些发展造就了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前354年）和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9～前347年）身处社会的背景。这段时期完全没有经济数据，因而我们对它的了解仅仅来自政治史。可我们知道，这段时期的经济如同荷马时代一样，依然依赖于农业，地产是财富的主要来源。可这当中的几个世纪又发生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公元前594年，由执政官或公民首脑梭仑（Solon，公元前638～前559年？）引入雅典的各项改革。这些改革剥夺了贵族的权力，以选举为基础，由有产阶级组成了400人的议会，形成民主制度的基础。土地实行再分配，将法律编成法典，建立了银币制度。雅典商人的队伍得到了壮大，贸易扩张了。由于雅典人出口物品，特别是橄榄油，换取了粮食，专业化的农业得到了发展。自给自足的旧理想开始瓦解。
虽然梭仑努力维持社会稳定，但他的改革还是造成了阶级分化和政治巨变。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逐渐卷入一系列同波斯人的战争中。公元前480年，雅典落入波斯人手中。此后，波斯人的舰队在萨拉米战败，次年，波斯军队又在普拉塔亚被斯巴达人打败，敌对状态这才告以结束。希腊海军的胜利造就了传奇，使雅典城逐渐成为由希腊各城邦组成的海军联盟的首领，有资格要求各城邦进贡。实际上，雅典就是帝国的中心，而它的主要对手是斯巴达。雅典的强大在于贸易和海上力量，而斯巴达的优势在于农业和军队。公元前431年，两个城邦的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终于打响了，公元前404年，以雅典的失败和海军联盟的分崩离析而告终。
从一系列波斯战争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的50年间，雅典和平无虞。由此诞生的国泰民安的一个时期被称为伯里克利时代，这个名字取自古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Pericles，公元前495～前429年），他从公元前461到公元前430年领导了更为民主的政治派别。海盗被驱逐出东地中海，贸易欣欣向荣，带有商业性质的农业和制造业得到了发展，相伴而生的还有银行业、借贷、货币兑换、商品投机和垄断贸易，这些活动现在看来都是与商业社会相联系的。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描绘雅典：“（它是）一个经济活动错综复杂的商业中心，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以后，欧洲才可以逾越。”这样造就的繁荣为“帕特农神庙”等雄伟的建筑项目奠定了基础。
雅典的民主是直接的，把所有公民也就是雅典出身的成年男子都囊括在内。陪审团甚至由几百个公民组成，雅典的诉讼制度中，原告和被告双方必须为自己辩护，这个制度的建立意味着人们必须具备捍卫各自利益，有为自己辩解的能力。从此，人们需要雄辩家为他们训练了。雄辩家在城邦之间巡回穿梭，虽然他们的主旨是掌握公共演说的技巧，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相信，他们的学生必须了解所有领域的最新发现。因而雄辩家成了古希腊第一批职业知识分子，也就是大学诞生以前的教授们。最早和最杰出的雄辩家是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公元前490～前420年），他执教40年，成绩斐然，后因怀疑神的存在而被流放。
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年）就是在“职业知识分子”的背景下出现的。他们四处巡游，可以避开各个城邦的法律和习俗。他们致力于抽象思维，虽然很多人也敬神，但对周遭的现象，他们又寻找非宗教的解释。苏格拉底以方法见长，善于追根问底。正是这一点吸引了柏拉图和色诺芬之流的能人做他的学生。然而，他也因此成了阿里斯托芬的讽刺剧《云》（The Clouds）中的笑柄，这部剧作奚落他怀疑神是不是负责下雨、打雷。苏格拉底只字未提自己，我们对他的了解仅仅来自阿里斯托芬的剧作，当然也来自柏拉图和色诺芬的对话。他们记录翔实，足可令我们满怀信心，但其实我们往往很难确知哪些观念归功于苏格拉底本人，哪些是色诺芬或柏拉图借他之口。
色诺芬：把农业财产当成经济活动的中心
色诺芬出身雅典上流阶层，和苏格拉底的所有学生一样生活优越。出于某种原因（苏格拉底于公元前399年被审判和执行死刑，色诺芬或许受到了牵连），他离开雅典，在公元前401年加入前往波斯的远征军，协助小居鲁士和兄弟争夺王位，遭到失败。如果我们信得过色诺芬对此次事件的记录，那么是他负责带领这支队伍回到了希腊。公元前399年到公元前394年，他居住在斯巴达人保护之下的一处乡村庄园，替斯巴达作战，直到公元前365年，才回到雅典。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一生中较为安定的这段时期写的。
色诺芬的《经济论》（Oikonomikos），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学”两个词的起源。但这个词翻译成“地产管理者”或“地产管理”更为妥当。从字面意思看，它是说家政管理，“oikos”是希腊语的“家庭”，引申义是“地产”，色诺芬的《经济论》实际上就是关于管理农业财产的论文。书中也发现有和苏格拉底强调自律，教导人们行使权威等类似的文论，但主题还是组织的效率。既然希腊人强调生产中的人性因素（这或许是奴隶社会的一个特征），他们也就把“有效的管理”解释成了“有效的领导”。
对一名有效率的领导人最基本的要求是，不管军事领域也好，农业领域也好，他必须通晓相关各领域的知识。色诺芬宣称，人们将追随被他们视为卓越领导人的人，而“顺从”总比“逼从”强百倍。尽管他援引的是战例，但他认为同一原理适用于任何一项活动。对有效的另一个要求是秩序。色诺芬采用了腓尼基6人的三层桨战船（由三层桨驱动的一种船）来说明问题：船上的一切物品都装载妥当，负责人即使不在现场，也了解摆放情况。这便是财产有效运行的原理—有效地组织和计算库存。人们普遍相信，良好的组织可以产生双倍的生产力。
从这个角度看，色诺芬所强调的效率，似乎仅仅是把管理应用在农业财产而非现代企业的实践上。但他构想的“管理艺术”这个概念却比这宽泛得多，一直延伸到整个国家的资源配置问题上。他讨论到大居鲁士如何组织帝国的时候，明确说明了这个概念。他说，大居鲁士安排一名官员负责保护臣民遭到袭击，另一名官员负责改良土地。只要其中一个没能恪尽职守，另一个就会注意到，因为他们俩一损俱损。没有国防，就会丧失农业果实；而没有足够的农业产出，国家无以抵御外侵。虽然统治者给了官员们适当的刺激，但统治者仍有必要在国家所有事务上占有利益，农业和国防上均是如此。行政当局才是有效配置资源和实现效率最大化的方式，而市场机制则不是。
色诺芬对分工的记录确曾引起后来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极大兴趣，所以有必要提一提。他观察到，在一个小镇上，同一个工匠可能必须既做椅子、门、桌子，又做犁，但他不可能精通所有活计。而在大城市，需求之大，大到人们可以专门干其中的一个活儿，因而更加有效率。再回到地产管理上，色诺芬认为，分工可以应用于厨房，在这样的厨房里准备的饮食，比一个人包干到底的小厨房做出来的好。
色诺芬的模型是人们与自然的交互关系的模型，而不是人与人通过市场发生关系的模型。生产的效率关系到如何利用自然资源以期获得最多产出的问题。他的世界是静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想当然地认为自然是已知的，为人所理解的。贸易和市场是次要的。这个时期的雅典已然取得贸易和商业上的长足发展，人们或许惊讶色诺芬为什么还和荷马当年一样，把农业财产当成经济活动的中心。但他的战士身份，以及在斯巴达人的保护之下当了30年地主的经历，可以解释这一点。而对于他的一些同龄人，如此的解释就较难成立了。
柏拉图的理想国
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试图绘制一份理想国家的蓝图，当时正值公元前5和公元前4世纪，政治骚乱席卷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经验告诉柏拉图，无论民主还是暴政，都无法带来一个稳定的社会。民主社会的领袖并不做所谓公平的事，而是利用职务之便获得支持。反过来，暴君会利用权力增进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可完全没有领导，国家又会陷入混乱。对此困境，柏拉图的解决办法是创造一个哲学家式的国王阶层，即“守卫者”，为了全社会的利益治理国家。这些人将是自封的，因为他们是唯一懂得社会组织方法的一群人。在理想国里，为了对这群人进行岗位培训，保证他们尽职尽责，还专门设计了一整套培养程序和生活方式。为了保证守卫者不至于腐败和追求个人利益，禁止他们拥有财产甚至不能处理金钱事务。他们将从社会的其余部分获取生活必需的工资。他们和暴君不同，必须置国家利益为首位。
柏拉图的目光关注社会的有效组织，关注基于理性原则而组织起来的公平社会。和其他希腊作家一样，他认为效率和生产中人的因素有关系。人们理当专心从事他们天生适合的活动，应当得到相应的培训。的确，城邦就是起源于专业化和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他视资源和技术的实质性授予为理所当然的事。他的世界是一个静态世界，在其中，人人都有固定的位置。这个世界被毫无利益关系的统治者治理得井然有序。尽管他也看到了贸易的作用，但市场在他的理想国的作用极其有限。或许也有消费品的买卖，但财产将（根据算术原理）在城市之间合理配置。没有利润，也不支付利息。
这样的国家观念假设各个城市都保持小规模。柏拉图在后来的一部著作中，认定一个城市最佳的家庭数是5040个。理由是，它可以被前10个自然数整除，因而可以分解为最佳数量的治理单位。城市保持小规模的想法与希腊城邦的经验之谈是一致的，它要受到农业用地和资源容量的限制。当人口增长，城市就会组织一次远征，好发现殖民地。这个殖民地成为新的城市，希腊的生活方式在那里得以维持。这些殖民地往往独立于造就它的城市，整个地中海地区，特别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北非，都找得到这样的殖民地。
柏拉图是贵族，曾参与雅典的公共事务，打过好几场战役。早年他游历四方，访问过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团体。从中他或许对数学产生了兴趣。在西西里，他结识了叙拉古的统治者戴奥尼夏一世，此君公元前367年去世之后，他试图教授其子戴奥尼夏二世治国之术，却徒劳无功。公元前375年前后，他为了把政治家培训成哲学家，在雅典城外，以传说中的英雄阿卡德谟斯命名的一处林园里，创立了自己的柏拉图学园。和雅典雄辩家、教育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公元前436～前338年）几年前创立的重视训练辩才的学校不同，柏拉图相信，教授治理社会的原理更重要。他的几名学生后来成了统治者（暴君），柏拉图认为他的学园的任务就是为这些人进言。人们相信至少有一次，有一名暴君根据柏拉图的教导修正了治国方针。
亚里士多德论公正和交易
亚里士多德不仅是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是物理学家的儿子，也是柏拉图的学生。他17岁进入柏拉图学园，一直待到20年后柏拉图去世。
在很多人眼里，亚里士多德对后人的影响不过限于“哲学家”范畴。其实他的作品跨越哲学、政治、伦理、自然科学、医药乃至几乎一切探索领域，并主导了这些领域的思想长达近两千年。他对于今天称之为经济的领域的贡献见诸两处：《尼各马科伦理学》（Nichomachean Ethics）的卷五和《政治学》（Politics）的卷一。前一本书中，他分析了公正的概念，在后一本书中，他关注家庭和国家的性质。
在雅典法律体系中，持有争议的双方必须首先找到一位仲裁者，此人会努力达成一项公平或公正的解决方法。只有当其中一方不接受仲裁者的决策时，争议才会诉诸法庭，法庭必须在双方诉讼请求的限度之间，或者在仲裁者的方案和受侵害方的诉讼请求之间，决定一个解决方案。《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五卷中，亚里士多德考虑了适用于这些争议的公正原则。这个观点十分重要，因为它立即明确了两点：一、亚里士多德考虑的是应当应用于司法决策的原则；二、他在处理个别的交易案例（即个体的买卖双方就特定的物品进行磋商），并不是处理在有组织有竞争的市场进行的交易。事实确乎如此，尽管截至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但竞争性的市场还十分少见，相互间间隔甚远。大量证据说明，标准商品的价格曾经受到管制（连歌手的价格也被管制—即便某些歌手的服务深受追捧，也会通过投票得到配置），而制成品的产量或许变化莫测，于是和单独的交易一样，每一个商品的价格必须经过个别磋商。
亚里士多德谈到物品的交易和分配的时候，区分了公正的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分配公正。这就要求依据美德按比例分配物品、荣誉或任何配给品。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因为那时候很多物品，包括战利品、希腊拉夫里翁矿藏的白银等，都是由国家分配的。亚里士多德给分配公正下的定义弹性很大，根据不同的设定，可以有不同的方式界定美德。一场战役之后，战士的美德或许是用他们对胜利所作的贡献衡量的。而在合伙制下，公正要求依据个人所投的资本来分配物品。进一步说，评估美德可以有不同的前提条件：民主社会中，可能假设公民所获份额人人平等，而在暴政社会，人们会认为暴君的所得多于其他公民。第二类公正是经过矫正的公正，即补偿损失的一方，以便纠正先前的不公正。经过矫正，公平得以恢复。第三类是互惠的（可交换的）公正，或交易中的公正。
假设两个人交换物品，我们如何评价交易是否公平？古希腊普遍认可的一个办法是：自愿的交易必定公平。色诺芬以两个男孩为例—一个长得高，却穿了一件短外衣，另一个生得矮，却穿了长外衣，于是两人交换外衣。传统观点认为，这是一次公平交易，因为两个孩子各得其所。亚里士多德却认识到，在这样的交易中，公正并未决定独一无二的价格，而只是决定了卖方打算接受的最低价格和买方打算付出的最高价格之间一系列可能的价格。他的回答是两个极端价格的调和平均数。调和平均数具备这样的性质，假如公平价格比卖方接受的最低价格高出40%，也就比买方打算付出的最高价格低40%。公正也就是在不公平的两个极端之间找到平均点。
毕达哥拉斯学说
所谓公正，即找到合适的平均点的原则也适用于另外两种公正类型。分配公正涉及均衡，或者几何比例，同几何平均数7有关。经过矫正的公正涉及算术比例（补偿的数额应该和损失额相等）。因而我们发现，亚里士多德把三种公正类型同三种他已知的平均数类型联系在一起：几何平均数、算术平均数、调和平均数8。这远不是偶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深受毕达哥拉斯学说的影响。毕达哥拉斯曾研究出音符之间的数学联系，而且据信，类似的协调关系和比率也可以解释其他现象，所以亚里士多德的公正理论与比率、调和数之间具有如此密切的平行关系，是毫不奇怪的。
毕达哥拉斯数学对亚里士多德的交易记录的影响更为深远。截至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人们已经广为接受一切物质都由共同的单位组成的观点（原子论）。几何学基于“0”，算术基于“1”，以此类推，乃至这个物质世界。人们相信这意味着，不同现象是用同一标准衡量的，可以用类似于自然数之比的方式表示。这也正是发现了π等无法用比率表达的无理数之后，毕达哥拉斯学说受到巨大冲击的原因。以物易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使得各种物品用同一标准得到衡量—比如可以用麦子量度鞋子。可假如鞋匠不想要麦子，农夫不想要鞋子，交换就不会发生，两种物品就不可能进行比较。这个问题如何得到解决？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货币。鞋匠和农夫可能不想要对方的产品，但他们都卖掉自己的产品，换取货币，也就是说，鞋子和麦子都可以通过其货币价格之间的比率加以比较。是需求使得物品可以用同一标准衡量，而货币扮演了需求的中介的角色。
亚里士多德与致富
不过，尽管金钱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根本，他仍相信，商业活动的常规作用的局限性还是显著的。他是在区分了两种致富手段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的。第一种手段属于地产管理的范畴。像饲养哪一类家畜最有钱可赚，或者是去种麦子还是去养蜂，这样的事情人们应该是知道的。这些都是获取财富的自然方式。反之，第二类是通过交换获得财富，是非自然的方式。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一方所失是另一方所得。获取财富的非自然方式包括商业和高利贷（有息借贷）。介乎两者之间的则是采矿之类的活动。
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苏格拉底派的哲学家都主张，公民应当努力过上美好生活。这才是公民在其中扮演活跃角色的独立城邦的生活。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由各自的地产提供物质资源。为了过上美好生活而增加必需的物品储备，属于获取财富的自然方式。虽然地产管理是十分基本的，但通过交易换取自家无法生产的物品，以及用自己的剩余产品交换更需要的产品，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不过这样的生活有一个重要特性，即需求是有限的。一旦衣食无忧，就不再需要积累更多的财富。高消费水平不再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获取财富的自然方式是有限度的。
商业之所以困扰亚里士多德，是因为它提供了积累无限财富的可能性。这一点雅典人心知肚明，因为城邦若能实现自给自足，固然十分理想，但雅典曾经发生几次危机，被迫从商人手中筹措资金。一般而言，商人不是公民，所以用这种方式筹措资金等于离开公民范畴。令人迷惑的是，即使再有意义的事，商人和投机家也都可以放下不做，但他们依然想方设法创造出如此之多的财富，在危急时刻足以拯救城邦。这是怎么实现的？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物品要么拿来用，要么拿来交换。其中，前者是适当的自然的过程，一如人们互相需要对方的物品，而进行交易一样。另一方面，仅仅以赚钱为目的的交易是非自然的，因为物品没有被用在适当的用途上。利用交易创造财富，说明财富是可以无限制地积累的，交易活动的非自然性就是这样暴露出来的。而亚里士多德相信，无限的财富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一个人可能坐拥金山，却苦于缺乏食品而活活挨饿。
适当地获取财富以及纯粹为了赚钱而交易都是有限度的观点，同亚里士多德的公正论十分吻合。财富的自然获取法的精髓在于，它使得人们在城邦里过上美好生活。它目的清晰，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追求财富。同样的，当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谈到公正问题的时候，其实说的是一种不公正，这种不公正“并非产生于任何类型的邪恶，诸如自我放纵、怯懦、胆小、愤怒、坏脾气、卑鄙，而仅仅来自以从收获中赢得愉悦为动机的活动”。通过这个区别，人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分离出了生活的一个方面—一个他正试图描绘为“经济的”那个方面，那就是赚钱。可意味深长的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把这个方面当作我们如今视为经济活动的那些活动的重要部分，因为生产和贸易的最重要的几个类型被他排除在外了。更意味深长的是，他并不认为市场和营利活动可以为管制社会提供某种机制。秩序的产生并非来自个体追逐各自目标的行为，而是通过有效的治理。
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从事传道授业。公元前342年，他被任命为亚历山大大帝的教师，公元前335年，他回到雅典，创立了吕克昂学府。最终摧毁了希腊各城邦的独立性的人正是亚历山大。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际，他把马其顿帝国扩张到希腊的各个角落，扩张到埃及，穿过印度洋直取大部分波斯帝国，希腊城邦因此被削弱了。虽然亚历山大的帝国较为短命，公元前323年他去世之后就分崩离析了，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将把希腊文化传播到整个古代世界。独立城邦的时代过去了，沿着先于它而存在的波斯帝国和埃及帝国的路线，这个帝国的治理方式依然在延续。希腊语成了官方语言，在各个城市里流传（乡村暂且不讲）。在埃及的亚历山大等城市，希腊的数学、科学、医学和哲学正欣欣向荣。希腊哲学家的著作虽然根植在希腊城邦，却赢得了广泛得多的读者。
重商主义
欧洲单一民族国家的兴起往往和“重商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个词语一直用来描述从中世纪末到启蒙运动时期（15～18世纪）这整个阶段的经济思想。但“重商主义”这个词连同它的同义词“重商制度”，是直到18世纪后半叶才开始使用的。它的发明人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领袖之一、演说家米拉波侯爵（Comte de Mirabeau，1749～1791年），把它推而广之的则是亚当·斯密，他在1776年的《国富论》中使用了这个词语。斯密把它当作标签，用来指称他所批判的一系列政策。接着，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采纳了这个词语，用来指代别的事物。正如许多专门术语以这种方式得到发展的时候经常发生的情况，斯密从总体上过于简化了前人的思想，而许多过于简化了的思想又被放到以后的文献当中。然而，尽管有些历史学家已经论证了最好不用这个词语，但它还是可以用来描述广泛意义上的一系列思想和政策。
重商主义政策包括利用国家力量建立工业，获得和增加出口盈余，积累贵重金属储备。这些贵重金属的储备可以随时转化为货币，人们相信它们对于一国的实力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可以带来经济优势（更多的货币供应可以刺激生产和就业），而供养军队也需要它们。
重商主义经济学不像古代和中世纪的经济学，它着眼于单一民族国家，认为这样的国家处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当中。但是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横跨了三四个世纪，这期间，发生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它覆盖了从欣欣向荣的英国、荷兰等经济体到东欧等落后得多的地区。欧洲内部也存在社会政治制度上的巨大差异。想知道这些为何重要，就得考虑一直被提议用来解释重商主义政策的一些目标，包括：（1）利用全国保护性的关税和国内自由贸易制度统一国家；（2）通过发展经济，为国家提供充足的收入；（3）通过鼓励贸易和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实现高就业；（4）利用贸易政策积累财富。问题是不同的目标适用于不同的国家和不同时期。利用海关政策实现统一的做法，对于英国已经不再有必要，但在德国直到19世纪晚期才得以实现。利用经济发展为国家提供收入，则是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大臣、海军国务大臣柯尔贝尔（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年）的政策特征，却不适用于其他国家的政策。难怪可以说：政策并不是政府努力实现更大目标的结果，必须根据社会对特定问题的反应来解释政策。
还有一个问题：“重商主义”既被用来表示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又表示用于分析这些政策的经济思想。既是指柯尔贝尔之类的政治家的行为和思想，又是指发展了经济运行原理的思想的那些人，即所谓的“重商主义”学者。和重商主义政策的制定者一样，重商主义学者总体上也对眼下发生的实际问题作出反应。他们的思想既受到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时代背景的深刻影响，也受到了他们解决问题的视角的影响。对重商主义文献作出贡献的既有研究经院派传统的学者（研究自然法的哲学家们），也有律师、政府官员或“行政顾问”、商人、投机家和冒险家。难怪不存在什么统一的重商主义信条。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本章以及之后各章将谨慎地使用“重商主义”这个词语。虽然我们探讨到的很多作者可以列为“重商主义者”，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最好还是关注他们作品的其他方面，不要以这种方式将他们归类。当然有时候，我们很难回避这个词语。
马基雅维里
16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最有名的政治思想家是《君主论》的作者尼科罗·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年）。虽然马基雅维里的方法和17世纪的作者有许多共通之处，可他的书既不是对新出现的单一民族国家问题的回应，也没有就宗教改革对中世纪主权概念的破坏作出回答。他写于宗教改革之前，只对某些意大利城邦面临的局势给予了回答。
他的书从很多方面与过去决裂，认为国家利益和宗教有明显区分，政治这门科学同道德不搭界。马基雅维里分析了统治者如何能够最有效地达到目的—一般而言就是提高国家实力。他曾为统治者制定了可以无情地使用权力的规则。尽管后来的评论家们经常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点上，但说不定他恰恰就是用这种方法，才得以分析更为重要的问题。他的方法包括观察和演绎。观察，即从以往的统治者所采取的政策的结果得出结论；演绎，即由人性的一般假设推而论之。他的建议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即人们会品行不端，自私自利，这并非因为他相信人类不讲道德规范，而是因为这才是最安全、最可靠的假设。人类可能品行端正或者无私，但如果统治者要依赖这一点，又未免太愚蠢。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出生于有势力的苏格兰家庭，曾受教于哈其生，一年后担任逻辑学教授，从1752年到1764年，在格拉斯哥当道德哲学教授。在此期间，他还讲过修辞学和纯文学、法学和道德哲学。他的经济学作品就脱胎于此，并构成了对社会科学的更广泛质询的一部分。这种质询不偏不倚地落入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传统中，关注的焦点对准了公民社会的历史和基础。使斯密在后来好几代人中维持了崇高名誉的这本书，不仅主导了19世纪的经济学研究，还使其他经济学家的作品莫能望其项背，它的名字叫作《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年首次出版。这一年美国发表了《独立宣言》。但斯密一生的荣誉并不是来自这本书，而是《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年到1790年间出版了六个版本。斯密把两本书都看成他对社会科学更博大质询的一部分。两者的关系在《道德情操论》第六版的开头做了描述：
现在这个作品的第一版中，我曾说，我应该在另一个论述中，努力给出有关法律、政府的一般原理的记录，以及它们在不同年代、不同社会阶段遭遇的不同革命，不仅要写有关公正的事，也要写和警察、收入、武力有关的事情，写与法律的目的有关的其他一切。在《国富论》中，我已经兑现了部分承诺，至少兑现了警察、收入、武力这部分，剩下的就是法学理论了。
可惜，他计划的最后一部分未曾完成。
《道德情操论》主要关注道德判断赖以成立的前提条件。他揭示了得体感、认可感的基础，揭示了如何判断优点和美德。同情这个概念，即从别人的立场出发看待事物，以及从旁观者的公正视角看待自身行为的能力，为他的方法提供了关键因素。这一点之所以能和社会科学联系起来，是因为斯密一边提出疑问，一边在解释人类之所以可能生活在社会中的原因。究竟人们是怎样约束自利的渴望，以避免互相伤害的？最简单的回答就是，人类同时也在渴望取悦他人，即得到他人嘉许。我们从旁观者的公正角度检讨和调整自身的行为。但是，这种动机还不够强烈。当我们思忖将要付诸的行动时，所谓的“冲动”即做事情的渴望，将使我们置理性判断于不顾。另一方面，等我们付诸行动之后，不把自己想得太坏的渴望又进一步导致了偏见。所以，不论前思还是后想都不能使我们对自身的行为产生不偏不倚的看法。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指引。道德准则提供了指导。这个道德准则，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对受赞同或不受赞同的行为类型作出的概括。但是，道德准则本身还不够，它还需要得到支持，有时候，就靠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和认可的实在法。
人类聚在一起，互相影响，唯有“从感激、友谊、尊重”中，互相给予他们所需要的支持，社会才会繁荣。但是斯密认为这些动机并不是必要的：
从社会的功效而言，社会可以存在于不同的人之间，就像存在于不同商人中间一样，而没有相互间的爱或情感。虽然无人应承担任何义务，也无人应对他人心存感激，社会依然依据共同的价值观而受到唯利是图的物品交易功能的支撑。
即使人们相互间不存在强烈情感，商业社会依旧可以繁荣。另一方面，需特别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说，行为不受限制的社会也能繁荣。
但是社会，无法存在于随时准备伤害和损害他人的人们中间……即使抢劫者和杀人犯中间存在任何社会，他们至少一定会……禁绝互相抢劫和杀人。因此，仁慈对社会存在的重要性不及公正。没有仁慈，社会还会存在，虽然不是最令人舒坦的状态，但普遍的不公正必将彻底摧毁这个社会。
这便是《国富论》的背景。斯密认为，即使在人人都追求各自利益的情况下，商业社会也会繁荣，他探究的正是其中的原因。但他又在假设一个公正的框架，若没有这个框架，社会将被摧毁。他所谈论的这种社会有别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在那个状态下，霍布斯假设人们受到道德的指引和公正法律制度的约束。斯密则在这个公正的框架内，揭示了自由制度的好处。
分工与市场
斯密比以前的学者更加明显地关注经济增长过程。构成《国富论》的五本“书”中，第一本探讨了“劳动力提高生产能力的原因”以及产品如何在社会不同阶级中间得到分配。第二本书思考了资本积累，第三本书讨论了斯密所称的“各国致富的不同进程”。接着，他转向政府政策，在第四本书中对“重商主义制度”和“农业（重农主义）制度”都做了批评。第五本书则探讨了政府收入和税收。总体而言，这个作品是理论、经济史和政策建议的大纲。经济学家们能用不同方法诠释它，原因之一便是它具有多样性和广泛性。
斯密声称，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原因是分工。介绍这个看法的时候，他用了“十分琐碎的制造业”—制针业—来说明问题。他指出，在没有受过相关培训，也没有相应机器的协助情况下（培训和机器都是分工的结果），1名工人1天造的针可能只有1枚，肯定不超过20枚。相反，在现代工业条件下，制针的任务被分成18种不同操作流程（拉线、擀直、切线、打磨、装头、白化、订纸，等等），10个人的小组每天可以造48000枚以上。斯密认为，最发达的国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分工。
斯密介绍分工的时候，虽然考虑的是分工在简单工厂中的应用，但其实他的例子对劳动力的社会分工同样重要。在社会上，不同的人执行不同任务，再通过交换各取所需。他认为，分工“虽是为了以物易物，但由人性中某种倾向缓慢而逐渐形成的结果，却是必要的结果”，从而提出主张，认为分工受到市场程度的限制。在小村庄里，人们不得不自己完成许多任务，而在城市，各种任务由专家完成。据斯密观察，乡村的木匠不光做木匠，还当细木工人，做家具，雕木头，做四轮马车，每个活计在更大的市场中都会是一个独立的行当。斯密发现，水运的发展对于更广泛市场的开放进程至关重要。
既然确定了经济增长与市场扩张之间的联系，斯密转而研究市场如何运行的问题。这个问题把他带入了价值和收入分配的领域。有三个概念对于他这些问题的分析特别重要。头一个是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之间的区别。在交换经济中，使用货币比以物易物更加方便，于是，价格用货币（即名义价格）来衡量。其实，“获取物品所费的气力和麻烦”才是商品的真实价格。它是劳动力的数量而不是货币的数量。不过，既然衡量劳动力存在各种问题，所以最好还是用其他商品来衡量。金银价值的多变性会导致各种商品的名义价格和真实价格不同。重要的是真实价格，这也正是他的价值理论努力解释的。
斯密的价值理论的第二个重要概念是，把商品价格拆分成各个组成部分：工资、利润和租金，也就是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报酬。这个概念是第三个关键概念，即市场价格与商品的自然价格之间的区别的基础。商品的市场价格是它拿到市场上的价格，取决于供给与需求。假如供给不足以满足当前价格上的需求，市场价格就会上涨；假如物品有剩余，市场价格就会下降。由于价格可以拆分成各个组成部分，于是，假如市场价格上升，价格的至少某一个组成部分也上升。因此，商品的自然价格被界定为其中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都实现了其自然价格时的价格。斯密认为，“它是把所有商品价格不断吸引过去的核心价格”。导致这种现象的机制就是竞争。例如，假如生产帽子的利润率高于其自然利润率，又假如资本家可以自由地将资本从一个行业转到另一个行业，他们就会转向制帽业。这将增加帽子的供给，把帽子的价格压低至自然价格。或者，假如矿工们赚的钱多于自然工资率，其他工人就会当矿工，把工资压下去。
这种机制为斯密的结论奠定了基础。他总结道，市场可以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一样运作，甚至在人们无意为他人服务的情况下，也能促使他们生产其他社会成员需要的物品。这就是自利能够制造有利于社会的成果，即使人们并不相亲相爱，商业社会也能繁荣的原因所在。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斯密所称的“自由”—个人转移资本的自由，劳动力随意改换工作的自由。正是出于对促进自由的关心，斯密谴责重商主义者限制了工业和贸易。这些限制措施有益于某些个人，却会损害竞争。
资本积累
《国富论》第一卷强调分工，强调劳动力与财富之间的联系，正好落入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传统。而在第二卷中，斯密强调资本的作用，这样一来，他更接近杜尔哥，而不是哈其生和休谟。斯密主张，分工的前提条件是他所称的“预蓄资财”的积累。这就包括工人需要用到的工具以及干活时需要的供应品。如要有增长，就得增加预蓄资财，如此，有必要有效地利用劳动力。这就引向了斯密的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区别。
这个区别的背后，存在一个基本思想，那就是生产性劳动“增加它所赋予的对象的价值”。它在“一个固定对象或者可销售的商品”中作自我“调整”，当劳动完成时，这个对象就存在了，接着被售卖出去，以便获得更多劳动力。而非生产性劳动并不增加任何物品的价值。制造者的劳动增加他所生产的物质的价值，到了年底，农民的劳动产生了有形成果，这都是生产性的。相反，仆人的劳动，甚至说统治者、法官或军队的劳动都是非生产性的。假如说所有劳动都必须靠年复一年地生产而得以维持，那么资本积累就决定于用于生产的那部分劳动。再考虑一些极端案例。如果整个劳动大军都被用于非生产，来年会一无所获。在另一个极端，如果劳动力都被用于生产，产量必定更高。
斯密发现了储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对资本积累的需要就是其中的原因。“资本增加，因为节俭；资本减少，因为奢侈和恣意妄为。”他坚信，不必用奢侈性支出来维持需求，因为花出去的储蓄额恰好和花在消费品上的支出相等。
每年存起来的和每年花出去的一样，被定期消费掉了，而且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只是它是被不同人群消费的。一个富人的收入中，每年花出去的部分，多数情况下是被游手好闲的客人和仆人们消费了，他们的消费没有任何回报。他每年存起来的那部分，被立即用作资本以便获得利润，这部分也以同样方式消费了，而且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只是被不同人群，被劳动者、制造商、手工业者消费了，然后，他们再生产出每年消费的价值，并加上一个利润……一样的是消费，不一样的是消费者。
换言之，对于斯密来说，储蓄意味着投资，否则储蓄者无法获得利润，而利润才是他们的目标。储蓄是在利用生产性劳动，而消费是利用非生产性劳动。
斯密与自由主义
斯密倡导他所谓的“天赋自由”制度，与之相比照的是他讨论的另外两个政治经济制度，一个是重商主义制度，一个是农业（重农主义）制度。这个制度的主要特征是，任何人都有自由将其资本投入与其他人的竞争中。他反对垄断，在他那个年代，垄断一般是政府赋予特权的结果：“垄断……是良好管理的大敌，除非是自由和普遍竞争，迫使每个人出于自我保护而采取对策，否则不可能普遍确立良好的管理。”自由竞争导致资源被转移到最需要的活动中。个人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促成某个结果，而这个结果并不出自他的本意”。尽管斯密很少利用“看不见的手”这句话，但人们仍然认为，它是对一个世纪前霍布斯开创的关于社会组织力量的争论的贡献。然而斯密并没有一心为自由主义辩护，因为他还看到了政府的重大作用。
之所以需要政府，主要原因其实还是《国富论》中认为司法制度是先决条件的那些论点。若没有司法，天赋自由制度无法产生功效。人类没有安全，会不断地互相侵害。用于法律制度和军队的支出或许被划分到非生产性一类，但对于制度的运转至关重要。因此，对于斯密而言，维持法律和秩序是统治者的首要责任。值得注意的是，这涉及了自由主义原则的一些重要例外。特别是斯密支持航海法（严格限制航运竞争），因为它有助于巩固皇家海军的力量。
然而，国防和司法还不是斯密发现的自由主义原则的唯一例外。统治者的第三大职责是：
建立和维护那些公共机构和工程，虽然最大限度地有利于一个伟大社会，却就其性质而言，其利润永远无法抵偿任何个人和少数人群的费用，因而，无法指望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群来建立和维护它们。
他的例子主要包括交通（桥梁、道路、运河）和基础教育。不过，虽然他举这些例子来支持政府的干预，却又想尽可能地利用税费。原因有二：他希望用户尽可能多地付费（例如道路），也想要给雇员（例如教师）一定刺激，让他们忠守岗位。因而，说过教育成本可“并无不公地”由公共基金出资之后，他随即宣称，最好是由受益于学校教育的那些人支付。他的观点是，在他那个时代，私立教育优于公共教育。他对大学的批评十分严厉，认为大学里的老师不精通教育，学生不善于学习。
但有一个领域，斯密没有看到政府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那就是维持就业水平。从17世纪早期的米塞尔登到仅早于斯密几年的斯图亚特等学者，都曾看到贸易波动产生的损害，也都曾努力设计政策，以便减轻它所导致的就业不足的程度。重商主义政策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可被看作通过增加货币循环来减少失业的尝试。17、18世纪，针对大家认为需求不足的那些时期，有无数学者为奢侈性消费提出辩护。另一方面，斯密带着储蓄构成支出的学说，否认这会成为其问题。假如有完全的自由，人们自会转而从事需要其服务的职业。所以货币经济学在斯密的体系中扮演了次要角色。这种货币经济学与价值、收入分配、增长问题的分离，与重商主义思想形成鲜明对照，它即将主导整个19世纪的经济思想。
经济学的数学化
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之间，经济学家至少在相互间开始利用数学推导论点和提出结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经济学渐渐变得数学化了。他们往往用几何学（教学时特别重要）和代数学（特别是用微分和矩阵）。30年代的时候，还只有少量用数学方法的文章发表在一流学术杂志上，但到了70年代，文章不用数学方法而能具有影响力，就是很不寻常的事了。各领域的变化速度各有不同，但整个学科，包括理论和应用两方面，都受到了影响。
经济学采用了两种数学方法。一种是作为理论研究的工具。代数、几何甚至数字举例，都能使经济学家推导出用别的办法推导不出的结论，而且这么做比纯粹的文字推理严格些。数学的应用由来已久。魁奈和李嘉图都曾深入地利用数字案例来推导理论，他们当时受到的批评，和今天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学所遭的批评何其相似。批评家认为，数学方法使他们的论点不为外人所理解。马克思也曾深入地用数字举过例。代数方法的应用可以至少追溯到19世纪初。回顾当时，这方面最重大的发展当属杜能（1826年）和库尔诺（1838年）采用的微分。此后，杰文斯、瓦尔拉斯以及世纪之交时以费雪为首的追随者们，应用数学，特别是应用微分和联立方程式，使数学方法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调研方式得以确立起来。
数学的第二种应用是当作实证研究的工具，根据观察结果加以概括（即归纳），用实际数据（一般指统计数据）检验理论。既然算术平均、比率也算在数学方法之列，所以数学的这种应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用这种方法的先决条件是能搞到统计数据。19世纪早期，一些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大量收集这方面的数据，从而使这种研究的范围急剧扩大。他们中间就有麦克库洛赫、图克，还有与图克合作出版了《价格史》（History of Prices，1838～1857年）的威廉·纽马齐（William Newmarch，1820～1882年）。19世纪晚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1822～1911年）、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1857～1936年）、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斯（Francis Ysidro Edgeworth，1845～1926年）开发了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等更加正规的统计手段。杰文斯曾经设想，说不定有一天可以利用统计数据来计算需求曲线。20世纪初，欧美的一些经济学家也曾试图这么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段时期，经济学家开始提出，如何在不同曲线中间做出选择，使之可能和统计数据一致。
演绎也好，归纳也好，经济学论据应用数学的历史都很长，但20世纪30年代以后经济的数学化说明这门学科出现了新的大转折。原因在于，数学化使人们表达经济学的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学渐渐地不再围绕真实生活中的问题而构建理论框架，而是围绕着一系列分析方法，其中包括理论方法和实证方法。理论方法不仅包括了“有约束的最优”或矩阵代数等数学方法在内，还吸收了一些假设，比如用“1”代表个人或组织的行为，以便采用标准的方法加以分析。实证的方法和理论方法相似，也涉及一些假设，比如“1”是如何把理论概念和实证数据、统计方法联系起来的。
这样的发展对经济学学科的结构造成了深刻影响。渐渐地，人们把经济学看作以一个理论（既有经济理论，也有经济计量学方法）为核心，四周围绕着该理论所适用的各领域的一门学科。理论从应用学科中分离出来，同时，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逐渐分离。由于非常容易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之间转换数学技能，同一个人往往同时从事这两种研究，但它们分属不同的事业。这样的变化还使经济研究和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之间的联系发生了松动，而两者的联系在以往是非常密切的。大部分研究即使无益于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也还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莱昂内尔·罗宾斯在1933年出版的《经济理论的性质和意义》（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Theory）中，为这样的研究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书中论证，经济学不是根据研究主题来区分的—它不是讲商品买卖，或是讲失业和经济周期的事情。经济学研究的是某方面的行为。它讲的是稀缺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问题。从本质上看，它讲的是选择。因而选择理论才是核心，需要应用到各种问题上。经济学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可以应用到各类问题上，这个论点在保罗·萨缪尔森影响深远的《经济分析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1947年）中也得到了巩固。不过，萨缪尔森关心的方面和罗宾斯不一样。他没有把收集数据和数据分析贬为低级活动。萨缪尔森先是提出有约束的最优理论，然后应用到消费者和企业的问题上。他通过这些分析，强调数学结构对看似不同的经济问题其实是普遍适用的。
罗宾斯也赞同，即使人们了解的经济学知识不比知道“资源稀缺”这个事实多多少，也可以推导出大部分经济学理论来。这就是说，这门理论可以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实证研究。此外，经济学家多年来发现，一大批研究工作都是在分析非常普遍的理论模型的性质，而详尽的实证分析工作往往被看作多余。经济学家被划分为理论家、经济计量学家或应用经济学家（这些人往往就是经济计量学家）成了愈加寻常的事情，理论家可以忽略实证工作，因为检验理论是经济计量学家的任务。当经济学家写下包含了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内容的文章时，越来越通行的做法是：把文章分成不同部分，一部分讲理论，一部分讲实证。
国民收入核算法的革命
构筑国民收入统计体系
经济学学科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另一个重大变化也出现了。这就是大规模地、系统地收集经济统计数据和国民计算。迟至20世纪20年代，还没有哪个国家存在全面的国民收入账。配第、金在这方面率先做了尝试。他们对国民收入做了具有启发性的猜测，也提供了详细的证据，但没有一个系统的概念性框架作基础。甚至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英、美等几个国家出现了粗略的国民收入账，但数据的差距非常大，不可能进行详细计算。在美国，最全面的一次尝试是威利福德·金（Willford I. King，1880～1962年）的《美国人民的财富和收入》（The Wealth and Income of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1915年）。金是欧文·费雪的门生。他指出，美国的国民收入在60年内翻了两番，工资、薪水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从36%上升到了47%。他的结论是，现行的经济制度正在良性运转，并没像社会主义者宣称的那样行将就木。在英国，鲍利（A.L. Bowley，1869～1957年）以税收、人口普查数据，1907年生产普查数据以及工资、就业方面的信息为基础，做了估算。但这项工作和别处正在进行的工作一样，范围十分有限。20世纪50年代，总算有全美的政府机构参与统计，在全国范围内加以协调的国民收入统计数据问世了。截至1950年，近100个国家有了国民收入估算数字。
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整个欧洲构筑了国民收入统计体系。二战后重建过程中千头万绪的问题，国家间经济实力对比的巨大变化，30年代的大萧条，为了下一次战争而转移资源的需要，无不刺激人们对国民收入核算产生了兴趣。30年代期间，德国每年对国民收入进行一次估算，延期仅一年。20年代的大多数时候以及30年代早期，苏联都要制作投入—产出表，显示经济体的每个部门从别的部门购买的物品量。意大利和德国曾经制定出国民收入核算的概念性基础，在当时属世界领先。截至1939年，有十个国家由官方提供国民收入估算数字。可是因为战争，这些国家中，长期以来最有影响的还属英美两国。德国从来没有把国民收入用于战时规划，也不再做这方面的统计。
国民收入核算的三股力量
在美国，早期从事国民收入核算的有三股力量。第一股力量和米契尔1920年建立的全国经济研究局有关系。它的第一个项目就是研究国民收入的变量以及收入的分配问题。1921年发表的报告提供了从1909年到1919年的年国民收入数字。20世纪20年代，这项工作仍在继续，1926年，又补充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提供的数字。但是，联邦贸易委员会没能持之以恒。随着大萧条的到来，联邦政府也卷入了这项工作。1932年6月，威斯康星州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La Follette）提出了一项议案，决定由对内对外商务局（Bureau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Commerce，简称BFDC）承担1929年、1930年、1931年的国民收入核算任务。
对内对外商务局一无所获。六个月之后的1933年1月，这项工作移交给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01～1985年）。库兹涅茨自1929年以来一直在全国经济研究局从事国民收入核算的工作。在那里，他曾制订国民收入核算的计划，后来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1933年）中广为人知的一篇文章上做了总结。他和他的团队在一年的时间内就计算出了1929年到1932年的国民收入。由于认识到统计最新数字的重要性，他们除了统计拉福莱特议案所要求的年份以外，还统计了1932年的数字。库兹涅茨回到全国经济研究局以后，开始研究储蓄和资本积累问题，以后又研究长期增长问题。在罗伯特·内森（Robert Nathan，1908～ ）的领导下，对内对外商务局对国民收入的研究成了永久性任务，负责对原始数字进行修订和延展，制定新的数字（例如1938年开始按月提供国民收入数字）。
这时候，国民收入的定义备受争议。库兹涅茨和他的团队发表了两种数字：“制造出的国民收入”，表示整个经济的净产品；“得到的国民收入”，包括了生产净产品的人的所得。为了在可信的数据基础上进行核算，他们排除了很多当时受争议的项目。这样，国民收入核算只包括市场经济（买入和卖出的物品）以及按市场价格估算价值的物品。库兹涅茨框架的基本特征是介于消费者支出和资本形成之间。
与此同时，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克拉克·沃伯顿（Clark Warburton，1896～1979年）提出了国民生产总值核算法。他第一次使用这个名词是在1934年。这个定义是把出现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移交给消费者和企业的最终产品进行加总。它比库兹涅茨计算的国民收入大得多，因为它还包括了用来替换已磨损的资本品的那些资本品，政府为消费者提供的服务，以及政府购买的资本品。沃伯顿认为，国民生产总值（GNP）减去折旧，才是衡量可以消耗的资源的正确方法。他第一次提供了证据，证明资本品支出的规律比消费品支出规律更不容易发现。经济学家早就明白这一点，但以前只拿出过间接的证据。
美国人在国民收入研究方面的第三股力量是劳克林·柯里。1934～1935年间，他开始计算“启动油泵赤字”。这个概念的基础是，为了让私人部门产生足够的商品需求，以治愈失业病症，政府必须通过提高自身的支出水平来“启动油泵”。柯里和同事们的注意力放在每个部门对国民购买力的贡献，也就是每个部门的收入和开支差异上。政府需要作出正数的贡献，才能抵消其他部门的储蓄负数。
国民收入核算的演变
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隙，国民收入统计工作是由一小群没有政府援助的学者完成的。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1905～1989年）。1932年，克拉克采用了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概念，并估算了总需求的主要组成部分（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自从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以后，这项工作日显重要。《通论》一经出版，克拉克就计算出了乘数的量。他的主要作品是《国民收入和支出》（National Income and Outlay，1937年）。他的一位追随者曾写道，这本书“恢复了政治算术家（配第、戴夫南特）的洞察力……把收入、产出、消费者支出、政府收入和支出、资本形成、储蓄、外贸、国际收支等方面的数字汇总到一起。虽然他没有把数字放在一个核算的框架内，但很明显，这些数字来得非常和谐”。
克拉克的研究没有得到政府支持。就连他1930年被任命进入经济顾问委员会秘书处时，财政部还拒绝为他多买一部机器。对于政府来说，收入分配问题太过敏感了，它不敢公开这些数字。工业家们不想让这些数字曝光利润。1929年，英国政府确曾核算过国民收入，但因为得出的工资数少于当时已有的数字，政府只好否认此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正式有官方参与国民收入核算。凯恩斯在《怎样为战争付款》（How to Pay for the War，1940年）中，曾引用克拉克的数字。
1940年夏，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1913～1991年）和战时内阁中央经济信息处的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1907～1994年）联合起来，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他们受到了凯恩斯的鼓励和支持，制定了1938年和1940年的国民经济核算数字，随1941年的预算报告发表在白皮书上。关于他们的合作还有个故事，说明他们当时多么捉襟见肘。一开始，身为上级的米德读数字，由斯通敲进他们机械式的计算器里，但很快两人就发现，如果把角色倒过来会更有效率。财政大臣说他们发表的数字是空前的，从此每年发表一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民收入核算转变成了由一批相关账目组成的国民收支账。美国在战争中的地位，连同库兹涅茨、内森在战时生产委员会的工作一道，确保美国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保持了领先地位。然而，这个体系最终很大程度上由于英国人的功劳而发生了转变。1940年，希克斯引入了一个公式：GNP=C+I+G（收入等于消费加上投资加上政府在物品和服务上的支出）。这个公式逐渐变成国民收入核算的基本公式。他还区分了市场价格和要素成本，认为要素成本等于市场价格减去间接税。或许更重要的是，米德和斯通为整个经济做了一个复式簿记账，从而为国民收支账提供了更坚实的概念基础。他们的复式簿记账上，一列是要素支出（国民收入），另一列是开支（国民支出）。和所有的复式簿记账一样，只要计算正确，两列就能平衡。
自从1941年以后，美国不再采用库兹涅茨和内森的国民收入核算法，转而按凯恩斯的方式，采用米德—斯通的框架。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1909～1979年）负责此事。他以前是库兹涅茨的学生，1941年至1951年任美国商务部国民收入局局长。这个转变有一个原因。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得到了广泛传播，为这种新的核算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库兹涅茨的核算法是纯粹从实证观察得出来的，没有什么经济理论支撑它。这种变化之所以看起来受到推崇，还有一些原因。打仗的时候，人们关心的是短期内如何获得资源，没有必要保留资本，这就是说GNP是衡量产出的手段。此外，对包括政府支出在内的收入进行衡量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点，采用米德—斯通的体系提供的框架，可以开发出范围更广的账目。战后的1947年，斯通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出台了一份报告，其中提供了一个框架，使好几国政府开始编纂有可能对国与国之间进行比较的国民收支账。此后，斯通还参与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和联合国的组建工作，1953年，联合国出台了关于国民收支账的标准体系。
博弈论
经济学家们远离了一般均衡理论，继续寻找经济学赖以成立的统一框架，终于在博弈论里找到了。现代博弈论已有较长的历史，但主要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冯·诺依曼的研究上。当时他发展了一套理论来解释客厅游戏。其中最简单的游戏有两个选手参加，他们不能互相合作，每个人都有两个对策可供选择。这时，有四个可能的结果。冯·诺依曼能证明总是存在一个均衡，使双方的选手都不愿意改变对策。但为了确保这个均衡，必须假设选手可以随机选择对策（比如用投掷硬币的办法决定用哪一种对策）。于是，社交关系和物理学中的概率理论有了相似点。这个工作是试图说明，数学既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界的问题，也可以解释社交问题。
从1940年到1943年，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合著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The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1944年）。摩根斯特恩是经济学家，从1931年起，继哈耶克之后担任维也纳的经济周期研究所所长职务。1938年来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在研究预测和不确定性的过程中，他提出了福尔摩斯—莫里亚蒂44问题。小说里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和莫里亚蒂教授总是在互相猜测。如果福尔摩斯相信莫里亚蒂会跟踪他到多佛，他就在阿什福德下火车，甩掉莫里亚蒂。可是莫里亚蒂也算到福尔摩斯会这么做，于是他也在那里下车，这时，福尔摩斯会前往多佛，而莫里亚蒂知道这一点……如此下去，了无终局。冯·诺依曼分析的是两个人采用两种对策的博弈问题，只是他用了另一种语言阐述。
摩根斯特恩在维也纳结识了小卡尔·门格尔，慢慢地，他同意经济问题必须用公式求证才能得到精确的解。他和很多奥地利经济学家不一样，他相信，数学可以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一席（他曾受教于瓦尔德），他一直在关注数学可以从中起作用的观点。但他又和冯·诺依曼有所不同，他批评一般均衡理论，不相信这个理论可以为这门学科提供一个恰如其分的框架。博弈论提供了另一个框架。他一边和冯·诺依曼合作，他一边总是向冯·诺依曼提出尖锐的问题，就均衡问题和个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从而给冯·诺依曼施加压力，使他发展自己的观点，最终促成了这本书的出版。摩根斯特恩和冯·诺依曼发展其理论的时候，他们面临的知识环境和一般均衡理论发展过程背后的环境一样，都是崇尚公式的数学家们。事实上，两种理论采用了一些相同的关键性数学定理。
《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是一部开拓性著作。它分析了博弈过程，一种是游戏方可以相互合作，形成联盟；一种是游戏方不合作。它提出了一种可能衡量效用的方法。最有意义的是，它提出了均衡的一般概念，这个概念不依赖市场、竞争，也不依赖对游戏方可以采取的对策所作的任何特殊假设。这个均衡概念的基础是优势概念。某个结果（用x指代）和另一个结果（用y代表）相比，“如果有一群参与者，每个人都更喜欢x形势下的个人处境，而且都确信他们可以组成一个团体”，那么x比y有优势。均衡或者博弈的结果，就是由最有优势的一组结果组成的。换言之，它的结果能保证参与者相信他们不可能更喜欢别的什么结果。既然优势这个概念可以用很多方法加以解释，也就提供了非常一般化的均衡概念。
《博弈论与经济行为》赢得了喝彩，但只限于一小群精通数学的经济学家。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迟至1950年，还有很多经济学家对把数学应用到经济学上怀有抵触情绪。另一个原因是，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对现行的经济学著作嗤之以鼻。（摩根斯特恩曾发表对《价值与资本》进行猛烈攻击的文章，冯·诺依曼私下里十分鄙夷萨缪尔森的数学水平。）结果，多年来一直是数学家，特别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家，与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家以及美国海军研究处都在采用博弈论，经济学家反倒没有注意到它。接受过数学教育的经济学家主要出自考尔斯委员会，其中有几位写过有关这本书的大量评论，但就连他们也没有接受博弈论。
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家中，有一位接受了博弈论，他就是约翰·纳什（John Nash，1928年～ ）。他的一系列论文和1950年到1951年的博士论文，对博弈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从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的理论出发，也区分了合作性博弈和非合作性博弈。前者是说，选手可以相互交流，结成同盟，协调行动，后者就不可能进行这样的协调。他证明了任意数量的选手参加非合作性博弈，都存在均衡（冯·诺依曼则证明这个均衡只对两个选手的博弈有效）。在此过程中，他形成了一个概念，这就是后来世人所称的纳什均衡：其他选手选择的对策已定时，每个选手都满意自己的对策。他还形成了解决合作性博弈的思想观念（即纳什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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