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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文明


轻文明

作  者:[法] 吉勒·利波维茨基 著

译  者:郁梦非

出 版 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7年03月

定  价:39.00

I S B N :9787508671703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社会科学  >  社会学    

标  签: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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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在超现代时代中,随处可见对“轻”的崇拜。消费主义之轻并不可耻,但当它变成占绝对优势的、无处不在的生活法则,它便是人类的浅薄。

  法国哲学家吉勒?利波维茨基,从生活消费、瘦身健康、材料科技、艺术、时尚、建筑设计、家庭与性、政治与思想这八个角度分析当代世界中体现出来的轻,帮助我们清醒地认识尚处于萌芽阶段的轻文明。

  轻文明并不代表轻松的生活;社会和政治规约都日渐宽松,可心灵本身却更加沉重;一切都更轻盈、更灵活,生活却表现出迷茫、不安全感和高度的脆弱。

  真正的轻呼唤勤奋、守纪和承受痛苦的勇气:它在于用严格的要求来自我约束,“带着镣铐起舞”。正是在对抗现代世界的躁动与狂热中我们才能真正变“轻”。


TOP作者简介

  吉尔·利波维茨,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1944年生于巴黎,毕业于巴黎索邦大学,现在格勒诺布尔担任哲学教授,法国教育部计划委员会成员。

  著作有《空虚时代,论当代个人主义》(1983)、《蜉蝣帝国,现代社会中的时尚及其命运》(1987)、《义务的衰微,新民主时期的无痛伦理学》、《第三种女人,女性的永恒性与革命性》等。


TOP目录

引言

 世界之轻与文化之轻

 “轻”的乌托邦

 轻文明及其局限

 轻的范型

 再谈轻的问题

第一章 轻生活:舒适、节约与消费

 古代之轻,现代之轻

 诱惑资本主义:一种轻经济

 消费者的波动性、流动性和浮浅性

 作为负担的消费

 对轻的新追求

 不能承受的消费之轻

第二章 新身体

 没有病痛的身体

 放松与和谐

 伊卡洛斯的滑翔或复仇

 从苗条到纤瘦

 对瘦的痴迷

 瘦与自身权力

 瘦的独裁走到了尽头

 新的精神沉重

第三章 微小,纳米,无形

 物质世界的轻

 变轻,变小,去物质化

 数字革命和游牧式流动

 数字云与大数据

 轻技术之重

第四章 时尚与女性

 从贵族之轻到现代之轻

 轻,女性气质,男性气质

 轻与外表焦虑

第五章 从艺术中的轻到艺术之轻

 优美与沉重

 喜悦与无忧无虑

 光、运动和趣味

 艺术走向时尚

 艺术的轻阶段

 “有趣”的艺术

第六章 建筑和设计:新的轻审美

 建筑和现代理性主义

 从房屋到家具

 柔韧性和流动性

 极简主义、景观与复杂性

 表达与装饰

 透明、光线和去物质化

 有责任感的轻

 走向一种感性的建筑

 炼金术般的建筑学

第七章 我们酷吗

 第三种伴侣关系

 酷家长与脆弱子女

 性爱娱乐主义

 生活之轻的倒退

第八章 自由、平等、轻

 轻的公民身份

 平等的破灭

 思想有多重

 欲望,自由和独特

 反“轻”的轻

TOP书摘

第一章 轻生活:舒适、节约与消费

  我们可以通过合理化、功能分化、个人化、世俗化以及世界的商品化等框架性的逻辑概念来定义现代性。然而,我们还有望借助一种细腻的、启发性或象征性的模式,通过一条更具隐喻性的途径来解释这个问题。在这个视角下,“轻生活”比任何其他概念都更能说明现代社群的活力之本,这也正是所谓的“轻对重的战争”。

  这一进程的哲学冒险开始于17、18世纪,它源于人们在科学、道德和政治方面对理性的信仰。至高的希望不仅寄托于革命行动,也寄托于各种科技进步,人们相信这些进步能够创造更好的生活,松开需求的束缚,消除贫穷与苦难的重负。这并非虚梦。18世纪末,饱受饥荒与鼠疫摧残的时代结束了。渐渐地,严重的饥荒消失了,健康得到了改善,平均工作时长缩短了。通过不再那么令人痛苦的物质条件,种种现象都在表明,生活之轻的现代冒险开始了。

  轻与重的对抗始于启蒙时代,到了20世纪中叶,随着消费经济的腾飞,这种对抗跨越了一个关键的阶段。在发达的经济环境中,物质财富激增,它们被用于方便日常生活(家居卫生与舒适、家用电器、汽车),也用于通讯与传播(电视、电话、电脑、互联网)、打扮(成衣、美妆产品、饰品)、娱乐(电视、高清频道、音乐、电影、游戏、旅游)。如果说消费世界和生活的减负运动息息相关,那是因为消费世界一刻不停地提供更多的舒适服务,完善那些便民的、愉快的物质福利。

  在消费纪元,日常生活被打上享乐主义之轻的烙印。随处可见大量有关逃离的形象和对愉悦的承诺。城市的墙壁上张贴着各种符号,代表完美的幸福和自由的色情。关于旅游和假期的图像散发出极乐天堂的气息。广告、激增的消遣项目、动画、游戏和时尚,我们整个日常世界都激荡着对娱乐的颂歌,对肉体和感官欢愉的颂歌,对生活之轻的颂歌。通过传播表现消费之乐、趣味至上和色情的图像,消费主义文明展示了它的目标:解放愉悦的原则,让人类脱离自古以来的贫乏、受迫、禁欲的状况。此时此地,带着对舒适、娱乐、幸福的尊崇,一种轻松、享乐、充满趣味的生活理念胜利了。

  与此同时,经济自身在被两个因素重组,一个是轻的原则,另一个是以诱惑、轻浮、样式的不断更新为根本运转方式的消费资本主义。有很多逻辑线索都表明,一种决定生产和需求秩序的时尚系统来临了。在这种情况下,物品不再仅仅体现为其真实的使用价值,它们取得了一层趣味的内涵,或者一种转而向“轻”靠拢的趋势:任何物品都最大限度地成了承载无聊和趣味诱惑的小玩意儿(gadget)。不再有生产机器的沉重,有的是一种包裹在消费品上的跨美学的轻。同时具备了功能性、审美性和新奇感的消费品不仅在外形上越来越轻巧,还处于一种浮浅的象征性的维度之中:它的推出既是由于其“客观”的功能,也是为了愉悦、逃避和消遣。轻成了消费经济世界的标志或主调。

  消费资本主义和当前的超消费资本主义标志着在轻的社会历程和文化历程中的一种变化。以前,轻指涉某些现象,这些现象在时间、空间的局限下,被传统或世俗生活的规约(外表、时尚、交谈)所操控。如今情况不再如此了。进入全面消费主义时代,在商品规则的刺激下,轻成为普遍的规范、共同且不变的理念、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通过消费主义,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轻获得了合法性和普及性,并作为日常价值和生活方式向所有人提倡。

  过去,轻涉及的是一些在社会生活中居于次要和外围的领域。在这个层面上,改变是根本的:轻被经济系统自身制造出来并加以强调,被大众传媒广泛传播,它于是成为一种普遍氛围,同时,作为一种核心动力入驻生产和商品领域。此时,轻不再与严肃对立,我们现实中最物质、最要害的部分都离不开轻浮:这不仅仅是指像幽默那样用轻松的态度谈论严肃的事,也意味着以各种各样的轻创造出一个商品世界。

  改变也涉及技术经济层面。直到20世纪中期,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产业是煤铁业、水力发电业、化工业、机床制造业。经济的增长由采矿业和各种大型集体设施来带动;这些是集中型的重生产,是社会传播度非常有限的耐用消费品。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这些产业开始快速发展,然而仅仅到了“二战”结束,轻经济就随着大众消费资本主义的到来取得了优势地位。

  在这种新型经济里,发展的动力在于生产各种服务和耐用消费品。消费社会是一个轻型的服务和商品优先于重型的生产和设施的社会。目前,法国和美国的家庭消费分别占据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60%和70%,意味着家庭消费已经成为我们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这种新型经济系统不仅大量生产用于家庭消费的物质商品,还生产各种服务,服务在这个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现在,服务经济与“信息社会”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我们有时所说的“非物质资本主义”,它是这样一种经济:它的价值创造主要依赖于非物质资源(创新、品牌、知识、组织等),它的产品有一大部分本身就是非物质的。从物质商品到服务,是“轻”的规则在定义我们的经济。

  古代之轻,现代之轻

  如果说轻对重的反抗是现代的基础要素,这也并不表示古代社会忽视了减轻或暂时缓解生活压力的心理诉求。大量的人种学和历史学资料表明,人类社会总是具有某些习俗、机构、信仰,能够纾解各种各样的痛苦,把生活的不幸放在一边,让人忘记那些“严肃”之事带来的沉重。不应该再把“轻”当成一种“不光彩的”、次要的体验:在人类学层面上,它首先就是人类特有的心理需求,它是一种基本需要,促使人类去寻求放松、有趣、减压的体验,将这些体验作为感受某种良好状态的方法。这是一种被普遍渴望的“轻”的状态,往往昙花一现,根据社会的不同,达到状态的方式也大不相同。

  从古至今,游戏、节庆、笑话、表演、喜剧、滑稽戏、酒会在社会的进程中留下了无数个充满欢声笑语的轻松时刻,它们帮助人类逃避社会压力、摆脱严肃带来的束缚以及各种折磨人心的恐惧。包括娱乐之轻(游戏、嘲讽、笑话、闹剧、滑稽、戏谑、幽默)、美学之轻(喜剧、舞蹈、音乐以及其他艺术)和迷醉之轻(毒品、酒精),人类的才智从未停止创造那些减压的、放松的、有趣的或升华的呼吸装置,用它们来玩乐,来逃避不幸和挫折,减轻不安,遗忘痛苦。15世纪就有一位欢笑的辩护者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缝的酒桶,如果在连续不断的发酵中存在虔诚和对神的恐惧,那么智慧之酒会使酒桶炸开。必须往里面加些空气,这才不会坏掉。”从人类学层面来说,“轻”表现为人类的一种普遍需求,一种对人类生活状态的内在要求。

  还有一些活动和习俗,从萨满教到哲学,也与减轻人类的痛苦有关。在古希腊,各种哲学流派主张将人类从生存的忧虑、对死亡的恐惧、对众神的畏惧中解放出来。它们化身成为治疗人类焦虑与苦难的方法;它们都是通过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改变我们对事物的价值判断,来治愈我们的灵魂。要让人在痛苦中得到宽慰,这痛苦来自社会习俗(犬儒主义者)、虚浮的欲望和恐惧(享乐主义者)、错误的观点(怀疑论者)、对欢愉与私利的追求(斯多葛主义者)。哲学,抑或抵达灵魂之安宁的道路,对于享乐主义者来说,那便是获得纯粹的生之欢愉,像神明们一样生活在无负担的悠闲之中,内心平和、从容,充满单纯的喜悦。

  这样,灵魂的锻炼以及源自其他古老哲学的苦修便可以参照一些东方的手段,比如瑜伽,它作为精神与肉体的双重修行,旨在获得圆满、平衡、从容。西方(哲学)同东方(佛学)一样,精神的追求是为了减轻个人生活里共同的苦痛,卸下人类生存的负荷,为快乐而惊叹,即“搁置负担”。

  如果说宗教衍生出了人们对众神之怒和地狱中永恒折磨的恐惧,那么宗教同时也是“神职性的药物”(尼采)、“人民的鸦片”(马克思)、镇痛药、逃避与获得安慰的方法(弗洛伊德)。尼采认为,宗教为它自身创造和维护的痛苦带来抚慰和补救。各式各样的社会里都存在许许多多设施和习俗,旨在减轻痛苦,安抚那些处于不幸的人。而且,在所有社会中,都存在着莫斯所说的“身体手段”,存在着各种为生活减负的方法。

  有一个人类学的常量,不应被现代性产生的变化所掩盖。在过去的社会里,减负工具从未彻底带来一个世外桃源:在一座“泪之谷”里,它们带来的是部分的、暂时的轻松,本质上是精神的,基本进程似乎取决于人的行动,但其实都依赖于神的意志。由于人类没有能力自我拯救,也不能通过自己的方式进步,那些使人宽慰的东西便无法在持续改善人世的总体方案里获得支持。唯有上帝能擦干人们的眼泪,唯有信仰能帮助人们承受生活遭遇的试炼。受到提倡的是顺从,是对折磨和不幸的卑躬屈膝,是能净化信仰的逆境,是为天国的幸福生活所铺垫的痛苦。在传统的基督教教义中,唯一有价值的目标就是净化灵魂和内心,摆脱原罪的重量(通过祈祷、苦行、忏悔、上帝之爱),在信仰和善行中获得永福。既然减少痛苦似乎是一个无法达成的目标,我们就该把全部的心力投向高处的事物和基督教的美德,而不是关注如何使世俗生活更加便利。

  现代的文明正是建立在与此相悖的观念之上。现代已经与悲观的宿命观点、过去“压迫式”的权力展开了战斗,力图在世间实现自由和幸福,也就是说,让尽可能多的人过上越来越舒适的生活。在现代,消除社会不幸的理想、消除所有难以忍受的痛苦的愿望取代了原本对天国的期待或是基督教世界里的救赎观念。将人类从过去的负担中解放出来,永久地减轻他们的痛苦及其他物质负担:现代世界的建立主要围绕着进步的理念和对普世幸福的承诺,它不是别的,它就是为生活减负的普罗米修斯计划。

  在现代,这个计划已成为全世界的选择,它是一个核心的计划,一个指导方案,由一种全面进步的观念指挥,影响着行为、政治、技术、科学。轻对重的战争被视为一种结构导向,一种核心的组织标准,一种意义的辐射源,它重新定义了天与地的联系,引导社会工作自身去寻求持续的进步。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并且采用一种悬垂的历史方法,我们就能发现,轻对重的这场现代战争可划分为三大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从18世纪到20世纪中期,由技术政治的意志主导,意在减轻基本物质需求的束缚;为生活减负的进程已经开始,但仍受到社会的局限。第二阶段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标志为物质福利的社会传播、大众消费主义,以及对社会教条的抗争、针对集体框架的束缚的个人解放。现在,我们正处于高科技电子数码革命引领下的第三阶段,它在创造一种摆脱了时空重负的机动的轻。在每一个阶段,时代的调性会带来不同以往的策略,并与过去的策略相互交叉,继续推进为生活减负的古老事业。

  诱惑资本主义:一种轻经济

  随着消费经济的飞速发展,之前在历史长河中还未实现的对于减轻痛苦的期许,今天已经变成“实现了的乌托邦”、富足的“物质化乌托邦”。不再是一个寄希望于明天的理想或计划,而是大量的、能够在此时此地就减少人类生活之苦的技术和商品。在两个多世纪的进步主义预言之后,商品经济确保了在必需品的负担面前,物质主义之轻的胜利。

  在大众消费辉煌的时代,全体人口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据富拉斯蒂耶说,法国在1946年至1975年间的变化比1700年至1946年更大,其间,国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两倍,最低工资提高了三倍。生活条件的显著提高令人惊叹:脏乱的居住区减少了,居住环境得到了总体改善,家家户户的供暖完成了电气化、机械化改造,现代的基础便民设施得到了普及。到70年代末,超过3/4的工人家庭拥有汽车、电视机、冰箱、洗衣机。

  正是从那时起,“轻”的原则开始在细节和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现代物件能简化日常的各种任务,节省时间,带来卫生与舒适,将妇女从古老的家务苦役中“解放”出来。各种“黑色产品”,即所有的视听设备,使得娱乐世界通过电视和音乐卡走进入了千家万户。家务的机械化促进了大众旅游,因为它令更多的人走出日常生活,走向大千世界,去海边或山里度假,去旅行,溜到离家很远的地方闲度周末。关于舒适、假期、娱乐的轻松神话进驻到大众的日常与憧憬之中。

  消费主义之轻的社会普及

  通过在大众范围内传播消费品,资本主义推广了一种新的生活理念、一系列新的规则,它们是轻对重的观念性胜利。借助消费资本主义,轻的胜利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上,也同样体现在文化、理念、价值观等方面。新的文化类型在打造日常文化的过程中建立起一种经济,这种新的文化类型就是本质上为“轻”的文化,它聚焦于享乐主义和趣味性的领域。通过物品、广告、娱乐、媒体、时尚,消费资本主义向大街小巷的每一个拐角颂扬享乐,鼓励人们活在当下,尝试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它为一定程度的无忧无虑辩护。大写的意识形态让位于一种及时享乐的伦理观,一种以享受身体、时尚、假期、新鲜商品为主的嬉戏、享乐的文化。一种有关轻便生活的理念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趣味道德观”使宏大的集体目标、奉献、清教徒般的苦修失去了以往的重要性。人们已经有权利以轻松的方式生活,放下等待,享受此时此刻。

  如果说,自18世纪以来,文学共和国反抗宗教伦理,成功地恢复了幸福生活和愉悦感的地位,那么,两个世纪之后,是经济秩序令它们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大众伦理:对愉悦之轻的颂扬不再依赖于哲学的书写,而是通过消费经济的物质设施和思想机制来完成。这便终结了传统上对愉悦之轻的鄙夷:愉悦之轻不再是一种道德错误或可耻的缺点,它被视为一种符合人类欲望之“真相”的生活理想。不愉悦的生活不再是真实的生活;不带有消费主义之轻的生活无异于枯燥、无望的生活。

  由消费资本主义传播的是一种以趣味和娱乐为特点的享乐主义文化,一切都在引人走向愉悦,一切都在煽动人逃入某种清醒的梦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消费品被包裹上趣味和青春的光环:点唱机、电动弹球、矮座摩托、半导体收音机、密纹唱片、流行家具、牛仔裤、迷你裙,如此多的产品,关系到年轻、情欲、娱乐,揭示出消费领域的娱乐性减负的进程。五花八门的电影、电视剧、娱乐活动、电视节目和音乐创造了一个持续中的娱乐世界。从广告到新闻,从漫画到各式节目,从小工具到设计,几乎无处不体现着一种有趣、幽默的修辞,它利用长期的娱乐气氛否定了沉重与严肃的意义。

  诱惑资本主义组织的是一个由各种娱乐符号和对悲剧的否定所支配的世界。不再需要教化灵魂、反复灌输高等价值观,不再需要培养模范公民:只需要为了大卖而去娱乐。一种充满意义和责任的文化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逃避的、娱乐的、强调悠闲权利的文化。符号与意义之轻吞噬了整个日常生活。

  持续地提供消遣,不间断地传播图像和音乐,用娱乐符号处理一切问题,将所有事物(文化、信息、艺术)转变为娱乐产业的表演,消费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娱乐普及化的文化。这种氛围前所未有。在前现代社会中,节日是与固定的日期相连的;在习俗和宗教的规定下,节日承担着主要的社会功能和象征功能:更新宇宙秩序,确保团体的凝聚力,加强集体情感。现在已经不是那样了:“轻”似乎体现在一切事物上,它成了一种只为消费者个人主义的愉悦而存在的长期环境。我们谈的不是“娱乐的法西斯主义”(斯洛特戴克),而是被轻的原则所改变的一种经济、一种文化。

  即便是新闻领域也不能完全避开这个逻辑。或许,新闻不断地向外传播大量的悲剧图像,披露各种丑闻,报道的事件一个比一个悲惨:在这份把世间的一切悲痛都带入公众视野的名单里,没有半点喜悦。内容各异的消息被高速处理,它们是不连续的,彼此毫无关联,它们就这样互相排挤和取代:不过几秒钟,人们就从骇人听闻的悲剧转到了娱乐消息。这种急促的节奏下,连悲剧也笼罩着“轻”的氛围。新闻节目所起的作用类似于某种日常动画,某种耸人听闻的情绪表演。其内容或许是可怖的,其整体形式却是轻的,它已经向轻浮的法则、遗忘和表演性投降了。

  资本主义的超时尚(hypermode)阶段

  消费资本主义与轻的联系不仅仅在于缓解人类日常生活中沉重的物质危机:这其实是在浮浅的逻辑下系统化运作的一种经济。如果说可以把资本主义当作轻的原则强势崛起的主要动因之一,那是因为商品规则已经成功地将轻浮、加速的变化、诱惑等时尚的典型模式嵌入了广阔纷繁的领域之中。物品与广告,食品与娱乐,音乐与运动,媒体与商场:这些领域无一不处在时尚模式的操作下。时尚的经典领域曾一度集中于服饰,而如今情况变了。在现代性的新时代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超时尚经济,也就是说普及化的时尚占据主导,它无处不在、无所不及,吞噬了生产与消费、发行与传播、娱乐、艺术、文化等方方面面。我们正处于“轻”工业经济时代,它从结构上决定了时尚的一次性、不断更新性和轻浮。

  超时尚的年代是这样一个时代:消费、娱乐和传播产业都被越来越快的变化速度以及模式、图像、项目的不断更新所控制。每八个月就会推出新的手机型号,每一季都会发售新系列的球鞋,一部电影还未下线便有新的电影等待抢档,热门歌曲没过几周就销声匿迹。短期战略、新产品的加速推出、产品变体的增加,这些时尚世界的典型特性从今往后就是消费型经济的基本原则了。

  同时,超时尚经济伴随着运用于消费品的审美诱惑原则的普及。高科技产品、家用器具、体育器材、产品包装:如今,产品和符号都遵循着设计流程(design process)、美化包装、模式化创造(新奇、幽默、年轻形象、“酷”)这样一种逻辑。审美诱惑原则不再局限于服装、艺术和奢侈品领域,以时尚的波动性为标志,它支配着整个消费世界。通过各种轻工业,一种本质上浮浅的超消费经济建立了起来。

  消费主义的世界在一天天地向时尚世界看齐。甚至是那些曾经看上去“严肃”的东西,如今也被一种审美上的轻浮气氛所围绕:电话、浴室用具、牙刷、内衣、球鞋、眼镜架、手表都不再被视作“技术”产品,而是带有品牌标签的时尚配件,不断地经历换季更新。推出有技术品质的产品已经不够了,还需要创新,需要好看的外表,要制造有趣或者“讨喜”的效果,要系统地创造出一些类似时尚系列的新产品线。某些汽车系列甚至与时尚品牌合作,以期获得潮流、新颖的外形。超现代之轻就在于经济、轻浮、诱惑的跨审美杂交。

  诱惑—时尚的原则还重新定义了酒吧、酒店、水疗中心,直至大部分商业场所。我们看到了休闲酒吧、时尚咖啡馆、设计咖啡馆的兴起,它们都配有简约的线条、气氛墙、灯光效果、充满噱头(hype)的装潢。为了与大型标准化连锁店竞争,各种“精品酒店”大量出现,它们拥有独特的设计,围绕各自的主题形成了鲜明的风格。空间的审美诱惑伴随着越来越频繁的彻底翻修工作。

  同样地,超时尚时代也是那些拥有独特建筑和新奇布景的临时商店(pop-up stores)和概念商店的时代。处处都要求创造性的、多样化、个性化氛围,以鼓励愉快购物和多变的喜好。“趣味购物”(fun shopping)旨在将购买行为变成一种娱乐,在这种购物模式下,商店的“复魅”策略、交互式活动以及借由香味、颜色和音乐挑起的感官吸引被广泛采用。这些销售场所就这样化身为“充满奇遇的空间”,成为结合了商业、愉悦、放松、“潮流”和感官的休闲购物媒介。

  物品、商店、推销、互联网、广告:我们日常的整个商品环境都在超时尚的轻、轻浮、审美的统治下发生了巨变。

  轻的工业化

  称消费资本主义是工业化的轻的资本主义,其实就是指,它是一种诱惑资本主义,或者说跨审美的资本主义。在“轻”的工业化时刻,资本主义大规模地制造着梦与情绪,那些最普通的东西,产品包装、销售点、火车站和机场、咖啡馆和餐厅、旅游景点,它们都成了资本主义的美化对象。一切设计都是为了打造“潮流”,为了调动情绪,诱惑消费者。与此配套的是审美诱惑的无限扩张,以及我们整个日常生活环境的景观化。贩卖的不再只是使用价值,还包括风格、魅力、“新潮”、各种时尚附属品。重型生产的统治已经被出于审美诱惑的、娱乐型的轻生产所取代。

  创新型的广告和工业也同样遵循这场审美和诱惑的运动:它们依照一种综合的轻的逻辑共同运作。在广告图像和广告文字方面,需要做得短小和简单,但也需要迷人、有趣、令人惊奇、有煽动力。广告在结构上就是一种传播诱惑的轻形式。文化产业则被用来造梦,它提供一种人人唾手可得的逃避渠道,让大众在电影、电视、音乐中得到消遣,它不动用任何培训,也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或深奥的文化标志。在任何地方,消费资本主义都大量开发着诱惑的推动力:创新、便利、惊奇、美丽、分层化、情绪、景观化、效果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轻的消费主义世界如同一间庞大的剧院,不断上演着诱惑。

  齐美尔认为,扮俏是一场诱惑游戏,它展现了“更轻、更娱乐”的社交形式:消费经济以工业规模生产的正是这类诱惑、娱乐、轻的东西。简单来讲,此处的诱惑不再是人与人之间展开的社交游戏,而是经济的组织原则和普遍的商业策略。在这个角度上,可以把消费资本主义定义为通过不断刺激娱乐的需求与快感,以强调诱惑或“轻”的方式运作的体系。

  现在,制造业呈现出与文化业完全相同的轻的生产模式,它围绕着永恒的更新、娱乐和审美创造。在超现代的时代里,轻通过各种工业手段和媒体手段取得了控制权:从大众消费的角度上看,这个时代可以用轻的工业化、媒体化、商品化来定义。消费资本主义在形成一种新的经济、一些新的生活和感受方式的过程中,已经将“轻”变成了一个工业化世界,一个日常环境,同时也是一种核心的社会幻想。

  野蛮、审美和轻

  诱惑资本主义的来临引发了一系列批评性的话语,它们认为诱惑资本主义对文化和美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这样的社会产生了公共空间的“视觉污染”,播放着被愚蠢、低俗、性和暴力所充斥的节目,换言之就是“人类大脑的空闲时间”。市场正在败坏和谋杀真正的文化,而低俗、审美贫瘠、普遍的低水准、幼稚就是这个市场的成果。当世界一天比一天更腐朽,消费者便成了无知的巴汝奇之羊。在全面商业化的轻文化里,存在着某种致命的东西。

  再也没有什么宏伟和崇高:与那些人们敬仰了数个世纪的伟大作品不同,轻文明创造的是只为短暂快乐而生的“有限期”产品。它令“一次性”和无意义的东西大行其道,它是一种新形式的“野蛮”,在追求破坏性的、普及的潮流变幻中造成了审美知觉的衰退。被普及的并非其他,不过是一场符号的灾难、增长中的幻觉,是消费者无产阶级化的过程。

  必须反驳这种对工业化之轻的严厉控诉。因为尽管当前的生产状况令人担忧,但在设计、时尚、电影、音乐、装修等广泛的领域中仍然会出现许许多多美好的作品:无论商业逻辑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创造力永远不会湮灭。诚然,低劣的东西正在迅速扩散,但我们也有数量更加庞大的“不好不坏”的作品,它们达不到杰作的高度,但拥有打动公众的品质和能力。轻的工业化生产并不总意味着重复的枯燥和零创造力。它是有这样一个侧面,但并非仅仅如此。

  另一方面,轻的工业化普及了审美的品味、要求和愿望。从此,人民大众愿意欣赏自然之美、艺术之美,愿意聆听音乐、装修家居、看表演、旅游。在把人培养成不断追求情感、设计、音乐、图像、风景的审美型消费者的过程中,诱惑资本主义贡献了强大的力量。这个系统不仅大量生产了轻的物品和符号,它还通过普及审美态度,促成了一种与世界之间更加轻盈的关系。毕竟,纯粹的审美眼光如果不是拉开距离的、“无私的”、弱化功利取向的眼光,又会是什么呢?比起削弱消费者的感受力,轻文明更多地培养了消费者的审美。

  工业化的轻与经济超重

  诱惑资本主义不是当前经济的全部。轻的工业化势头迅猛,与此同时,时代还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肥胖:市场的肥胖,以及全球化金融力量的肥胖。“完全的资本主义”时代也是“涡轮式资本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意识形态和机构的结构性力量衰落了,过去曾与市场力量相抗衡的各种社会势力也衰落了,此外还舍弃了种种保护主义政策,放宽或取消了诸多制约金融交易的条款。自由的资本主义导致了金融部门和股票市场的肿胀、货币投机行为、信贷扩张,进一步引起一连串的投机“泡沫”。在这个全球化的系统中,可用的国际资本和处在纯粹金融逻辑中的短期“流动资本”的总量大大增加了。这种金融化现象源于金融领域的自主进化:金融的自主作用是一个沉重的现实,同时也是一个谜。当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差距变得过大时,由信贷过剩引起的投机“泡沫”便会爆炸,留下一片废墟。全球管制放松和交易电脑化生成了一种没有内部约束的金融经济,它灵活、不稳定,越来越像“虚拟经济”,它就是轻文明的经济版本。

  如此,便产生了一种肥胖的金融资本主义。它的肥胖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同时进行着即时、灵活、虚拟的资本流通。财富越来越多地转化为非物质流,用于开发原材料和制成品的部分则越来越少。金融电子经济这种灵活、快速的“去物质化”系统已经至少部分地取代了过去那种“沉重”、缓慢的物质资本主义。一面是轻且娱乐的诱惑资本主义,另一面是无形、贪婪又肥大的金融资本主义。

  由于越来越依赖非物质活动,超资本主义构成了轻革命的组成之一。可这种轻却有着超出一般的社会和政治重量。从今以后,一切都离不开市场和资本的控制:无论是艺术、体育、还是文化领域,一种全球的商业文化遍及各处,支配着世界和它的活动。市场经济已变得过于强大,从而催生出一个不受任何银行家、国际组织或国家管控的系统。在这种环境里,国家的操作余地越来越小,于是国家的全面主权原则不再那么有力了。经济肥胖,而国家则表现得中庸或无能。一切都以高速、流动、不稳定的方式运行着,但这就是操纵集体命运的市场铁律。经济和金融导致政治在民主制度下力有不逮,而受到工业化的轻和非物质流的影响,经济和金融的分量又有所增加。

  消费者的波动性、流动性和浮浅性

  然而我不得不指出,随着消费资本主义的来临,轻对重的战争已经拿下了关键的一局。在那之前,只有富人阶层享有自由购物的权利,能够与消费品之间建立一种轻松、随意的关系。大众消费经济颠覆了这种社会局面,大多数人的工资都超过了负担最基本生活所需的最低限额。除了上流人群,大众阶层也能够“买着玩儿”,能够消费那些超出自己基本需求的东西了。就这样,绝大多数消费者接触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模式,也就是消费主义之轻的模式,它要把生活与那些严格的生理需求脱离开来。

  那些“基础”的需求一旦得到满足,消费就开始脱离功能实用的模式,以便满足不断增长的休闲和愉悦需求。摆在优先位置上的是对一切新鲜事物和感觉的追求:新花样、游戏、时尚、电视节目、音乐、电影、旅游。我们正身处一个消费者每日以音乐、电影、电视剧、时尚、旅游为生的世界。如今的青少年们生活里除去造型、外出、牛仔品牌、电子游戏、在Facebook上传照片之外还有什么呢?而对小玩意儿、电视节目、时尚、游戏、旅游的热情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阶层。随着生活商品化的加剧,轻浮的风气逐渐占据社会表层。搞笑、有趣、娱乐的消费维度得到了普及,超现代之轻与这种普及不谋而合。

  波动性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的喜好不再从需要出发,而是更加关注时尚、“新品”,他们迷恋短暂的热潮,渴望不断的更新。消费者们平均每18个月换一次手机,虽然这些手机的实际寿命远高于这个数字。在这种情况下,新消费者表现得好似一位“体验收藏家”,更令他着迷的不是向社会展示,而是体验一些前所未有的愉悦。正因如此,出现了这样一种消费:比起“静止”,它更为波动,情感的因素更多,炫耀的因素更少,追求崭新的乐趣多过追求拥有。凭借诱惑资本主义,一种消费审美取得了胜利,这种审美的主人必然是一个不稳定的消费者,他处于永恒的运动中,更像是在世界中滑行,而非固定在一处。

  各种新兴的数字工具使消费者无须前往各个销售点就能购物,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某种活力。通过电子商务,网上消费者能够随时随地通过电脑或者手机提交订单。摆脱了商品领域的时空限制之后,消费活动变轻了,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流动性。

  另外,我们目前的消费行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过去一直强调的集体限制、宗教规定、阶层习惯和守则。商品选择的丰富性和个人化动机导致了集体义务的取消,由此出现了一种新的消费者类型,这种消费者没有社会规约的压力,不需要顺从阶层的大流,表现为一种兴趣广泛、多变、不忠诚、低配合度的购买者。随着阶层文化对个人的封闭作用越来越弱,选择的个性化、参与者在集体规范和习惯面前的自由度成为这种消费的特性。由于阶层归属感的瓦解,购买者的选择越来越不由阶层文化单方面决定,而是广泛地表现出不可预期、不统一、“跨界”等特点。在这个事实基础上,消费标志着在超现代时代,去传统化的轻战胜了集体控制下的重。当代消费者显著的灵活性是放松管制、去传统化和超现代个性化等进程的产物。

  在这个新环境中,敌对的策略往往流于次要,占有那些从蒙昧时期起就参与构建消费场域的特殊符号也不再是最重要的斗争内容。我们所在的这个时刻,消费正倾向于清空它以往的对抗性维度:现在的消费,是一种更内化、更享乐的消费,它很大程度上抛弃了人际对抗、合法竞争、符号冲突的逻辑。取消了对社会等级的强调,减弱了竞争性和戏剧性,消费证明了轻在传统荣誉社会层面的强大趋势。

  最后,新消费者更希望处在运动状态中,忘记当下的沉重,而不是在他人眼中展现一种社会“重量”:个人对轻生活的追求取代了各阶层的符号斗争。现在,消费的作用几乎等同于欲望落空时的止疼药,是给自己加油打气的办法,是差旅费,是浅酌微醺,有可能为人们换来对痛苦、失望和挫折的片刻遗忘。消费品不断推陈出新,人们期望它们或多或少地为日常生活带来活力,从而使自己摆脱日复一日的重负。如今的消费如同旅行:它是一段轻松的旅程,令当下充满氧气与活力。因为超现代消费能打破生活的死水,暂缓日常的压力,刺激当下生活或令它“返老还童”,所以这种消费应该被视为一种为生活减压的短暂而日常的手段。

  娱乐

  随着工作时间的逐渐缩短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把越来越多的金钱和时间投入在娱乐、体育、休闲活动上。如今,花在娱乐和社交上的时间占15岁以上被调查者清醒时间的30%,高于家务活动所需的时间。对于一大部分人来说,工作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越来越重视自己在休闲活动、度假、运动、游戏、旅游、节目等方面的兴趣和需要。工作不再占据社会生活的主要时段,我们的时间更多地被用于各种休闲和消遣的生活途径、“娱乐的人生观”(埃德加·莫兰)和这种观念下的逃避之梦。

  从这个意义上说,轻生活的种种形式已经得到了大规模的普及:它们不具体化在放浪形骸和沙龙聊天里,而是具体化在对娱乐和节目的消费、游戏、旅游、商业娱乐之中。这里在酝酿,或者说已经偶尔存在着一种生活之轻,它是对崭新的感官和情绪的迷醉,也是由一次次无忧无虑的“小冒险”带来的快乐,这些冒险就是暂时摆脱工作负担和无聊生活的办法。现代人对于游戏、节目、音乐、旅游、游乐场的胃口越来越大。超消费主义时代的轻就是如此,它体现于永恒变化的消费、假期和娱乐活动里,体现在那些有趣的(fun)感官体验中,这些体验的目的就在于逃避僵化的工作和日常,放松、自娱、发泄自我。

  旅游

  享乐主义的超现代消费者也是流动的。世界上有数以亿计的国内游客,国际游客数量的增长也几乎从未停止:从1950年的2500万到1980年的2亿7800万,再到2012年的10亿。2030年时,这个数量可能会达到18亿。无论是度假还是出差,有越来越多的旅行通过飞机来实现。在天空翱翔:这个关于轻的古老梦想如今已是最简单、方便的行动之一,可供无数人体验。航班比价网站Liligo.com的一则幽默广告上说道:“我分分钟就能送自己上天。”世界上有14000个机场,几乎每秒就有一架飞机起飞,也就是说,每年会有2920万次航班。航空运输大大减轻了长途旅行的负担,大家可以轻松跨过距离的障碍,人人都好奇地想要探索我们星球的美丽。人们越来越不被束缚于日常生活的地方:虚拟的游牧生活与大众的飞机游牧生活兼而有之。

  此外,还可以看到太空游牧生活的开端。自2001年丹尼斯·蒂托首开先例以来,已有八位亿万富翁拜访过国际空间站。目前,有多家公司提供太空旅游服务,可以欣赏到整个地球并且体验零重力的生活。人们还想到在太空开设豪华酒店。遨游太空、摆脱地球引力的梦想不再遥不可及,不过眼下只有极其富有的人才能承担。还要多久呢?

  不只是在航空领域,人在其他领域的流动性也有显著的增加。城市扩张,工作地点离家越来越远,各种娱乐项目和外出活动花样迭出,在这些因素下,人的移动越来越频繁。算上各种原因,人们一周平均每天移动的距离在1982年是17.4千米,到了2008年则为25.2千米。2005年,每个法国人平均移动了16600千米。流动性的增长可见于各个年龄层,在儿童和75岁以上老年人中增幅最大,他们移动得更远、更频繁。超现代的人越来越具有流动性了。

  汽车依然是最常用的交通工具,但是随着居住区越来越密集,汽车的使用率降低了。目前,在大城市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乘坐公共交通或者骑自行车、步行,以便省去一系列众所周知的不便。不过,自行车在城市中的使用仍然非常有限:在法国的城市里,自行车的使用比例仅占所有机械化出行的5%还不到。

  在这一点上,轻文明还远未完成,要继续发展公共交通,也要进一步建设自行车道等基础设施。由于对污染和交通堵塞等问题愈发敏感,有90%的法国人呼吁进行这类建设。近日的一次公民投票显示,自行车仍然是一种比较小众的出行方式。在这方面,法国与许多欧洲国家相比是“迟到”的:早在1990年,自行车在阿姆斯特丹的所有出行方式中占据了28%,在哥本哈根则占据了26% 。这种普及程度不归功于文化因素,也不源于北欧消费者特殊的喜好,它是几十年来对自行车施行特别扶持政策的成果。德国在1999年有着与法国相似的情况,它在几个试点城市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自行车交通的举措,可谓成功。轻文明需要这样的政策来促进推广那些更加灵活的出行方式,一种“温和”的、轻的、可持续的流动性。

  超现代的个人并不仅仅是一个流动或者游牧型的消费者:他对旅游的舒适性、便利性和娱乐性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旅游在这方面变化巨大,现在的我们要求旅途中拥有家一般的舒适。航空公司不断为用户提供更多的附加服务:音乐、电影、电子游戏、互联网连接。游轮上配备了网球场、游泳池、迷你高尔夫球场、慢跑跑道、健身房、水疗馆、电影院、赌场、商店、舞厅。冒险的成分让位给娱乐化的运输:一切都安排好了,旅行不会影响生活的品质。我们不再一味追求出行的快速,而是倾向于一种让时间具有质感的出行方式,它能为旅行者带来更轻松的生活体验。

  当然,消费者们在旅游的流动性上并非人人相同。近年来,有一半的法国人由于经济原因不出门过暑假。5至18岁的孩子中有超过1/4的人不度假。有些人去过天涯海角,有些人则从不踏出自己平日的生活圈。于是,在条件较差的低级游牧者和世界性的超级游牧者之间,便偶尔出现了明显的对立。这种对立确实包含了一部分真相,然而它过分掩盖了最主要的现象:流动性在大众中得到普及,超流动性在数码工具的支持下呈现增势,旅行成本降低,出行的设施和条件都不断更新。在轻文明中,所有人都渴望流动,计划着悠闲假期,想要周游四海,遍访名胜,探索世界上每一座宏伟的博物馆。如今,人们倾向于去近一些的地方,时间更短,花费更少,但出行的频率更高。年轻人的旅游频率越来越向退休者靠拢。至少,在电子通信领域和“脑海中”,我们都是超级游牧者。这种趋势如此强烈,以至于不旅行、足不出户隐约成了羞耻、丢人的事情。轻的革命使人越来越不能忍受固守在一个地方。

  笑

  现代人不仅仅频繁消费物品、图像、旅行,还消费笑和幽默。各种脱口秀和搞笑节目受到数百万电视观众的喜爱,模仿演员和男女谐星的表演充斥着每个剧场。在法国人最喜爱人物的榜单上,谐星和喜剧演员名列前茅:2012年,弗洛朗丝·福雷斯蒂(Florence Foresti)被评为法国人最喜爱的女性。近几年,票房最高的法国电影都是喜剧:《欢迎来北方》(Bienvenue chez les Ch’tis)和《触不可及》(Intouchables)的观影人次分别为2000万和1500万。正是这种现象,令保罗·约内将这个时代描述为一个“笑声雷动”的时代,一个“笑声星球”。

  当然,人类社会从未缺少过那些逗趣的、放松的、非严肃性的娱乐形式。与过去不同的是,进阶后的笑是一种消费性的笑,它不再是发生于人类互动、亲密人际关系中的“交流性”的笑:一切都表明,后面一种笑正呈下滑趋势。1578年,从巴西归来的让·德·莱里难掩震惊之情,在报告中说印度人不停地笑,“他们只是笑”,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现在根本不会这样。

  法国人平均每天笑4.6次,笑的次数随着岁数的增长而减少:25岁以下的年轻人每天大约笑7次,而成年人只笑4次,65岁以上的老人中有21%的人表示自己每天笑的次数还不到1次。一些民意调查显示,纯粹的嬉笑正在衰退:1939年时我们平均每天笑20分钟,80年代开始,笑的时长减少到6分钟,现在有超过1/3的成年人每天只笑1分钟左右。人们笑得如此之少,“笑学”便在我们的时代发展了起来,出现了许多笑声疗法、大笑俱乐部、大笑瑜伽课程,帮助人们过得更好、更轻松。笑成了一种疗法,一个涉及科学的课题,是一件能够为我们卸下压抑、减少焦虑、驱除压力、促进团队合作的严肃的事情。这一切的一切,仿佛是轻文明想要证实雷蒙·德沃的那句“笑是一件不该拿来开玩笑的正经事”!无论如何,娱乐文化其实并不是关于笑之轻的文化。

  人们在电视前面大笑,在公共场合却严肃得多,很少发出哄笑。办公室里,大街上,交通工具里,餐馆中,捧腹大笑的人寥寥无几。节庆的时候,哪里能听见人放声大笑?又有哪里能看到恶作剧或者玩笑?我们的社会越是以幽默标榜自己,哈哈大笑的声音就越少。我们用一种表面的轻取代了笑声的爆发。连中学生、大学生都似乎更喜欢用手机短信代替过去的聒噪。正因为媒体节目变本加厉地引人发笑,人际交往中的欢笑声就更少了。如今是文化产业在负责人们的笑点。超现代之轻更多的是被消费而非自生。

  作为负担的消费

  诚然,消费主义社会展现出轻的特征,可它还远未能创造出严格意义上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悖论十分明显:消费的规则越是灵活,越是脱离了传统和阶层的强制,我们在生活里便愈发感觉到一种新的压力。

  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沉浸在欢快的消费中的时代,它已经结束了。当市场几乎占据了人类生存的每一个领域,消费者的怀疑、抗议、质疑急剧增加。忍受交通拥堵,在城市里停车,在超市购物,这一切经历被视作一个又一个的无聊时刻。人们仿佛患上了消费疲劳症,把消费视为又一项强制性的工作。人们满腹牢骚,抱怨新的城市空间乏味单调,蜂拥而至的游客破坏了风景,还抱怨没完没了的广告和“愚蠢”的电视。随着商业规则对实际经验的侵占,挫折和失望正在激增,给获得生存之轻带来了阻碍。除此之外,消费者心中的内疚感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无法抵抗自己的购买冲动,吃得太多或太滥,在“一无是处”的电视节目前浪费时间,购买“无用”或昂贵的产品,这些都会令消费者自责,于是在这里,重胜过了愉快的轻。现代消费曾长期被视为一种娱乐的、无忧无虑的规则,如今却变了味。

  熟悉的世界里所有不言而喻的事情都可能出现问题:新消费者手握媒体传播的信息,表现得更加警惕和挑剔,他不断地评估产品和风险,调动各方面知识来完成购物。用手机打电话,使用微波炉,这难道不危险吗?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问题忧心忡忡,避开有污染的产品和农药。现在,购买意味着需要动用知识和信息,需要做货比三家和做出“明智”的选择:我们正处于对消费的反思期,这种反思将消费变成了问题,变成了我们关注和质疑的对象。

  新消费者的工作仍然遵循“自己动手”(do it yourself)的原则:买来的组装式家具由消费者本人来组装。这种现象在新的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展现出卓越的发展势头。现在开始,由消费者自己为电脑安装软件,如果网络连接失败,仍然由消费者自己在咨询过服务部门之后不慌不忙地做完所有修复工作。在超市里,消费者给果蔬过秤,然后贴上价格标签;度假前,他自己在网上搜索酒店、交通、价格等信息,并且自己做好预定。无论在哪里,超级消费者都通过亲自完成一整套工序为服务的产生做出了贡献。超级消费者越来越需要为自己的消费付出劳动:他有成为“产消者”的倾向,成为他所消费之内容的共同生产者。人们常说,消费主义社会培养了消费者的幼稚,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消费主义社会更向消费者强调了某种“专业性”,一种有时很艰难的劳动。在超现代性中,轻的、无忧无虑的消费并未爆发,反见衰退。

  计算、查询、节省

  消费主义世界是一场华美的盛宴,它拒绝稀缺,激荡着对感官愉悦和各种娱乐活动的赞歌。广告、杂志、金碧辉煌的橱窗、娱乐消遣,一切都点燃人的渴望,诱惑人即刻就“不假思索”地去体验:先享受,后付钱;忘记一切,去地中海俱乐部吧。超消费表现出来的正是令人快乐的富足和无忧无虑的轻松。

  然而,这种景象显然与众多当代消费者的实际经验相左,他们当前正面临种种物质困难。由于持续遭遇经济危机,在发达社会中出现了一些新形式的贫困,那些条件最差的阶层更加弱势,或者出现购买力下降的情况,这些阶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处于贫困线以下。需求高速增长,可收入却跟不上这种节奏,那些必要的、不可缩减的开销(还贷、房租、能源等)增加了:2001年到2006年间,这类开支在家庭最低开支中的占比从50%上升到了70%。这部分的上涨自然使得非必要的、用于享受和审美的额外开支有所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消费再也不是广告和繁华景象所传递的那种伊甸园般的形象了。

  因此,我们看到一些家庭不得不大幅减少他们的暖气预算,削减卫生和饮食方面的开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东奔西走,只为找到最便宜的商品或促销品,他们巴望着打折,寻觅存货,使用折扣券,以货易货,在网上出售或购买二手产品,把收到的礼物转手卖掉。那些贫困不堪的人从人行道上或商店的垃圾桶里捡东西。在这种局面下,许多杂志纷纷刊出“投机取巧”的指南,教给人们少花钱的妙计。当必要的开支越来越沉重,便进化出了“机灵的消费者”,这类消费者会倾注时间和精力去寻找合适的买卖,他们货比三家,通过不断地计算来控制自己的预算。这不是无忧无虑、心血来潮的消费冲动,而是一种利用“诀窍”和“好买卖”努力优化开支的“参与型消费者”。

  害怕失去供暖、缺衣少食、交不出房租、无力维持生计,这样的恐惧笼罩着那些赤贫的人。对更多的人来说,不断储蓄、寻觅有用的信息、查询和计算都是必要的。这不是出自娱乐和冲动的购物,而是一种进步了的精打细算的消费,它摒弃了多余的东西,动用了产品、销售场所、信息渠道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这里,消费并非浮浅和逃避的轻,相反地,它遵循了一种必须动用一整套“专业”活动来完成的劳动逻辑。轻浮现象的减少在关注生态和有责任感的消费中尤其明显,但也同样出现在基于互助互惠、以物易物、交换和捐赠、租赁、借贷、个人转卖等方式的“合作消费”中。新方式层出不穷,它们没有忽视享受与娱乐,但更青睐最好的价格,看重在新的预算限制下对开支的优化。轻的革命不外乎新的消费模式,它借助了互联网的使用,个人之间的网络销售平台和租赁平台,还有拼车网站、汽车分享网站,甚至点对点的洗衣店服务。这些新的方式目前影响着近一半的法国人,它们有各种各样的目标:花更少的钱,平衡月底的收支,同时也为环保做出姿态,反对浪费,互帮互助,重新创造社会联系。如此多的动机和目标都大大远离了消费主义的轻浮。通过利用网络资源,优化对手中财富的使用,这种新的消费模式无疑加入了轻的革命。然而,在这种模式下,轻的精神仍不可避免地衰退了。无忧无虑的购物变少了,“明智”和节约的做法变多了:这就是轻文明中新精神的一种表现。

  说到底,超现代的物质富足仅仅以十分不均衡、不完善的方式创造了轻的精神。正如马歇尔·萨林斯强调的那样,消费者的无忧无虑并不存在于发达经济中,而是存在于早期的狩猎和采集经济中。旧石器时代,大吃大喝、毫无粮食储备的捕猎者们对于明天展现出令人惊讶的淡定和从容,他们相信明天总会带来新的盛宴。现代文明怀抱着减轻物质束缚的目标,然而现实远不及理想。事实上,在无忧无虑这方面,不是我们这些现代人,反倒是那些原始经济里的野人们集体演绎了轻在物质财富面前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胜利。

  对轻的新追求

  当精打细算的消费者们越来越进步,我们的时代遇上了各种新的轻欲望的崛起。时机变了,期待变了,因为革命不能再动员任何人,政治失去了乌托邦的光环,无节制的消费承载了无数的失望。现在,我们渴望减轻生活的负担,但又不愿为此真正地脱离消费社会。超现代的个人不再显示出改变世界、创造无阶级社会和新人类的野心:他只想“呼吸”,活得更好、更“轻”。由此,一些新的观念开始流行,人们探索新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希望能抛却“永不满足”带来的物质压力从而轻松地活着。

  自选式的宗教狂热

  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新的宗教运动以及思想上的需求和质询重现于西方社会。佛教、神秘主义、宗教文学、古代智慧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共鸣。对于所有人来说,一切通向幸福的物质道路最终都是死路。“范式的转变”成为必要,人们不得不通过内在的主动完善、一些精神上的灵修以及与心理、精神相关的活动来获得解放。美满的生活不可能来自外部的“物”:它需要一种“智慧”,身体与心灵的和谐,意识的扩展,一种囊括了灵性维度的全面的生活视角。改变世界触碰了它的极限:就这一切趋势而言,最重要的是重新投入到灵性维度中,使意识觉醒,认识到那些未被开发的潜力,从而改变意识。

  人们常常认为,对灵性的重新关注源于一种被现代世俗化所湮灭的“意义需求”。但能否将它理解为“对意义的追寻”呢?其实,瑜伽、禅宗冥想、佛教戒律和其他改变自我的方法都是借由各种各样的身体练习来提升已有的幸福感,提高经验的品质,带来某种平静,一种面对生活时的轻。神秘主义信徒们所追求的若不是在世的幸福,不是一种圆满、和谐、自我认同的更高境界,又能是什么呢?“生活的意义”开始与一种人生理念紧密相连,这种理念下的生活诚然追求一种他人眼中的富裕,但也追求个人的提升。在轻文明的影响下,生活的意义变得主观,它将人引向一种提高和完善个人境界的生活。无论是在真正的信徒们的经验里,还是新的“无上帝的宗教”中,实现自我都是核心的原则。人们渴望从宗教里获得的不再是天国的永福,而是一种主观上、主体间所认为的更好的尘世生活。这种宗教不是为了通往永生,而是促进内在的和谐与平静,完全舒展人的心灵,获得生活的喜悦。完全有理由相信,那些精神潮流所借的东风不见得是对某个绝对的意义需要的表达,更多的是对轻松生活的探索。

  不难发现,在那些神秘主义者中,所有信仰都表现出模糊、不确定、模棱两可的特点:它们的表达模式是“可能”和“为什么不”。与此同时,真理范畴位居个人福祉与经验之后。重要的不是真理本身如何,而是什么能使我们活得更好,为我们切实地解决那些生存问题。

  此外我们还看到,对宗教的追求具有流动、波动、摇摆不定的特点。我们已经进入了后传统的时代,或者说,去宗教化的时代。这个时代拒绝由各种宗教权威给定的真理,流行个人化的手工劳动,信仰被情感化,信仰的皈依听从个人的选择,没有从属关系,也无入教的义务。这时,对宗教的自由选择和转变、对宗教的矜持态度以及信仰和行动的主观化都为了主流。于是我们看到,东方与西方、佛教与基督教的精神传统有了越来越多的杂交产物。我们看到那些新的信徒不断接受新的宗教,变更教派和精神领袖,像游移不定的新消费者一样从一个“可选宗教”换到另一个“可选宗教”。宗教人(Homo religiosus)悄悄进入了不为机构形式所束缚的流动人(Homo mobilis)的世界。

  古代智慧一直试图将人从无谓的欲望中解脱出来。类似的革命出现在生活方式上,它要求反复的精神练习,要求铁一般的自律、严格的训练和种种苦修的生活方式。我们远达不到这些。我们希望立刻就获得轻,但不愿忍受牺牲、禁欲和大量的精神练习。读读书,上几节放松课,过一个灵修的周末:我们此刻正需要速效的智慧,一种与如今易变的超消费者合拍的轻智慧。在一些被认为能兼得物质的成功与内心的安定、活力与安详的方法面前,遁世的禁欲主义技巧落败了。总之,人们要一种内在的幸福,它不以苦修为条件,也不再要求人们彻底漠视外界的一切(物质财富、职场表现、性、娱乐)。人人都渴望在不真正改变生活方式的情况下获得轻。让生活变轻,但不需付出长期的精神努力,不遵循苦行生活,不放弃现代世界的好处,如今,满足了以上要求的瑜伽和冥想在城市运营者们当中盛行起来,它们被当作“正念技术”(mindfulness)用于对抗工作的压力和疲惫,增强专注力,帮助实现理想的生产效率。由此看来,宗教和古代智慧的回归,其重点不是“范式的转变”,而是通过其他方法使效率精神和消费主义得以延伸。虽说新的宗教狂热在竞争社会的硝烟中为内心保全了一种轻的状态,这些宗教狂热也同时吸纳了不少厚重的精神气质。

  快乐的节制

  一些新的消费态度也体现了对压力更小的生活的憧憬。与疯狂的消费竞赛相反,现在倡导的是“快乐的节制”(皮埃尔·拉比)、对需求的自我约束以及对本质的回归。当人们不再一味地崇尚“多多益善”,商业规则作为“幸福生活”的手段逐渐失去其内在力量,一种信念在其中显现:少买商品,减少浪费,放慢速度。消费主义肥胖的消肿酝酿着一种新的救赎:“更少、更好”,速度慢一点,东西少一些,排毒、物质减负和“简约艺术”成了当下的风尚。

  于是,众多作品都在为经济的衰退和“快乐的节制”辩护,认为它们能帮助人们避开生态灾难以及无限发展中面临的绝境。螺旋式上升的过度消费必须让位给“自愿的简单”,后者意味着抛去多余,用更少的“物”来生活,最大限度地摆脱物质资料的束缚,看重质量而非数量,追求存在而非拥有,共享、互助而非占为己有。

  这目的无非是在缓解物质生活的肿胀时为自己“透口气”。消费垄断着我们的时间和欲望,破坏了生活品质和人际关系,因此我们必须脱离对消费的“药物依赖”:多走路少开车,度假时少坐飞机,节制地购买衣物,延长物品的使用时间,不频繁换新,尽量租用而非购买,少吃,选择本地生产的食物。“少购物,多联系”:通过“快乐的节制”,我们能够多一些时间,少一些劳动,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亲近的人身上。精神轻松了,我们便可以“呼吸”,可以活得更好。为生活减负的手段不再是提升商业技术,而是削减商品消费给生活带来的负荷。

  这种对超消费的批评触及了正确无疑的东西。在我们周遭,人们总在购买更多的商品,享受更多的娱乐,却没有因此更加快乐。消费的攀升无法被当作一种真正的生活理想。正如古代智慧所见,美好的生活排斥过剩、过度和无用之物的堆砌,它存在于简单、节制和精神的轻盈之中。倡导“少”、优、生活品质的这条路是正确且恰当的。

  然而,这种看起来“合理”的生活方式有机会在大众中站稳脚跟吗?超消费主义的轻浮是否注定会被“快乐的节制”所取代?我们能否想象“快乐的节制”成为未来的主流道德?我们说:这太不可能了。因为究其根本,消费主义的狂热与市场操作无关,和民主、现代、去传统化的社会状态有关,在这个状态下,对新事物的饥渴和“无限之恶”爆发了。19世纪最优秀的头脑已经强调了现代性与瞬变、须臾(波德莱尔)、永恒变化之间的紧密关联。托克维尔指出,在民主大众之中存在“对新事物的持续需求”:他们需要意外和新鲜的事物,需要猛烈、迅速的情感……来把他们拉向他们自身的那个瞬间。涂尔干提到了一种“无限的激情”:卸除了传统的束缚,欲望一发不可收拾,人不再满足于自己的命运,“梦想着不可能的事”,他们“渴望新的东西、未知的享受、未命名的情感”。对新鲜事物的现代激情归因于社会规则权威的衰落,它植根于民主的社会状态之中。

  要怎么相信这种与现代民主文化同质的、对新事物的激情会在明天烟消云散呢?商业带来的新事物,无论是物质的、消遣的或是文化的,都会产生短暂的愉悦,为生活带来片刻轻松,使人遗忘日常生活的繁杂琐碎,填补空虚,抚慰不完满的情感。在这些条件下,那些新近出现的改变(环保交通、环保消费、协作式消费)必定无法迎来一种全民的后消费主义节俭文化。什么都阻止不了人们趋新,因为趋新的冲动植根于现代社会特有的去传统化之中,并且被享乐主义的文化和建立在永恒创新之上的经济规则不断推动。这些根本的现象与流动性的社会密不可分,所以我们无法想象对新事物的激情会有消失的那一天。

  然而,我们也确实发现,对更可持续的、负责任的“另一种消费”的需求正在增长:避免浪费,以租代买,以修代扔,延长仪器设备的寿命。已经出现了一些“修理咖啡馆”,旨在减少仪器的报废。在网络上,有许多网站和视频能为那些希望自己修理东西的人提供帮助。有法律条文强制延长产品的保修期,比如从六个月延长到两年。一些公司特别通过提高用品的质量和坚固度来预防能源浪费。有些人指出,一种替换型、产品供应型的经济正在向一种修理型、功能型的经济过渡。

  可取的改变如此之多,却都几乎不可能改变总体趋新的局面,不可能迎来后消费主义文化。说到要更长久地保存物质对象,好吧,谁能相信与时尚相关、蔓延西方近八个世纪的激情会突然消失呢?要如何想象,被享乐主义喂养的超现代的人不再对最新的音乐和电影蠢蠢欲动,不再去音乐会,不再探索新的餐馆,放弃体验游戏、节庆和旅游带来的愉悦?而说到租借,这不是停止消费,这也不是放弃趋新。眼前的局面是,我们将会更加关心可持续型消费,但同时也会追加更多的服务、娱乐、时尚、文化产品等的消费。

  热爱旅游、电视节目、社交工具、身体护理,追逐电影、音乐、游戏、体育的新趋势,变化中的一切会产生快乐,对这些快乐的欲求还未到消失的时候。有许多天真的观点认为,“快乐的节制”能够改变过分渴求新鲜商品和愉悦感的新消费者。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分享和交换型经济的真正重点与其说是一种理念,不如说是被当作美德的必须之举。在这种情况下,“自愿的节俭”在社会上的普及、“行动主义”和消费激情的终结成了天方夜谭。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要走多少弯路,对生活之轻的追寻都将继续借助消费主义和它带来的快感,以及与主旨相悖的不断增加的负担。

  减速

  面对紧迫性与成效的双重操纵,有多股潮流在反对这个时代的疯狂加速,呼吁人们慢一点生活,体味每一个真实的瞬间。继1986年出现的“慢食”(Slow Food)运动之后,又出现了一些通过放慢日常节奏来追求生活品质的运动:慢投资、慢管理、慢性事、慢旅游。时代开始赞颂慢,赞颂慢生活的态度——求精不求多,实在胜过拥有,重质不重量。

  “给时代以时间”,这不是为了减速而减速,而是为了更好地体会人们的所为所成、居住的空间、与他人的关系。辉煌三十年间,生活减负等同于用技术优化日常,住宅电气化、机械化,拥有一整套能够节约时间、去得更快更远更省力的工具。与这段时间相比,现在的变化是显著的。我们已经感觉到,技术的环境未能使我们轻松,反而向我们的生活施加了越来越疯狂的节奏和沉重的压力。为生活减负,现在的它不再意味着更快地完成各项日常事务,而是相反地,放慢速度,“抬起你的脚”,以重新找回的慢节奏来呼吸:慢慢来,削减日程,用脚出行,骑自行车,多了解自己的朋友,“为生活做减法”。

  如今,为生活减速、减负的计划已经覆盖了城市空间。为了应对触角式的城市扩张和可怕的交通堵塞,许多城市区块都对汽车交通加以限制,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和商店聚集区,增加行人专用区域和绿色空间,着手减少垃圾、限制大型购物中心的数量。时下流行的这一切,正是关于在慢节奏的绿色城市中轻松生活的乌托邦幻想。

  这些潮流将有怎样的命运?前方会是一个慢星球吗?不要忘了,“慢城市”的规则仅适用于那些居民人数少于6000的城市,而世界上特大城市的数量正在增加。2005年,世界上居民人数超过千万的大都市共计23座,据估计,2015年时将增至36座。放眼全球,未来更可能出现的不是“轻”城市,而是超大型都市。人们渴望慢城市,但进化出的却是“运动中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将呈现出愈发复杂的交通,它包含所有类型,全年无休,从早到晚,同时为工作和休闲服务。

  有越来越多的书籍和文章在赞美慢,倡导一种与时间的和平关系。然而,消费者们仍然更缺乏耐心,不再能忍受等待,总是想要用4G网络更快地冲浪。步行、徒步越野、骑行、慢旅游万岁,但与此同时国际旅行也在不断升温。活得更慢、更简单,“拥有得更少但更好”:当代对轻的颂词写得好极了。然而真实情况是,法国人现在消费的电气设备和电子产品的数量比90年代高出6倍。慢生活的理念完全能够获得众多非死忠的追随者,类似于同他们签订“短期绑定合同”,但它绝不可能被树立为生活的普遍范式。

  超现代个人是多彩的,他玩转当下的各种节奏,游走在加速和减速、收紧和放松之间。生活品质不再依赖单一的指标,依据不同的时刻和个人的裁断,它有时要求更快的速度(交通、电子通信……),有时又需要不那么急促、匆忙。从今往后,生活之轻的经验同时由快速和慢速两种途径获得。这便是不同步的、“爆炸”的、自选式的“轻时代”。

  表达,创造

  要表达当代对轻生活的诉求,探求新的消费关系并非唯一的出路。我们已经有数不清的人在玩摄影,并把将自己的视频传到网上。写作工坊、俳句和短歌主题的网站风头正盛。70年代以来,业余学习乐器和戏剧的人数翻了一番,舞蹈爱好者是过去的三倍。我们身处于一个普遍渴望创造和表达的时代,专业和业余之间的差别有逐渐减小的趋势。不应把超消费社会等同于一个纯粹被动的社会,因为在当代的这个社会,图像创作以及文字、音乐、歌曲、舞蹈、喜剧等表达非常普及。某种艺术渴望正在赢得越来越广的大众基础。

  应该把这个现象与新的个人文化联系起来,后者赞颂自治、实现自我和表达自我等渴望。当享乐和心理的参考系成为正统,人们便更加需要通过更丰富、创新、独特和个人化的活动来实现自我。当那些宏大的政治运动无力给生活带来意义,一种需求便愈发强烈。显然,消费与工作一样,都无法成为超现代个人的“最高”野心。因为消费是被动的,而工作又往往意味着枯燥、缺乏主动性、扼杀个性,个人便在创造性的活动中寻求真实的自我,实现自己所热爱的、能为自己带来自我满足和他人认同的事情。

  因此,当代的轻生活可以借助一些不同寻常的方法,有时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一类方法是通过消费制造出一种暂时的、补偿性的轻松感觉。另一类方法涉及艺术创作,它激发一种非同一般的灵感,尽管这种灵感很容易联系上生活的充实、审美的满足、尼采提出的快乐的形式改变,它实际上还是属于另一个层面的灵感。音乐、舞蹈、摄影,有这么多方式可以逃避沉重、常规的生活,通过创造力展示独一无二的自我,体会更丰富的个人生活。在审美创作中,一种轻得以显现,它不超越善与恶,却超越了职业生活的枯燥重复,超越了消费主义生活的渺小。

  不能承受的消费之轻?

  消费世界里现存的对轻生活的需求数不胜数。那么要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它是否意味着,构成消费资本主义的那些装置对我们的生活施加了难以承受的负担?有趣的是,就这一点,我们可以重新审视米兰·昆德拉的著名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贯穿始终的思想提纲。在昆德拉看来,“轻与重的矛盾是所有矛盾中最深奥、最模糊的”,一切被评价或体验为轻的东西都会在某个时刻转化成它的对立物:放荡不羁的浪子转变为忠诚的恋人,对瞬间的崇拜成为空虚的负担。相似的逆转也出现在商业和政治领域:刻奇(kitsch),伴随着“美化过的图像”、无聊和肤浅的娱乐,勾画了一个标准化、重复、单调的世界——一种虚假的轻,没有生命的密度,等同于忘却真实世界、忘却历史、忘却自我深处的真相。轻终结于无意义,终结于乏味的例行公事和沉重的负担。这就是轻所蕴含的不能承受的、戏剧性的重。

  “选择什么?重还是轻?”面对这一哲学发问,显然有不少论据可以巩固昆德拉的观念。但假如我们选取稍低一些的高度,并在更贴近实际经验的位置上考虑某些形式的轻所带来的负担,事情也许不是如此绝对。消费主义使轻的戏剧化理念重新回到了工作上。

  消费主义之轻会带来负担,这是无法否认的。可这负担是什么样的?强度如何?那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轻与重同样涉及度的问题,但重的事物和轻的事物并不能以相同的考察度量。在不分辨度的情况下提出轻与重的问题,这等于走了一条智力捷径,掩盖了问题的复杂性。轻不止一种,不同的实际经验伴随着不同的轻:不要把轻和重当作实体的、永远与它们自身一致的东西来对待。用贝格松的话来说,这些都是以多或以少来呈现的具有诸多微妙差别的意识状态。我们当然可以指出一些无法克服的对立和自相矛盾的反转,但仍然不应忽视这个世界在复杂性中所显现的面貌。说到消费主义生活,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明摆着的轻向不可抵抗的重逆转?真相并非如此。除了那些极端的状态,对消费主义之轻的体验竟独独陷入了对重的恐惧中,然而轻并不会系统地变成重。事实上,我们在最大众的范围内观察到,负担的感觉要少于对“常新”的渴望,沉重要少于越来越多、越来越杂的欲望。诚然,消费主义生活免不了会因各种挫折和不满而沉重。然而,一切显然都远远不算“活不下去”。往往,人们会适应自己的物质情况,借由自己拥有的东西在所处的环境中获得满足感。而当厌倦产生,他们便会通过寻求另一种消费来做出调整:如果电视乏味,还有平板电脑呢!消费可以变得沉重,但这种转变往往是临时的、情境化的:消费之轻比消费之重拥有更值得注意的未来。超消费社会施加的压力是真实的,但它并没有进入“不能承受”的范畴,它不等同于一种“悲剧”高度上的不能承受的负担。

  我们无法否认,当生命中的一切都失去重量和意义,就会出现一种“轻之沉重”。意义的全面缺席当然会给生命带来重压,除非消费社会和超消费社会绝不要变成缺少意义和价值维度的世界。在道德人文主义的原则中,超个人主义社会仍然被广泛认可。因道德激愤而产生的感受丝毫没有遭到减损,这些感受中恰恰包含了道德的主要内容(诚实、互助、无私、人权、团结、尊重儿童、谴责暴力和残忍),救援和慈善捐赠的规模、志愿服务的发展、非营利组织和反种族主义组织的数量也是证明。社会景观所呈现的不是道德价值的荒漠。尽管道德冲突以及价值体系间的争端不断增加,超现代的分歧有其限制:它完全不等同于任何一种道德失重状态或者虚无主义的颓废状态。

  其实,最沉重的不是消费主义的轻浮,而是现实的贫穷,害怕缺乏,不得不精打细算的焦虑,毫无轻浮可言,看不到未来。另外,最沉重的往往不见于商业刻奇的轻,而是出现在人际冲突、工作领域的不满和主观创伤之中。认为当代的悲剧是轻而不是重的观点是被轻的矛盾性迷惑了,以致造成了对轻的误读。事实上,消费带来的肤浅的快乐大于它所产生的负担。而在别处,在情感、职业、主观等生活领域里,在那些承载着深刻的生命意义的领域里,负担才显得无比沉重。

  没有什么惊人的逆转:轻仍然从许多角度上保持着轻,至于重,它变得越来越重。这不是为了轻所拥有的积极正面的形象所说的溢美之词,如果说有必要对无孔不入的消费主义做出批评,那么这个批评不是基于它所施加的重,而是由于它不足以实现“富裕”的生活。配得上人类之名的生活不应该被降低到这个水准,如此缺乏其他生活视野。消费主义之轻并不可耻,但当它变成占绝对优势的、无处不在的生活法则,它便是人类的浅薄。

  当再无重量与意义,生命变得如同轻飘的羽毛,对轻的思考必须努力避免将这个问题归入终极的形而上的经验。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轻首先是一种基本且普遍的心理需求,符合人们放松、消遣、减少生活压力的需要。在这个层面上,“浅薄”也好,有伦理瑕疵也罢,轻的经验是合乎愿望且正确的。更何况它并不总是成为负担:去旅行、听音乐会、阅读、与友人聚餐、看娱乐节目,这一切都会保持轻松,“直到永远”。尽管它们是短暂的,纯粹的轻的时刻仍然美好、可人。轻自身并不带有悲剧的经验:真正的悲剧不是生命之轻,而是轻的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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