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史（精装）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上，《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之作。夏志清以其融贯中西的学识，论述了中国自五四运动至六十年代初小说的发展；他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并深入探求文学的内在道德情操；他对许多现代小说家重新评价，“发掘”了不少当时并未受评论者注意的作家，如张爱玲、钱锺书等。本书英文版初刊于 1961 年，中文译本于1979 年出版，学术地位历久不衰。

　　夏志清（1921-2013），生于上海浦东，原籍江苏吴县。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抗战胜利后任教北京大学英文系。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1951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先后执教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等校。1961年任教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1969年为该校中文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文名誉教授。

一介布衣：纪念夏志清先生　刘绍铭

2015 年再版序　刘绍铭

2001 年版序　刘绍铭

作者中译本序（1978 年）　夏志清

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　王德威

第一编 初期（1917—1927）

第1章 文学革命　刘绍铭译

第2章 鲁迅（1881—1936）　李欧梵译

第3章 文学研究会及其他　林耀福译

第4章 创造社　思果译

第二编 成长的十年（1928—1937）

第5章 30年代的左派作家和独立作家　国雄译

第6章 茅盾（1896—1981）　谭松寿译

第7章 老舍（1899—1966）　庄信正译

第8章 沈从文（1902—1988）　刘绍铭译

第9章 张天翼（1906—1985）　水晶译

第10章 巴金（1904—2005）　水晶译

第11章 第一个阶段的共产主义小说　董保中译

第12章 吴组缃（1908—1994）　水晶译

第三编 抗战期间及胜利以后（1937—1957）

第13章 抗战期间及胜利以后的中国文学　国雄译

第14章 资深作家　水晶译

第15章 张爱玲（1921—1995）　夏济安译

第16章 钱锺书（1910—1998）　舒明译

第17章 师陀　舒明译

第18章 第二个阶段的共产主义小说　董保中译

第19章 结论　陈真爱译

附　录 / 519

附录一 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夏志清）

附录二 经典之作（刘绍铭）

附录三 名世与传世（刘绍铭）

参考书目

2015年再版序

　　刘绍铭

　　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下简称《小说史》）的英文原著于 1961 年由耶鲁大学出版。香港友联出版社的中译本于 1979 年面世。友联早已结业多年，《小说史》亦绝版多时。为了使这本钱锺书称为“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的经典之作得以继续流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决定重排重印《小说史》。

　　《小说史》初跟读者见面时，沈从文、钱锺书和张爱玲等作家尚在人世，今已先后作古。现在难得重排，我们把当年在他们的“生年”后留的空白一一填上。（在此得附带说明，有些作家的生年是难以确认的，像丁玲就是一个例子。）重排更带给我们一些空间处理“技术问题”。譬如说，友联版的注释和参考书目的次序数码，原来都用中文数字，现在一概改为阿拉伯数字。

　　《小说史》的原文是英文，译成中文，常常遇到论者所说的 dynamic equivalent 问题。志清先生把曹禺的《雷雨》、《日出》和《原野》三个剧本称为“ essentially of the order of the well-made melodrama”。这句话的中文版本是“他初期三部剧本，基本上还属于认真创作的通俗剧（melodrama）的范围”。《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给“ melodrama”的解释是：“ a story, play or novel that is full of exciting events and in which the character and emotions seem too exaggerated to be real.”辞典给这个名词的中译是：“情节戏”、“通俗剧”。有些辞典还译为“闹剧”或“情节戏”。

　　从《雷雨》的内容组合看，上列各家的译文都可视为一种“ dynamic equivalent”，虽然早年的文史家惯称《雷雨》这种“文明戏”为“话剧”，以别于“京剧”。“通俗剧”一词，容易误导，怕跟“低俗趣味”混为一谈。其实《雷雨》手法尽管夸张、趣味尽管滥情，但如果放在民初的时代背景来观照，此剧其实非常一本正经，严肃得像一出反父权、反封建的现代教化剧。《小说史》遇到这类名词翻译疑难问题，我们觉得唯一合理的解决方法是在译文后加上夏先生用的英文原文。就像我们处理“通俗剧”（melodrama）这个例子一样。

　　最后一个要交代的事情是有关序言和附录的安排。《小说史》的编排，先得感谢中文大学出版社没有给我们篇幅的限制，所以在 2001 年版本收录的序言和附录，除了《1958 年来中国大陆的文学》这一篇因为资料明显过时抽掉外，其余都得以保留。序言方面，除了夏志清和王德威两位先生分别给 2001 年版本写的序文当然保留外，我收入了自己写的短文《一介布衣》用作代序。附录的新稿，都是我惊闻夏先生逝世消息后引笔直书的肺腑之言，分别是《名世与传世》和Remembering Professor C. T. Hsia 两篇。

　　新版《小说史》能够顺利如期完成，有幸得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各同事热心而专业的帮忙。特别是业务经理黄丽芬女士。从再版计划一开始，她即挑起与本书业务和编务有

　　关的穿针引线工作。我们对她贡献的感激实在一言难尽。另外一位我要特别鸣谢的是彭腾女士。这位 copy editor 是《小说史》的责任编辑。这本书自 1961 年出版后，我阅读、引用和翻译已前后经历了半个世纪。当年一直没有照顾到的一些技术问题，现在经 Rachel 一一提点，已逐一改正过来。俄国作家 Fyodor Dostoyevsky（1821—1881）早前的中文音译有多款，现在已经统一称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另外有关俄国人名的音译（transliteration），我们保留了当年的拼法，不用现时流行的拼法。譬如说，从前的 Sophia Perovskaia，今天是Sophia Perovskaya。我们没有“破旧立新”，保留了 Sophia 的原貌。谨此对 Rachel 这位“责任编辑”的帮忙表达谢意。

　　2014 年 10 月 15 日

　　刘绍铭识于香港岭南大学

作者中译本序（1978 年）

　　夏志清

　　一

　　1951 年的春天，我一方面忙于写论文，一方面真不免要为下半年的生活问题着急起来。我虽算是耶鲁英文系的优等生，系主任根本想不到我会在美国谋教职的：东方人，拿到了博士学位，回祖国去教授英美文学，这才是正当出路。有一天，同住研究院宿舍三楼的一位政治系学生对我说：“政治系教授饶大卫（David N. Rowe）刚领到政府一笔钱，正在请人帮他作研究，你谋教职既有困难，不妨去见见他。”我到他办公室去见他，二人一谈即合拍。加上我是英文系的准博士，写英文总没有问题，饶大卫立即给我一张聘书，年薪4000 元，同刚拿博士学位的耶鲁教员（instructor），是同等待遇。我既找到了事，写论文更要紧，也就无意去谋教职，再去看英文系主任的嘴脸了。

　　饶大卫雇用了他的得意门生鲁幸·派（Lucian Pye）同我这两位 research associates，再加上日裔美籍研究生同教会学校出身的华籍家庭主妇这两research assistants，人马已全，7 月 1 日开始工作，编写一部《中国手册》（China: An Area Manual），供美国军官参阅之用。那时是朝鲜战争时期，美国政府原则上是很反中共的，所以饶大卫才能申请到这笔钱。数年之后，《中国手册》上中下三册试印本出版，先由美国军方、政府高级官员审阅，可能发现全书反共立场太强硬（当然书里面别的毛病想也不少），未被正式纳用，这对饶大卫自己而言，当然是事业上的一大挫折。否则，这部《中国手册》，美国军官人手一册，饶大卫自己中国通权威的声望也必大为提高。这部《手册》试印本，一共印了 350 部，美国各大图书馆也不易见到。

　　我一向是研究西洋文学的，在研究院那几年，更心无旁骛地专攻英国文学。那几年改行编写《中国手册》，一开头就大看有关中国的英文著述。亏得那时候这类书籍还不算多，一年之中就把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晚近出版的著作，看得差不多了。我一人撰写了《文学》、《思想》、《中共大众传播》三大章，另外写了《礼节》、《幽默》二小章（《幽默》章近已重刊，《译丛》 1978 年春季号），《家喻户晓的人物小传》一章，也参与了《中共人物》章、《地理》章人文地理部分的写作。最使我感到头痛的是人文地理各省、各地区的个别报道。实在找不到多少参考资料，只好凭我的常识和偏见去瞎写。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时代》周刊刊印了一份中共特辑（该期封面人物是毛泽东），居然也报道中国各地区的风俗人情。那晚我翻阅这份特辑，看到上海人如何，北京人、山东人、湖南人又如何如何，都是根据我撰写的材料写的，有些地方字句也不改，看得我人仰马翻，大笑不止。生平看《时代》周刊，从来没有这样得意过。

　　《大众传播》这一章得参阅中共报章杂志，花的工夫最多（哥大新闻学院喻德基教授那本《中共大众传播》问世，是十年后的事了）。《思想》、《文学》这两章写起来比较得心应手。自己是中国人，介绍孔孟朱王的思想，杜李关马的诗曲，不看多少参考资料，也可以写得出的。但《思想》这一章专述“传统思想”（traditional ideologies），近代思想我不必注意。《文学》这一章重点却放在现代文学上，占全章篇幅三分之二。我在国内期间，虽也看过一些鲁迅、周作人、沈从文等人的作品，但看得极少，对新文学可说完全是外行。写《文学》这一章，把耶鲁图书馆所藏的茅盾、老舍、巴金等的作品都略加翻看。此外还有一批尚未编目的中共文艺资料，也放在办公室里翻阅。什么《白毛女》、《刘胡兰》、《白求恩大夫》等小册子以及赵树理、丁玲的作品，倒是真正花时间看了一些。（王瑶《中国新文学史》（下册） 1953 年才出版， 40 年代中共文学的演变，只好自己摸索，一无凭借。）中国现代文学史竟没有一部像样的书，我当时觉得非常诧异。

　　到了 1952 年春天，又得为下学年的工作发愁了。饶大卫虽对我的勤快大为赏识（那位社会系毕业的家庭主妇一年之中只写了《中国社会》一大章，《服饰》一小章），有意留我一年，年薪加至 4800 元，但我实在不想再干了，有关中国的英文书籍已大致读遍，再做下去没有意思了。我就到研究院副院长辛泼生（Hartley Simpson）那里去请教，有哪几家基金会可以申请研究资助。他说最大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此外还有几家较小的（那时福特基金会似乎尚未设立），可一家家试试运气。我就打印了一篇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计划书，一共只有两页。先寄一份给洛氏基金会人文组组长法斯（Charles B. Fahs）。他对我的计划倒颇感兴趣，立即来信叫我去同他面谈。去纽约谈了半小时，居然定局，给我两年的研究补助金（grant），每年 4000 元。这个数目，不知是我自定的，还是基金会给我定的，已记不清了。但这笔补助金用不着缴所得税，实收比跟饶大卫做事那一年多一些。后来洛氏基金会准我延长一年，过了 3 年（1952—1955）无拘无束、读书写作的生活。名义上那 3 年我算是耶鲁英文系的研究员（research fellow）。

　　我来美留学，没有用过家里一分钱，也没有到饭馆去打过一天工，洗过一只碗，讲起来比好多留学生幸运。但朝鲜战争开始，我就得省下钱来寄给上海家里。 1951 年 7 月开始，月寄 100 美金，一年 1200 元。所以那 3 年，每年自用 2800 元，恰够维持生活，谈不上有什么研究费。假如那时有勇气向洛氏基金会另请研究费、旅行费，到美国各大图书馆参观一番，也去台湾、香港跑一趟，自己看到的资料当然要多得多了。但自己尚无教授身份，实在不敢狮子大开口，能有固定收入，过着我自甘淡泊的研究员生活，就很满足了。头两年我照旧住在研究院宿舍，一日三餐包给学校。第三年婚后才搬到校外去住。

　　我计划写一部现代文学史，一开头文学各部类都看，《中国新文学大系》前九集（第十集是《史料索引》）都一字不放过地读了。《大系》里《诗集》那一集读来实在不对胃口，散文家个别讨论也感到不方便，到后来决定专写小说史，实在觉得新文学小说部分成就最高，讨论起来也比较有意思，虽然我一直算是专攻英文诗的，研究院期间也没有专修一门小说的课程。但反正写书期间没有人来管我，西洋小说名著尽可能多读，有关小说研究的书籍也看了不少。到了 50 年代初期，“新批评”派的小说评论已很有成绩。 1952 年出版，阿尔德力奇（John W. Aldridge）编纂的那部《现代小说评论选》（Critiquesand Essays on Modern Fiction, 1920—1951），录选了不少名文（不尽是“新批评”派的），对我很有用。英国大批评家李维斯（F. R.Leavis）那册专论英国小说的《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1948），刚出版两三年，读后也受惠不浅。李维斯最推崇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康拉德这四位大家。简·奥斯丁的 6 本小说我早在写博士论文期间全读了，现在选读些艾略特、康拉德的代表作，更对李氏评审小说之眼力，叹服不止。中外人士所写有关中国现代小说的评论，我所能看到的当然也都读了，但对我用处不大。

　　耶鲁那时候中文部门书籍极少。它所藏的现代文学作品我全数翻看过后，就每月到哥伦比亚大学中日文系图书馆去借书。通常是上午动身，下午看一下午书，再挑选自己需要的书籍、杂志，装一手提箱返纽黑文。（装满书的手提箱当然很重，但哥大校门口即有地下铁道，换一次车即直驶火车站，很方便。）在当时美国图书馆之间，哥大中国现代小说的收藏，算是最丰富的了；那些巨型文学刊物，诸如《小说月报》、《文学》、《文季月刊》、《文学杂志》、《文艺复兴》，也都藏有全套，实在很不容易。当然，我如能在哥大附近住上一两个暑假，一方面换换环境，结识些新朋友，一方面查看资料也方便，对我来说，要比待在纽黑文好。但我这个人，天生懒得动，即是短距离搬家，自己没有汽车，也感到非常头痛。同样情形，哈佛离耶鲁也不远，乘火车当天可以来回。当年哈佛中文图书现代文学收藏虽远比不上哥大，事后发现有些哥大未藏的小说，哈佛却有，实在应该也去哈佛走走。总之，洛氏基金会给我的研究金，只够维持生活，自己天性又不爱动，竟没有到各大图书馆多跑跑。

　　除了借用两家图书馆的书籍外，我自己新文学藏书不多，差不多全是香港好友宋淇、程靖宇二兄邮寄赠我的。 50 年代初期不比今天，三四十年代的小说在港地都有翻印本出售，搜集很方便。宋淇赠我那册《一千五百种中国现代小说与戏剧》（北平， 1948），神父善秉仁（Jos. Schyns）主编，至今还是极有用的参考书。香港盗印张爱玲的两部作品，《传奇》与《流言》，也是宋淇赠我的，使我及早注意到这位卓越的作家。我在上海期间，即把钱锺书《围城》读了，当时张爱玲作品更为流行，却一直没有好奇心去读它。

　　作了 3年研究，离开纽黑文前，书的初稿已写出一大半了。但家里有了孩子，忙着换码头教书，整理书稿的工作竟搁了两年。 1955 年离开纽黑文，我在密歇根大学当了一年访问讲师（Visiting Lecturer in Chinese）。那年密大中国文学教授休假半年，中国思想史教授休假一年，二人的课程都由我来担任。我教了一年“中国思想史”，采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英译本为教本。头一学期，教先秦思想，孔孟老庄墨韩诸子自己以前读过些，教起来还蛮有味道的。第二学期，从董仲舒教起，就不大对劲，接着要讲到好多佛教派别，再下去是宋明理学，准备起来都相当吃力。我至今对佛学、理学毫无好感，同那一年教书有些关系。秋季学期也开一门“中国现代思想史”，凭我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并不难教。密大东亚语文系主任是位日裔美国人，刁钻成性，对日裔教员也不太友善，待我这个中国人当然更为刻薄。他说我是英文系博士，春季学期不妨开一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史”。这门课当年没有英文教科书，到今天还没有，要有方豪先生的大学问，才能胜任。《马可波罗游记》，利玛窦的日记， 18、 19 世纪英法人翻译的中文小说、戏曲我都得从头读起，虽然读起来很有趣，授课准备所花的时间，实在太多。此外每学期教一门中国文学的课程，虽比较容易，但初次教授此类课程，总得准备一下的。那一年，除了读到几种哥大未藏的小说外，《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整理工作可说完全停顿。

　　之后，我在得州奥斯汀城教了一年英文，纽约州波茨坦镇教了四年英文。每学期教四门课， 12 点钟。“莎士比亚”、“美国文学”、“欧洲名著”，这类课虽不需多少准备，但每年必教的“大一英文”、“大二英文”，学生作业太多，改卷子实在是很头痛的。尤其是“大一英文”，每周三四十本作文，改不胜改。我整理《小说史》书稿，只能利用暑期那段时间。 1958 年暑假天天去办公室（家里孩子太分心），把全书 19 章根据旧稿，逐章打出。入秋后再整理“注解”、“参考资料”、“人名、书名中英对照表”等项目。把书稿寄给饶大卫想已是同年冬季了。饶大卫自己过目后，我的两位受业师，博德（Frederick A. Pottle）、勃罗克斯（CleanthBrooks），也拨冗审阅我的书稿。另有一位美国文学教授庇阿生（Norman Pearson），我从未上过他的课，也把它看了一遍。饶大卫拿到了三位教授的评审书，才亲自把书稿交给耶鲁出版社。但三位文学教授都不谙中文，说的话当然无多大力量；饶大卫自己是政治系教授，对中国文学也不太内行，出版社还得延请一位校外专家，把书稿加以审阅后，才能决定出版与否。那时美国除了哥大王际真外，简直找不出另外一位教授曾翻译过现代中国文学作品的，更无人称得上是权威。找来找去，哥大出版社请了斯坦福大学中国近代史教授梅丽·赖德（Mary C. Wright），其实她对中国现代文学也是外行。（许芥昱教授那时在斯坦福编译一部《二十世纪中国诗》，也帮赖德教授做些研究。年初芥昱兄来访，承告书稿是先由他审阅的，想来赖德在评审报告上提出的意见，大半也是他的。）

　　赖德读了书稿，肯定它是部拓荒巨著，表示非常兴奋。但同时她也认为中国 1949 年以来，清算了一大批作家，我书里语焉不详；“百花齐放”运动没有好好交代；国民党政府到台北以后，文学近况一字不提，似也欠妥。 1959 年 4 月 15日，耶鲁编辑大卫·洪（David Horne）来信，谓书稿决定出版，唯根据那位专家的评阅报告，这两方面需增益篇幅云云。耶鲁肯出书，我大为高兴，增补书稿的建议，当然也满口赞成。正巧， 1959 年初济安哥已来美国，他编过《文学杂志》，介绍台湾文坛情形，当然驾轻就熟，《台湾》这个附录就请他写了。我自己刚读了姜贵的《旋风》，认为是部杰作，就在《台湾》附录上再加一个简评《旋风》的尾巴，表示中国不是没有新起的大作家。我自己得增添有关“大跃进”前的中共文坛报道，手边没有资料怎么办？只好向哥大东亚图书馆主任霍华·林登（Howard P. Linton）商借全套大陆出版的《文艺报》， 1959年暑期加以细读，为第 13 章《抗战期间及胜利以后的中国文学》（原题为“ Conformity, Defiance, and Achievement”）增添了不少篇幅。全书该章最长，原因在此。同时我自己觉得有些脚注写得太简略，所引作品的页数，全凭当年所写的札记，不一定靠得住。趁济安哥在西雅图研究之便，有问题就向他请教，这样缴送全书定稿，想已是同年秋冬之交。《小说史》1961 年 3 月才发售，大学出版社出书一向是很慢的。我自己凭校样编排索引，就花掉了三四个星期。

　　《小说史》赠的 15 册书我早在 2 月间就收到了，立即邮寄济安哥一本。他看到书，实在比我还兴奋，并建议我把书寄呈胡适、林语堂这两位前辈。我同林先生从未见过面，觉得不便贸然赠书。我在北大时，胡校长不赞成我去耶鲁、哈佛攻读博士学位，不给我写推荐信； 1951 年春我写封信给他，他也没有作复。因为这两桩事，我也不愿意赠书给他。隔一年胡先生即逝世，事后想想自己实在太孩子气了。书里我对胡先生一生的贡献，绝对肯定，他老人家看到书，一定会很高兴的。

　　翻译过三种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的王际真先生， 1960—1961 年在耶鲁大学兼课。他自己不多年即将退休，也在不时留心有无新出的人才，将来承继他哥大的职位。有一天，饶大卫同他谈起我，谓我的书即将由耶鲁出版，你不妨去出版社看看样本，很可能我是他最好的接班人。王先生真跑去看了，他自己对鲁迅最有研究，就挑看《鲁迅》这一章。之后，他写封信给我，谓我对鲁迅的看法与众不同，读后十分佩服。不仅此也，又说我的英文造诣也高过所有留美的华籍教授，简直可同罗素、狄金荪（G. Lowes Dickinson）二大师媲美。信末他问我有无意向来哥大教书。那时书尚未出版，读到这样一封信，虽然对王先生溢美之辞，自己不敢承当，心里实在高兴。王先生是山东人，人非常直爽，性情有些孤僻，他能对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如此赏识，真令我终身感激。这样开始同哥大办交涉， 1962 年才正式被聘为中国文学副教授。

　　书出版后不到两三星期，《纽约时报星期书评》即刊出书评，排第三版，相当受重视。只可惜编辑是外行，请了英人司各特（A. C. Scott）作评。此人曾任驻香港小官，业余兴趣是京剧，近年来曾把《蝴蝶梦》、《四郎探母》等剧本译成英文，可惜原文虽浅显，译文错误还是不少。他对我的书虽颇为重视，但外行人说话，有些地方总不得要领。 4 月 13 日波士顿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报登出一篇长评，写得很内行，评者大卫·洛埃（David Roy）现任芝加哥大学中国文学教授，那时还在哈佛写他《郭沫若评传》的博士论文。他认为《小说史》出版是一件大事（“ an event of the first importance”）。它不仅是专论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本严肃英文著述；更令人稀罕的，现有各国文字书写的此类研究中，也推此书为最佳（“ thebest study of its subject available in any language”）。

　　本书原标题为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大陆的文艺发展写到 1957 年“大跃进”前夕为止。“大跃进”之后，大陆时局、文艺界变乱更多， 1971 年《小说史》增订二版出书，我就把“ 1917—1957”这个副标题取消，另加一个结尾（epilogue），即中译本里的附录一：“ 1958 年来中国大陆的文学”。（编注：现版本删去此文，见刘绍铭先生《2015年再版序》。） 1967 年，我发表了一篇题名“ Obsession withChina: 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的文章，专论现代中国文学的一大特征，也放在《小说史》二版里，算是“附录一”（即中译本的附录二：《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编注：现版本附录一）。先兄写的那篇《台湾》在二版里不再出现； 60 年代台湾文学突飞猛进，该文早已失了时效。我自撰评论《旋风》的那部分（二版“附录二”）倒还保留着，现在再加上我那篇论姜贵的《重阳》的中文文章，合在一起排印，算是中译本的“附录三”（编注：现版本删去此文）。大陆地区以外的中国作家原非本书研讨的对象，但我既称姜贵为“晚清、五四、 30 年代小说传统的集大成者”，在本书里自应同鲁迅、茅盾、老舍一样，占一个重要的位置。

装　　帧：精装

开　　本：32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