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本书荣获2005年度“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全书是以东北的下岬村为调查对象，分别从纵观下岬村这一本土道德世界的变化、农村青年择偶过程的变化、这一转变过程的各种细节、家庭财产分割过程中三种相互关联的习俗沿革以及在彩礼上体现出来的巨大变化等，讨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和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结论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农民的私人生活经历了双重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兴起。
作为一部乡村民族志，该书探究了一个从未被研究过的课题——中国村民家庭生活中的个人与情感问题。阎云翔教授曾于上世纪70年代在东北一个农村当了7年的农民，1989年他以人类学专家的身份再次回访该地，并进行了长达十年多的田野调查。阎教授研究范围很广，从社会关系、家庭财产和赡养老人等比较公共的话题，到像风流韵事、两性关系、节育和性动力等私密的话题。
阎云翔，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阎云翔先生系著名学者张光直的学生，早年著作有《礼物的流动》，最近，他的英文专著《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获得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学术著作奖-列文森奖。这是为纪念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而设立的，每年只颁发给两本亚洲研究专著的作者。阎云翔先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学者。
中文版自序
前言
导论 中国家庭模式与私人生活的研究
一、“合作社模式”与缺席的个人
二、研究私人生活的新模式
三、本书的结构安排
第一章 下岬村的经济体制、公众生活与社会关系
一、村干部以及国家角色的变迁
二、公共生活的起落
三、亲缘结构与社会关系
第二章 择偶：独立与浪漫的年轻一代
一、关于择偶的本土定义
二、1946-1962年：年轻一代的独立自主趋向
三、1963-1983年：集体化体制下的浪漫爱情
四、1984年至今：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发展
五、介绍型婚姻中的爱情
六、从自主到浪漫
第三章 性爱、情感及其语言艺术
一、订婚后的恋爱与婚前性关系
二、爱情的语言和姿态
三、择偶理想的变化
四、爱情的表达问题
五、择偶中的浪漫革命
第四章 两性互动以及夫妻关系重要性的增长
一、家庭结构的变化
二、夫妻间的亲密关系与爱情
三、家庭劳动分工与家庭决策
四、家庭内部性别角色的重新定位
五、大家庭的民主化
六、家庭关系的结构性变化
第五章 私人空间与隐私权
一、老宅子的空间安排
二、80年代以来的装修热
三、内外之别与家庭隐私权
四、个体成员的私人空间
五、空间格局与人际关系
六、下岬村个案与隐私权观念
第六章 家庭财产与个人财产权利
一、提前分家与“从父居”的消亡
二、系列分家方式的影响
三、彩礼与遗产预支
四、彩礼支配的变化
五、新娘在彩礼交换中的角色
六、从礼物到预支的遗产
七、个人权利的上升与父权的衰落
第七章 老人赡养与孝道的衰落
一、老人的生活状况
二、虐待老人与代际冲突
三、关于代际互惠的争论
四、父母防老的措施
五、孝道的衰落
六、无效的法律与自相矛盾的意识形态
七、沉默的公众舆论
八、信仰世界的倒塌
九、经济剥夺与无情的市场逻辑
第八章 人口政策与新型生育文化
一、计划生育20年
二、个人选择与生育模式
三、新型生育观的出现
四、性别因素：妻子地位上升的影响
五、社区因素：村风的作用
六、从人口控制到计划生育
结论 国家、家庭与个人
一、家庭的私人化
二、自主性、情感、欲望与无公德的个人
三、情感、欲望、消费要求
四、社会主义国家与私人生活转型的悖论
五、关于国家作用的争论
六、个人的崛起与国家的关系
参考文献
第一章 下岬村的经济体制、公众生活与社会关系
自1989年以来，我就一直在黑龙江省下岬村做田野调查。下岬在哈尔滨市南面大约50公里处，离所在的县城25公里，是个以种植玉米为主的农业村。60年代以前，该村只有北面是耕地，东、西、南三面均被沼泽地环绕。70年代时，这些沼泽地被开垦出来种植稻谷。下岬与邻近的各个村庄相隔1至3公里不等。南面5公里就是黑龙江省与吉林省的界河拉林河。在历史上，这里夏季常常发洪水，村里地势低的耕地总是受威胁。70年代建设的水利网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没有洪水威胁的情况下，下岬有着极其肥沃的黑土地。
与关内的农村比较，下岬村的历史非常短，只有大约100年。其实，整个县城也只有这么短的历史。在19世纪以前，这里原来一直没有人定居。清代允许人们前来定居之后，下岬的第一批移民在19世纪开始建房居住。这块地方后来就成了下岬村的中心。下岬在20世纪30年代正式成为行政村。从那以后，村子规模不断扩大。集体化时期，下岬村被设为下岬大队，内分4个生产队，非集体化之后它又还原为村。根据1998年夏天的统计，村内有381户，共1492人。
不过，对于这里的村民来说，下岬村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其行政功能。这里也是他们生存的精神空间，是他们的本土道德世界。借用Kleinman夫妇的话，在这个世界里，“权力、地位、威望、物质资源、民族认同、社会秩序等等生存的基本要素得到了确实的体现。由于涉及到人们的根本利益与价值体系，所有社会行为都与道德有关。”（A.Kleinman与J.Kleinman 1997：102）。我在这里不打算对当地的精神道德世界作总括性的论述，而是要集中描述下岬村中与私人生活有关的三个方面（如果有兴趣了解其他方面的情况，参见Yan 1996：24-38）。我将首先考察下岬的政治经济体制，而且会主要集中在村级领导以及国家政权对本土世界的介入这两个问题上。之后，我将描述当地的公共生活，并追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它在社会生活、公共道德、政治参与、公共物品分配等方面的变化。在第三部分，我将讨论当地的亲属组织以及社会关系，因为它们是1949年以后当地最主要的社会自组织形式。
一、村干部以及国家角色的变迁
在1949年以前，下岬的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几家满族地主与汉族富农手中。村里只有不到25％的耕地为自耕农所有。大部分村民以给地主当长工或打短工为生。①1946年至1947年间，黑龙江南部被解放，下岬村也因此在建国三年之前就提前开始经历了那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
1946年，下岬村一带开始了土地改革运动。在这次革命性的社会转型里，原有的社会等级制度从根本上被扭转。地主遭到斗争，他们拥有的绝大部分土地和财产被没收并重新分配给穷人。更重要的是，从这时开始，根据每个人在此刻的经济或职业状况，人们都被划了成份，包括“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地主、富农，再加上反革命与坏分子，被称作“四类分子”，属于敌对阶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六七十年代，成份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每个人的命运。①
土地改革的另一重大后果是，财富不再是当地权力与威望的基础。相反，贫穷成了在新社会里的政治资本。据说，在一次斗争会上，当上了村长的羊倌一本正经地发言说：“多亏了党，如今我们这些拉绿屎的人才说了算。”“拉绿屎”是他的一种形象的说法，因为革命前穷人的主要食物是野菜。
与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在土改过程中，穷人、单身汉、年轻人成了村里新的领袖人物。由于这些人过去社会地位低，他们对党极其忠诚。在1953年至1958年的集体化运动里，下岬村走得相当极端，因为村领导决心要将这里建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模范村庄。结果是，在大跃进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下岬比周围的村子吃了更多苦头。幸好，在六七十年代，下一代的村领导纠正了从前的做法，集中精力搞生产而不是搞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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