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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初遇于1944年的纽约：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刚刚逃离纳粹德国，才华横溢的玛丽?麦卡锡在美国文坛初露锋芒。二人很快成为朋友，并开始了长达25年的鱼雁往返。在信中，她们辩谈时事：越南战争、希特勒的审判、水门事件……也探讨文学、倾诉情感、闲聊八卦。
《朋友之间》收录了阿伦特和麦卡锡之间的所有通信。这些信件充满了智慧和雄辩，又不乏真诚和亲密，以一种私人的方式，为我们近距离展示了20世纪两位杰出女性的政治、道德、文学观和思想脉络，更向我们呈现了她们之间漫长而独特的友谊。
汉娜?阿伦特，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她于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1941年移居美国。曾担任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境况》《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精神生活》等。
玛丽?麦卡锡，美国杰出作家、评论家、政治运动家，曾获美国国家文学奖章、麦克杜威奖章。主要著作有《一个天主教女孩的童年回忆》（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佛罗伦萨的石头》（TheStones of Florence）、《她们》（The Group）等。
卡罗尔?布莱曼，美国作家，著有《危险地写作：玛丽?麦卡锡和她的世界》（Writing Dangerously: Mary McCarthy and Her World），该书曾获1992年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传记类）。
序言：书信中的浪漫传奇
编者的话
第一部分 1949年3月—1959年12月
第二部分 1960年4月—1963年4月
第三部分 1963年9月—1966年12月
第四部分 1967年2月—1970年12月
第五部分 1970年12月—1973年4月
第六部分 1973年5月—1975年12月
后记
汉娜?阿伦特著作目录
玛丽?麦卡锡著作目录
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
译序 韦伯的政治使命与宿命
阎克文
简而言之，本书可以看作在理论和实践两个领域对马克斯·韦伯一生的政治述评。
评述一个名人的结果，是产生了一部名著，这种情况似乎并不常见，本书之所以实至名归，应该说与作者的背景不无关系。沃尔夫冈·蒙森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史学世家，他的曾祖父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是五卷本《罗马史》的作者，也是韦伯的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导师。同样可观的是，他和他的父亲威廉·蒙森（Wilhelm Mommsen， 1892—1966）及孪生兄弟汉斯·蒙森（Hans Mommsen，1930—2015）也都是各自时期德国史学界的扛鼎人物。他本人专注的领域主要是19、20世纪的英国与德国史，同时他还广泛涉足外交史、社会史、思想史和经济史的研究。从以往的韦伯研究史来说，本书出自沃尔夫冈·蒙森的手笔，或许就不能算偶然事件。
大概是因为文本信息量的解读局限，实际上，英语世界的学术研究，迟至20世纪70年代初，才开始注意并重视韦伯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作为，例如1972年出版的《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Max Weber and the Theory of Modern Politics， by David Beetham， 1972）、《马克斯·韦伯方法论中的学术、价值与政治》（Science， Value and Politics in Max Webers Methodology， by H.H.Brunn， 1972）等，就是早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此时距本书初版发表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再往后就络绎不绝了。由此观之，中文读者对这个论域至今还普遍比较陌生，恐怕就更不足为奇了。
蒙森一落笔就设定了全书的主题——“马克斯·韦伯一出生就被抛进了政治”（原书第1页。以下凡出自本书的引语，均只标示德文版页码）。事后来看，韦伯的出身似乎就预兆了他这一生将承担一份无可回避的政治使命，也预兆了一种他最终无可逃避的政治宿命。
事实上，韦伯终生都在经历着学术与政治的高度紧张关系。他从四五岁开始，就不得不待在好客的政治家父亲身边，旁听常年川流不息的学术与政治精英们的高谈阔论；这刺激他在这两个领域都表现出罕见的早慧天赋，直接影响了他在成年后的志业方向。结果是，他几乎始终都在“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之间游移不定，或者说，苦心兼营，直到生前的最后几个月，才彻底放弃了政治参与的一切努力。
无疑，作为一个经验理论大师，韦伯的学术建树，为他的政治思考和政治行动提供了远比个人出身更为深刻与持久的内在动力。
韦伯是经受马克思学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思潮冲击的第一代德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不过，大约在完成博士论文前后，也就是第二国际登台亮相之时，他便萌生了一个非常新颖的历史现实观察视角，而且最终把它推向了极致。首先，韦伯对那些一元化取向的决定论观念都抱有严重怀疑，甚至产生了毫不妥协的道德敌意，认为技术决定论、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历史决定论等，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层面上，都难以作为有效的理论手段胜任实证性的经验分析；更重要的是，他在大规模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逐步构建了一个社会科学方法论工具包——理想类型（ideal type）框架中的多元因果论。从事实上看，这个革命性的方法论工具包，也许可以说是韦伯著述体系中最有学术与政治指南价值的思想遗产。
毋庸赘言，《经济与社会》可以让我们在付出艰辛的阅读理解努力之后，比较完整地了解这个方法论工具包的精致和复杂程度。韦伯从经济社会学、支配社会学、法律社会学、宗教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等多个维度，重新考察了普遍历史意义上的因果动力，试图对历史现实做出尽可能客观的因果解释。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韦伯无可争辩地指出，在经济资源并不匮乏的时代和地方，仅靠天然的或人为的经济所有权，并不可能占有、更不可能垄断政治权力；如果没有政治权力的在场，建立和维持共同体秩序，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共同体秩序，也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在他看来，对财产的占有仅仅构成了获取、组织和运用政治权力的可能性基础之一，即便废除了私有财产，也不可能消除人对人的政治统治关系，尤其是支配关系，尽管它所需的基础条件将会有所变化。更严谨的问题描述和更审慎的逻辑论证，使韦伯继续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由经济活动、法律活动、宗教（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构成的多元因果框架中，政治操作机制具有特别强大的功能性作用力，这在任何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都不例外。无疑，这样的理论洞察，直接涉及政治的普遍性质、权力的结构及其冲突模式、政府与政治活动的可能形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现代性条件下国家意志与个人自由的张力问题，从而构成了有效解释和预见经验事实的一般性假设，重要的是，这对他的政治著述和政治参与都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
俾斯麦的历史性业绩，则是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力来源。尽管韦伯在大学读书期间就清醒地拒绝随波逐流，与正在盛行的俾斯麦崇拜保持了距离，并对他的个人政治品质产生了警惕，后来更是对其权力政治遗产带来的某些虚妄社会后果发出了毫不留情的道德批判，但是，作为一个“由现代欧洲文明塑造出来”但又念念不忘德意志民族历史使命的思想者，韦伯对俾斯麦的政治成就可谓推崇备至。俾斯麦缔造了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这首先得益于他本人的超越性政治境界，同时也离不开他那种强烈的权力本能和非凡谋略，这使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统一第一次成为可能。非常不幸的是，一个特殊历史人物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确立的特殊统治地位，却直接导致了一个特殊的政治后果，就是德意志民族习惯了接受一个伟人的照料，同时这个伟人也始终在有意排斥和压制具有独立意志的竞争性政治杰人与政治力量，哪怕是可能的政治盟友也毫不留情，以致在他黯然退出政治舞台之后，在这个民族需要立刻承担起自己照料自己的政治责任之时，从上到下各个阶层的政治成熟程度，看上去却恍如倒退了几十年，通向大灾变的政治混乱与衰败随即开始了。韦伯亲身经历了这一切，他不可能袖手旁观。
1895年韦伯就任弗莱堡大学教职时，德国已经进入了后俾斯麦时代，他在此时发表的著名演说《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既是他正式委身于学术之业的突出标志，同时也可以看作他开始参与政治的一项个人宣言。实际上，这个演说最引人瞩目的地方，主要并不是陈述韦伯的学术抱负，而是宣示了一种“理性”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强烈情感，尤其是面对德国的现状及其预兆不祥的未来所必须采取的秩序重构与政治行动设想，尽管这里的某些观点还显得比较粗糙，但后来不断系统化的理论思考和许多重大政治方略大致都可以追溯至此，简言之，这个“演说基本上是在阐发他的政治规划”（第38页），他敏锐地意识到，德国如何走向未来，已经没有太多可供选择的余地，也没有太多可供悬而不决的时间了。他在演说中反复强调，他这一代人的任务绝不是卖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幸福主义小市民理想，而是如何在现代性条件下正视国家意志与个人自由的张力问题，因为它直接决定着每一个德国人能否活得像个人样，从而凝聚成一个配得上伟大民族称号的共同体，承担起“在历史面前的责任”。毋庸赘言，这意味着必须从政治上寻找出路，不唯理论上如此，现实的经验世界更是如此。
按照韦伯的定义，从根本上看，政治就在于追求权力或者谋求对权力的影响力。不谋求权力的政治，仅仅存在于乌托邦那里或者无政府主义者的幻觉中，不足为训；而权力的经营，无论是古希腊政治学意义上的道德化经营还是现代性政治条件下的技术化经营，对于实现预期的价值目标都具有决定性意义。总起来说，韦伯认为权力的特殊性质及其不间断在场使政治成了一个高度独立的领域，亦即操作逻辑、经验系统和伦理规范的高度独立性，而现代政治更其如此。“在韦伯看来，为权力而斗争，不仅是人类政治组织的基本要素，也是全部文化生活中的基本要素。”（第43页）这样的政治观，最终在《以政治为业》这个著名演讲中导出了一个事实陈述性质的结论，即现代政治需要职业政治家，理性化的制度安排必须满足一个核心要求——不断训练和筛选出这样的政治家并有利于他们脱颖而出、登上政治舞台以承担责任。这不光是一个泛泛的理论设想，更是德国现实的迫切需要。
应当指出，韦伯不仅是个“欧洲文明之子”，他还是威廉时代的德国知识精英，因此，他一直抱有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也许就不足为怪，甚至到了君主制被废除之后，他还力主宪制改革能够为德国总统提供立宪君主的地位和权力。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当然可以轻飘飘地判定这种观念反映了时代的局限性，但正如蒙森所说：“他的观点并非保皇主义情感的反映，他对君主制的支持乃是出于选择最佳治国技术的功能考虑，根本不意味着情感上的忠诚。他相信，一个‘强大的议会君主制’在技术上最有适应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归根结底它是最强大的政体。它优越于所有共和政制之处就在于，它是奠定在一个重要的形式优越性基础上的——‘国家的最高职位已被永久占据’，因而对抱有个人野心的政治家的权力欲构成了健康有益的限制。这也是唯一能够抑制军队从军事领域向政治领域扩张权力这种一贯欲望的制度形态。”（第311页）但是，德国时运不济，碰上了威廉二世这样一位“半吊子”君主，使得俾斯麦的去职立刻导致了一种权力真空，君主不像君主，议会也不像议会。所有台面上的政党和政客、所有的阶层和阶级、所有的既得利益集团，没有谁能够承担得起维护现存秩序以便重构秩序规则的政治责任，而且给理应恪守工具性本分的官僚系统提供了攫取政治统治权的可乘之机。这种政治困局，很早就促使韦伯得出了一个论断：只有习惯于通过当选代表为自身政治命运共同负责，才是德意志民族有可能在政治眼光方面得到训练以寻求政治出路的唯一途径。无疑，这个问题不能纸上谈兵，而必须进行实际操作。就此而论，韦伯的基本信念，在一段历史性对话中表现得可谓言简意赅，十分生动。
德国“一战”战败后，韦伯在启程赴凡尔赛参加和谈之前曾致信鲁登道夫，要求鲁登道夫、蒂尔皮茨、卡佩勒、贝特曼等人自愿提着自己的头交给协约国，以挽回德国的名誉并为德国的光荣重建献祭。韦伯返回柏林后，双方坐在一起谈了几个小时，彼此都钦佩对方的爱国主义精神，却无法达成任何政治共识。韦伯指责鲁登道夫作为军事统帅犯下了政治错误，鲁登道夫则痛斥韦伯要为革命和新政权的罪恶承担自己那份责任，然后，鲁登道夫就提起了韦伯那个要求：“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主意？为什么希望我这样做？”
韦：“只有你自首，才能保住国家的荣誉。”
鲁：“国家正在跳进深渊！这种主意简直是忘恩负义！”
韦：“你必须这样做，这是你最后一次效命于国家。”
鲁：“我希望能为国家做出更重要的贡献。”
韦：“我们在讨论严肃问题，你这样说毫无意义。顺便说一句，这不仅关乎德国人民，也关乎军官团和军队能否恢复名誉。”
鲁：“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兴登堡？毕竟他才是德国陆军元帅。”
韦：“兴登堡已经70岁了，而且连小孩子都知道，你才是德国的头号人物。”
鲁：“敬谢谬奖。你可是为民主唱赞歌的，你和《法兰克福报》应该受到谴责！你看看，现在都成什么样了？！”
韦：“你觉得我会把现在这种丑恶的动荡叫作民主吗？”
鲁：“那么你的民主是什么样？”
韦：“人民选择他们信任的领袖，然后被选出来的人说，现在你们都闭上嘴，一切听我指挥，谁都不许随便干预领袖决策。”
鲁：“我倒喜欢这样的民主！”
韦：“但人民会坐下来看热闹，如果领袖犯下罪错，就把他送到绞刑架上去！”（玛丽安妮·韦伯著，《马克斯·韦伯传》，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801页）
撇开这个特定对话场合的特定情绪因素不论，实际上，这其中隐含着韦伯的一个完整逻辑——政治家从人民那里获取权力对人民进行正当性统治，人民从这种统治中获得个体自由的合法性保障，同时以这种自由激励政治家的创造性并迫使他们承担责任。我们可以看到，构成这个逻辑的并不是韦伯的一套教条化理念，而是一直在他头脑中酝酿并日臻成熟的一个复杂的技术操作系统，也就是他所坚持的德国宪政新秩序。
按照古典自由主义呆板的权力平衡原则，被统治者应当有机会求助于竞争性的统治权力以表达自己的意志，但由什么角色以及如何在这种平衡机制中充当创造性力量，这个原则并没有更多的说明。因此，在政治思想史上，是韦伯首先提炼出了一个创造性观念，即现代政治作为一项承担特殊责任的职业，需要一个特殊的群体以此为志业，那就是职业政治家。更重要的是，从上面的对话中不难推想，解决这个问题涉及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关系，没有一个调整这些关系的制度基础是根本无法想象的。韦伯坚决认为，非如此，自由主义就不可能确立一种与政治权力的建设性关系，这对于现代国家的理由和目的都至关重要，尤为关键的是，前程未卜的德国应该怎么办，这才是激励韦伯呕心沥血的主要动力。按照他一以贯之的方法论立场，在这个不可逆转的价值多元时代，他无法从科学实验的意义上证明任何价值目标是否正确，他能说的只是，如果要抵达预期的目标，就必须或可能使用什么样的手段，这些手段将必定或可能导致什么样的结局，最后，任何结局都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后果。
蒙森非常精准地把握住了韦伯的政治思考脉络。在韦伯看来，俾斯麦帝国日趋混乱，“一战”及随后的德国革命，终于导致了帝国的垮台及其宪制的毁灭，实际上这个过程使民主力量也颇感意外，它们对于从头开始立即建立一个新的宪政秩序这一任务，除了花里胡哨的教条和狭隘的自利打算，绝对没有任何切实的准备，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新秩序，德国就很可能再次四分五裂，或者沉入共产主义的旋涡。按照韦伯在“一战”前后反复推演的经验论证，德国从威权体制向新秩序的过渡，除了强权支配下的和平有序变革，别的途径都没有逻辑和事实上的可行性，而且未知成本的不确定性令人不寒而栗。同时，后俾斯麦时代统治阶层的日趋无能也给德国知识界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良机，只不过，保守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反动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政治智障，却令德国的大众动员目标越来越分裂与混乱，这成了本书设定的时间段中德国最醒目的政治景观，韦伯对他们的厌恶和绝望，至今听上去还是那么振聋发聩。因此，他曾针对时局表达了一个强烈期盼：“我们缺少的是一个政治家对国家的领导，这并不意味着需要一个政治天才（那只能指望出现在少数国家），甚至不是一个显赫的政治干才，而只是一个不管在什么程度上都可以叫作政治家的人！”（马克斯·韦伯著，《政治著作选》，第162页）最后，到1919年初，韦伯在莱比锡发表了那个独具匠心的演讲——《以政治为业》，也许可以说，即便在源远流长的西方政治学说史上，它也算是一份无与伦比的重要文献，若是按照传统的政治与政治学眼光来看，最出人意料的地方就在于，它彻底过滤掉了一切意识形态成分，根据政治伦理、政治规则、政治逻辑本身的高度独立性，第一次使用富有解释力的经验理论方法，还原了政治和政治人的本相，揭示了这种本相与政治理想之间难以消解的内在张力。毫无疑问，这一切都必须根据政治操作的因果可能性进行实证评估。
在韦伯还是一个年轻的大学教师之时，有些熟悉他的同好就认为，他是个天然的政治家，应当责无旁贷地投入政治实务。韦伯本人也曾以此自许，并在多个重大历史节点上尽力争取相应的权力地位，以期在实务操作中贯彻自己的政治蓝图，这个蓝图从弗莱堡就职演说到魏玛制宪方案及其一系列备忘录，在蒙森的笔下，构成了一个高度完备的政治框架，其中当然也包括实现不同阶段战略性目标所需的复杂手段，对当时的德国政界、学界和公众舆论都产生了广泛的冲击性影响。但是，从这三十年间德国的政治演变来看，韦伯从事实际政治不得不背负的一个外部沉淀成本，殊可谓骇人听闻。他在就职演说中曾痛苦地指斥道，这个民族的政治教育已经耽误了一百年，因此，按照蒙森的说法：“韦伯的个人悲剧就在于，他作为一个‘地道的实干家’，不得不用整个一生与‘智力瘫痪的行动’进行斗争。”（第33页）这场实力悬殊的斗争，在旷日持久的宪制改革博弈中达到了巅峰。蒙森的细致描述可以让我们看到，韦伯始终需要面对的主要是两个死敌，一个是僵硬的教条癖势力，另一个是冥顽偏执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虽然这在实际政治中很常见，但德国当时的既定条件却使韦伯这种人的处境变得尤其困难。当然，还有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也无法回避，也就是，如果把韦伯看作一个眼光深远、头脑冷峻的战略操作大师的话，他在日常的战术操作层面却完全是个手足无措的外行。他深知现代政党组织的功能主义价值是多么不可或缺，但在那种极度撕裂的政党政治格局中，他对组织的经营与整合却一筹莫展，甚至不屑一顾；他作为一个恪守知识诚实原则的学者，在个人基本价值信念问题上从不妥协，但在价值操作的技术手段问题上也很少妥协；他在现实政治调适与极为缜密的伦理严苛主义之间把握动态平衡的冷酷意志，令人不寒而栗且难以捉摸，这使所有固守党见立场的政治家都不堪忍受，无论他们来自民族自由党、天主教中央党、社会民主党，还是来自他本人参与创建的德国民主党。结果是，韦伯看上去就像一个伟大的军事统帅，但身旁却没有一兵一卒。正因为如此，也正如他曾自述的那样，毕其一生，他都注定了是个politischer Einspanner（政治单身汉）。（见第332页）若是从后来的历史进行客观的因果追溯，也许应该说，这已经远不是韦伯的个人悲剧了，以致后来人甚至可以提出一个已经无法假设的历史假设：如果当时的韦伯——或者韦伯理想中的政治家——有机会登上古罗马意义上的独裁官地位，局面将会如何？
蒙森的这幅韦伯政治肖像，无疑会令观者见仁见智，但也有助于对韦伯的政治业绩形成一些基本的客观判断：韦伯对他的国家和德意志民族一往情深，把政治局势所需要的高声呐喊视为一项天职；他毕生都在经验着德国与世界，对政治了如指掌且目光如炬，这使他的政治思考达到了极高的强度；他亲历了欧洲旧秩序的衰落与崩溃，面对那个时代命运攸关的各种政治事件，虽然他的政治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自己的时代，他的日常政治经营技能也并不足以支持他的战略推进，但他对现代政治的远见卓识仍在表明，他的头脑至今还是最强大的政治头脑之一。
书信中的浪漫传奇
“除非通过讲故事，否则我们无法说清生活是什么样子，无法描述造化如何弄人。”
——汉娜·阿伦特，1971年5月31日
1944年，她们在纽约曼哈顿的莫雷山酒吧（Murray Hill Bar）第一次见面。当时，玛丽·麦卡锡还处于和埃德蒙·威尔森（Edmund Wilson）的婚姻之中，陪同她的是评论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其弟马丁·格林伯格（Martin Greenberg）是汉娜·阿伦特在修肯出版社的同事。阿伦特的评论和散文最初只发表在《犹太杂志》（Menorah Journal）和《当代犹太人档案》（Contemporary Jewish Record）上，后来也开始出现在《评论》（Commentary）、《党派评论》（Partisa Review）和《国家》（The Nation）上，这使她的名声不再局限于她所属的德国犹太移民圈，而是被更多纽约知识分子所了解。那时，她还远没有后来那么大的影响，但也已经来美国三年。她传递着一种权威——“代表某种更加古老更加深刻的东西，那就是她所理解的欧洲文化”，她的同时代人威廉·巴莱特（William Barrett）后来这样回忆——这着实让她的美国新朋友着迷。
1944年的玛丽·麦卡锡被阿伦特怀疑主义者的机智所震撼。后者和她出生在柏林的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Heinrich Blücher）的身上都有一种漫不经心的气质，让人感觉很轻松。比如她曾讲过一个关于逃亡者的笑话，说一只逃难的猎獾狗哀叹自己作为圣伯纳犬的前世。1985年我对麦卡锡进行采访时，她回忆说：“她充满了活力，一种让人激动的不同寻常的活力……她给我带来快乐和惊奇。”在莫雷山酒吧，阿伦特笑着说，美国还没有“定型”，这还是一个小店主和农民的国家，与其说这是个新世界，它其实更像是一个“旧世界”，这里的社会视野非常狭隘，和这个国家的开国者拥有的政治视野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这些观察与麦卡锡1947年9月的一篇文章呼应，但视角有所不同。为了解释美国生活中的游牧性质，解释她所看到的“美国装饰、美国娱乐和美国文学中存在的丑陋性”，她在《美丽的美国》一文中写道，这种“庸俗”是不是“以看得见的形式表达了欧洲大众的贫穷，表现了漂洋过海来自欧洲的落后和贫困”？关于美国电影在海外的巨大成功，她指出，“欧洲是未完成的底片，而美国已是样片”。
麦卡锡认为，欧洲拥有“稳定的上层阶级”，而在美国，这种阶级的缺失“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美国社会的庸俗化”。这和汉娜·阿伦特眼中的欧洲不同。阿伦特经常把美国这个她的移居国称作“共和国”（Republic），她眼中的美国和麦卡锡描述的战后美国也不尽相同。阿伦特看到了其他东西。在1946年给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Carl Jaspers）的信中，她用赞许的语气提到，美国不存在“民族国家”和“真正的民族传统”。
幻想（fantasy）在这里也起了作用，对于她们俩来说，这是一种具有巨大创造潜力的幻想，不仅让她们的友谊在经历了早期的一次误解之后迅速加深，而且也促进了她们的写作，她们的很多作品都从对方的文化传统中获取了灵感。我们很容易注意到，阿伦特在《论革命》（On Revolution）和《共和国的危机》（Crises of Republic）里对宪法与人权法案中所蕴含的政治原则进行了批判性思考，而麦卡锡写的是《我眼中的威尼斯》（Venia Observed）、《佛罗伦萨的石头》（The Stones of Florence）和《美国鸟》（Birds of American），《美国鸟》中处处体现着康德的道德哲学。即使是《群体》（The Group）这样一本书中全部角色都出自瓦萨学院1933届美国女孩的书，也还是在小说的结尾处把视线投向了那个远行去了欧洲的女孩“雷姬”（Lackey），她在战争爆发前夜回来了，带着一个像男人一样的埃斯蒂安纳男爵夫人，后者是个德国人。
晚年的玛丽·麦卡锡把她与汉娜·阿伦特以及意大利评论家尼克拉·乔洛蒙提（Nicola Chiaromonte）的友谊看作是一种皈依的体验，后者也是她在1944年认识的。“也许那就是欧洲！你知道，直到刚才这一分钟我才意识到这一点。”1980年秋天，她向我追忆了那个让她难忘的夏天，乔洛蒙提深深地影响了她。那是1945年的夏天，在马萨诸塞州特鲁罗的海滩上，当时她和埃德蒙·威尔森已经分手。她和乔洛蒙提谈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从埃德蒙和他的世界……还有《党派评论》那些家伙的世界走出来的感觉，”她感叹道，“实在太美妙了！”
麦卡锡之前曾为《党派评论》写过戏剧评论，还写过一本叫《她所结识的人》（The Company She Keeps）的半自传体小说。1945年，她为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的《政治》杂志（politics）翻译了西蒙娜·韦伊的散文《〈伊利亚特〉，或力量的诗歌》（“L’Iliade ou le poème de la force”），她还在巴德学院研究俄国小说，这是她的第一份学术性工作。当时很多东西都处在变化之中，特别是广岛原子弹的爆炸结束了惯常的政治，也终止了她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短暂兴趣。“我们非常活跃，”她回忆着特鲁罗的那群人，包括詹姆斯·艾吉、尼科洛·图奇（Niccolo Tucci）和乔洛蒙提的妻子玛丽亚姆。但是她所说的“绝对的觉醒”其实也就是“思考这些作家［韦伊和俄国作家］说了什么！”
就在六年前，埃德蒙·威尔森写了《到芬兰车站》（To the Finland Station），这是研究欧洲革命传统的重要作品，麦卡锡认为，“相比之下，那只能代表空洞的文学观”，他只会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两个作家”，认为“托尔斯泰当然是个更好的文体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语写得很糟糕，诸如此类……他们谁也不会想到应该把作家的生活和他们的作品联系起来，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信仰什么”。对于麦卡锡来说，这种联系至关重要。她童年生活中失去的东西让她特别容易受到伤害，特别是害怕文学赋予那些“急急爬过沉默的海底”的纯属个人的“蟹钳”以某种目的和意义，这是艾略特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描写。
乔洛蒙提和阿伦特是不同的，他们俩和麦卡锡认识的那些纽约知识分子也不一样，但他们俩都是欧洲人——“也是柏拉图主义者”，麦卡锡在1980年这么评价道，“更应该说是苏格拉底的信徒”——他们都非常关注个人和政治的道德性，这让麦卡锡感到非常激动，而这种激动是那种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政治无法带给她的。例如，阿伦特的信条——用对世界的爱来代替对个人的过分关注，赋予了政治生活某种救赎的力量，而童年时代的麦卡锡是从宗教中获得这种力量的。
不难想象麦卡锡在汉娜·阿伦特身上发现的那些特质，正如一位崇拜阿伦特的耶稣教信徒所写的，她“具有在现代黑暗时代的废墟中进行诗意思考的天赋”。但是，她们的友谊也经历了考验，1945年在纽约的一次聚会上麦卡锡说了错话。在谈话中，大家谈起法国公民对占领巴黎的德国人的敌意，她说她为希特勒感到难过，因为他竟然会荒唐到希望得到他的受害者的爱戴。这完全是玛丽·麦卡锡的风格，她说这话是要故意冒犯那些道貌岸然的反法西斯分子，绝不是针对汉娜·阿伦特的。但阿伦特非常愤怒，她当时就生气地说：“你怎么可以在我面前说这种话—一个希特勒的受害者，一个去过集中营的人！”麦卡锡根本没有机会道歉。据麦卡锡说，三年后，她们在一个会议上讨论《政治》杂志的前途，她们同属少数派。在地铁的月台上，阿伦特转身对她说：“我们结束这荒唐的争吵吧，我们的想法如此相近。”麦卡锡为关于希特勒的话向她表示歉意，阿伦特承认自己从来没有去过集中营，只在法国的一个拘留营里待过。她们的友谊之花从此常开不谢，在现代知识分子中无人可以媲美。
玛丽·麦卡锡1912年出生在西雅图，六岁时就失去了父母，是被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的监护人抚养长大的。她任性固执，除了学校里的那些知识女性，其他人她谁也不服。这种情况第一次是出现在西雅图圣心修道院的嬷嬷中，后来是在塔科马的安妮赖特神学院，再后来就是瓦萨学院。汉娜·阿伦特1906年出生在汉诺威，在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长大，她的父母亲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犹太人，她是家中的独女。在某种意义上，阿伦特是麦卡锡所有老师中最出色的一位，但她的权威，不论是在道德上还是知识上，都没有阻止麦卡锡对她的思想提出质疑，尤其是当她的思想晦涩难懂，同时又和麦卡锡本人的现实感产生冲突的时候。
所以，在赞扬《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 of Totalitarianism）是“一部真正了不起的作品，在人类思想方面至少领先了10年”之后，麦卡锡在她写给阿伦特的第一封信中还是忍不住指出，“书中确实有些不规范的表达，比如用‘ignore’（忽视）来表达‘be ignorant of’（不知道、不懂）……再版时也许应该更正”。她还对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自己“更重要的异议”——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是一些丧失家园的人用来剥夺他人现实感的一种体制”——她触及了她们之间一个有趣的差异，这种差异让她们持续了25年的通信充满了活力，并且为她们之间的几次争论添加了一种“哲学小说”（conte philosophique）的色彩。
麦卡锡认为，阿伦特削弱了极权主义中的“偶然因素”，她这么说指的是某种可能，即“某些特征被融入了这些极权主义运动中，仅仅因为这些特征很管用”。阿伦特似乎认为“纳粹和斯大林有特殊的方法能够掌握政治行为的法则”，这是麦卡锡在1951年4月的信中写的。麦卡锡承认人们常常有这种印象，但阿伦特没能把自己的观点说明清楚，因为她自己有时候似乎也持相反的观点：“人不是理性世界的阐释者或艺术表现者，而是一个无例可循的创造者。”
麦卡锡深信，机会和选择共同塑造人生，而且机会的重要性大于选择。在她的文章中，随处可见各种精彩的创造，任何东西都可以推陈出新，比如家里的旧布、习俗和历史。这种创造不仅出现在她常常用来检验自己创造力、表现个性的回忆录和信件中，而且还出现在对历史的思考中。在《我眼中的威尼斯》中，威尼斯这座具有多元文化传统的城市正好让麦卡锡自嘲了自己多宗教背景的童年，她这样写道：“作为一座城市，威尼斯是个弃儿，像被放在篮子里的摩西一样漂浮在水面上，因此它必须学会创新，必须学会偷窃，必须急中生智。”
她和阿伦特的本质区别在于对变化的态度——不是政治上的变化，这一点她们是一致的，在危机时期她们都能勇敢面对，虽然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理解使她的态度更为悲观。她们的差别在于个人的变化，特别是在与异性交往中的变化。麦卡锡相信，在恋爱中，某种个人的改变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还是恋爱的唯一理由。（也许，这正是她不断恋爱的原因。在麦卡锡的中年，爱情在她自我提升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阿伦特更喜欢尼采所说的“保持自我”，不愿受任何思想规范和社会习俗的约束，她坚持一种更为悲观的、更具欧洲人特点的观点，但她也是浪漫的，只是方式不同。
1956年，麦卡锡和伦敦的一位评论家开始了一段注定失败的恋情。阿伦特这样写道：“你知道，我认为一个人应该相信自己的感觉，所以我认为你的感觉不会错。”但是她很高兴玛丽决定不再见那个男人。她为那个男人的谎言向玛丽表示了同情，她称这种撒谎的行径为“幻想型谎言癖”，是那种自吹自擂的谎言，所以不能相信（这是典型的阿伦特式的悖论，源自拉丁时代的传统，在现代演讲术中已经衰微）。她认为，“对自己的出身撒谎，假装自己是英国的贵族”是一种冒名顶替，是对英国的讽刺。这种谎言只和事实有关，所以最终会真相大白，但是“如果一个人撒的谎是关于他的‘感情’，他是绝对安全的，谁会发现呢”？阿伦特认为，“他们的谎言里有一种公然的蔑视，这种蔑视正是他们吸引人的地方”。
这里阿伦特提到了布莱希特的警告，“这里有一个你不能依靠的人”，她还提到了海德格尔，他是阿伦特1925年时的老师，他们之间有过一段恋情（1985年麦卡锡告诉我，“这是她一生中真正的一场恋爱”）。阿伦特认为，对于这样的男人来说，才华掩盖了他们的不可靠，或者说弥补了他们的不可靠。而对于那些没有天赋的叛逆者来说，他们的价值在社会中得不到认可，所以生活就变得毫无意义。因此，“自我毁灭将成为一项持久而光荣的任务，这比拯救自己更加光荣，也许也更加有趣。唯一不能允许的是，他可以自娱自乐，但不能把别人拖下水”。所以，他要把玛丽吓跑，“当然，这么做很残酷，”阿伦特对她说，“但是你不能指望一个爱你的人对你不残酷，尤其是他也是用残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
这些关于爱情的观点揭示了阿伦特让人意想不到的一面，这无疑是因为麦卡锡那些感情纠葛促使她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态度。1960年，麦卡锡和华沙美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员詹姆斯·韦斯特（James West）开始了一段疯狂的跨洲恋情，为了这个男人，麦卡锡愿意放弃一切，阿伦特对此深表忧虑。后来，韦斯特成为了麦卡锡的第四任丈夫。
阿伦特“害怕”麦卡锡“可能受到伤害”，麦卡锡在1960年5月的一封信里让她不要担心——她和韦斯特在苏黎世共度周末后，向阿伦特描述了他们的情人之旅，并且说：“我是真的受了伤害。”麦卡锡愚蠢地告诉了韦斯特她以前的一段恋情，他表示难以置信，而且非常愤怒，结果她伤心地痛哭。他后悔了，承认自己性格里有“恶劣的东西”，麦卡锡也感觉很愧疚，她安慰自己说“恶劣”的性格可以“改正”。
“你关于［以前那次恋情］的故事听上去很滑稽”，阿伦特在回信中戏谑地说，“过了这么多年你还是得自食其果啊。”但她指的不是“受伤害的事——这只是表达感情的另一种方式”。同时，她希望麦卡锡不要自欺欺人：“没有一个男人会因为一个女人去改变任何东西……这只是女孩子们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你要么愿意接受‘原来的’他，要么趁早离开。”
这种泼冷水的做法和漠不关心是不同的，这在另一个故事中也可略见一斑。《党派评论》的编辑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和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1947年见过一面，他后来向阿伦特抱怨波伏娃谈论美国时“没完没了地胡说八道”。“威廉，你的问题是，你没有意识到她并不非常聪明，”她建议说，“你不要和她争论，你应该和她调情。”
虽然阿伦特警告说“没有一个男人会因为一个女人去改变任何东西”，麦卡锡还是认为他们“都应该有所改变”，她回信说：“如果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毫无改变，那相爱还有什么意义？”很快，她再次结婚（这一段婚姻持续了28年）。但是阿伦特一直不能理解她为什么要急着离婚再婚，“你们为什么不能就住在一起呢？”1985年，麦卡锡回忆起阿伦特的这个问题时告诉我，“她希望我认真考虑这个建议，无论她现在哪里，她也许都在不满地摇头，因为我们没有听她的话。”
阿伦特知道麦卡锡和她的第三任丈夫鲍登·布罗德沃特（Bowden Broadwater）之间的问题，她甚至出面劝说鲍登同意离婚，在此过程中，有一次她曾表达过不满。布罗德沃特威胁说，只有等韦斯特离了婚，他才会同意离婚，麦卡锡1960年10月7日写信给阿伦特说：“我的心里充满了愤怒、失望和怀疑，难以平静。”她猜疑鲍登说服了阿伦特，让她认为他的做法是对的。“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爱吉姆了，他也一样。我们这样被动地受制于别人实在太荒唐了”，几个星期后她这样写道。在1960年11月11日的回信中，阿伦特只是重申了一些事实，她说布罗德沃特在这件事中“完全可怜无助”，她“作为朋友”和他谈话，非常诚恳，“没有威胁”，因为麦卡锡他们才会结识（“不是我个人的朋友……而是家庭的朋友”），也因为她似乎对他还有些影响。至于麦卡锡说她和韦斯特“受制于别人太荒唐”，阿伦特回答说：“显然，你们俩的痛苦是你们自己造成的，过去的事都是你们自己的选择。这也许给你们带来了麻烦，但并不荒唐，除非你说你们的整个过去不仅是个错误，而且是个荒唐的错误。”
这些对“心里像螺旋形开瓶器一样曲里拐弯的欲望”（这是奥登的话，也是阿伦特最喜欢的一个表达）的评论贯穿着她们的通信，和其他作家发表的书信不同的是，她们的通信中不仅有高尚的思考，还有女人间轻松的闲聊—不是八卦，虽然也有八卦，而且不完全是玛丽·麦卡锡的。阿伦特在1960年的信中，描述了“小个子波德霍雷茨（Podhoretz）看上去像个犹太服务生一样疲惫”，还有艾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jin）［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告诉她的］“走路的姿势和动作就像一头傲慢的骆驼”，这些文字都令人难忘。让麦卡锡和阿伦特的信与众不同，并且赋予它们一种罕见的戏剧力量的，是她们在信中如在耳边的声音，这种直接性有时会产生一种戏剧效果。即使是关于个人私事的评论读起来也像对话—是可以传递思想的对话。
这些信中的思想（“思考这种事”，阿伦特这样称自己最喜欢的消遣）和想法或观点不同，后两者可能产生于思想但不尽然。阿伦特和麦卡锡对于20世纪思想界“习见”（idées re·ues）的很多思考都是批评性的思考，但这和我们在信中发现的思维活动也是不同的。这种思维活动可以被称为“纯粹的”思想（pure thought），如果这个定语不违背阿伦特的“思考的自我”（thinking ego）这一精神的话。在这种思维活动中——无论是关于感情问题、街头犯罪、学生叛乱或是“黑色力量运动”——阿伦特，尤其是阿伦特，会来回穿梭在日常生活的体验和对此的思考之间，从而填补了两者之间的鸿沟。这种思维活动的本质在于它具有能够直接关注世界的能力，不仅仅是关注我们对世界的体验，而是关注世界本身，并且剥去了思维中可能存在的迷信、情感因素以及理论的装饰。
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在她的政治文章中还是她的书信中，阿伦特确实都很像苏格拉底，他们都努力让哲学贴近现实，审视那些我们用来判断世事的看不见的标准。我曾经问过20世纪70年代担任阿伦特助教的杰罗姆·科恩（Jerome Kohn），《精神生活》（The Life of Mind）未完成的第三部的主题——“判断”是否会成为阿伦特写作中的一个拦路虎，他说，“根本不会，”他向我指出了一个这本通信集的读者也很容易发现的事实，“汉娜一生都在进行判断，判断各种事件，理解它们给其他人带来的后果，这些对她来说就是运用常识。”
这种多思（thougtfulness）——不要和“为善”（being good）混淆起来——和传统意义上的思想是截然相反的，后者是一种远离琐屑表象世界的途径。阅读阿伦特关于“知识分子无判断力的多思”的论述时，那些笨拙的德语式英语句子也许会让读者蹙眉（英语是阿伦特的第三语言，排在德语和法语之后），但是如果认真阅读，读者对如何思考这个世界一定会有全新的理解。我们可以用阿伦特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喜欢乘坐的小火车来比喻她的这种思考。她把这种火车称为“叮叮当当”，从她避暑的位于山区的台格纳坐到洛迦诺去看马戏或电影。“虽然身边都是朋友，但她却像一个孤独的乘客，一个人乘着她的思想列车”，麦卡锡在《和汉娜告别》中写到了1970年海因里希·布吕歇尔去世后阿伦特的凄凉，这个沉静的形象让我们在阅读阿伦特的文字时感受到了一场神秘的精神旅行。
据高登·A.克雷格说，他最近乘坐从法兰克福开往汉堡的火车，听到播音员在广播里说：“欢迎乘坐汉娜·阿伦特城际快车——不管她是谁——祝您旅途愉快。”过了一会儿，那个声音又回来了：“汉娜·阿伦特是一个作家”，最后又说：“对了，我刚刚知道——汉娜·阿伦特是一个哲学家。”这只是一件有趣的轶事，但至少说明她得到了公正的认可。［在美国，我们不以诗人或哲学家的名字来命名火车，但美国航天局的科学家在给金星绘制地图时，用一些著名女性的名字来命名那颗遥远行星上的火山口：赛珍珠、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克莱尔·布斯·卢斯（Clare Booth Luce）、丽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和苏格兰女王，阿伦特和麦卡锡和这个殊荣无缘。］
麦卡锡喜欢看她的朋友“思考”。“听汉娜演讲就像看到她的思想通过动作和手势变成可以看得见的东西。”1975年在阿伦特的葬礼上她这样告诉来悼念的人。她生动地描绘了阿伦特和思想之间富有活力的关系：“汉娜是个保守主义者，她不会把任何思考过的东西随便扔掉，她一定会让它派上用场，”她接着说，“思想对她来说是一种资源管理，把体验的荒野变成适合人居的地方——建造房屋、开辟道路、拦堤筑坝、造林防风。这些任务都落到了她的肩上，因为她具有不同寻常的智慧，是前后几代人的杰出代表，她有责任系统地思考她在这个时代中每一个特有的经历——社会混乱（anomie）、恐怖行为、高级战争、集中营、奥斯维辛、货币膨胀、革命、取消学校种族隔离、五角大楼文件泄密、太空探险、水门事件、教皇约翰、暴力和公民抗命——完成了这些工作后，再让思想回到内心世界以及它自己特有的形成过程中。”
装 帧：平装-胶订
开 本：32开
纸 张：胶版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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