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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罪知道


只有罪知道

作  者:[英] 薇儿·麦克德米德 著

出 版 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09月

定  价:45.00

I S B N :9787313155375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法律  >  法律实务  >  刑法    

标  签:法律  刑事侦查学(犯罪对策学、犯罪侦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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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只有罪知道》是一部讲述犯罪现场分析和法庭鉴证科学的非虚构作品,完整记录了英国两百年犯罪鉴证的发展史。作者通过对鉴证科学发展的研究梳理,将刑侦过程中的法证科学分门别类,例如犯罪现场调查、毒理学分析、犯罪心理学分析等等。此外,作者结合对业界级专家采访、著名案件分析以及其个人的亲身经历,为读者展现了与犯罪小说截然不同的真实犯罪分析。事实上,真实案件的侦破过程,往往要比小说家笔下的虚构情节更具有戏剧性,震撼人心。
  书中除了很多引人入胜的细节描写外,还有一些让人吃惊和意外的事实。作者搜集案例的时间跨度很广,不仅展现了西方早期法证科学的诞生过程,还为我们呈现了多种多样的现代犯罪的破案方法。
  总之,无论世界如何转变,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们对犯罪鉴证的痴迷永远不会消失。
  在犯罪、推理小说领域,英国作家人才辈出,从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到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波洛,再到近年来被誉为英国受欢迎的女性犯罪作家薇儿·麦克德米德,推理小说的类型与题材随着技术、时代变革日新月异,但无论小说中的犯罪手法如何高超、犯罪案情如何错综复杂,推理小说都是依据真实犯罪鉴证科学的发展而延伸的,从犯罪现场到法庭鉴证,鉴证科学的主旨至今未变——即一个犯罪现场、一具尸体或者是一根头发,都能解开事实的真相,展现司法公正。

TOP作者简介

    薇儿·麦克德米德(Val McDermid) 英国推理小说女王、电视台御用作家,被誉为继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后英国推理小说界新代言人,获奖无数,囊括了金匕首奖、埃德加奖、安东尼奖、巴里奖等一系列世界级推理大奖,并荣获代表着推理作家终身成就的英国的钻石匕首奖。
  主要作品有林赛·戈登系列(Lindsay Gordon series)、凯特·布兰尼根系列(Kate Brannigan series)、《刑场》(A Place of Execution)、《遥远的回声》(The Distant Echo)、《暗黑领域》(A Darker Domain)等,目前全球已有四十种语言的译本,累计销量达千万册。其作品也经常被搬上荧幕,经典的罪案英剧《心理追凶》 就出自其手。

TOP目录

01 无声的证人:犯罪现场..........01
02 焦煳的吸引力:火灾现场调查..........18
03 人类的鉴证帮手:昆虫学..........42
04 尸体的秘密:病理学..........62
05 药物的奥妙:毒理学..........88
06 独一无二的印迹:指纹鉴定..........115
07 基因的指证:血迹与DNA ..........137
08 死者的尊严:人类学..........162
09 思想的索引:面貌复原技术 ..........185
10 科技与应用:数字取证 ..........207
11 犯罪行为的动机:鉴证心理学 ..........231
12 规则的束缚:法庭..........260
结语……285

TOP书摘

前言

  我们今天所知的司法公正并非总是还原真相的,刑法应当“以证据为基础”这个概念还相对比较新颖。数世纪以来,人们遭受控诉和定罪的原因多种多样:因为缺乏社会地位;因为不是本地人;因为自己或妻子、母亲擅长药草;因为肤色;因为找错了性伴侣;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或者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 

  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犯罪现场能够提供各种有益的信息,新的科学分支不断涌现,解读这些信息并将其呈上法庭成为了可能。 

  18 世纪科学发现的涓涓细流在19 世纪以后变成了滔天洪水,它们也在实验室之外得到了实际应用。犯罪调查规范才刚刚萌芽,一些早期侦探就已热切期望从所调查的罪案中搜寻出能够佐证自己理论的证据。鉴证—一种法律证据—科学应运而生,人们迅速认识到科学探索的许多分支都将对这一新的方法论做出一定贡献。最早的案例之一将病理学和现在所谓的文证审查结合了起来。 

  1794 年,爱德华·卡尔肖被手枪击中头部致死。当时,手枪均为前装式,枪口用一团纸填实,以防枪内的钢珠和火药掉落。外科医生检查尸体时,从头部受伤部位找到了纸团。他打开纸团,发现这是从一张民谣歌单上撕下来的一角。对谋杀案嫌疑人约翰·汤姆斯进行搜查之后,从其口袋内找出一张民谣歌单,与手枪内的纸团完全吻合。在兰卡斯特进行的审讯中,汤姆斯被判谋杀。 

  科学进步使得法律越来越成为维护正义的必然工具,这实在令人欣喜。 

  科学家们在帮助法庭拨开迷雾,寻找真相。以毒药为例,数百年来,毒药一直是谋杀首选工具。但是,若没有可靠的毒理学分析,几乎不可能进行佐证。这一困境即将得到改变。即便是在早期,科学佐证也饱受质疑。8 世纪末期,人们曾设计一个试验来检测砒霜,但只有存量很大的情况下才能被检测到。后来,多亏了英国化学家詹姆斯·马什,该试验才得以改良,变得更加实用。 

  1832 年,一男子因在咖啡中投放砒霜致其祖父死亡被法庭指控谋杀,马什以鉴定人身份出庭作证。他已从可疑咖啡中采取样品并进行了检测,从中发现了砒霜。可是在向陪审团呈递的时候,试样已变质,检测结果随之作废,被告因存在合理的怀疑被无罪释放。但对于羽翼未丰的科学家来说,这算不上挫折。詹姆斯·马什是位高尚的科学家,他将这次失败看做通往成功之路的激励。面对出庭作证的尴尬,他又设计了更好的试验方法。他最终设计出的具有决定性的试验方法极为有效,能够检测出哪怕一丝一毫的砒霜残留;多亏了这项试验,维多利亚时代许多因缺乏鉴证科学而逍遥法外的罪犯都被绳之以法。而且这项试验今时今日依然在发挥其作用。 

  鉴证科学和从犯罪现场到法庭的这段路程是千千万万罪案小说百用不厌的话题。致力于将科学应用到破案中,这是我衣食无忧的保障,但这并非浅层次的原因—鉴证科学家慷慨地腾出时间、分享知识,而是因为通过他们的努力改变了全世界的法庭面貌。 

  我们罪案作家总喜欢说这一类型扎根于文学史的最深处,声称从《圣经》中寻找先例:伊甸园中的蒙骗;该隐对兄弟亚伯的血腥残杀;大卫王对乌利亚的血腥屠戮。我们试图说服自己:莎士比亚就是同行。 

  可事实上,罪案小说是从“以证据为基础”的法律体系中生发出来的,而这正是无数科学家和侦探先驱们遗赠给我们的宝贵资产。即便是在早期,人们就已清楚地认识到,既然科学有助于审案,那么审案也能将科学家们推到新的高度,双方在维护正义上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写好这本书,我向顶尖鉴证科学家咨询了该行业的历史、实践和未来;为了弄清楚蝇蛆这种东西,我爬上了自然历史博物馆高塔的最顶端;我回想起自己所面对过的暴力死亡事件;我亲手捧过某位逝者的心脏。这段旅程令我充满敬畏和敬意。这些科学家所讲述的故事说明一个道理:从犯罪现场到法庭这段曲折的道路是你所能读到的最令人着迷的主题之一。它同时提醒着你,现实比虚构作品更加不可思议。 

  薇儿·麦克德米德 


04 尸体的秘密:病理学

  为使死亡丧失对我们的强大优势,我们就要逆着常规走。我们要习惯死亡,脑袋
  里常常想着死亡,把它看做很平常的事。
  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随笔》(Essais,1580)
  大诗人约翰· 邓恩(John Donne)说过:“民吾同胞也,孰死非我冤?我其为谁者?人类之一员!”这句话具有极重要的道德感,但除此之外,毋庸置疑的是,当突然而至的暴力死亡与我们自己的生命有所联系时,无论这个联系多么微弱,总会对我们产生更大的情感波动。所以牛津一所小型女校校友瑞秋· 麦克莱恩一案对我的触动极大。我与她不熟,但与她和她的命运却有着一丝亲切感。
  瑞秋· 麦克莱恩是圣希尔达学院的大学生,19 岁那年成为约翰· 坦纳的女友。1991 年4 月13 日,也就是两人交往10 个月后,坦纳向她求婚。对于任何一个女孩子而言,这样的大事都会迫不及待地要跟最亲近的人分享。但接下来的几天,瑞秋在圣希尔达学院或整间大学里的朋友都没再见过她。她勤学好问,对人友好,热情开朗,谁都不肯相信她会不辞而别。坦纳给她的寄
  宿家庭打电话,说要跟她谈谈,可室友也不知道她的行踪。
  经过五天的担惊受怕之后,学校领导向警察报告了瑞秋失踪一事。警察联系了在诺丁汉读大学的坦纳,他说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1991 年4 月14 日晚上。他当时从牛津车站乘火车回诺丁汉,她在站台上跟他挥手告别。他们在车站自助餐厅遇到的一位长发年轻人提议顺便送她回阿盖尔街的住所。
  坦纳与警方合作,协助了搜寻,在电视上重现了他从牛津车站离开的过程,试图激发可能见过瑞秋的人的记忆。人们相信他是第一位参加这种电视重现的凶手。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情绪激动地告诉朋友和记者们,说他和瑞秋两情相悦,正准备结婚。但警方怀疑坦纳有所隐瞒,于是提前安排记者问他一些关键问题,比如“你是否杀了瑞秋?”他回答时极不自然,且没有丝毫感情,令警察更加肯定他对瑞秋失踪一事了解更多内情。
  警察搜查了瑞秋在阿盖尔街与朋友同住的屋子。一切似乎都井然有序,地板没有移动的迹象,其他东西也都没有疑点。侦探们无法找到能够用于逮捕坦纳或至少给他施压的证据,因而深感绝望。蛙人搜索了彻尔维尔河,其他警员则在附近的灌木林中进行地毯式搜索。
  警察联系了地方委员会,查证阿盖尔街的那所房子是否有地下室。对方说虽然没有地下室,街上有些房子下面却有柱子支撑,这就意味着地板下面还有空间。
  得到这一消息,警方于5 月2 日再次对这所房子进行了搜索。这一次,他们在楼梯下面发现了部分木乃伊化的瑞秋的尸体。坦纳将她塞进楼梯板底部20 厘米的空隙中,然后推到地板下方。虽已死亡18 天,她的尸体并未怎么腐烂:从多孔砖透进来的温暖干燥的空气风干了她的皮肤。
  找到尸体只是谋杀案调查第一阶段的终结,却是法医病理学家对被告人提起诉讼这一关键过程的开始。在瑞秋· 麦克莱恩一案中,这一任务落到了盖伊医院法医学科主任伊恩· 韦斯特(Iain West)的肩上。尸体解剖过程中,他发现瑞秋的喉头左侧有一处1 厘米的淤青,右侧则有4 处。他拍下这些淤青和斑点—她面部和眼睛里的出血点。通过内部器官检查,他发现喉咙里的喉部韧带断裂。所有这些创伤都表明是窒息致死。另外,她头皮上缺了一撮头发,韦斯特相信瑞秋扯掉头发是为了减轻喉部压力而做出的绝望举动。当警方带着从伊恩· 韦斯特那里得到的确凿证据对质约翰· 坦纳时,他开口承认杀了瑞秋。审判时,他说:“我充满怒火地使劲打她,又用手掐住
  她的脖子。我一定是失去了控制,因为我对之后的事情印象非常模糊。”他宣称是在瑞秋承认出轨之后将她杀死,接着在她毫无生机的尸体旁边躺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找到一个藏匿她的合适地点,把尸体从橱柜的空隙中拖过去,然后乘火车回到诺丁汉。坦纳被判终身监禁,2003 年获释后回到了故乡新西兰。
  法医病理学就像解密拼图。病理学家要把从尸体内外发现的异常成分记录下来,根据这些残缺的信息,努力重现过去。纵观人类历史,人们一直想弄明白为什么自己所关心爱护的人会香消命殒。“尸体解剖”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意为“眼见为实”。尸体解剖便是通过医学途经来满足人类这一内心深处的好奇心。
  历史上已知的第一例法医尸体解剖发生在公元前44 年,给尤里乌斯· 凯历史上已知的第一例法医尸体解剖发生在公元前44 年,给尤里乌斯· 凯撒(Julius Caesar)做尸体解剖的医生报告称,在这位大帝身上的23 处刀伤中,只有第二、三根肋骨之间的一处是致命伤。几个世纪后,希腊名医盖伦(Galen)主要通过解剖猴子和猪发表了极具影响力的报告。尽管解剖材料十分不入流,但他关于人类解剖学的理论一直无可争辩,直到16 世纪的安德里亚斯· 维萨里开始在正常解剖和非正常解剖之间做出比较,从而为现代病理学—疾病科学—铺平了道路。
  1543 年,维萨里发表了解剖学经典著作《人体结构》(On the Fabric ofthe Human Body),并将它献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该王朝因而见证了法医学的第二次里程碑式的事件。对于神圣罗马帝国而言,法律程序法规第一次付诸现实。其中规定哪些罪行是重罪,允许烧死巫师,并且第一次赋予法庭下令对重罪进行调查和审理的权利。这些法令统称为卡罗莱纳法典(Carolina Code),其中规定法官要在遇到涉嫌谋杀的案件时征求外科医生的意见,对法医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法典在欧洲大陆得到广泛采用,医学作家对于在法庭上展现自己专业能力的热情逐渐高涨,其中就包括法国理发师兼外科医生安布雷斯· 巴雷(Ambroise Paré)—有时被称为“法医病理学之父”。他论述了暴力死亡对内部器官的影响,解释了雷击死亡、溺亡、窒息死亡、中毒身亡、中风死亡和婴儿被杀的表现,揭示了如何区分活体和死尸身上的伤口。随着人们对人体组织的知识越来越丰富,对该行业的了解也逐步加深。到了19 世纪,阿尔弗雷德· 斯温· 泰勒(Alfred Swaine Taylor)对法医病理学做了详细论述,将英国及其之外的法医行业引向了现代化道路。他最重要的著作《法医学手册》(A Manual of Medical Jurisprudence,1831)在他一生中曾再版10 次之多。到了19 世纪50 年代中期,泰勒已参与过500 多起司法案件侦查,然而他的经历也早早地1859 年,托马斯· 斯梅瑟斯特因毒杀情人伊莎贝拉· 班克斯被起诉,在伦敦中央刑事法庭受审。在审判过程中,斯温· 泰勒作证称斯梅瑟斯特的一个瓶子里存在砒霜,这便是证明他有罪的证据。斯梅瑟斯特被宣告有罪,判处死刑。后来得到澄清,斯温· 泰勒的检测并不适当,瓶子里很可能根本没有砒霜成分。伊莎贝拉· 班克斯在此之前就已久病缠身,极有可能属自然死亡。斯梅瑟斯特被赦免,但仍因重婚罪被判一年有期徒刑。《柳叶刀》(Lancet)和《泰晤士报》(Times)对斯温· 泰勒和谋杀判决大加挞伐,法医病理学成了所谓的“糟糕透顶的科学”。该案给法医病理学罩上了一层数年都无法驱散的阴影。
  考虑到英国司法体系中两相对立的戏剧特征,该行业若想重振声誉,就需要一个既具有专业素养又极具人格魅力的领导人才。伯纳德· 斯皮尔伯利(Bernard Spilsbury)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魔力的人。斯皮尔伯利英俊潇洒,雄辩而令人信服,公共场合现身时总是戴着高顶礼帽,穿着燕尾服,扎着胸花,身披长大衣。他的专业技能众人皆知。他那灵活的双手摆弄死尸时既高效又精确。论及自己的发现时,他的语言清楚易懂。证明了鉴证科学家和我们普通人一样容易出错。
  陪审员和公众对斯皮尔伯利痴爱不已。媒体将他比作一块坚石,凭借着它,法律便能打破邪恶谋杀犯的谎言。1947 年去世时,《柳叶刀》称他:“孑然一身,无人敢与之挑战,是最伟大的医学法律专家。”斯皮尔伯利曾代表英国政府参与过200 多起谋杀案作证。
  公众首次关注他是在1910 年,当时他是轰动一时的霍利· 哈维· 克里平医生一案的专家证人。克里平是美国顺势疗法医师和专利药物销售员,住在康姆登镇。与其同住的妻子科拉是一位戏院歌手,艺名叫做“贝拉· 埃尔默”。二人的婚姻多有坎坷,科拉的朋友突然见不到她的踪影。克里平医生有时说她死了,有时又说她去美国追求事业发展了。朋友们疑心顿起,于是报了警,警察询问了克里平,并搜查了他的房子,结果一无所获。但他们的调查引起了克里平的恐慌,他便与年轻情人艾瑟尔· 勒纳芙乘坐SS 蒙特利斯号逃往加拿大。勒纳芙打扮成小男孩,荒唐地装成他儿子。
  他们的逃跑再次引起警方怀疑,对房子进行的二次搜查却同样一无所获。不过警察疑心仍在,第三次搜查时,他们挖开了地下室的砖砌地板。这一次,他们发现了一具裹在男士睡衣上衣里的人体遗骸。
  与此同时,蒙特利斯号船长注意到船上的这两位古怪乘客,船刚出海,他就给英国政府发了一封电报:“强烈怀疑伦敦克里平地下室谋杀案主犯及同谋就在船上。主犯的小胡子养成了络腮胡,同谋打扮成了小男孩,其举止及身形无疑是个女孩。”伦敦警察厅(Scotland Yard)a 总督察德武(Dew)乘快船先二人一步到达加拿大,二人刚一落脚便被突然抓捕归案—这是在无线
  通信帮助下进行的第一次抓捕行动。
  警方从伦敦圣玛丽医院召来一位外科医生检查尸体,年轻的斯皮尔伯利于是加入该案。斯皮尔伯利仔细查看了科拉· 克里平的病历,发现她腹部曾做过一次手术。尸体解剖并不能判定尸体性别,不过斯皮尔伯利发现了有毒物质的踪迹。
  法庭审讯克里平时,斯皮尔伯利呈上一片带有曲线状疤痕的皮肤。这片皮肤保存在甲醛溶液中,来自那具应该是科拉· 克里平尸体的躯干。他用玻璃碟子端着给各位陪审员看了一遍,接着在隔壁房间架起显微镜,让陪审团成员检查组织切片。辩方病理学家据此反驳,由于皮肤上面有毛囊,那它肯定是皮肤襞褶,而非伤疤组织,然而陪审团选择了相信斯皮尔伯利。法庭裁决克里平犯有下毒、谋杀妻子的罪行。他在伦敦本特维尔监狱被绞死,按他的要求,陪葬了勒纳芙的一张照片。勒纳芙作为谋杀行为发生后的同谋而被起诉、问询。
  克里平一案的皮肤组织如今保存在伦敦皇家医院,2002 年,伯纳德· 奈特(Bernard Knight)教授对其进行了检查,从中并未找到表明其为伤疤组织的确定信息。近期对该切片的DNA 检测表明其中的DNA 信息与科拉· 克里平的一些后代并不匹配,且该遗体性别为男性。讽刺的是,该案令公众把斯皮尔伯利看做法医病理学的代言人,却也是他完全失误的滑铁卢。
  克里平被绞死5 年后,斯皮尔伯利又参与了一起引人注目的案件的侦破,这一次,DNA 检测或其他现代鉴证技术都无法帮他破案。1915 年2 月3 日,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一位名叫查尔斯· 伯恩汉姆的果园主端着一杯茶坐下来,打开了一份《世界新闻报》(News of the World)。第三版的一条标题令他震惊不已:“死在浴室—新娘婚后第二天的悲剧命运。”这
  篇简短的报道称一位玛格丽特· 里罗伊德在伦敦北部的公寓内被发现身亡。“医学证据表明,流行性感冒加上热水浴可能导致了昏厥。”报道得出这个结论。差不多一年前,查尔斯· 伯恩汉姆的女儿也是婚后不久就在布莱克普尔(Blackpool)死于浴缸中。伯恩汉姆联系了警察局,发现玛格丽特· 里罗伊德的丈夫名叫乔治· 约瑟夫· 史密斯,正是女儿爱丽丝· 伯恩汉姆死前嫁的那个人。
  警方让斯皮尔伯利给从坟墓中挖出来的玛格丽特· 里罗伊德的尸体进行解剖。之后,他又到布莱克普尔给爱丽丝· 伯恩汉姆进行了尸体解剖。接着,警方查出了第三个女人的详细信息。此人名叫贝西· 威廉姆斯,与乔治· 史密斯结过婚,1912 年6 月13 日在肯特郡的家中死于同样的情形。
  对于前两起溺亡案件,验尸官判断为意外死亡,然而,警方重新调查时发现史密斯从3 位妻子的死亡事件中均获得经济利益:从玛格丽特和爱丽丝所持有的生命保险中分别获得700 英镑和506 英镑;从贝西那里获得2500 英镑的委托金(现值190000 英镑左右)。从中看出模式后,警方逮捕了史密斯。
  斯皮尔伯利从玛格丽特和爱丽丝的尸体上并未发现暴力、毒物或心脏病的迹象,而在贝西的尸体上,他从其大腿部发现了“鸡皮疙瘩”,这有时就是溺水身亡(也可能是死后腐烂所致)的证据。斯皮尔伯利读了那位第一个见到贝西尸体的全科医生的笔记,注意到她手中握着一块肥皂。
  他叫人把3 个浴缸全搬到肯特镇(Kentish Town)警察局,然后排成一行,仔细检查。贝西· 威廉姆斯一案尤其令他迷惑不解。她死前不久,史密斯曾带她去看医生,让她跟医生聊聊癫痫病症状。史密斯告诉贝西,说她时常昏厥,贝西对此却毫无记忆,且家族里并没有人患癫痫病。斯皮尔伯利对这一说法并不信服。贝西身高1.69 米,体格肥胖,她溺亡的浴缸最长仅为1.5米,前端还有滑坡。斯皮尔伯利知道癫痫昏厥的第一阶段会导致身体完全僵硬,考虑到贝西的体型和浴缸的形状,这样的晕厥只会把她的头部置于水面之上,而不会沉到水下。
  若贝西不是因癫痫昏厥而死,又会是什么呢?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斯皮尔伯利发现,水迅速灌入鼻子和喉咙会抑制重要的脑部神经,即迷走神经,导致突然丧失意识,紧接着就是死亡。这种不常发生的情况的常见伴随结果便是瞬时尸僵—斯皮尔伯利认为这就是贝西紧握一块肥皂的原因。1853 年,阿尔弗雷德· 斯温· 泰勒(Alfred Swaine Taylor)曾明确说过,溺死成年人而不留下淤青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会为了呼吸而拼命挣扎,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总督察尼尔(Neil)决定在审判前进行一系列实验,来验证斯皮尔伯利关于这些妇女如何死亡的理论。他找来一些女性志愿者,让她们被按入浴缸时努力尝试反抗。第一位志愿者身穿浴袍,踏进放满水的浴缸,成功地抓住浴缸边缘拼命反抗。然而,当尼尔抓住她的脚脖,猛然抬高她的双腿时,她滑到水底,失去了意识。医生用了好久才使她恢复意识;她能活下来真是幸运。该实验并非斯皮尔伯利的主意,但他是知情人,实验结果显然对他的名声有益。
  乔治· 史密斯因谋杀贝西· 威廉姆斯受审。在法庭上,斯皮尔伯利说的话极具威信,并且不遗余力地给陪审团讲解。他们仔细考虑了20 分钟,接着裁决史密斯有罪。史密斯在梅德斯通监狱被执行绞刑。
  史密斯是个巧舌如簧的骗子,年仅9 岁就在伦敦东区犯下了第一起盗窃案。长大后,他开始戴上金戒指和色彩鲜艳的领结来捕获女人的芳心,方便利用她们。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早期影响,也由于当时英国许多年轻人都搬去了殖民地,1915 年的英国有50 万名剩女,为史密斯提供了大量猎物。报纸添油加醋的报道铺天盖地,公众对“浴缸新娘杀人犯”的兴趣十分浓厚。一波一波的记者渴望着发一篇“科学家击败连环杀手”的报道,调查期间不断光顾斯皮尔伯利家。他就像一颗冉冉升起、永不坠落的明星。
  斯皮尔伯利参与侦查的许多案件都涉及丈夫被诉谋杀妻子。想想在科学尚不发达之时,这些女性之死背后的真相无法为人所知,多少凶手逍遥法外,实在令人胆寒。渐渐地,媒体把斯皮尔伯利当做英雄的象征,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解读无助受害者遗留下的隐秘线索,令那些罪恶的杀手难逃法网,或者无法再次犯案。1923 年,他受封爵士,更是进一步加固了他的英雄形象。一年后,另一起案件再次为他的声誉锦上添花。
  12 月5 日,艾尔西· 卡梅隆离开伦敦北部的家,前往苏塞克斯郡克罗布拉夫镇看望未婚夫诺曼· 索恩—一位养鸡场主。他们订婚已有两年,可索恩最近结交了新女友。1925 年1 月15 日,警察在农场的一个养鸡场下面发现了艾尔西被肢解的尸体和塞到锡制饼干罐子里的头颅。起初,索恩告诉他们说她根本没到这里,但尸体被发现后,他改了口,说她来是为了告诉他她已经怀孕,想赶紧结婚。他说之后自己便离开了,可两个小时后再回来时,她已经在天花板上吊死了。他以为她是自杀,便决定掩藏尸体,把它切成4 块埋了。
  1 月17 日,斯皮尔伯利进行了尸体解剖,在呈递给验尸官的报告中,他认为艾尔西属于暴力死亡,很可能是被严重殴打致死。他找到8 处淤青,其中一处位于太阳穴,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切开皮肉之后就可以看到。他未从脖子上发现任何能证明上吊的绳子勒痕,就没有提取切片。之前他注意到她脖子上有两块印记,但认为这些只是自然褶皱,并未在意。在会同陪审团验尸过程中,验尸官问到怎么可能检查死了6 周的尸体,但斯皮尔伯利向他保证,尸体的腐烂程度算不上问题。被告人诺曼· 索恩质疑验尸报告,因为不存在淤青的表征,从而成功地申请到第二次尸体解剖。
  2 月24 日,艾尔西被挖掘出来,罗伯特· 勃朗特(Robert Bronte)主持尸体解剖,斯皮尔伯利旁观。验尸本应在大白天或有灯光照射的太平间进行,而艾尔西的尸体是在从午夜到上午9 点的期间挖掘的,尸体解剖则是在墓地灯光昏暗的小礼拜堂里,有一大群围观者和记者。棺材内浸满了水,尸体自斯皮尔伯利检查之后又多腐烂了一个月,不过勃朗特看到了脖子上的印痕证据,取了切片进行分析。
  诺曼· 索恩的审判持续了五天之久。辩方病理学家对淤青提出质疑。当检方问及尸体上是否有外伤痕迹时,斯皮尔伯利回答道:“没有,一点都没有。”辩方病理学家J. D. 卡瑟尔斯(J. D. Cassels)认为,索恩把艾尔西· 卡梅隆从横梁上救下来时,她还活着,这些淤青是她掉到地上造成的,而她在10—15 分钟后因休克而死:之所以没有勒痕,是因为血液循环把勒痕消除掉了。他批评斯皮尔伯利没有用显微镜检查脖子。斯皮尔伯利作证说,最后两处淤青位于面部,她是被某种印第安棒球棍殴打致死,而该棒球棍在现场不远处已被找到。他像以往在法庭上一样坚定,绝不肯承认这些结论中有任何的不确定性。不过,在两年前的一次演讲中,他说如果通过交叉问来严格检测医学证据的话,“医生就该感到自己出错了”。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法官称斯皮尔伯利是“最伟大的在世病理学家”,并在总结陈词中告诉陪审团,说斯皮尔伯利的话“无疑是能获得的最好的意见”。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里,陪审团就做出了“有罪”裁决。有些人觉得他们并不赞同这位病理学家提供的证据的复杂性,尤其是并没有迹象表明艾尔西· 卡梅隆属于暴力死亡。对陪审团接受斯皮尔伯利那充满自信的结论表示质疑的就有阿瑟· 柯南· 道尔爵士,他就住在离诺曼· 索恩不远的地方。他在《法学丛刊》(Law Journal)写道:“陪审员赋予给伯纳德爵士的一贯正确神话,一定在某种程度上令他难堪。”们并不赞同这位病理学家提供的证据的复杂性,尤其是并没有迹象表明艾尔西· 卡梅隆属于暴力死亡。对陪审团接受斯皮尔伯利那充满自信的结论表示质疑的就有阿瑟· 柯南· 道尔爵士,他就住在离诺曼· 索恩不远的地方。他在《法学丛刊》(Law Journal)写道:“陪审员赋予给伯纳德爵士的一贯正确神话,一定在某种程度上令他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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