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一个悲不敢泣的时代是什么样子，你们能想得到吗？尉天聪刻写近代台湾文坛23位作家，让我们懂得那时代知识分子寂寞及悲壮之所在。
在那窒息的年代，有人燃起一把火，火便开始传递开来，于是他们在光与火与苦难中，淬炼出台湾文学的篇章，那么悲痛，却又何其温暖，照亮了一个不屈的世代。
不管那些过往的日子是多么令人感到沮丧，而我们自己当年又是如何冲动、幼稚，甚至盲从，追根究底，却可从另外某些人有形或无形的所作所为中体认出，那并不只是一段空白的岁月。
尉天聪，1935年生，江苏砀山人。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十余年间，先后主持编辑《笔汇》和《文学季刊》等杂志。
著有《到梵林墩去的人》《路不是一个人走得出来的》《民族与乡土》等作品。
百年冰雪身犹在
苍茫独立唱挽歌
找回失去的星光
素朴坦然一君子
土地的守护者
依旧是鹅湖风采
孤寂的旅程
他影响了那么多人
怀想那一段岁月
无名氏最后的日子
燃烧的灵魂
悲悯的笑纹
寂寞的打锣人
理想主义者的苹果树
府城的李白
独步的狼
诗人与同温层
掉进猪笼草的飞虫
那个时代，那样的生活，那些人
苦行的旅者
江湖寥落那汉子
去奚淞家看画
怆然的回望
苍茫独立唱挽歌
说高阳
高阳常说，他之所以成为一位历史小说家，其实是很偶然的。 他原名许晏骈，杭州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家族自清乾隆以降即功名不断，至嘉庆、道光、咸丰后更有官至刑部尚书、 吏部尚书、兵部尚书者。他曾对我叹说 ：“出身于这样的家族，承 受这样的传统，到了民国时代，报考大学，攻读的应该是法律系或 政治系，但我多次翻阅了族中所保存的一些档案资料，听多了长辈 和族人谈论的官场旧事，吓得我把法、政视为畏途。”他问我 ：“这 样一来，你说我应该走哪条路 ?”我也只能摇摇头。他接着说 ：“处 于这样紊乱的世局之下，我只好做一个无聊的文人 !”
这样消极的话，乍听是一种自嘲和无奈，仔细体会，却是一 种悲愤，一种自悔和反省，使人想到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那一类的话 ：一种对人生难以解说的感 喟。高阳平生最爱两个人的诗，一是李商隐，另一是吴梅村 ：其 所以如此，大概是在这两位前人那里，感受到与自己相似的遭遇。 李商隐身处晚唐乱局，吴梅村夹在明清交替之际 ：都对时代有着无可奈何之感。吴梅村尤其如此。于是，高阳之于吴梅村便更有 难以为言的同情。他说 ：“看梅村诗集，怀古纪事，吊死伤别，无不充满了沧桑之悲、身世之痛，哪怕是咏物的诗，多半亦有寄托。”
这话似乎也可借以解说他自己的作品。从许晏骈而到“高阳酒徒” 的高阳，虽然在诗文、言谈之间经常挥洒自如，但其间那种自我 贬抑的语气却令人不能不感慨系之。正因为这样，他论到一些处于 两难之局压力下的知识分子时，便经常说他们只好用“别的方法” 来“抒写史书中所无法表达的深厚情感”。依高阳之意，这里所说 的“别的方法”就是诗与小说。
在前辈学人中，高阳最心仪陈寅恪先生。陈是史学大师，晚年 在目盲孤苦之中，却把治史的功力转移到《论再生缘》《柳如是传》 那一类作品的写作上。何以如此？这当然有其深意存焉。高阳既以 陈寅恪为师，他的历史小说应该也是在其中有所寄托的。有一次我 问他，在他的众多历史小说中，他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部？他毫不 犹疑地说 ：《荆轲》。进而解释说 ：别的作品，即使毁掉了，仍然可 以重新写得出来，唯独《荆轲》，却是再也无法重写出来的。那种 青少年时代的梦，那种狂热，今天再也找不到了。即使以今天的眼 光来看，这部作品在文字的处理上还有粗浅的毛病。
我说 ：“一谈到荆轲，一般人多着重在高渐离送行的‘风萧萧 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一类的诀别。你却在荆轲死后更 引出张良，而且借由张良的口说出‘我要嬴政知道，失败不足以令 人气馁，杀身不足以令人畏惧 ：防范越周密，手段越恐怖，越有人 要反抗他’。又说 ：‘荆轲以后有荆轲，张良以后有张良 ：身可死， 志不减 !’真亏你写出这样的豪语。”
他却说 ：“这不是我的豪语，这是中国历史的精神。钱穆先生 有一句话最让我信服 ：读历史必须具有最起码的感情。我的一切都 是从那里孕育出来的。”
我认识高阳及高阳的作品也是偶然的。一九七二年，赵玉明兄出任《民族晚报》总编辑，约了我和一些朋友写专栏，每天赠阅《民 族晚报》，我得以阅读刊载在那里的高阳的历史小说《翠屏山》。那 原是《水浒》中杨雄、石秀和潘巧云的故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施 蛰存也曾经改写过。报上登出高阳这部小说连载的预告，我立即起 了一个疑问 ：《水浒》已把这故事写得那么细致易懂，在京戏和地 方戏中也早已把它们确定下来，还有哪些地方值得他再去发挥？及 至看了他的新本，才了然于他吸引读者之处。他书写《翠屏山》中 的潘巧云是这样推展出来的 ：一个绝代美人，先嫁给一个粗俗不堪、 夜夜鼾声大作的屠户，那是如何的遭遇！等那男人死了，改嫁的又 是一个钢刀一举人头落地的刽子手，那种感觉又是多么动人！高阳 的创造力与想象的灵活，不得不让人惊叹。而且他观察事物的角度 非常准确和细腻，使得他的语言有超乎常人的敏锐和生动，让读者 不由自主地想一读再读。
就这样，从《翠屏山》开始，我成了高阳的读者，也去找他之 前的作品来阅读。那时我在大学教授中国古典小说。由于受陈寅恪 的影响，我讲唐人传奇时便把唐代的社会制度拿来探寻小说中所未 说到的一面 ；也由此而发现高阳改写《李娃》的结尾别具用心，把 故事改放在唐人真实的门第人际关系上，而与唐人原作的安排有所 不同，把历史小说提升到史学的层次，使人想见故事背后的更真实 的一面，令人对小说的结局有着更多的思考空间。有一次我去拜访 台静农先生，谈到台湾当时的小说界，先说到白先勇，他说 ：“先 勇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年轻人，才华也够，但对于中国社会认识还不 到深刻的层次。”于是我向他推荐了高阳。过了一段日子再去看他， 他告诉我已经看了几本高阳的作品，并且说 ：“他对中国社会很有 认知。他写《乌龙院》不着重在男女之事，而去写那些刑事书吏间的种种明争暗斗，而在《小白菜》中经由男女间的故事，书写杨乃武那样的讼棍文人与官场之纠葛，并扩及太平天国事件后湘人与当 地人在两江一带的矛盾，以及慈禧想借此一事件来借刀杀人，压低 湘人在江浙的势力。这些，没有功力是写不出来的。”我向台老说 出高阳的出身背景，他说 ：“这就难怪了 !”
高阳当时不少作品都在《联合报》连载。一九七六年我在联 合报系所办的《中国论坛》担任第一任主编，开始与高阳有了往 来。那时正是高阳创作的高峰期，一系列有关明清之际的作品陆续 出世。有一次，也在联合报系任职的陈晓林邀了一些朋友餐会，座 中除了高阳，还有唐鲁孙、夏元瑜、阮文达、赵玉明等人。由于唐 鲁孙先生是前清光绪皇帝珍妃和瑾妃的侄孙，年少时曾多次进出宫 门，对旗人生活极为了解，听他言谈，获益不浅。于是晓林提议， 这样的聚会不妨每月举行一次，这就等于不着痕迹地每月上了一堂 历史课。由于这样地跟高阳交往多了，也就熟悉他的酒徒风范，言 谈之间渐渐领略到他读史、查证资料的用功程度。但他见到唐、夏 两位前辈，一直是诚诚恳恳地虚心求教。唐老为人谦和，谈笑时也 会在自我解嘲中流露出严肃感。有一次，他两杯酒下肚，就对高阳 说：“人家都说咱们是封建余孽，遗老遗少，但当封建余孽、遗 老遗少，也得先吃点苦，磨炼磨炼。就拿皇帝来说，也得规规矩矩 先把字练好 ：奏折上来了，要看得懂，要会批。师父要上讲了，当 皇帝的就得先站在御书房门口等候，师父坐定了，皇帝才能落座。” 并指着我们年轻的几位说 ：“读《红楼梦》你们很多地方不会真懂， 在其间，每一个事件都显示着一种文化，一点粗浅不得。”
唐老的每一言辞、每一行动都持平稳重却又那么自在，即使在举杯、持箸之时，也自有其风度，连服务人员递上一杯茶，他都用温婉的眼神回应。他的北京话不疾不徐，毫无一般人所想象的贵族 气象。在这样的言谈之间，高阳与唐老的对谈一直保持着虔诚的态 度，有时候谈到的虽是一些细微琐碎之事，也能感受到他们想在其 中探讨挖凿某些奥秘。
在高阳的作品中，历史的时空，往往只是一个架构，他最大的 着力点往往不是一般人视为“重大”的政治、社会事件，反而是一 些人不太注意的小事件、小动作，让人流连、惆怅、会心一笑并有 所领会。譬如在《胡雪岩》中，王有龄出任官职，想要在端节之前 接任，胡雪岩向他建言延到节后去接。王有龄本想在接任后立即承 受大批“节敬”，胡则主张把这一机会让给前任 ；一来，结交人缘， 为前程铺路 ；二来，来日方长，何愁没有机会。像这样的一件小事， 即可让人体会到为官之道的奥妙。由此扩大联想，也就让人对人性 的好坏多了一层了解。
高阳历史小说的特色之一是他常常在真实的历史人物中穿插一 些他所创造的小人物，而且以女性居多，使得其间的相互关系及他 要呈现的场面更为生动而深沉。如《荆轲》中的荆轲与夷姑、《醉 蓬莱》中的洪升与玉英、《徐老虎与白寡妇》中的徐宝山与白巧珠、《胡雪岩》中的胡雪岩与芙蓉等等。他们之间的相遇、相处，都在 整部作品中呈现出沉重的力量。特别是《醉蓬莱》，它的主题原是 经由洪升的《长生殿》剧本，书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但 读了以后让人感叹的却是洪升与玉英无法结合的缺憾。
这就涉及高阳的爱情观。在高阳的作品中，几乎每一部小说中 相爱的人最后都是徒然。《李娃》中的郑元和与李娃、《风尘三侠》 中的虬髯客与张出尘（红拂）、《再生香》中的顺治皇帝、冒辟疆与董小宛、《小凤仙》中的蔡锷与小凤仙、《曹雪芹别传》中的曹雪芹与《红楼梦》诸女子，所呈现出来的无不是那种无所求、无所得， 却一心流露着无限关爱的情操。高阳大多以淡笔写浓情，使得结局 虽是徒然，却让人获得珍贵的感悟 ：人生只要能够实心实意地爱过 也就足矣。例如《风尘三侠》中，当红拂对虬髯客说出“从今以后， 你忘掉我，我忘掉你”时，那场面真把人带领到一种“隐忍”的美 学境界 ：
“一妹 !”虬髯客站住脚，以极平静的声音问道 ：“你还有话 说 ?”当着上百的仆从，她无法说一句心里要说的话，只俯下身去， 用纤纤双手，挖一掬土 ；使的劲太猛，折断了两个指甲，痛彻心扉， 然而她忍住了，终于挖起那一掬染有鲜血的泥土，眼泪扑簌簌地流 着，也都掉在那掬土中。
“三哥 !”她哽咽着说 ：“你要想家，就看看这个吧 !”……
有一次与高阳闲谈，两杯酒下肚，我对他说 ：“高阳，在你的 作品中，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有一位温柔、体贴、互相了解的 女子，化为很多分身经常出现在你不同的作品中，甚至有些名字都 雷同。那是你的梦还是你的回忆 ?”他只是苦苦地一笑，默不作答。
但我猜得出他的心情。那不仅指的是个人的际遇，推展开来， 更是整个民族处在历史变动的际遇。他平日最爱李商隐和吴梅村的 诗，而且用力甚勤。他常经由他们的作品体认他们平生所处的两难 之局 ：个人的感情如此，世间的种种际遇也是如此。而在不知何去 何从时，有时只有在漂泊中度过。他注解吴梅村的《短歌》说 ：“做 官潦倒，头白归乡，谁知在家乡却更不如在异乡漂泊！这是何等哀 痛的描写？”这无疑也涵盖着高阳个人的感慨。他用心于明清之际上人的处境，当然也有感于民国，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以来变局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去从，陈寅恪写《柳如是传》，他写《江上之役诗纪》 都是经由南明的败亡而有着相近的吊古伤今的心情。吴梅村遗言 说 ：“吾一生遭遇，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 实为天下大苦人 !”其所以要忍受这种悲“苦”，实际是要在有限的 人生维系着某些不容扭曲的认知和真情。这认知和真情是绝对不能 用现实政治利益和阶级标准来判定的。而且，这才是最真实的历史。 所以在陈寅恪的历史书写中便处处见到很多人经由历史对当代所生 的感慨。在这方面，高阳似乎也与陈寅恪有着相似的感受。他想经 由历史去体会一些什么，也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他才一再说，人生 的最大引力是“情”，其次才是“缘”。而且，他又补充说 ：不要把“情”和“缘”讲得世俗化 ；历史的不停转变，很多事之所以在人 们心中打下难以泯灭的烙印，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有一次谈到当今人的人生态度，他说 ：“现代人，常常把世间 的一切事都视为偶然，子女是父母做爱偶然生的，夫妻是偶然碰在 一起而结合的，没有什么绝对的天设地配，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必然 的相守相爱的关系。这也就没有什么必然的道德伦理可言。这是彻 底的虚无主义，视一切为荒谬。”对此，他大不以为然。所以在高 阳的小说中，人生的际遇经常是偶然的，但在这偶然中，由于彼此 所付出的爱和关心，它所产生出来的关系和情操却一一成为无法割 舍的必然 ；让人愿意为之忍饥受冻，生死以之。即使男女之欢乐场 合的相遇，产生的也是难以忘怀的思念。说起来，这些都是微不足 道的小人物、小事件，汇合起来却是历史的主流。在这里，历史之 所以为历史，主要的便是在琐琐碎碎中所显现的、连续不断的生命 情调和相互关怀。不分古，也不分今，一直不断地绵延着。
有一次，《联合文学》邀请一些作家作中南部之旅，特别向铁路局包了一节车厢，同车还有无名氏（卜乃夫）、夏志清等人。在 车上我曾跟高阳聊到对历史的认知。我质疑司马迁把《伯夷列传》 置于列传之首的用意。司马迁谈到道家之言 ：“天道无亲，常与善 人”，又感慨伯夷、叔齐这样的善人最后均遭饿死，这是对天道与 人世的怀疑，而这样的怀疑主义必然导引出历史的虚无主义，认为 世间并不存在公道与不公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由得让人怀疑 ： 历史所给予人的意义是什么 ?
高阳回答说 ：正因为如此，才能见出最真实的东西。正因为人 生无常，经由战乱、屠杀、斗争、欺骗、丑恶，才能见出比这些更 高的东西，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的“存在”；即使那是刹那的，也 会叫人难忘，成为永恒。
我说 ：“这样一讲，我们也可以把李商隐的诗拉大到这样的层 次去了解 ：‘相见时难别亦难’不正是人在尘世上的‘追寻—怀疑— 沉沦—觉悟’的历程吗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不 就写尽这一历程的辛苦吗 ?”
高阳同意我的引申。他说他坚决相信，在历史中虽然处处充满 着暴乱和不公，好人不长寿，坏人享荣华，但在每个人的心里，何 者该做，何者不该做，总还是应该有所肯定的。想一想，这倒是真 的。在他的作品中，很多人物的结局都是不如意甚至悲苦的，从荆 轲到曹雪芹、洪升，乃至胡雪岩等人的人生结尾，几乎都是挫败的， 然而就另一面而言，却又存在着生死以之的庄严意义。例如《小凤 仙》中，当小凤仙听到蔡锷忍受着贫苦煎熬时，对于他一步步往“死路里走”的决心起了质疑，不禁问道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得到的回答却是 ：“为了争人格——替全中国四万万人争人格。”就 此而言，历史不但是一种现象，更是一种永续的精神 ：在高阳的历史小说中，他是以人的品质来反省历史的。这些品质随着客观环境的不同，有时隐忍下来成为伏流 ；有时奔腾不息，成为主流 ；源源 不息就成了生命中的源头活水。然而，很多人却无视于这些。高阳 因而感叹地说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现代人经常以政治的、党派 的观点来审判历史，不但审判而且予以定罪，让人上天下地在精神 上找不到容身之处。”
就此而言，高阳对于历史的看法是非常不同意西方正流行的历 史主义 ；因为根据他们的观点，在根本上是否定人世间有某种永恒 的、持久不变的东西，认为人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人们不停变化的 欲望，而在高阳看来，历史中虽然充满斗争、屠杀、侥幸、投机， 但就在其中却处处让人感受到有值得为之奋斗、牺牲的崇高和神圣 的价值存在，让人领会到生命的庄严意义。
高阳小说最让人叹服的是文字与对白的精妙。有一次在一场 文学奖评选会上与高阳和无名氏同席，高阳说了一段与文字有关 的话。他说 ：小说之为小说，它的第一个条件便是叫人看得进去。 看得进去就是亲切感。不但情节的安排要这样，连语言也是一样。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一般的写作都有粗糙的毛病，以为只要从嘴 里说出来的口语就是白话，不知白话不管指的是官话还是普通话， 从古以来因个人的身份不同、生活习惯的差异，都有各自不同的表 达方式，也各有独自的韵味 ；失掉这些，语言就干枯无趣。文字要 有诗的情趣才有美感，这是连介系词、尾词都马虎不得的。另外一 点，新文学运动以来，小说常以意识形态挂帅，这是“莲雾打针变 成黑珍珠”的手法，不足为取。
因为看多了高阳的历史小说，就止不住有时也会对他的作品 提出意见。有一次我对他说 ：“西方史学家都把世界近代史开始的时间放在十七世纪前后，独独中国学者把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放在一八四○年前后，认为由于受到鸦片战争的影响，中国才开始走向 近现代。这是外铄式的观点，失掉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性。萧一山 先生、胡秋原先生都不赞成这种说法。如果我们也赞成中国近现代 史开始于十七世纪前后，则明清之际正是一个关口。你的小说从《再 生香》的多尔衮率清兵入关，到《小凤仙》的袁世凯当皇帝，这一 系列作品，真是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写照 ；把中国明末清初以来的， 官僚社会的贪婪无能、吏治社会与帮派相互作用所造成的广大群众 的愚昧，写得淋漓尽致，但也在优良的传统中，令人感到无限的温 馨。这些都有助于对中国前途的思考。如果把这一系列作品加以整 理，再给予一个总名，真可以和法国巴尔扎克（H.Balzac) 的《人间 喜剧》那一系列作品媲美，同时也可作为旧中国的挽歌。”他听了 非常高兴。又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 ：“你这个人太好酒，有时 酒喝多了，为了赶写副刊连载续稿，一时赶不及就乱放野马，写些 典故趣闻凑篇幅，虽然也很有趣味，但整体来看总不够严谨，何况 不时还有重复的地方。应该整理一下。”
那次的谈话竟引起他的重视。他想在这一系列前再写一部小 说作为开篇，彰显一个时代的开始，问我有什么想法。我为他讲了 全谢山在文集里记载的关于钱敬忠的故事。钱敬忠的父亲钱若赓是 明朝的临江知府，因为抨击万历皇帝选妃的事被关在狱中将近四十 年，每年都是斩监候，受尽煎熬。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家破人亡， 连孩子也是在狱中长大的。钱敬忠一岁入监，在狱中接受父亲的教 育，后来考中进士。他要求代父受刑，钱若赓才被放了出来，年纪 已经八十了。此后，钱敬忠历经李自成之变和满清入关，亲身带兵 对抗，最后失败，绝食而死。全谢山在谈到写作之道时，曾经说过 ： 文章中保留太多资料会破坏文的气势，但他却在书写钱敬忠时，故意把那些有关资料一一保留下来。其所以如此，就是想要后人经由资料中的琐琐碎碎见到历史中人性的光芒。他为钱敬忠写的碑铭， 非常动人 ：
孝思已申，忠则未遂 ； 墓门流泉，潸潸者泪 ； 故国河山，同此破碎 ； 试读予文，寒芒不坠。
我问高阳 ：“如果我们不以肤浅的什么封建意识来评定它，便 可以在其中见到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明代是历史上最腐烂的一代， 也是在腐烂中最显现人格的一代。不知这一类的故事可不可以提供 给你来参考。”
那是一九九二年初的事。没隔多久他就因病连续出入医院。不 幸的是天不假年，本应人生七十才开始，一生背负着历史积郁的高 阳，却在那年六月六日以七十之龄告别了人世！
他过世之前接受《联合报》副刊访问时还特别说 ：“我最感谢 尉天聪教授勉励我做中国的巴尔扎克……”
周弃子先生曾赞赏高阳以“苍茫独立四垂际”的诗句来描绘自 己的际遇。如今高阳已经逝世十五周年，每当想起他，脑海里浮现 的，就是一个微屈着背、苍茫独立于挽歌声中的寂寞身影。
装 帧：精装
页 数：320
版 次：第1版
开 本：32开
正文语种：中文
您现在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