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美] 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 著
译 者:冯宇
出 版 社:中信出版集团
丛 书:“观天下”系列
出版时间:2016年09月
定 价:69.00
I S B N :9787508664453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政治/军事 > 政治  
标 签:
2010年2月28日,俄亥俄州西北部伍德县的两万多名村民在一阵机枪扫射及纵火中被逐出家园,理由是某英国公司想在他们的土地上植树造林,再出售木材,于是当地军队出面襄助。令人震惊的是,专司与全球贫穷做斗争的世界银行竟赞助且促成了此次驱赶行动。对于这一骇人听闻的时间,媒体报道寥寥,国际社会也未能给出最后的解决方案,这是为何?
随后,《威权政治》作者、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伊斯特利解释说,此事其实发生在乌干达的穆本德地区,由此引出本书的核心议题:富人与穷人的权利。这个地理错位的假设反映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若是发生此事,便会举世瞩目,而乌干达遭遇此事,又有谁知道和关心呢?
穷人的权利一直以来都是国际社会纷争不断的议题,大家普遍认为,经济发展和治国方针只有“专家”才懂。而在《威权政治》一书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支出,专家治国论者总是将世人的眼球吸引到技术解决方案上,以掩盖对穷人权利的侵犯行为,这种障眼法无疑是当今社会发展中的道德悲剧。
书中还反驳了专家治国论者信奉的“白板论”,即一切均可重起炉灶,如有发展滞后等现象就应该在专家的指导下重新来过。与“白板论”相反,作者支持更为温和的改良观点,只有站在尊重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角度,赋予穷人充分的政治权利与经济自由,全球性的贫困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威廉·伊斯特利 (William Easterly),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目前任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纽约大学发展研究所所长。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100名杰出的思想者之一,全球100名被引用次数多的经济学家之一。其代表作、全球畅销书《白人的负担》荣获美国具影响力的图书奖项之一“哈耶克奖”。
序 言
第一部分 一场从未展开的论战
第一章 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和他们没有进行的辩论
哈耶克逃脱纳粹魔掌
通往奴役之路
这不是政府与市场之争
“有意识的设计”的知识问题
为什么哈耶克与缪达尔之间未能进行论战?
逃避辩论的背后隐藏的政治动机
第二部分 为什么没有发生那场论战:发展思想的真实历史
第二章 从前的中国
发生在凡尔赛宫里的三次不快
世界上第一个发展计划
美国专家
寻求发展
世界上第一个本土发展经济学家
本书的第一个关键时刻
洛克菲勒的白板
一个不顾历史的历史学家
中国移民问题在太平洋学会会议上的消失
技术官僚与权利:关于治外法权的争论
自由中国
国家高于个体
另一条道路
中国内部的论战
方显廷出逃
小结
第三章 种族、战争以及非洲的命运
种族主义与对种族战争的恐惧
禁止公开的种族主义
殖民部遭遇内部的种族主义
海利勋爵的《非洲概览》
为殖民主义辩解:国家扮演的角色
技术官僚派对权利问题的回避
这看似一场真正的种族战争
美国人对帝国的攻击
本书的第二个关键时刻
联合国的成立
战后的帝国
牛津大学的殖民地经济研究席位
阿瑟·刘易斯爵士与克瓦米·恩克鲁玛
小结
第四章 波哥大的一天
官方发展史上记载的1948年4月9日
哥伦比亚历史上记载的1948年4月9日
国际上对于1948年4月9日的看法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及拉丁美洲发展
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原罪
白板论划分出的第三世界
哥伦比亚本应展开的一场论战
小结
第三部分 白板论与以史为鉴
第五章 价值观:争取个人权利的漫长斗争
皇帝与自由城市的对立
欧洲:从威权到个人权利
自由城市的出现
就事论事
集体主义价值观
自由传播到大西洋
威权对价值观的影响
民主的巩固
亚洲价值观
大分化
个人权利如何解决问题
穷人究竟想要什么
证据与争论
能逃就逃
第六章 制度:能压迫他们我们就压迫他们
来自埃塞俄比亚更多的启示
压迫的代价
阿扎族
奴隶或后果
有根据的证据
奴隶贸易给对岸带来的后果
纵观全局
哥伦比亚的不发达
贝宁
“左”派的滑坡
第七章 大多数人的梦想
当纽约不如苏里南有希望的时候
另一个大分化
纽约精英阶层的衰落
权利是如何在纽约解决问题的
格林街与发展的城市
一个家族的经济发展
避难者
纽约的发达与欠发达
格林街上的非洲
民主与儿童死亡率
与其他国家相比之下美国的发达
第四部分 国家与个人
第八章 家园还是监狱?国家与移民 ?
民族主义的道德观
作为保护个人权利方式的移民
作为解决贫困问题工具的移民
未能举行的联合国峰会
汇款
人才流失
遗失的西弗吉尼亚州往事
“鬼国”
穆里德教徒
小结
第九章 国家的作用究竟多么重要?
国家政策真的会影响发展吗?
好政策还是好运气?
噪声与信号
测量误差
地区经济增长与国家经济增长
重返福建省
矫正执着于国家的思想
阿勒颇之殇
国际贸易
虚有其表的国家
小结
第五部分 有意识的设计与自发性的解决
第十章 市场:问题解决者团体
问题解决者团体
一个来自格拉斯哥的男人
被误解的斯密先生
斯密的问题解决系统
知识
解决动机问题
关键所在
市场解决机制与政府解决机制各自存在的问题
本书的第三个关键时刻
发展的目标与糟糕的原则
格林街的住户
专业化与成功
不断改变的专业化
一个顺应变化的韩国人
专业化带来的收益
郑周永是如何学会生产汽车的?
如何扩大成功?
亚当·斯密与发展
第十一章 技术如何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获得成功?
发展缺失的原因:技术
大众模式
检验大众模式
这是很疯狂,但它足够疯狂吗?
技术的良性循环
欧亚大陆的东部和西部
质疑权威
创新带来的私人收益
我们终于拥有一个关于创新的理论模型
技术的传播
人口迁徙
农民的力量
格林街区:技术转移与创造性破坏
技术扩散的补充说明
追赶还是落后
自由转变与后来居上
创新的知识问题:意外原则
令人意外的汽车
顾客对于自己专业知识的坚持
小结
第十二章 领导人:政治精英如何赢得了我们的支持?
专家治理的奇迹
是证据还是后果
危险的概率
山姆与乔的寓言故事
“热手”谬误
除了威权者,是否还有别的因素影响了增长?
程度决定程度,变化产生变化
威权者与经济自由的变化
对英雄的期待
对“仁慈的威权者”的最后考查
威权的现状
民主体制如何抵制技术官僚?
漫长的论战
第十三章 结语
不要忘了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权利
不要忘了乌干达人民的权利
希望的曙光
那些东亚地区“仁慈的威权者”的成功故事呢?
格林街的发展给我们的启示
可以不再持双重标准了吗?
注 释
前言
俄亥俄州西北部伍德县的农夫们绝对料想不到这一幕会发生在自己的眼前:2010年2月28日的清晨,当他们还在教堂做礼拜的时候,士兵来了。听到外面枪声大作,农夫们急忙奔向自己的农舍,而此时才发现农舍已经被大火吞没。一些士兵拿枪对着手无寸铁的农夫,阻止他们拯救自己的家园,而有些士兵还向堆放着新收庄稼的粮仓泼洒汽油,接着将粮仓付之一炬。一个8岁的孩子没来得及逃出来,因此葬身火海。相比之下,奶牛所受的待遇却很人道——一阵机枪轰鸣将它们赶出了牛圈。两万多名农夫在枪口的威胁下由士兵押解着离开了那里,他们被告知:“别回来了,这片土地不再属于你们了。”
这些农夫世代居住于此,耕种于此。当他们得知是一家英国公司在军队的襄助下霸占了自己家族的累世产业时,他们愤怒了!这家英国公司打算在此地造林,再出售木材。农夫们又得知这家公司的项目得到了世界银行的资助和支持,那可是全球范围内扶贫、治贫的官方国际组织——它不受俄亥俄州甚至美国的法律或法庭制约,这让农夫们无比恼怒又无可奈何。
绝望之下,他们或许只能寄希望于媒体了。事实上,一年后的确有一家英国人权组织——乐施会(Oxfam)就2010年2月在伍德县发生的事件发布了报告。2011年9月21日,《纽约时报》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报道刊出的第二天,世界银行承诺会展开调查,然而农夫们企盼的调查结果至今都未到来。
当我写本书的时候,那场悲剧已经过去了三年,除了受害者之外,几乎所有人都已经遗忘了那次事件,那些农夫大概无法理解为什么没人在意他们的遭遇。
富人和穷人的权利
上述故事是否真实发生过?其实,除了一个地理位置上的小差别外,它千真万确——它并没有发生在俄亥俄州伍德县,而是在乌干达的穆本德地区。世界银行在那里推行植树造林项目以提高当地人的收入,1但它对有些人的权利视而不见,而这部分人显然不在受益人之列。
这样的故事怎么可能发生在俄亥俄州!倘若是在俄亥俄州,它势必引起强烈的抗议,正义将被伸张,受害者将得到补偿,犯事者将受到严惩。
当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son)于1776年写下举世闻名的政治理想声明时,他列举了王权对个人实施的种种暴行,“他在我们的海域里大肆掠夺,践踏沿海地区,烧毁城镇,残害人民的生命”。
下面这段话的主旨就是为了阻止这些暴行:
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权力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
其他西方国家重申过类似的政治理想,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国民议会于1789年8月26日通过《人权宣言》是为了:
把自然的、不可剥削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
这是穷人们对自由的憧憬,毕竟1789年的法国人和1776年的美国人的人均收入与今天的非洲居民的人均收入基本持平。
世界银行的总部在西方,它的许多经理和员工也都认同这个自由梦。
然而在受世界银行影响的世界里,即在不同时期被称为“第三世界”或“欠发达国家”的地区,它们并没有清楚地提出这个自由梦。
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世界银行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一些质疑,因此它一直在准备各种报告来说明自己的管辖性质,多年来他们用的是一个含糊其辞的说法:“治理”(governance)。对这个字眼的最新诠释出现在2007年世界银行的“治理”报告中:
要强化治理……将需要……谨慎地构建……一个详尽的绩效框架,要考虑预算问题及人员配置问题……并需要进一步与股东进行协商……还需要制订一份《实施计划》,概括说明全面实施该策略所需的具体举措。2
在上面关于治理的文件中,看不到以下任何一个词:自由、平等、权利、民主。这些遗漏绝非偶然,长久以来,世界银行的报告都没有提及这些词。当被问及为什么“民主”一词从未出现在世界银行的任何报告和演说中时,其新闻办公室的回答是:世界银行的章程不允许其使用“民主”一词。稍后我们会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揭示这条规定背后的真实历史。
那些农夫的家园被焚烧殆尽,世界银行却没有对此承担任何责任,这足以证明它并不打算奉行自由、平等、权利、民主的政治理想。这一点在官方文件的措辞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例如“强化治理”并“考虑预算问题及人员配置问题”等。“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这句话在乌干达穆本德地区的农夫们听来是如此令人费解,难道自己不被包括在其中?
技术官僚的错觉
技术官僚们一直坚守着一个错觉:贫困纯粹是个技术问题,只需提供肥料、抗生素、营养补充剂等技术手段就能解决问题。传统的让穷国富起来的经济发展方法就是建立在这个错觉上。世界银行在穆本德地区采取的行动体现了这个观点。其他对抗全球贫困问题的机构,例如盖茨基金会、联合国以及英美援助机构也对这个观点深信不疑。
技术官僚的发展方法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致贫因素,而本书认为这才是造成贫困的真正原因,即国家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而穷苦百姓毫无权利可言。举个例子,在乌干达穆本德地区,造林技术的确提供了一条解决贫困问题的出路,但是对于穆本德的农夫而言,它恰恰是条末路。“贫困是由技术落后所致”的错觉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士兵及世界银行对农夫权利的侵犯因而被忽视了。
正是由于技术官僚的这个错觉,不经意间,技术专家们将新的权力和合法性授予了愿意实施技术解决方案的国家。那些极力鼓吹技术官僚发展方法的经济学家们对权力有着出人意料的天真认识:他们相信哪怕不给这些新权力施加任何约束,国家也不会凭借它们作恶。
于是,以前国王需要打着“君权神授”的幌子才能享受的权力,在我们这个时代被威权者们借着发展经济之名堂而皇之地掌握在手。拨开重重迷雾看如今的发展,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一群心怀善意的威权统治者在专家们的建议下推行的各种方案,本书将这种模式称为“威权主义发展模式”。“技术官僚”一词是20世纪早期的产物,它的意思便是“专家治国”。
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威权主义发展是个不折不扣的悲剧。穷人的权利——例如乌干达的农夫们应有权保卫自己的家园不被烧毁,本身就是个道德目的。这世上没有道德中立的治贫方法,任何发展方法都只有两种可能:尊重穷人的权利或者侵犯穷人的权利。没人能通过借助“非意识形态的循证政策”(当下发展理论的流行术语)来避免这个道德选择。
通过将世人的眼球吸引到技术解决方案上,来掩盖对人民权利的侵犯行为,这种障眼法无疑是当今发展中的道德悲剧。
此外,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说,威权主义发展也是个悲剧。历史和现在的经验告诉我们,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利的自由个体——姑且称之为“自由型发展”,构成了相当成功的问题解决体系。在自由型发展中,无数自发的问题解决者群策群力,取得了令采取专家方案的威权者们望尘莫及的成就。稍后我们将看到,在自由型发展下,“会哭的孩子有奶喝”,而威权主义发展干脆用警察或监狱“不让孩子哭”。换言之,威权主义发展抑制问题的暴露,而自由型发展只要发现问题便会及时解决。
穷人的确面临着一些技术问题,他们也确实缺乏相应的技术解决方案,但这些都只是贫困的表现症状,而非贫困的真实原因。本书认为造成贫困的原因是政治和经济权利的缺失,是因为缺乏一个自由的政治经济系统,所以才不能为穷人寻找技术解决方案。被专家们寄予厚望,期望其能执行技术修补措施的威权者不是问题的解决者,相反,威权者正是问题的所在。
技术官僚错误地认为贫困是由缺乏专业技能所致,但事实上贫困是因为缺乏权利,而对前面问题的重视导致后面这个问题变得越发严重。
第一章 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和他们没有进行的辩论
1974年12月,两位学者来到了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巧的是,两人都出生于75年前的西欧,生日只相差6个月,而且这两人都已经历了漫长的职业生涯。1931年他们就已经彼此认识了,他们也都著有经济发展方面的书籍。
早在经济发展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之前,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就已经开始书写这个主题的著作。20世纪,在他著书的时候,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正斗得如火如荼。双方的巨大冲突驱使他做出了如下构想:个人权利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也就是个人的权利需要得到保障,继而自由社会中的自由个体可以凭借它为自己面临的许多问题找到解决方案。根据哈耶克的描述,这些解决方案来自互相竞争的经济企业家和政治企业家,其中既包括私人商品,也包括政府服务。
关于社会如何才能脱离贫困走向繁荣,哈耶克和缪达尔(Myrdal)的观中站在了威权派一边。康德利夫和方显廷后来成了中国和世界范围内最早参与威权式经济发展论战的那批人,然而如今两人都已经完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当时,西方对中国的某些态度和政策都十分恶劣,中国的发展论战就发生在如此背景之下。那时,有两个政策起到了重要的发酵作用:一是美国出于赤裸裸的种族歧视而不接受中国移民;二是美国坚持让在中国居住的美国人享有特权。当时的租界是英国或其他大国在中国占领的半殖民地性质的地区,在那里居住的美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的制约。
这个背景将解释为什么无论是在中国努力推动发展的西方人,还是中国的领导人及其顾问(包括方显廷)都欢迎威权主义发展思想,而拒绝建立在个人权利上的其他发展思想。这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倡导个人权利的人(比如康德利夫)会孤立无援,被忽视然后被遗忘。
为了了解这个背景,我们需要回过头来看看“一战”后在凡尔赛做出的三个重大决议。这三个决议反映了20世纪早期西方国家如何竭尽全力与非西方国家达成协议,个中曲折绝不是1919年各国聚在乌烟瘴气的会议室里进行几场讨论那么简单。
发生在凡尔赛宫里的三次不快
为了正式结束“一战”,战胜国与战败国在凡尔赛宫进行谈判。谈判的过程并不顺利,而是持续了1919年的整个上半年,直到1919年6月28日,与会各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才尘埃落定。尽管有27个国家参加了凡尔赛会议,但是其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只有美国、英国和法国。会上的三个决议后来对中国及其他地区的发展思想史影响深远,其中包括建立国际联盟托管地,不支持种族平等,以及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国际联盟托管地
第一个决议是将原德属殖民地转为托管地。被托管的是地区,而不是指挥权。负责监督管理托管地的托管国对国际联盟负责,而建立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也是凡尔赛会议上的决议之一。这就是上文中引用的伍德罗·威尔逊那番“有史以来人类的意见第一次能被汇聚在一起,为了……提高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这一目的而共同努力”演讲的背景。至于世界上那些无助的地区该何去何从,威尔逊进一步阐明了对托管地的构想:“所有那些地区都被置于国际联盟的托管之下,国际联盟将为了这些地区居民的福利而对其进行管理,这是有史以来最为人道的安排;受国际联盟委托的托管国将在发展期内管理这些地区,国际联盟将以盟约的形式制定条例,禁止对这些无助的人民采取任何形式的、自私的剥削行为。”
由于中国不是殖民地,因而没有受托管地制度的直接影响。然而,把发展作为一项不偏不倚的事业在某些地区为了居民的福利而开展的发展思想,却影响到了中国。这是技术官僚型发展最早的声明之一,它所强调的发展的受益人是无助的人,而不是实际操作发展的人。由此可见,这种思想如果不是太天真,就是无视了实际的掌权者。
实际上,很难区分托管地与殖民地有什么不同。国际联盟把原德属殖民地奖励给其他殖民国,尤其是英国(例如坦桑尼亚)和法国(例如西非多哥)。国际联盟并没有权力约束这些殖民国不进行剥削行为,毕竟它们将在发展期管理这些地区。于是,托管地变成了英国或法国的殖民地,只是名字不同而已。愤世嫉俗的人完全可以说托管地制度只不过是英国人和法国人为了争夺权力而打的幌子。技术官僚派关注发展忽视了被发展地区人民的权利,然而这种思想将在此后发展思想形成期的30年间反复出现。在本章中,我们会看到它如何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我们将讨论它对英国在非洲的殖民政策,以及美国对拉丁美洲较为温和的帝国主义政策所施加的影响。
种族主义与发展
凡尔赛会议上的第二个决议是不支持种族平等,这也对中国及其发展思想的形成影响深远。作为第一个非白种人强国,日本期盼获得尊重,于是他们在1919年凡尔赛会议上提出了种族平等的要求,却被英国及美国否决。英国人是因为担心国际上会因此关注大英帝国领土上的种族歧视问题。而伍德罗·威尔逊本人在国内就是个种族隔离主义者,他也不希望国际干涉美国白种人对黑种人的政策。
之所以强调这个决议,是因为它告诉我们:1919~1939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西方国家仍然对种族歧视毫无愧疚感的时候,发展思想却得到了巩固,本章中中国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在第三章中,我们会看到在“二战”期间种族主义在非洲殖民地中部将更为猖獗。凡尔赛会议上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否决日本人的种族平等提案,一方面是出于自己的政治利益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下面我们将简单地介绍在这个关键时期西方世界的种族态度。
英国人和美国人对非洲人的种族歧视最为严重。卢格德勋爵(Lord Lugard)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担任尼日利亚总督,他于1922年写的著作《双重使命》(The Dual Mandate)是英属非洲殖民地官员不可不读的“圣经”。在书中他对殖民主义态度进行了清楚的又令人不安的记录:“从性格脾气上来说,典型的非洲人种是无忧无虑、不堪大用又容易激动的,他们缺乏自控能力、纪律性和先见之明……‘他们的头脑’,用爱俚鹗爵士(Sir C. Eliot)的话来说,‘与动物更为接近,而与欧洲人或亚洲人的头脑相差甚远。’”卢格德爵士还评价:“这个人种的优点和缺点恰似那些可爱的孩子,只要被别人赢过一次,他们就会如同信任长者和智者那般毫无保留地信任对方……根据自己的个人经验,爱俚鹗爵士认为他的描述同样适用于西印度群岛及南美各国。”简而言之,卢格德总结说道:“我们就是在和世界上那些心智水平类似于儿童的种族打交道。”
英国人对自己的种族优越性感觉如此良好,以至他们以为黑种人也接受白种人至上的观点。甚至连自由主义者(例如英国生物学家,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主席的朱利安·赫胥黎)也称“土生土长的”非洲人“对白种人与生俱来的优越性有一种孩童般的信仰”。
在本章中,即将亮相的美国远东问题研究专家斯坦利·亨贝克肯定了上述对黑种人的态度:“一般来说,黑种人干活儿只求糊口而不求更多……他们既不关心财产也不关心文化,要提高他们的经济水平就不得不牺牲他们的部分自由。”
当然,在1919年凡尔赛会议上否决的种族平等并不仅仅针对黑种人,这种对所有其他种族的歧视在5年之后得到了进一步体现。1924年,美国通过了《东方人移民禁止法》,全面禁止亚洲移民进入美国,甚至不顾之前移民法案的规定,限制了许多其他国家的移民配额。对中国人来说,这是美国继1882年《排华法案》(当时美国对大举涌入国内的欧洲移民人数不做限制)以来,对中国人进行的一系列种族歧视的又一举动。1924年,美国商务部部长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对法案表示了支持,因为出于“生物和文化原因考虑,东方人和白种人的血脉不应该混杂在一起”。6鉴于这些观点,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在中国开始发展活动的时候,会全然不顾及中国人的权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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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帧: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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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16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