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理应为决策者提供信息，而非一味地迎合他们。实际上，这两种意图任意其一都很容易实现，同时达成却极为困难。约书亚·瑞夫纳对这一权衡过程的微妙驱动力所进行的深入研究堪称睿智、理性的典范，且与政策制定息息相关。
——理查德·K·贝茨 哥伦比亚大学索尔兹曼战争与和平研究所主任
作为领导者，当然可以随意忽略令人不快的情报评估，但是他们强迫情报分析师修改报告内容所为何故？针对这一问题，约书亚·瑞夫纳明确指出，情报使政府官员不得不面对国内政治压力和相关制约。《锁定真相》一书强调政治是情报与政策关系的核心，可谓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升了我们对情报政治化的认识。
——詹姆斯·J·沃茨 蒙特雷（加利福尼亚州）国际研究学院院长
情报人员与决策者的关系为何总是陷入僵局？《锁定真相》对此进行了深刻剖析。约书亚·瑞夫纳确切表示，政治化现象已呈持续化趋势。许多众所周知的与情报相关的错误与争议均根植于政治化以及领导者向公众兜售政策所做的努力。
——保罗·R·皮勒 乔治城大学，前中情局高级官员
政治化如何对情报工作施加影响力，这一命题常被提及却一直含糊不清。在本书中，约书亚·瑞夫纳对此进行了缜密深刻的研究，并进一步提出，政治化有多种类型。此项研究成果可谓超前人。对每一位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和情报专家来说，本书都不容错过。
——约翰·普拉多斯 著有《冷战何以结束》
情报塑造政策，又或者政策与政治化塑造情报？基于严密的理论与历史研究，约书亚·瑞夫纳对情报、政策与政治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锁定真相》一书应是理论家、历史学家以及情报界与政策界人士的必备读物。
——杰克·S·利维 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
在战略决策与政策制定中，情报机构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决策者如何利用（误用）情报评估结果？情报与政策的关系呈何种状态才能发挥大功效？情报与政策的失误会对威胁评估、军事战略以及外交政策造成什么影响？以上均为近年来国家安全争议的核心议题，涉及“9?11”恐怖袭击、伊拉克战争等。在此情况下，情报与政策关系破裂，且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锁定真相》深入探讨了情报与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对政治化问题予以重点关注。美国外交政策史上的大事件基本都与情报评估的操控相关。作者结合以下历史案例进行相关研究，包括：越南战争期间，约翰逊政府怎样处理与情报机构之间的关系；尼克松总统与福特总统对苏联情报评估的政治化；以及乔治?W?布什政府如何促成对伊拉克情报评估的失误等。此外，作者还对1998年至2003年间英美两国的情形作了比较，并得出结论认为，两国政府在战前所作的估计从根本上来讲就是错误的。
约书亚·瑞夫纳 （Joshua Rovner），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兼任约翰?古德温?托尔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专注国际政治、国家安全等方面的研究。曾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与政策学副教授，还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威廉姆斯学院。
过去十年中，美国情报部门备受关注。“9·11”事件之后，批评家们纷纷质问 ：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遭受恐怖袭击之前，情报部门为何不能“有所察觉”？伊拉克战争之后，批评家们再次发难 ：情报部门为何会错误地认为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拥有大量核武器和生化武器？时至今日，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着战略家们，足见在有关外交政策、军事策略、本土防御等领域的争论中，情报工作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如何估量反恐战争的进程？如何判断战争是赢是输？如何对无影无踪的敌人展开军事打击？如何了解单一民族国家、军事组织和跨国集团日益错综复杂的关系？俄罗斯、中国等大国复兴崛起，它们的长期战略目标是什么？伊朗等国家距离拥有核武器还有多远？它们拥有核武器的用意何在？
情报部门的主要工作便是应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搜集惊人的海量信息，综合秘密和公开来源的各种报告，提炼成简单易懂的分析报告，以供决策者、外交官和军官参阅。顺利的话，情报预测将对战略决策发挥重大作用，为决策者提供宝贵的信息和意见，协助应对波诡云谲的国际政治形势。然而，情报人员和决策者却并非总是一团和气。实际上，关系紧张是家常便饭，甚至时有冲突。要么是决策者对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质量感到不满，要么是情报机构沮丧地发现所提供的情报时常被忽略。雪上加霜的是，有时候决策者会对情报分析员施压，要求其调查结果符合政治路线，从而导致情报工作政治化。无论是哪种原因导致关系破裂，预测评估再准确及时都于事无补。没有情报人员的协助，决策者无形中失去了宝贵的信息来源，也会因为缺乏提醒而陷入主观臆测。探究情报人员和决策者不能有效合作的原因和后果，是写作本书的 宗旨所在。
学者们耗费数十年之久研究决策者与职业军人旷日弥久的矛盾。虽然在当前关于战略与外交政策的争论中，情报工作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情报人员与决策者的关系却鲜有人问津。究其原因，多多少少在于很难对情报机构展开调研，情报机构擅长从外部获取情报，却极不情愿透露自己的消息。就笔者看来，由于情报人员对外人的审慎态度，学者们一般慎于对其展开研究。然而，随着美国和其他国家机要文件的不断解密，情报研究也有了更加翔实的史料和更加充分的证据作基础。本书正是应景而生，同时笔者也希望借此帮助更多人就情报人员与决策者的关系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常听人言，著书立说就是体验孤独，但我写此书时从未感到孤独。 恰恰相反，写书的过程中不断有人相陪，几乎不可能感到孤独。 在此特别鸣谢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全体教师。麻省理工学院作为国际安全事务教学与研究的传统重镇，学术氛围严谨浓厚，于青年学者大有裨益，非其他院校所能媲美。哈维·萨波尔斯基 （Harvey Sapolsky）对该项目给予全程指导，尽管情报工作并不在主流政治科学研究的视野之内，他仍然对我予以大力支持。巴里 ·波森（Barry Posen）为本书草稿的每一章节都作了中肯的评论。不管是谁，只要与巴里共事过，都会熟悉他严谨细致的学术风格，他的批评总能帮我完善自己的研究。同样感谢肯尼思 ·奥耶（Kenneth Oye）和斯蒂芬 ·范 ·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他们关于研究方法和外交政策的课程启发我提出本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全书写作过程中，很多情报界的研究者与工作者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指正与建议。亚瑟 ·霍尼克（Arthur Hulnick）在中情局任职多年，后任大学教授，他通览了全书草稿，结合自己在情报界内外的经验提出了宝贵的建议。罗伯特 ·杰维斯（Robert Jervis）就书中提出的情报人员与决策者关系以及案例分析提供了大量真知灼见。他长期从事情报研究，研究方向主要在情报理论创新和情报历史考证两个方面。格雷戈里·特雷弗顿（Gregory Treverton）是另一位长期的研究者和专业人士，他同样阅读了整部草稿，并提出了极为宝贵的意见。笔者正是在拜读格雷戈里的著作时，才萌生了对当代情报研究的兴趣，其观点对笔者影响甚远。理查德 ·贝茨（Richard Betts）同样长期启发着笔者。贝茨目光深邃、激情澎湃，不但帮助笔者理清思路，而且不时发表评论，挑战情报研究的种种成见。笔者也与众多人士彼此对话、互致书信并获益匪浅。他们是 ： 格伦·哈斯特德（Glenn Hastedt）、保罗·皮勒（Paul Pillar）、罗伯特·维克斯（Robert Vickers）、珍妮弗·西姆斯（Jennifer Sims）、斯蒂芬·马林（Stephen Marrin）、埃里克 ·达尔（Erik Dahl）、菲利普·戴维斯（Philip Davies）、迈克尔·古德曼（Michael Goodman）、史蒂文·阿夫特古德（Steven Aftergood）、约翰 ·普拉多斯（John Prados）以及劳伦斯·弗里 德曼（Lawrence Freedman）。
（以下人士为部分草稿作注，笔者向他们致以感谢 ：奥斯汀·朗（Austin Long）、科林 ·杰克逊（Colin Jackson）、凯特琳·塔尔梅奇（Caitlin Talmadge）、威尔·诺里斯（Will Norris）、布兰登·格林（Brendan Green）、保罗·斯坦尼兰德（Paul Staniland）、丹·卡特尔（Dan Carter）、迈克尔·格洛斯尼（Michael Glosny）以及罗伯特·里尔登（Robert Reardon）。
本书观点为笔者独家所有，并不必然代表海军军事学院、美国海军、国防部等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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