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勒•纪伯伦：他的生活和世界

    《先知》，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词，予我以极深的印象！
    ——冰心
    纪伯伦是原动力和撼动者，即使是群星璀璨、英才辈出的阿拉伯文学界，即使是在不断更新与丰富的阿拉伯文学的各个领域，纪伯伦仍然长存。在当今世界，当代阿拉伯文学或许是非常丰富的文学之一，而它的很多成就来自于纪伯伦的开拓。
    ——萨尔玛·哈德拉·贾尤西

    本书是当代纪伯伦英语传记的代表作和奠基之作。著作首次挖掘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书信、图片、日记、访谈等第一手资料，历史性地展现了纪伯伦所生活的时代与文化场景，打破了以往美国和阿拉伯世界纪伯伦形象的“神秘化”倾向，还原了一个真实可信的纪伯伦形象。作品具有很强的历史性、思想性和可读性，将首次向国内“纪伯伦迷”展现一位历史、思想和文化视野中的全新的纪伯伦。

    简·纪伯伦和哈利勒·纪伯伦夫妇是第二代阿拉伯移民，与传主同名的传记作者哈利勒·纪伯伦是传主的教子和侄辈，她在美国拿到艺术学博士学位，与身为英语教师的妻子简·纪伯伦穷尽一生的精力，查阅、挖掘、梳理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纪伯伦第一手传记资料。由于作者与纪伯伦特殊的亲缘关系，他们得以搜集大量书信、图片、日记和访谈等原始资料，使著作历史性地还原了纪伯伦所生活的历史与文化场景，而作者二人艺术学博士和英语教师的知识背景，保证了传记极高的思想性、学术性和美学性。

前言

哈利勒·纪伯伦：他的生活和世界(序)

 

第一章 贝舍里的贫困岁月 

第二章 城市旷野

第三章 病态世纪末

第四章 年轻的酋长

第五章 比勃迪小姐

第六章 套上马车的飞马

第七章 优雅和新奇头脑的画廊

第八章 奇怪的音乐

第九章 一位女天使的出现

第十章 阿拉伯青年作家

第十一章 谈婚论嫁

第十二章 和谐的灵魂

第十三章 一段三角友谊

第十四章 传奇的诞生

第十五章 征服纽约

第十六章 学会用英语思考

第十七章 战争年代

第十八章 先知

第十九章 笔会

第二十章 不再分离

第二十一章 世界公民

第二十二章 最后的岁月

第二十三章 归家

 

selected Bibliography(参考书目)

Index(索引) 

后记

    对我而言，探索哈利勒·纪伯伦的世界是一种需要，这需要开始于1932年，那年我才10岁。他一年前的离世，对我的家庭产生了极大影响。我的父亲努拉·纪伯伦是诗人的堂兄，他备感伤心落寞。他们一起在黎巴嫩长大，在哈利勒和妹妹玛丽安娜移居美国波士顿的10年后，我父亲也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在那里，他遇到了他的堂妹、我的母亲罗丝·纪伯伦并与之结婚。哈利勒不仅做过他们的伴郎，还为他们的五个孩子一一起了名字——霍拉斯、苏珊、哈利勒、哈菲兹和塞尔玛。
　　我们在波士顿南恩顿区拥挤的黎巴嫩—叙利亚聚居区长大，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贫困，这使我们在后来的大萧条时期，几乎不能再感觉到贫穷的来临。在那令人沮丧的“棚户区”时代，唯一的安慰是已居住在纽约的纪伯伦的造访。我们也会举家出动，突然拜访“姑妈”玛丽安娜位于泰勒街的公寓，并且在那儿逗留数日，聚餐、大笑和交谈。
　　我仍记得他的房间，夜深时分，弥漫着浓浓的烟雾，萦绕着亚力克酒的甘草香味；我仍能听见阿拉伯乌德（鲁特琴）和奈伊(长笛)的旋律，这是四邻在向这位杰出作家和画家表达敬意。有很多个早晨，我都会给他泰勒街上的工作室送面包，当时的工作室只有哈利勒和他的妹妹。他同我交谈，鼓励我。一次，他给我一部坏了的钟表，让我重装零件。现在我还能想起他教我调色的颜料盒的样子，甚至当他坐在画架或写作桌前时，坐着的我看到他脚上的拖鞋。我仍能忆起那个特别生动的画面，我们都在他曾就读过的昆西中学上学，当时刚放学，我正急急跑开时，看到了他。他正穿过我们的社区中心——丹尼森屋前的马路，身着白西服，拄着手杖。他似乎远离我这晦暗的世界——然而，他却看见了我，用阿拉伯语冲我大喊，这才使我有点相信，他离我并不遥远。
　　他去世后，我们失去了一位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想象力和格调的人。我珍藏起他送给我的小物品，但我怀念的，并不仅仅是这些物质上的礼物。他去世后，玛丽安娜离开这里，到了黎巴嫩。当她回来时，她家中曾有过的生机盎然，已被她的回忆和泪水取代。她是诗人唯一的至亲，与我们关系亲密，待我们和蔼可亲，我们视她为我们的女家长。
　　玛丽安娜搬离南恩顿区后，我们常乘着有轨电车，如同朝圣般，拜访她在波士顿牙买加平原的家。在一个周末，我曾与她一起，无意中破坏了众人敬仰的纪伯伦的证物。在玛丽安娜出国时，我们替她保存信件，其中一些是写给纪伯伦的，这些信件足够装满一个购物袋。她回来后，起初并不留意这些信，但在一个慵懒的午后，她让我和她一起浏览这些信件。她不会阅读，我充当她的眼睛。我翻阅大口袋，挑拣出一个信封，大声读出发信人的姓名和地址。如果她不认识发信人，我就把信封放在一边，不再打开。那天晚上，我们烧了大量未读的信件——大概有两百封，贴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邮票。这些散发着香味、加了印签、封面装饰着凸起的花纹、被封着的信件，见证着我们所不知道的纪伯伦。但它们就这样被烧毁了，我站在那里，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惊讶。
　　时光荏苒。我成了一名艺术专业的学生，继而成为一个艺术家。我不再迷恋纪伯伦这位有趣的亲戚，而逐渐开始关注我自己的学业和工作。然而，我却一直渴望理解这位我熟识的、与我同名的人。奇怪的是，关于他的出版物虽然日益增多，却很难使我达成心愿。那些书籍和文章，要么是令人尴尬的过誉之词，要么是骇人听闻的侮辱之语。我的好奇心只能从玛丽安娜陆续赠予我的纪伯伦的遗物中暂时得到满足：他的衣服、手表、打火机、颜料箱，珍藏在波士顿的绘画、信件和手稿，甚至他的“死亡面具”。然而，无论是拥有这些物品，还是倾听家族成员无尽的回忆，都不能解答我的疑问。一个一文不名的移民，如何适应了波士顿贫民窟，而且在短短几年内，在南恩顿贫民区和后湾的富人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我知道这并不像一位传记作者所言，是由于纪伯伦神奇的读写能力，或者是由于他开明的家庭环境。
　　随着我个人事业的发展，对纪伯伦身份的探求变得更急迫了。由于与他同名，又都从事相关的领域，周围不断有人向我询问他。这不可避免地给我带来了困扰，我甚至考虑过改名，但自尊心阻止了我。
　　1966年，我度过了生命的困惑期，在职业上获得承认，得到了独立发展的空间，不再局限于家族的狭窄圈子，父亲将（纪伯伦的）文章、书籍、书信和玛丽安娜的礼物委托给我，我有了自己的家庭，于是，评价这些纪伯伦物品的时机到了。
　　我转向家族以外的一位受托人。多年前，玛丽安娜曾向我展示过纪伯伦的朋友和导师玛丽·哈斯凯尔·米尼斯的信件。在信中，她决定将纪伯伦写给她的全部书信和她的日记，赠给北卡罗来纳大学。于是，我开始将零散的材料串接起来。这时，我的妻子简也加入我的工作，我们开始研究1904—1931年的615封信和47篇日记。在两次通读这些材料的过程中，我们从新的视野了解了纪伯伦在波士顿的起步期和在纽约获得的成功。然而，虽然哈斯凯尔的日记串起了时间线索，但对于纪伯伦最初如何进入艺术和文学界，我们仍然无从知晓。
　　20世纪70年代早期，我和妻子决定停止手头的工作，用全部时间投入研究，无论这研究需要多长时间。我们已有两条基本线索:一幅不平常的照片和一包书信。从我记事起，一幅漂亮的大照片就悬挂在玛丽安娜的沙发上方，照片上是少年纪伯伦，一身贝都因人的装扮。当我向玛丽安娜询问拍照者，她告诉我，那是举止优雅、令人印象深刻的戴伊先生，但关于他的事迹，她却总是含糊其词。在众多传记作者那里，弗雷德·霍兰德·戴伊对诗人的重要性，仅限于他是纪伯伦1904年画展的工作室主人。然而，这幅画中出现的少年纪伯伦却使我们确信，在纪伯伦的更早年时期，戴伊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我们手中的大部分书信，则写于纪伯伦生命中最晦暗不明的岁月——那时，他的母亲、妹妹桑塔娜和同母异父的哥哥刚刚去世——这些信写给一位不明身份的“兄长”。但我们不知道玛丽安娜怎样收到这些信，她又为何如此精心地保留这些信。
　　于是，我们开始调查戴伊。当时在耶鲁大学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档案馆工作的彼得·巴奈尔，建议我们寻访诺伍德历史社团，也就是戴伊的故居。1972年，在戴伊家中，我们开始了严肃的研究。当我们再次拜访这里时，我们核实：那堆用生硬的英语书写的信件，毫无疑问是写给戴伊的。尽管我们没有找到纪伯伦的更多书信（这让我们怀疑戴伊已将这些书信归还给诗人，或者在诗人去世后归还给玛丽安娜），但给戴伊的其他信件，表明了他早年对纪伯伦这位早熟少年的帮助。其中的一张便条，显示了扶持纪伯伦的关系链条。1896年，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社会工作者，请求戴伊参与帮助“一个叙利亚小男孩儿哈利勒·纪”，这封早期信件的发现，前所未有地推进了我们的研究进程。
　　同样是在戴伊的家中，我们发现了作家约瑟芬·普林斯顿·皮勃迪与时为出版商的戴伊之间的通信。早在她1898年的信中，就开始提到纪伯伦的名字。我们本以为，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作为摄影家、出版商和热心的收藏家的戴伊，只是一位不起眼的人物，不值得浓墨重写。事实却恰恰相反，虽然随着20世纪的日益喧嚣，戴伊的意义和作用已消失殆尽，但在纪伯伦遇到他时，他正引领时尚，富有趣味，同时也是一位实业家。
　　于是，约瑟芬·皮勃迪被列入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开始寻找有关这位天才诗人和纪伯伦之间关系的材料。最终，在哈佛大学的休顿图书馆，我们找到了她保存完好的日记。这些日记从一个全新的维度，揭示了纪伯伦的生活经历。她以充满同情的笔调，记录了纪伯伦最悲惨的岁月。神话正逐渐变为现实。纪伯伦的故事，必然会成为他和同时代人的故事。为了精确地反映这个时期，并将他的生活与那个有意义的世界紧密联系起来，我们必须描述和再现戴伊、约瑟芬·普林斯顿·皮勃迪、玛丽·哈斯凯尔、查洛特·泰勒、艾米丽·米歇尔、爱敏·雷哈尼、罗斯·奥尼尔等人物，但这些人的面目至今仍模糊不清。
　　不可否认的是，纪伯伦的公众形象神秘莫测，他对自己的生活背景讳莫如深，并试图粉饰过去，这长期以来阻碍了对纪伯伦的严肃研究。这样，那些传记作者当然不得不以想象式的谈话，来虚构纪伯伦生活中的主要事件。而当我们发现了皮勃迪的日记和哈斯凯尔日记中丰富的材料，虚构也就变得毫无必要——出现在我们作品中的所有谈话和描述，都来自于见证者的记录或当时的书信。过去那些未被这些基本资料证实的隐晦的关系和事件，书中不再提及。大多数注释都采用了直接引用的方式。由于以往纪伯伦英文书信的编辑，存在着大量的语法和拼写错误，我们仍按原始手稿出版。我们只标出那些影响读者理解作品意义的明显错误，除此之外，不再单独标注。
　　我们可以找到约瑟芬·皮勃迪和玛丽·哈斯凯尔的两套日记，玛丽的日记属于更私密性的“每日一页”或“每日一行”类型。我们书中的内容大多倚重于这些私人记录。这些记录不像那种不自然的文学性日记，我们可以从中追索到拜访、邮件和日常生活的相关细节。遇到日记中玛丽以发音来代表人名时，我们直接改为正确的拼写。
　　在描述与纪伯伦相联系的阿拉伯世界时，我们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那就是怎样恰当地处理人名地名。众所周知，现代直译法已经扬弃了20世纪早期将阿拉伯姓氏美国化的尝试，而且，将阿拉伯姓氏美国化，也通常会遭到学者的质疑。然而，基于报纸的用法和已成先例，我们书中的名字仍遵照当时的写法，希望学者们理解这一做法。
　　在对纪伯伦的生活进行研究时，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大概是他的双重性。对于两种语言、两个职业、两个时常冲突的社交圈，他有着截然不同的责任，这贯穿了他的生命历程。但过去的传记学家和历史学家却常有所偏好，顾此失彼。纪伯伦去世后，在中东出版的几百篇论文，都已分析了纪伯伦对现代阿拉伯文学的贡献。然而，数量寥寥且失于粗疏的美国人的研究，则关注纪伯伦在大众读者中的流行价值。我们将在作品中展现纪伯伦生活的多个世界及置身其中的他的生活方式。
　　许多人与我们分享了他们的回忆、故事和资料。最首要的当然是纪伯伦在波士顿的亲戚。他的妹妹玛丽安娜、努拉·纪伯伦、罗斯·纪伯伦、阿萨夫·乔治、玛伦·乔治、扎吉亚·拉姆（我母亲的姐姐，在提及时常称为罗丝·戴伯）和约瑟夫·拉姆，都对这项研究做出了极大贡献。纪伯伦晚年波士顿生活的亲历者玛丽·卡瓦吉（即玛丽·凯伦）也功不可没，她的轶闻和回忆对我们很有助益。
　　哈斯凯尔与纪伯伦之间的书信资料，大部分收录于米尼斯家族的档案中。在得到这些文档的过程中，教堂山的北卡罗来纳大学图书馆的“南方历史收藏馆”的全体员工，作出了最突出的贡献。与该馆主任J伊萨克·库珀兰和手稿保管人卡洛林·A沃利斯的通信，也使我们受益匪浅，同时也感谢他们的耐心和理解。
　　我们也要感谢理查德·泰勒·赫茨对我们的项目所给予的合作态度，他允许我们出版了之前未公开的玛丽·哈斯凯尔·米尼斯和查洛特·泰勒·赫茨的文字材料，这些材料现存放于南方历史社团。
　　我们也要感谢很多图书馆的管理员，尤其是休顿图书馆的咨询助理卡洛林·E杰克曼，他提供的约瑟芬·普林斯顿·皮勃迪的资料和纪伯伦写给威特·拜纳和科林·罗斯福·罗宾逊的信，都极大地充实了我们的作品。
　　为了研究当时的报纸和杂志，我们在波士顿公立图书馆花费了两年时间，那里的很多员工热情地帮助了我们。我们也感谢波士顿图书馆的职员，尤其是艺术部助理唐纳德·C凯勒，他们为我们的工作出谋划策。
　　纽约公立图书馆的职员，尤其是东方部负责人约翰·L米什和他的助理弗朗西斯·W帕尔，值得我们感谢。我们也要感谢手稿和档案部的约翰·D斯丁森，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了纪伯伦写给詹姆斯·奥本海姆的信件。
　　我们无法一一列出那些帮助过我们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和手稿保存者，有了他们，我们才能找到纪伯伦未出版的作品和其他相关资料。我们尤其要感谢印第安纳大学利利图书馆的戴维·A兰德尔，他在过去几年中始终如一地给予我们鼓励和建议。
　　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以下档案馆工作人员的关心：得克萨斯大学人文研究中心的主任助理戴维·法默；耶鲁大学贝耐克珍藏本和手稿图书馆馆长唐纳德·加鲁普；圣十字学院迪南德图书馆耶稣会的尤金·J哈灵顿牧师；纽瓦克公立图书馆的高级咨询员保拉·里奇顿博格；拉德克利夫学院的亚瑟和伊丽莎白·施·莱辛格美国妇女史图书馆的手稿管理员夏娃·莫斯利；弗吉尼亚大学阿尔德曼图书馆的手稿助理玛丽·费斯·蒲赛；米德尔伯里学院艾伯内西图书馆保管员E罗森菲尔德；斯塔滕岛的瓦格纳学院霍尔曼图书馆，《马卡姆评论》的编辑约瑟夫·W斯莱德；威斯利学院图书馆档案员威尔玛·R斯莱特；国会图书馆（这里存有纪伯伦写给玛格丽特·李·克洛夫茨的书信）手稿编史员罗纳德·S威尔金森；以及达特茅斯学院贝克纪念馆的特藏室主管沃特·W怀特。
　　我们力图以丰富的图片资料，形象地展现纪伯伦的生活。在搜集图片资料的过程中，我们要感谢萨凡纳的泰尔法艺术和科学学院主任阿兰·麦克纳布及他的助理费伊·舍尔曼，他们准许我们复制了哈斯凯尔收藏的纪伯伦的艺术作品。我们还要感谢其他授权我们复制照片和艺术作品的人员：大不列颠皇家摄影协会的盖尔·布克兰德；国会图书馆的照片保管员杰拉德·C马多克斯；现代艺术博物馆爱德华·斯泰肯档案室的格雷丝·B梅尔；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弗格艺术博物馆；哈佛学院图书馆；纽约的“彼得·A茱莉和其儿子”；都市艺术博物馆；纽约的黎巴嫩旅游和信息中心以及纽约历史协会。
　　我们还要感谢生活中遇到的很多人。玛格丽特·埃尔登、米利亚姆和查尔斯·列侬以及时任诺伍德历史协会会长的乔治·马奥尼和弗朗西斯·莫里森，都给我们在戴伊故居的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我们还要感谢詹姆斯·贝克、莉拉·卡波特·里维特、纳森奈尔·哈森福斯、安娜·E泰尼希尔、克莱伦斯·怀特和路斯·鲁伊尔·伍德伯里，他们帮助我们获得了戴伊的其他信息。
　　斯蒂芬·马克斯菲尔德·帕里什未出版的学位论文《波士顿和伦敦90年代潮流：弗雷德·霍兰德·戴伊、露易丝·伊墨金·吉尼和他们的艺术圈》，揭示了那个晦涩年代的氛围和精髓，我们在此特别致谢。
　　关于约瑟芬·普林斯顿·皮勃迪·马克斯的研究，是这项研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这要归功于埃里森·P马克斯和莱昂纳尔·P马克斯慷慨贡献了皮勃迪的资料，我们因此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同时，也要感谢韦尔兹利学院1973年的“一九六五”社团主席南希·李·刘易斯，他为我们找到了纪伯伦1903年第一次画展时的资料。
　　玛丽·哈斯凯尔是纪伯伦生命中重要的精神动力，而莎洛特·泰勒则在纪伯伦的早年纽约生活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了描绘这些内容，我们与许多认识她们或发表过传记评论的人进行了交谈和通信。我们尤其要感谢以下诸位：伊丽莎白·贝尔彻、威廉·B克拉格特、阿德莱德·克里尔、威尔兹利女子学院毕业生协会的简·E克罗斯曼、苏珊娜·戴维斯·达勒姆、格特鲁德·埃尔斯纳、戴维·麦克林·格雷里博士、海蒂·舒曼·库恩、艾格尼丝·蒙根、马里恩·拉马尔·斯蒂华特、格莱迪斯和威廉·泰勒、维斯顿剑桥学院（过去的剑桥中学）的辅导员希尔达·沃什伯恩。
　　纪伯伦的多数朋友已去世，但我们却有幸能与他的几位朋友交谈或通信，他们能够回忆起纪伯伦在格林威治村时的生活。我们因此要感谢玛格丽特·李·克罗夫茨、爱丽丝·拉斐尔·埃克斯坦、菲利普·K希提、侯普·迦兰·英格索尔、玛丽塔·罗森、玛塔和伯格·赖、多萝西·马迪、麦德林·梅森和米哈伊尔·努埃曼。
　　另外，还有一些人为我们理解纪伯伦的朋友交往做出了贡献，他们是亨利·布莱戈登、马尔科姆·S麦凯夫人和玛德琳·范德普尔。我们还要特别感谢“罗斯·奥尼尔国际俱乐部”主席简·卡特维尔，她从自己大量的奥尼尔的材料中，帮我们找到了有关纪伯伦的资料，我们还要感谢玛西亚·沙利文的精诚合作，是她帮我们找到了芭芭拉·扬的背景资料。
　　在这本传记的写作过程中，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出版社的社长威廉·考什兰德多次与我们合作。我们要特别感谢他和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出版社向我们提供了纪伯伦写给他美国出版商的信件。
　　如果没有查尔斯·H弗莱尼根的帮助，我们绝无可能将这些迥然而异的纪伯伦作品和相关材料编辑、组合在一起，她同时也为我们誊写了哈斯凯尔和皮勃迪的相关文章。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研究部的纳比拉·蒙戈恢复和翻译了我们所询问的大量阿拉伯语资料，除了特别注明的以外，相关内容都采用了她的翻译。对于这些忠实的工作者，我们一直心存感激。苏珊·霍尔库姆在纽约的多家图书馆长时间地为我们查找资料。我们也要感谢伊丽莎白·兰辛在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图书馆珍本室的研究，以及马汀·鲁夫蒂在国家文献馆所做的工作。
　　还要提及几位好友。每当在研究中遇到难题，弗朗西斯科·卡博、里斯·克劳森、斯图亚特·登伯格和保罗·沃德·英格利诗总会予以解答。由莫顿·巴莱特和斯蒂芬·F格罗厄拍摄的照片也对写作起到了很大作用。
　　我们向纽约书画协会的全体工作人员表达谢意。三年来，总编唐纳德·A艾克兰德以真诚和热情，鼓励和支持了我们的工作。同时也感谢敏锐的编辑罗宾·布莱索，感谢设计师贝琪·比彻，感谢他们的耐心和专业。也感谢艾琳·布赖齐的辛苦打印。
　　最后，对渴望阅读我们所解读的纪伯伦的朋友们和无数陌生人表示谢意，对于这些人和更多渴望阅读这本书的人，我们深表谢意。
　　哈利勒·纪伯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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