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作 者：[美]戴维·罗特科普夫(David，Rothkopf) 著
译 者：孙成昊 张蓓
出 版 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丛 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出版时间：2016年08月
定 价：98.00
I S B N ：9787509789742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政治
标 签：世界政治 政治军事
孙成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美国外交，译有《操纵世界的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等。电子邮箱：sunchenghao@cicir.ac.cn。
张蓓，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英国与欧盟，译有《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等。电子邮箱：zhangbei@ciis.org.cn。
第一章 伊拉克：惨败完成式／021
没有时间思考／026
致谢／444
译后记／449序言 镜中之敌
卡丽：我只是想确保我们不再遭受打击。
索尔：卡丽，我很欣慰有人为国家着想。
卡丽：我是认真的。我……我之前曾经忽略了一些事情。我不会，也不能让往事重演。
索尔：那都是十年前的事情了。所有人在那天都忽略了一些事情。
——《国土安全》第一季（2011年）
美国已步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期，正面对混乱无序的世界。我们不确定自己在世界的地位，也不清楚未来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就与生俱来的自信和发自内心的乐观来说，美国几乎是颤颤巍巍地度过了过去十年。造就这种情况的事件源头大多在海外。不过，有些事情仍是我们一手所致。在面对不止一次重大危机及其后续影响时，美国领导人有时把我们的利益置于险境。如果我们想完全恢复实力，必须扪心自问到底哪里出了错。我们也必须明白在哪里有了收获以及为什么会这样。
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更仔细地审视我们的领导人，必须严格把政治及其产生的自发反应置之一边，必须全面看待总统及高级幕僚的好与坏，要明白这些人在某一刻犯错却也能在之后做出重要贡献。美国体系中和世界中发生的事情紧密相关，美国总统常常会面对模糊难懂的世界，只得协调各方之力拉开帷幕，真正了解这个微妙世界的风云变幻。
处于这种“居高临下”的位置才可能以出乎意料的全新叙事方式讲述似乎很熟悉的故事，即过去十年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的故事，还有伊拉克、阿富汗、恐怖主义、金融危机以及新兴大国崛起等事件。然后我们会发现，过去数十年来各种力量如何促使权力越发集中于白宫，而这或许与任何孤立或遥远的事件一样，成为我们面对诸多挑战的原因。我们也会发现，对于维护和增进美国利益来说，幕后的一切如个人斗争、性格特点、总统作为“经理”和总管所做的决定、作为总司令的决策过程等与出现在新闻和网络上的高调作为（比如演讲和峰会）同样重要。
本书旨在讲述这样的故事，让读者能够一瞥在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时权力内部的小圈子。这一时段的美国比当代任何一个时期都感到脆弱和不定，从中汲取的具体教训也可帮助美国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重振领导力。
2001年9月11日上午，美国历史上首次爆发以电视画面呈现的对美战争。数小时之内，世人几乎都目睹了这一场景。
过去，电报会描述引发战争的行为，然后再由报纸复述、演讲阐述，要么在国会，要么在当地会议厅、广播公司或电视台。这些文稿以散文形式呈现，认为即便掺杂感情色彩，民众也能够理智对待。是的，民粹主义者、蛊惑民心者和报业人员试图拨动民众心弦，挑起愤怒情绪，但是激发这些源自内心的反应必须经过理智的考验。
那天上午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受基地组织攻击的图像则是另一回事。喷气式客机刺向世贸中心闪闪发光的玻璃外墙。世贸中心被恐怖分子视为目标，是因为它历来是美国活力与力量的象征。另一架飞机撞向美国军事总部的一角。为了逃离大楼里肆虐的烈火，绝望的人们跳下大楼，那剪影如同无助的玩具娃娃。随后，一副难以磨灭、无法想象的画面映入眼帘，世贸中心轰然倒塌，被尘雾和废墟的灰烟吞噬。
人群逃离灾难现场，恶魔般的尘雾通过曼哈顿下城的街道蔓延，紧紧尾随在他们身后。无须更多言语表达，我们的内心足以体会他们脸上的表情。评论员也因震惊而失语。我们都受到震撼，我们感到害怕，我们无法相信自己的双眼。
这一刻，我们大吃一惊，燃烧的神经元常常忽略理智的脑叶，把肾上腺素注入我们的心脏。这种动物性反应没有经过任何转换和稀释就表达了出来。这种感觉挑战了我们从小到大被培养的认知——我们的家园很安全、生活有序，比其他地方更安宁，不会遭到袭击。就连冷战时期的恐惧——睡不着的时候想象听到街上传来苏联大兵的军靴声或者蹲在课桌下，衣服罩在头上，心里盘算着是否能够抵御核打击——都是很主观，很遥远的，和这次袭击比起来简直无足轻重。这次残忍的袭击反复在电视画面和我们脑中呈现，曼哈顿地标、五角大楼一角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留下的灰黑色伤痕让我们的安全感锐减。
在二战美国宣战前，鲜有美国人见过珍珠港的图像。而当他们看到时，他们看到的只是电视新闻上播放的一个极其遥远的地方。“卢西塔尼亚号”客轮被鱼雷击沉以及“缅因号”沉没也仅是头条新闻。美国内战时，萨姆特堡还没有摄像机，不过美国人第一次通过如马修·布雷迪等人拍摄的相片感受到千里之外战场上的牺牲。终结1812年战争的和平协定本已签订，但由于信息传播太慢，新奥尔良战役仍然在协议达成后的数周后爆发。莱克星顿、康科德、邦克山战役之后，小册子作者试图挑起愤怒情绪。在这些旧事例中，有关敌人的标语和漫画被用以鼓舞斗争意愿。但在2001年9月的那天上午，美国人已经认为这些手段都毫无必要。
我们深受震撼，我们不寒而栗，我们怒火中烧，但当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些图像、这些给心灵造成伤害的事件会将我们带进一个与以前相比被情绪左右的时代。我们步入了情绪战胜理智的年代，恐惧心理、复仇欲望等情绪控制我们的行为，促使我们犯错，最后改变了世界对我们的看法，也改变了我们对自己的看法。
再看看我们1945年时截然不同的表现。美国向德国、日本宣战不到五年之后，尽管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斗争和大屠杀，目睹了触及每个美国家庭的牺牲，我们却结束了战争，还立即协助旧敌重建家园，踏上原谅直至忘怀仇恨的历程。然而，“9·11”事件结束十多年后，这场战争仍在继续，斗争手段不断变化，已囊括隐秘的无人机攻击、特别行动、网络攻击以及前所未有的全球监控，甚至疑神疑鬼地在盟友、朋友和美国公民中寻找潜在敌人。本书描述了恐惧时代是如何改变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制定的。许多政策制定者的言辞告诉读者，脆弱感如何推动和改变我们，这些政策制定者包括幕后策划者和公众视线之外的人。本书讲述了闻名的和默默无闻的官员如何极力控制这种不安全感，如何全面看待这个问题，又是如何把美国重新拉回当初设想的轨道上来的。同时本书还讲述了另一些人的故事。尽管他们大多满怀善意，却受到复杂情绪的牵扯，或利用这种情绪，制定的政策最后破坏了我们的安全，甚至在一些关键场合削弱了我们的国家地位。
除此以外，本书还探究了领导人的性格如何转化为行动。美国政府是地球上最大、最复杂的组织机构，但是其核心仍然是“人”本身。政府运行良好时，总统可以从专业决策者的建议中精挑细选，做出全面的抉择，保证政策得到有效实施，过去的历届政府常常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政府运行不畅——比如过去十年中有时就会遇到这种问题——那是因为当权者没有好好利用政府的内在力量，也没有以史为鉴、吸取教训。同时，本书试图解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运行状况，究竟哪个环节运转顺畅、哪个环节存在问题以及问题为何出现。
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遇袭击几小时后，华盛顿陷入恐怖的寂静。许多官员和商人回到家中，把孩子从学校接回，心里不清楚接下来究竟会发生什么（我的孩子们仍然待在乔治敦附近的学校里，我觉得他们在那里更安全。最后他们被接走时学校只剩下几个老师了。就因为这件事，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原谅我）。白宫大楼里忙作一团，国家安全机构的神经中枢大受刺激，不仅对当天事件做出反应，还重新投入精力开始一系列评估，而这个过程在笔者十余年后撰写本书时也尚未结束。
那天午饭时，我和三位同事坐在露天餐桌旁，那时我们都在一家小咨询公司供职。我们所在的米兰咖啡厅位于乔治敦，后来乔治敦也成为恐怖分子计划袭击的地点。但正因为9月万里无云的那一天发生了恐怖袭击，之后催生的美国反恐行动挫败了这起阴谋。我记得，当时咖啡厅也只剩下我们了。我们整个上午都在看有关袭击的报道，猜测袭击的原因和影响，给华盛顿相关人士和亲友打电话，获取实时内幕消息，询问家人情况。
与我在一起的有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约翰·甘农和前国务院官员苏珊·赖斯（她后来出任了国家安全顾问）。早前我们站在办公室，看到电视里第二架飞机撞向世贸中心时，托尼·莱克就转向约翰，简单地说道：“基地组织。”他们已经追踪这个组织多年，确信其他恐怖组织无法制造这样的袭击。
城市陷入可怖的沉寂，任何遥远的声音都成为不祥之兆。全国的航班都已经停飞，如果偶尔听见飞机引擎的呼啸声，就会不免怀疑另一场袭击是否即将到来。有人说几架飞机已坠毁。那一天，传言四起。
然而，很多说法并不可靠。我们那天的午餐叙谈和其他百万人的午餐主题一样，想要弄清楚发生了什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如果这像看上去的那样确实是一场袭击，那么小布什总统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准备开战。只不过要在哪里打仗、战争对手是谁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回击，中东似乎都会成为准心。不过当时大家都未能想到，这场恐怖袭击造成的变化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美国和世界。
十年之后，本·拉丹葬在了印度洋海底。我们也明白了这一切不仅关乎打击与回击、确认威胁和消灭威胁。在这场袭击中，我们失去了3000条生命，看着美国的象征性建筑轰然倒塌，这一切让美国人内心激荡起陌生但又难以抗拒的危机感。这种感觉又促使领导人采取行动，而这些行动却比袭击本身更能削弱我们的力量，促使美国反躬自省、自我怀疑，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和对美国的世界角色的认识。我们的力量以及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距离曾赋予我们一种安全感，现在这种安全感已被击碎。我们很难接受这迎面一击，无法采取强硬却恰如其分的回击方式，也无法像以色列、哥伦比亚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那样淡定处之，因为他们早已习惯这样的攻击。
重要的是，我们对制造“9·11”恐怖袭击的老基地组织开展“斩首”行动后，会间接促生更强大、更多样的新恐怖主义威胁。虽然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时，伊拉克还没有本·拉丹组织的身影，但是在撰写本书时，其恐怖组织数量可能远比2001年所有基地组织及其附属组织的数量还要多。1这些恐怖组织威胁伊拉克的生存，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人，控制着大片领土。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估算，邻国叙利亚的极端分子比伊拉克多出1万人，其中至少有7000人来自欧洲。2根据以色列情报机构及阿拉伯半岛盟友的估算，这一数字应是克拉珀给出的2~3倍。3事实上，兰德公司2014年6月发布的报告声称，“圣战派萨拉菲”组织已从2007年的28个上升至2013年的49个，“圣战派萨拉菲”分子已从2007年的18000~42000人增长到44000~105000人。这些组织发动的袭击数量已从100起上升至950起，增长了8倍有余。4马里北部已成为基地组织在全球控制的最大领土。5我们曾在阿富汗及其邻国巴基斯坦崎岖的山区中面临巨大威胁，而如今，北非基地组织和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所造成的威胁实际上与之不相上下。6
那天我们在乔治敦时谁都没有想到，基地组织的攻击竟然会实现撼动美国根基这一目标。事实上，就连本·拉丹自己也未曾预料到，他袭击的超级大国居然如此渴望复仇，为了重拾安全感，甚至不惜耗费自身难以承受的数万亿美元，穷尽几乎难以恢复的武装力量，违背长期捍卫的根本原则，疏远自己的盟友，最终还把矛头指向自己。本·拉丹也不曾想到，最后美国甚至整个国际体系基本上都放弃了中东战场，任由其堕入深渊，任由伊斯兰极端分子争夺战略真空7（不过，本·拉丹在本书开头的话似乎暗示这就是他的战略）。此外，包括袭击者在内没有一个人能够想象到，针对新出现的威胁，我们会不惜沉重代价做出如此不周全的反应，反而让我们无法真正辨别、讨论或应对威胁未来美国领导力和繁荣的挑战。
2005年，我写了一本书，书名是《操纵世界的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8这本书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现代美国国家安全机制成立及之后的历史。正如书名所示，这本书在小布什总统对“9·11”事件做出初步反应时出版。小布什的一系列反应也是美国安全体制建立后美国军力最大规模的一次部署。那段时期，诸如“震慑与恐惧”、“我们对他们”等用词、概念以及厚颜无耻的单边主义不仅司空见惯，更得到了美国民众的广泛认可。即使出现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丑闻和对关塔那摩监狱及《爱国者法案》的质疑，小布什总统仍然成功连任。
《操纵世界的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一书记录了初创于世界大战后的体系及其演变，这一体系促使未受战争创伤的唯一大国美国成为绝对赢家和新国际秩序的主要构建者。全书关注战后的一系列发展，从书写促生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时的活跃创造力和机制建设力，再到美国国防部、中情局、国安会的孕育，最后到记录小布什第一任期的情况。从冷战、冷战刚结束再到“9·11”袭击事件后的头几年，美国不时会遭遇威胁，也常会步履蹒跚，但是美国的力量和决心如此强大，美国内外都相信它是称霸全球的国家。而无论好坏与否，美国领导人也都会展现出运用这一力量的意愿。
毫不夸张地说，从杜鲁门到小布什政府，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主宰了各自的时代。美国总统则是那种力量的最高象征，通常被称为“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
但是自那本书完成之后，小布什第二任期和奥巴马执政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采取单边主义、违反国际法，我们“搬起了石头砸自己的脚”，受到了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创伤。此外，鲁莽武断的军事开支、国内的软弱和政治分歧似乎也让我们感到力量在衰减，实力源泉似乎也出现了问题。针对那些政策的反弹迫使美国脱离领导角色，这种后撤力度是一战之后都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新兴大国崛起、地缘政治重心转移都让我们措手不及，问题更加错综复杂。
过去十年，美国运用国家安全机制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有时候，领导人似乎注意借鉴我在《操纵世界的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一书中所总结的历史经验，总统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团队定位明确，把政府相关部门最好的观点都搜集起来，协助总统制定政策，然后确保这些部门能够执行总统决策。在这种情况下，机制运作良好。但有些时候，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总统的白宫幕僚和日益膨胀的国家安全团队扮演着危险的角色。历史已经警示我们，这样会出现“喧宾夺主”的问题，这些团队取代了本应发挥领导作用的机构，试图完成属于其他机构的工作、微控决策，最后却没有时间制定战略规划，而战略规划只有他们才能完成。这种情况同样削弱了美国的领导力。
实际上，出于这些原因，在现代历史中，贝拉克·奥巴马可能是美国总统中首个不被大家广泛认可的最有权势之人。美国国家安全机制内部运作的变化最为巨大，影响了美国政治圈内塑造美国全球政策的总统、幕僚、同事及对手。奥巴马第二任期内，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规模已是尼克松—基辛格那个年代的10倍；国家情报总监、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防情报局和名字自命不凡的国土安全部等机构，再加上各层级政治职员及影响各机构思想的各种人员，其规模已远远超过其他政府部门。9不管怎样，他们已经成为国家的心脏。
在内阁会议室、“战情室”、白宫和华盛顿的许多办公室中以及世界各地的站点里，高级官员、将领、情报人员、公关顾问都是值得深入审视的对象，因为就是在这些舞台上，演绎了一幕幕真实的间谍大戏、国际事件、左右战争与和平的行动，为媒体提供了头条，为好莱坞提供了素材。但也必须仔细考虑下列相互有直接关联的事情，包括团队运作方式与运作效果、美国政府的表现和本国及全球民众的安全、解决的问题与遭忽略的问题等。
有些书可能会采取更理论化的方式，把论述重点放在政策和决策过程。但我发现，如果不理解个人性格特点这一驱动因素，就很难理解政策本身和决策过程。这些人的个性特点都颇具魅力，部分原因在于他们都是平凡的普通人，而不是戏剧渲染后或小说中形象高大和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们的灵感或狭隘、创造力或表里不一都不断让人意外。此外，在这个被恐惧情绪主宰的时代里，个性比过程更重要。
对于这些不同背景的人，传统理念、报纸头条和电视新闻评论往往塑造出有争议性的“常识”，事实上，他们的特征之一就是与外界的描述截然相反。多年来，我研究他们，在政府工作时和离开政府后与他们共事，我和许多人成为朋友，进一步了解他们，甚至开始讨厌其中几个人（我希望自己讨厌他们的理由是充分的）。在与他们的交往过程中，有一点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无论是在政府、军队和情报机构担任要职的高官，还是为解决棘手问题呕心沥血的决策者，他们基本上都是大家心中所希望的样子。大多数人聪明勤奋、艰苦付出，时时刻刻为了美国和世界人民的利益而努力。
因为他们对什么是我们的最佳利益、如何实现利益持不同意见，所以会出现分歧。又因为当前正处于多极化和政治运转不良的时刻，我们从媒体上看到的几乎都是他们之间的冲突与危机、最高级别政府官员之间的分裂，还有他们各自的起起伏伏。一些人犯下错误，有些甚至是灾难性错误，但是几乎没有人怀揣恶意，即便他们一些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在许多人看来确实恶意十足。
我采访了他们中的100多个人，差不多一半是小布什政府官员，另一半来自奥巴马政府。我当然会以自己的视角看待过去十年发生的事情，但也会尽力用他们的话语讲述。
21世纪头十年前半段发生的决定性事件是“9·11”，也是我上本书的总结性事件。同样，本书第一章也旨在讲述决定下一个十年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事件，即注定命运多舛的出兵伊拉克。我们遭袭后的反应过了火，在程度和广度上对意想不到的后果考虑极为不周，比恐怖袭击原想引发的反应更猛烈地限制和损害了美国。这是一场二阶灾难。想要摆脱伊战的欲望让奥巴马成功当选，也最终促使他从伊拉克抽身，在阿富汗“加大赌注”，以兑现其不会“对恐怖主义示弱”的政治承诺。而这又成了三阶灾难。奥巴马不想用传统方式打击敌人，而是采取无人机、网络攻击和更多特别行动的方式实施打击，其侵犯他国主权的程度超过二战后任何一个美国总统，造成了四阶和五阶灾难。另外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则与恐惧有关，美国担心还将遭遇一场严重袭击，尤其是担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攻击。这种恐惧情绪愈演愈烈，导致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以此为由创立大规模的全球监视体系，却又引发全球网络民族主义的反弹，造成网络“巴尔干化”，削弱了网络的全球性、团结能力和民主化力量。由于前中情局雇员爱德华·斯诺登随机或有预谋地泄露文件，我们才真正开始意识到这一监视活动的规模及其潜在风险。斯诺登本人就是在“9·11”事件后被雇用的，以应对与恐怖威胁相关的可能危险。事实上，从本书中就可以看出，这种恐怖威胁在过去和当前都被可笑地放大了。这支雇佣队伍扩大到超过50万人，而这些人都可以接触到绝密文件。这个团队的人数如此之多，甚至比中情局下班后大门敞开出现漏洞的可能性都大。
因此，美国国安局的丑闻以及2013~2014年的后续发酵也可看作六阶灾难。无论你怎么分类这样的间接效应，但这就是“9·11”事件引发的连串效应之一，体现出恐惧能够发挥的作用，同时是一项有效策略。除此以外，读者可以自行判断一些事件对美国及其利益造成的损害，比如违反美国长期以来有关严刑逼供的相关法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关塔那摩监狱丑闻、《爱国者法案》、“死亡名单”，并且未经正当程序就下令杀死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是最有战略天赋、最智慧、最严谨的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之一，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的反恐战争是美国历史上首次针对一种策略开战，而非针对一个敌人。10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当然是说对了。但是有时候，我们给战争贴上的标签最终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最大的敌人——能够给我们造成最大伤害的敌人，很快不再是“9·11”爆发后几年间迅速出现的几千个武装落后、缺乏训练的基地组织或其他极端组织的乌合之众。其实，最大的敌人是恐惧本身。我们自身的恐惧促使我们采取行动，消耗巨大的经济、人力、政治和外交成本，而原本只有一两个大国才能让我们如此疲于奔命。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无非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本书在一开始引用了1838年林肯28岁时演讲所说的话也预言了这一切。
美国的首都已经出现政治失灵、互相指责的问题，读历史当然不是为了吸波助澜。正如本书所描述的那样，可以尽情指责公务员，但也应当给予他们充分肯定，毕竟这些人只是想竭尽所能维护美国利益。总结十年间发生的事件是为了吸取教训，把握对美国和世界前进至关重要的趋势。聆听这个史无前例的时代中“掌舵手”的说法，我们可以阻止这一恐惧时代的延续，或者避免重蹈覆辙。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有一个结论难以回避，那就是我们不擅长预测未来。一方面，处于美国总统或白宫政治核心圈的高级决策者仿佛是“井底之蛙”，通常接收不到可以让他们获益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们也受困于当下，不得不努力紧跟新闻动态。我过去的书和其他研究安全机制运作的学生都曾提及，这种紧跟动态的行为破坏性地制约战略思维，而且这种约束性正越发严重。由于推特、“脸书”、Reddit等社交媒体的出现，对抗言论大军的政治信息战在全球范围以多语言形式实时打响。一段140字的内容几分钟内就可以酿成外交事件，或者造成难以恢复的政治伤痕。电视剧也不断让人想起现在的时代特征，相信这不是巧合。比如2001年11月播出的扣人心弦的反恐剧《反恐24小时》，每一集都会出现滴答计时的时钟。决策圈里亦是如此。
由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变得越来越复杂，能够洞悉利益及相应挑战的手段越来越先进，紧跟动态、“一叶障目”所造成的问题和顶层圈子难以解决的挑战加剧了白宫的闭塞。在任何一届政府初期这个问题都尤为严重，因为高级官员此前长期处于决策圈外，许多人也并不是大型组织的实际负责人。在总统身边工作更是增添巨大压力，不仅让家庭生活在这个崇尚“家庭价值”的城市中受苦，更让这些人失去独特见解。不踏出自己的工作圈子让人筋疲力尽，而一直与观念相近的小圈子同事交流则造成了“集体性失明”。
在她斯坦福大学的办公室里，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向我吐露，“在‘9·11’事件发生之后，我们所做的基本都是‘自然反应’。我们过了好久才停下来，松口气，并开始对我们的行为做出重要评估。”在我采访的过程中，很多在小布什、奥巴马两届政府任职的人都表达了相同观点。
除了深陷当前，另一个令人不安的历史教训就是，回顾过往，华盛顿决策圈唯一注意的“当前”就是刚刚发生的情况。如果将美国比作一辆车，这辆车的驾驶员几乎只依赖仪表盘的指示和后视镜的图像。他们几乎不抬头看看挡风玻璃前的景象。将军们靠上次作战的经验指挥当前战争，而决策者们也只根据上次危机理解下次危机。事实上，政府政策并不是唯一落后于事件的指标，就连那些本职工作就是预测趋势的机构——如国家情报委员会，其定期发布文件判断十年或更长时间的未来形势——所生产出来的材料也只是告诉我们过去一年发生的情况，而不是对未来的判断。
我在克林顿政府任高级官员时读过这些材料。当时我们都觉得冷战结束是历史的分水岭，正如过去的十几年人们认为“9·11”事件有决定性意义一样。然而，那些改变世界的大变化、能发生天翻地覆影响的大变化却被忽视。比如说，1990年，手机用户只有1100万人，然而笔者撰写本书时，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70亿。再过几年，人类历史上可能首次迎来一个时代，世界上每个男人、女人、小孩都会被链接进一个人造的系统，这个系统将影响他们生活的每个方面——教育、政治、购物和支付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的几年中，国家安全体系逐渐发现，当前很多重要问题与这个新兴数码世界的规则有关：关乎我们怎么打赢网络战，根据什么规则；关乎隐私权和监控的本质；关乎税收和因特网控制权。这些跟冷战或“9·11”事件毫无关联，却是这些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
令人震惊的是，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对上述发展及其影响未做准备，而这一情况的影响是深刻的。同样影响深刻的还有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我们对环境问题的应对。环境问题带来的挑战似乎遥不可及，却需要当机立断、有所行动。
在“9·11”事件发生时，我正在一家名叫“智慧之桥”的小咨询公司工作。这家公司旨在利用因特网蓬勃的信息资源为企业和政府提供公开渠道的建议和视角。我们的远大目标是在网络信息的海洋中，为任何组织的任何问题找到答案。然而，我们很快发现，大部分公司并不缺少需要的答案，而是根本不知道要问什么问题。
很多机构存在这一问题，而美国国家安全团队尤其严重。（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政治体系的丑陋和失灵让很多有能力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的有识之士对政府职位望而却步。）出于这一原因，接下来的很多故事都在讲述如何辨别事件背后的问题。但是其中的很多问题到现在都没能引起足够重视。本书的最后一章将专门予以讨论。
为什么要关注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因为我深信，为了不辜负美国人民的期待和努力，让美国恢复增长、发挥领导力，就要终结“恐惧时代”。处理想象的、夸大的如恐怖主义等威胁阻碍了对未来的洞察。我认为，责任不光在决策者、军事将领和政客肩上，也在那些试图影响这些人的“意见领袖”肩上，如媒体、智库及其老板。美国人民也有责任，他们本该承担更多领导的责任，现在却没能这么做。
过去十年，美国经历了不少挫折，政府提出错误的优先事项，我想了解这些问题背后思想界的情况。这些机构本应成为决策的积极因素，它们经常与政府官员互动，一方面便于自身研究，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研究成果影响决策。这些机构同时成为前官员和未来官员的“降落区”，前高官可以回顾总结之前的政策，为未来工作做好准备。我曾经冷酷地开玩笑说，这些机构更像是存肉的大冰柜，等需要启用这些前官员时再拿出来。11这种机构与顶尖职位间的“旋转门”制度让他们影响力巨大，也促使他们成为决策圈思维模式的有效代理人。
随着华盛顿进一步极化，审查和批准提名官员也成为又一场恶战的组成部分。大家都想破坏对方声誉，这对决策圈的影响令人不寒而栗。一些未来有望获得政府职务的人不敢公开撰写某些文章或发表某些言论，以免让公众觉得其过于极端或保守，防止被对手利用而阻挠其提名。有些潜在雇主则会觉得选择此类候选人风险太大。因此，大家会发现一些传言中即将担任要职的人写的许多文章空洞无物，不过是为了出名而写，其主要目的就是表明自己忠于党派路线。或许作者还会以创造性的方式体现出与过去言论的区别，表明自己已经调转船头，向左或向右偏上三四度。
智库同样会把精力集中在最近报道的事件，还有当下引发争论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最有可能引发关注，帮助这些机构和人员赢得“一席之地”。有一种对华盛顿的描述因此显得分外贴切：一群小孩在操场踢足球，而所有人都在围着球转。有时候，这个类比也适用于描述下列情形：政府官员蜂拥而上，每个人都想接近总统、总统高级幕僚或了解他们的近期安排。不过，这种比喻也可描述这些人急切想要参与当前事件讨论的情景。
因此，一批相当保守的人（并非强调其政治含义，而是这些人的本能都是回避风险）、阻止冒险的政治氛围以及只关注少数能够获得政治回馈的眼前事务的思想界，这一切都让情况更加复杂，导致对创造性思维的制度化回避。这种体制顽固地将创造性思维拒之门外，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思想界根本无法对新进展进行最基本的分析和持续观察。
在优秀的高级研究员塔拉·钱德拉领导下，我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助理做了一份研究，分析了华盛顿十家智库从2005年1月到2013年4月中旬发布的所有研究、论文和事件报告。研究对象覆盖了政治领域的多家智库，包括美国企业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我在那里兼职十五年）、美国进步中心、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对外关系委员会（我在那里兼职二十多年）、传统基金会、新美国基金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我对这些机构很了解。他们发挥重要作用，定期会向决策者、立法者以及其他美国外交政策方面活跃的利益攸关方提供有价值的前瞻性见解。
我们带着疑问审视了这八年来这些机构发布的事件报告、评论，而这一时间跨度差不多也和本书的关注时段吻合。光是文章、报告的条目清单就快把一个三英寸厚的活页夹撑裂了。所有的条目总数是9858。
条目中提及次数较多的国家有中国（878条）、俄罗斯（618条）、阿富汗（405条）、伊朗（334条）、伊拉克（286条）、印度（262条）、巴基斯坦（256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204条）、土耳其（194条）、巴西（125条）、朝鲜（109条）以及埃及（92条）。相对较少的有叙利亚（54条）和利比亚（27条）。地区热点事件和文章提及次数较多的包括美国（611条）、非洲（590条）、中东（547条）、非欧盟的欧洲和欧亚地区（526条）、欧盟（484条）、东亚（429条）、中亚（203条）、东南亚（142条）。从更广泛的主题分类，“国家安全和国防”（作为一个大主题）占619条，“经济”（作为一个大主题）占611条，“反恐战争”占341条，“国际组织”占261条，“核不扩散”占169条。
这一分布看上去似乎已覆盖全球，却体现出华盛顿政策圈的偏好。其中一些和学术圈的年龄层次有关，学者们大多是在冷战期间长大的，这也是俄罗斯或苏联受到如此多关注（1340场活动和报告）的部分原因。显然，另一大政策研究偏好是当前新闻中不断出现的、进行中的反恐战争及与中东相关的冲突和混乱。在地区或总体话题下出现的这一领域的活动共有2740场，另外还有300场活动是在防扩散和极端主义对地区影响的话题下举办的。简而言之，约有1/3的研究工作投入了这一领域。而以欧盟和欧债危机为主题的报告或活动是讨论非洲和美洲问题的5倍多。
此外，其他反常现象同样值得关注，因为它显示了政策圈的一种倾向——或关注时事，或随波逐流。2005~2007年，阿富汗几乎成了被遗忘的战场，在此期间只有63场报告和活动以此为主题。随着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奥巴马承诺更多关注阿富汗，政策界对阿富汗的兴趣才有所回升。活动和报告的数量由2008年的28场增加到2009年的70场。2012年，由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大势已定，研究兴趣再次减弱，活动和报告数量减至28场。
更令人忧心同时也是本书最关心的问题是，政策圈总体倾向于采用政治和地区事务视角，对经济和科技问题不够重视。考虑到“阿拉伯之春”的经济根源、维和的经济因素、世界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威胁以及科技对全球事件的深刻影响，这种忽视暴露出严重问题。在“国家安全”这一话题之下的619场活动和报告中只有32场与网络安全有关，其中19场来自同一家机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同时在我们观察的时间段中，只有一场活动关于中国和网络安全。同时只有6场活动关注无人机作战的准则及影响，5篇报告提到科技的巨大作用，10篇着重关注科技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三年中共有119场讨论经济的活动，没有一场关注或提出了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的风险。（但在2009~2010年整个政策圈进入了反应阶段，金融危机成了最热门的话题，直到“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才又转移到中东——关注埃及的活动在2010年只有7场，这个数字到2011年增加了4倍。）2005~2009年关注欧元区和欧元的活动有11场，2009年1场，但是到了2011年和2012年，数量增至17场和18场。毋庸置疑，美国或欧洲的金融危机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造成的风险比中东（或俄罗斯）的恐怖分子与混乱要大得多。然而，尽管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兴起了研究的热潮，热度也明显弱于反恐战争以及大中东地区的国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和科技的决策者和研究者们相互隔绝，很少沟通。这种圈内人的讨论缺乏批判的眼光以及对风险和机会的考量。
简而言之，过去的十年我们不仅被恐惧驱使，也日益陷入“当今”和“过去”的陷阱，我们缺乏创造性分析未来情况的工具和兴趣。这就难怪与我对话过的国家安全顾问（我与过去50年除一人外的所有国家安全顾问都进行过对话）普遍的意见是，美国国家安全架构不具备战略思考的能力，不能为未来贡献有用的思想。而围绕这一架构的智力群体——美国政策生态系统的剩余部分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一结果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从冷战胜利者、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一下就走向衰退，并出现一系列引人注目、让人不安、相互关联的国际政策失败、失灵和“哑火”。
一些人肩负塑造美国世界地位的重任，本书旨在通过这些人的视角观察政策变化的轨迹。论述的结构将结合时间和主题顺序。在叙述中出现重大事件时，将根据重要性加以组织安排。
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讲述国家安全机制如何运作或演变。不过，我还是会谈及这些话题。每一章的重点在于塑造近期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关键决定，还有那些影响这些决定的因素，从而揭示美国外交政策如何令人惊讶地犯下一系列错误，我们应当如何去补救以及如何从这一时代重新崛起。要知道，在这一时期，美国作为世界领先强国走入了历史低谷。
第一章和第二章始于伊拉克，这也是小布什第一任期的遗留问题，并且或许在第二任期被总统及其团队视为最紧迫的挑战。第三章审视了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内的革新，分析了其对美国对外决策变与不变的两方面影响。第四章回顾了国家安全问题在2008年大选中的作用，其中包括经济形势对美国体制的冲击，还回顾了选举对国家安全政策选择、政府过渡的影响。第五章着墨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奥巴马团队最关注的国家安全议题。第六章和第七章主要分析了与中国关系的演进，中国曾是美国冷战时期的对手，或许未来一个世纪内将成为美国的最有力对手；另外还分析了与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未必强大但常让我们大吃一惊。本书随后探讨了“阿拉伯觉醒”的复杂性以及美国决策者的震惊。接下去又回过头审视了决定这一阶段起点及未来可能趋势的两大事件——奥萨马·本·拉丹之死和网络时代的到来，后者涉及众所周知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丑闻。最后本书总结了奥巴马总统和美国未来外交政策面对的新兴挑战，探讨了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演变速度是否足以解决这些挑战，我们该做些什么来接下下一时代可能面对的挑战。
过去一个时代告诉我们，美国在世界各国中的地位很特别。尽管有时候其他国家认为美国恃强凌弱、骄傲自大，但是美国选择退居二线或者领导无力时，其他国家同样会大喊大叫。即使我们和其他人都认为美国在后退，许多国家也仍然指望着我们。即使美国民众厌倦了战争和担当世界领导的代价和风险，世界发现我们撤退并丢弃独一无二的国际地位后也仍然有明显的不适感。因此，美国总统及其顾问无法回避或甩掉这种他人认定的领导力。这一看法以及随之而来的责任让我们更为紧迫，必须确保拥有人力、制度、资源和战略，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本书的首要目的就是从近期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帮助我们更好应对特殊的挑战。
注释
1. R. Jeffrey Smith, “Hussein’s Prewar Ties to Al-Qaeda Discounted,”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6, 2007; Ehab Zahriyeh, “How ISIL Became a Major Force with Only a Few Thousand Fighters,” Al Jazeera America, June 19, 2014.
2.“Transcript: Senate Intelligence Hearing on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9, 2014.
3.根据与中东政府官员的采访内容。
4. Seth G. Jones, “A Persistent Threat: The Evolution of a Qa’ida and Other Salafi Jihadists,” The Rand Corporation, 2014.
5.“Divided Mali: Where al-Qaeda Rules the Roost,”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22, 2012
6. John Rollins, “CRS Report to Congress: Al Qaeda and Affiliate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Global Pres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anuary 25, 2011.
7. Peter Beinart, “Obama’s Disastrous Iraq Policy: An Autopsy,” The Atlantic, June 23, 2014; Ali Khedery, “Why We Stuck with Maliki—and Lost Iraq,”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3, 2014.
8. David Rothkopf, Running the World: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Architects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PublicAffairs, July 2006).
9.根据与国家安全官员的采访内容。
10.“Address to the New American Strategies Conference,” New American Strategies for Security and Peace, October 28, 2003, http://www.newamericanstrategies.org/articles/display.asp?fldArticleID=68.
11. David Rothkopf, “Getting Back to Basics Is the Way Out of Afghanistan,”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8, 2010.
装 帧：平装
页 数：476
开 本：16开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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