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作 者：[美] 劳伦斯·李默尔 著
译 者：张晓林 乔雁
出 版 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丛 书：译文纪实
出版时间：2016年07月
定 价：58.00
I S B N ：9787532772353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法律 > 法律通识
标 签：社会调查 社会科学
企业贪婪，司法腐败，政府不作为……商业精英与权力精英共谋，践踏普通人的生活。正义是否还在？
两名维权律师，一位出身社会底层、一位出身律师世家，维护司法公正的信念，使他们走到了一起。然而，他们的对手却是煤炭帝国掌门人布兰肯希普。
在这起历时十四年、历经多次峰回路转又一波三折的诉讼中，商业帝国如何与法官和公权力勾结，挤压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无视百姓的权利乃至生命，践踏司法的公正？
《纽约时报》知名记者劳伦斯?李默尔，在庭审纪实作品《正义的代价》一书中，全方位呈现美国县法院、州上诉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的审判现场，追踪布兰肯希普煤炭帝国发家史，讲述美国大企业利用巨额资金操纵地方法院法官选举、干预司法公正和最高法院力挽狂澜的故事。
劳伦斯·李默尔（LAURENCE LEAMER），《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杂志撰稿人，记者，畅销书作家。其出版的主要作品有：《肯尼迪的女人们》、《正义的代价》等。
张晓林，英语语言文学硕士。
乔雁，教育学硕士。
各章提要
主要人物
序
第一部分 丛林法则
第二部分 无法想象的世界
第三部分 收购风波
第四部分 金钱与权力联姻
第五部分 风波再起
第六部分 翻案
第七部分 黎明时分
第八部分 一切都是幌子
第九部分 为正义而战
序
若真想了解这个世界，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当煤矿工人。
矿工们生命中最大的麻烦，就是他们的宿命思想。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在西弗吉尼亚州南部的煤矿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是在1971年，当时我读了哈里·考迪尔(Harry Caudill)的《夜幕降临坎伯兰》一书。在他的笔下，对肯塔基州东部阿巴拉契亚高原的民众遭受剥削、贫困潦倒生活的描写堪称经典。他们的人生中，贫穷和苦难随处可见，然而细细品味，却也不乏某种坚毅和真实的特质蕴含其中。我知道，这些特质在我自己的人生中是缺失的，于是，我放弃了自己位于曼哈顿西区的寓所，驱车南下，前往西弗吉尼亚州，希望创作出以那个地区和人民为主题的作品。
当时，煤炭行业正值多事之秋，乱象纷呈。1969年，改革派候选人约瑟夫·“乔克”· 雅布隆斯基（Joseph “Jock”Yablonski）竞选矿工联合会主席失利，在自家床上被枪杀，同时遇害的还有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和他们二十五岁的女儿夏洛特。这次谋杀给煤炭行业留下了恐惧和猜疑的阴影。直到四年后，矿工联合会主席安东尼·“托尼”·博伊尔（Anthony“Tony”Boyle）因雇凶谋杀雅布隆斯基被定罪，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
我来到西弗吉尼亚州南部的时候，主张改革的“民主矿工”组织正在开展运动，意在接管贪污腐败的工会。同时，煤炭公司也在紧张地提防着所谓的外来煽动者挑动矿工闹事。在那里，我唯一的社会关系是一位朋友的朋友，他在贝克利经营一家家具店。贝克利人口一万六千人，是西弗吉尼亚州中南部最大的城镇。这位朋友告诉我，若真想了解这个世界，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当煤矿工人。
矿工联合会和威斯特摩兰煤炭公司同意我到矿井工作，前提是，我不能告诉任何人自己是记者，而且我的写作内容只能涉及矿工工作本身，不能涉及工会政治。第二天，我来到贝克利城外被称为埃克尔斯六号的矿井上班，我的班次是大夜班，时间从午夜到次日早晨八点。
当上矿工的第一天夜里，我按时赶到更衣室。矿工们上班前在那里换上工作服，下班后在那里冲洗掉身上的煤尘。我到那儿的时候，正赶上第二班矿工离开矿井。身穿崭新的工作裤和绿色长袖衬衫，头戴崭新的黑色头盔，我看上去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新手。当我和同班次的其他矿工乘电梯下降到一百五十英尺深的竖井中时，心里非常紧张。1914年，从我工作的矿层下行三百英尺处，曾经发生过一次爆炸，一百八十六名矿工在那次事故中丧生，那是西弗吉尼亚州采矿史上第二大矿难。十年后，又发生了一次爆炸，这次十九人遇难。
那之后这个矿井没有再发生过如此严重的事故。不过，矿工们在每次下井之前，都会把写有自己名字的锡制标签挂到更衣室的布告板上；当他上完班回到地面上，再把自己的标签摘下来。如果矿工被困井下或是死于事故中，这块八角形的金属片就能够告诉人们，井下被困和遇难的都有谁了。
矿工在井下工作一辈子，平均能赶上三到四次重大事故，事故有时会严重到矿工必须休养一段时间。当矿工退休时，他们往往会罹患黑肺病而咳喘不已。这种病就是由于长期大量吸入煤尘所致，病人往往身体虚弱，痛苦不堪。即使没有患上黑肺病，矿工也会患上其他疾病而缩减寿命。
尽管面临种种风险，对于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普通人来说，煤矿的工作仍然可以让他过上体面的生活。此外，当时男人们赚大钱的途径还有一种，那就是离开他们热爱的山地，到底特律的汽车装配线上找份工作。
我告诉大家，我之前是纽约北部汽车修理厂的机修工，来到此地是因为我需要工作养家糊口。而大家对我的解释深信不疑，原因就在于此。一个男人丢下他看重的一切，去陌生的地方谋生，他们认为这样的做法合乎情理，不足为奇。可以这样说，几乎从我在煤矿的第一个夜班开始，矿工们就接纳了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很重要，因为如果人们不喜欢你，那么你很可能就呆不长。
如今，矿工初次下井之前必须接受为期一周的安全教育。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可没有为矿工上岗提供这样的准备工作。新来的矿工要依赖同班组的前辈传授自我保护的办法。比如，如何避开头顶上悬着的明线以免触电；再比如，如何系紧鞋带以免鞋带卷进传送带把人也绊倒在传送带上，轻则皮肉受伤，重则丢掉性命。
起初的几个夜班，我的任务是负责为白班补充所需物品和给养。后来，我成为一个八人采矿小组的成员。在我们小组中，一名矿工负责操作连续采掘机，旋转的锯齿状刀片不断掏挖出煤块；两名梭式矿车司机每次铲起五吨新开采的煤，把这些煤运送到传送带上。梭式矿车司机干活很熟练，但难免会将一些煤洒落在传送带旁边的地面上。我负责站在传送带旁边，把洒落的煤再铲到传送带上。如果我不能及时把煤铲起来，传送带会暂停作业，梭式矿车也无法正常传送煤炭。我必须时刻留心梭式矿车的到来。这些梭式矿车就像一只体型巨大的蜈蚣，照明前灯穿越重重黑暗，从坑道尽头闷声闷气地开了过来。最初的一个夜班中，我的手指头就被磕破了两处。
午餐时间或者设备停止作业时，我们都有大量的时间来交谈。很快我就了解到，大部分矿工，除非曾经去军队服役，否则终其一生离开贝克利的最远距离也不会超过五十英里。他们谈论的话题只有煤矿和山脉，此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些人与世隔绝的程度与一百年前他们的祖先相比别无二致，当年他们的祖先生活在山谷中，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在矿井下工作了三十年，他们甚至对煤炭行业实现机械化之前的采煤岁月还记忆犹新，那时他们使用的采煤工具是镐头和铁铲。
上完夜班，我们向外走去，从一辆又一辆矿车边上挤过去，车上满载着我们刚刚采掘的煤炭。一个夜班如果顺利的话，我们能够采掘出八十车或者更多的煤。许多人认为煤矿工人很不幸，可是我共事过的矿工却对他们的工作感到骄傲和自豪。理由很充分，他们觉得自己干的是可以计量出价值的工作。每天早晨，他们都能够一目了然地看到自己完成的工作量。矿工们不会讨论那些煤车象征着什么，不过，如果没有煤也就不会有工业革命了。我们现在都知道燃煤发电厂会污染空气，所以正在慢慢减少煤炭的使用量，但是那时，即便是工业时代末期，假如没有煤的话，美国的照明将会黯淡无光，制造钢材的焦炭同样无从谈起，城镇的楼房自然也无法建造。
我在煤矿也就工作了几个月。离开那里时，我写了一篇文章，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描述了矿工的生活，1971年12月发表在《哈珀斯》杂志上。文章讲述的故事在西弗吉尼亚引起了轰动，好几家报纸以专题文章的方式刊登，其中包括贝克利的《注册先驱报》。
一年之后，我回到贝克利，为《纽约时报》撰文记述煤矿工会内部的冲突。一天晚上，我参加工会集会，遇到了两位以前曾经共事过的矿工。“伙计，你去哪儿了？”其中一位工友问道。“你只说离开一天，可是你离开我们再不回来了。”他们对我发表的文章一无所知。我感觉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背叛了他们。来到他们身边时，我编了谎话；离开他们时，我还是没有告诉他们我是谁以及我为什么要来到他们身边工作。
在随后的岁月中，我多次回忆起自己在煤矿的那段人生经历。2010年11月，我看到《纽约时报》一篇文章的新闻标题中有“贝克利”的字眼。文章讲述的是1998年阿巴拉契亚地区最大的煤炭生产商梅西能源公司主席唐纳德·利昂·布兰肯希普（Donald Leon Blankenship）如何迫使一家小煤矿破产的故事。这家煤矿的业主休·梅森·卡珀顿（Hugh Mason Caperton）在起诉梅西能源公司的官司中胜诉，赢得了五千万美元的赔偿金，然而随后布兰肯希普就发起了反击。这篇长文俨然带有巴洛克风格，内中弥漫着嫉妒、复仇和腐败的气息。故事开始于西弗吉尼亚州遥远的群山之中，途中经历着种种迂回曲折，直至美国最高法院。时至今日，这故事仍在发展演变中。
对于这起旷日持久的司法纠纷，《时代》杂志这样评论道：“卡珀顿先生案子里的那些阴谋诡计，与约翰·格里沙姆（JohnGrisham）的法庭剧《上诉》中的故事情节颇为相似。”而在我看来，这个故事足以架构起一部叙事性纪实文学力作。我离开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家，坐上火车，前往西弗吉尼亚州南部。沿途尽管西弗吉尼亚州群山起伏，风景秀美，但我没有心思欣赏美景，过目即忘。山脉将这一地区分割为众多的小城镇和小村庄，人们生活在偏远狭小的山谷中，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火车驶过众多半废弃的煤矿营地、移动住所和简朴的小屋，最后到达了距贝克利十一英里的普林斯车站。
卡珀顿来到车站接上了我。他的家族经营着贝克利城外的斯莱布福克煤矿，已历经四代。他要带我去看看他生于斯长于斯的煤矿营地。我们驱车行驶在蜿蜒的山路上。我告诉他，离开埃克尔斯六号煤矿后，我曾有幸结识了过去的时代中最后一位资深煤炭巨头，他就是已经九十岁高龄的小梅杰·W.P.塔姆斯（Major W.P.Tams Jr.），后来我还曾为《花花公子》杂志撰文讲述他的故事。塔姆斯曾经生活在一个半废弃的煤矿营地里，这个营地以他的名字命名，与斯莱布福克煤矿仅一山之隔。他住在1909年运上山的一座小木屋里，也就是在那一年，他开办了属于自己的煤矿。卡珀顿也说，自己小的时候就常常坐在塔姆斯的大腿上，听他讲述拓荒岁月中的故事。与塔姆斯一样，当年卡珀顿家族将煤矿打理得非常出色，在西弗吉尼亚州数一数二。那时候矿工们居住的小木屋油漆一新，整洁有序。不过，斯莱布福克煤矿破产以后，那里的煤矿营地全然败落不堪，钉上木板封条的楼房和无人打理的房子随处可见。
在美国各州的贫困度排名中，西弗吉尼亚州位居第二。但是，我在那儿居住的时候，当地人对自己所在的这个州和它的文化充满着自豪。他们都认为，一切都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着。那时的贝克利的确充满活力，我也特别喜欢到市中心去逛街。然而，四十年后，我重游故地，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市中心商业区就如同大多数的产煤区一样，到处都是空荡荡的商店和脏兮兮的橱窗。
我以前认为，工会作为一个重要组织将会持续到永远，却不曾想到，它现在已经沦落成为无人问津的机构，主要的任务只是为退休工人和伤残人员提供服务。早在20世纪70年代，针对露天煤矿的开采问题，曾经引发过一场激烈争论。当时，很少有人能够预料到事态发展的结果居然是，反对露天开采的一方不仅输了，大规模的山顶削除行动还随之成为现实。山顶被削平后，整个工地就如同一个高海拔的停车场。
布兰肯希普四处活动，施加自己的影响力。他曾经削弱了美国最激进的一个工会组织。他主张终止或者限制社会福利计划，而这些社会福利计划可以帮助许多西弗吉尼亚人摆脱生活困境。但在布兰肯希普看来，这样的福利计划会使民众丧失勇气和信念。不仅如此，他还强力支持西弗吉尼亚州的山顶削除行动。
离开贝克利后，我随即前往匹兹堡，与卡珀顿的两位律师——布鲁斯·斯坦利（Bruce Stanley）和戴维·福西特三世（David Fawcett Ⅲ）会面。这两个人是本书的核心人物，他们都是里德史密斯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这家事务所是世界上最大的法律事务所之一，总部位于匹兹堡一座雄伟的大楼里。两位律师的办公室位于大楼七层，我们在那里见面。
我首先与斯坦利律师会面。斯坦利身材矮胖，举止热情，平易近人，从表面上看，他为人谦逊，给人的感觉是他从事法律工作似乎是入错了行当。然而，在那天的交谈中，斯坦利自信而又强势的谈吐，又让人产生另外的感觉，即谁如果低估他，就可能犯下致命的错误。斯坦利成长于西弗吉尼亚州南部极端贫困的地区，那里距贝克利西北有一个半小时车程。尽管在匹兹堡已经生活了二十年，他却从未试图遮掩自己的根是在阿巴拉契亚山区。
斯坦利还办理着其他一些起诉梅西能源公司和布兰肯希普的重要案件，其中包括非法致死、污染数以百计平民用水等案件。斯坦利对我说，布兰肯希普的公司对工人安全的漠视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因此他认为，梅西公司应该对几十名矿工的死亡负责。而事实上，任何人胆敢挑战布兰肯希普在煤炭行业里的绝对权威，就等于同他结下了宿仇。
此时此刻，我已经感觉到，与最初了解到的情况相比，这个故事的牵涉面要大得很多，其社会意义也更加深远。它并非仅仅涉及一桩诉讼案件，而是牵涉着六七桩案件之多；它也并非仅仅涉及西弗吉尼亚州，而是事关对于美国正义本质的诠释。
与斯坦利会面结束之后，我来到戴维·福西特律师的办公室。福西特出身匹兹堡律师世家，是其家族中的第三代律师。他身材高大，穿着考究，为人谨慎，说话做事严谨周密。从这一点看来，福西特原本最不可能成为斯坦利的合作伙伴，与布兰肯希普和梅西公司进行长达十年的斗争。我用了好长时间才赢得他的信任。对于布兰肯希普的恶行以及由此带来的危害，福西特并非如西弗吉尼亚州出生的斯坦利那样感同身受，并且发自肺腑地深恶痛绝。不过，他从小受到的教育也是要敢于伸张正义，并且，他也接手办理着其他一些起诉梅西公司的案件，因此，他同样下定决心，要竭尽全力将布兰肯希普拉下马。
布兰肯希普是美国煤炭行业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巨头。他是在阿巴拉契亚地区煤炭行业每况愈下、一蹶不振的背景下开始起家的。当时的西弗吉尼亚州迫切需要出现新的领导者，来帮助该州实现新的转型。煤炭行业未来的预期越糟糕，布兰肯希普的权势反而越加牢固。十多年来，似乎只有这两位匹兹堡的律师做了些有实际意义的事情，对布兰肯希普控制西弗吉尼亚州和煤炭行业的局面起到了阻碍作用。为了把公平正义带进美国的这个角落，两位律师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司法诉求。
在美国，许多人都认为西弗吉尼亚人属于另类民族，他们地处偏远，不值得给予关注。斯派克电视台曾经制作过一套关于西弗吉尼亚煤矿的电视系列节目，节目编辑在影像下方增加了字幕，让人感觉矿工们讲的都是晦涩难懂的外语。
但是，我在理解他们的语言方面从来没有感到困难。因此，我驱车前往西弗吉尼亚州，重新踏入那个多年前我就曾了解过的世界。行驶在山路上，我不停地回忆起那些多年前与我共事过的矿工。在我看来，矿工们生命中最大的麻烦就是他们的宿命思想。他们经常会怀着碰运气的念头去做那些不安全的事情，其实他们知道不应该这样做。他们认为，假如糟糕的事情终将发生，那么无论你做什么或者你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这些事情还是会发生；既如此，那就不妨按照自己的意愿想怎样做就怎样做。
斯坦利的父兄都曾经是矿工。与我曾经共事过的每一个矿工一样，他也是地道的西弗吉尼亚的儿子。但是，斯坦利却丝毫不为山区的宿命论所累，福西特也是如此。两位律师竭尽自己的全部精力和能力，与布兰肯希普进行斗争。不论处于多么绝望、多么孤立无助的境地，他们都拒绝放弃。在这里，我要讲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第一部分 丛林法则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你必须接受丛林法则……
如果法官都能够被收买，就没有什么公正可言了。
1
2009年3月3日，在黎明前的几个小时里，正值晚冬时节，天气寒冷逼人，托尼娅·哈特菲尔德(Tonya Hatfield)蜷缩着身子站在黑魃魃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楼外面。往年的这个时候在华盛顿特区，樱桃花都该要开放了。可是今年，这座城市却迎来了一场八英寸的降雪。工作人员已将法院围的积雪铲除干净。哈特菲尔德爬上四十四级台阶，来到了法院正门，那里已经有三个人在排队等候参加上午的开庭。
年过四十的哈特菲尔德身上穿着厚重的大衣，手上戴着皮手套，但脚上的鞋子无法抵御近乎零度的严寒。因为着急赶在大雪封路之前到达华盛顿特区，结果从西弗吉尼亚州南部的家中出发时，她匆忙间忘记穿上冬季御寒的靴子。现在，鞋子里的脚趾已经冻得麻木了。
哈特菲尔德以前只来过一次华盛顿。当时，她还是十一年级的学生，满怀兴奋之情，憧憬着美国民主精神的圣地。她是矿工的女儿，从小接受的教育使她相信，当其他所有的办法都行不通时，法庭还可以帮助穷人在有钱有势阶层面前伸张正义。心中怀着这样的信念和理想，哈特菲尔德离开了位于西弗吉尼亚州吉尔伯特(人口只有四百一十七人)的家，前往肯塔基大学法学院求学。拿到学位后，她回到家乡吉尔伯特，开设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然而多数时候，她办理的都是些人身伤害之类的小案件、房地产决算案件、遗嘱赠予类案件以及其他的法律事务。
哈特菲尔德的初衷，是想要运用法律手段来为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伸张正义。然而，她办理的案件每次只会与那些高官显贵不痛不痒地擦身而过。她认识到，在明戈县，煤炭公司已经有效地控制了政治体系，因此，存在种种严重贪腐和不公正的乱象也就不可避免了。对于像她这样的年轻律师来说，受理这样的诉讼案件无外乎是一次又一次的徒劳抗争而已，所以哈特菲尔德曾经一度考虑离开这个行业。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她遇见了匹兹堡律师布鲁斯·E．斯坦利。当时，她正在办理一起牵涉到两名矿工在煤矿死亡的案件，斯坦利是她的合伙律师，而涉事煤矿就隶属于阿巴拉契亚最大最有实力的梅西能源公司。
斯坦利鼓励哈特菲尔德一定要坚定从业信心。此后，她一直坚守在律师这个行业里，没有再产生退出的念头。今天早晨，她顶风冒雪驱车三百六十英里，赶来旁听斯坦利接手的另外一起涉及梅西公司的案件。对于斯坦利来说，这也是他首次进入最高法院。斯坦利作为记录律师可以轻而易举地踏进最高法院的大门，但是哈特菲尔德并不想麻烦他去帮自己弄一张参加上午十点庭审的通行证，她打算同其他人一起排队碰碰运气。
此刻已是黎明时分，哈特菲尔德抬头仰望四层楼高的法院大楼，镌刻在佛蒙特大理石外墙面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几个大字映入眼帘。即便有幸进入法庭参加庭审，她也不敢相信，自己能够目睹最高法院的法官将那句话践行到她朋友的案件审理中，因为，果真如此的话，司法行为将得到重新定义，其影响范围不只是西弗吉尼亚州受制于煤炭资源的法律体系，而且也将波及整个美国的每一个法庭。
等候在最高法院外面的哈特菲尔德冻得瑟瑟发抖。两英里外，西奥多·B．奥尔森(Theodore B．Olson)正驾车穿行在城市中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这位六十八岁的律师身穿厚实的羊毛外套，一边开车驶过这权力走廊，一边在头脑中思考着几个小时后他将在最高法院进行辩论的案件。
奥尔森浓密的栗色头发颇有里根的风范，看不到其中哪怕半点花白的痕迹，脸部具有典型的男性特征。在陪审团面前，他的这张面孔可能很有男性魅力。但是今天上午，这样的魅力却不会对他有什么帮助，因为他要面对的陪审员是最高法院的九位法官。奥尔森的公众形象非常谦逊内敛，可作为律师，他需要处理最为棘手的法律问题，因此他的内心深处是极其自尊和自负的。在最高法院，律师们只有半个小时时间来进行案情陈述，官司的输赢就在区区几分钟里见出分晓。
装 帧：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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