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了“儒”的本义,我们也可以对秦始皇当年的焚书坑儒之公案得出更为公允的认识。一直以来,焚书坑儒事件是秦始皇暴政的标志性事件之一,秦始皇本人也因摧残文化、屠戮儒生而背负着千秋骂名。然而,我们读史籍时亦不免会产生一些困惑:为何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后裔孔鲋在这场浩劫中能够安然无恙,日后当陈胜、吴广起事时可以与鲁地儒生一道抱孔氏宗族之礼器归附义师? 又为什么叔孙通能以儒者身份充当秦廷的待诏博士,并在政治的惊涛骇浪中全身而退? 史籍曾明确记载: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后来又因为能巧言令色,所提之建议投机迎合秦二世的心意而获得实授的博士。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情,明白了“儒”有广义与狭义之畛域,则可知当年秦始皇所坑杀的“儒”,并不是那些正儿八经的儒家读书人,而是那些到处煽风点火、妖言惑众、装神弄鬼的术士,打击的是邪教之类的社会渣滓。司马迁是知道秦始皇血腥镇压的矛头之所向的,因此,他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一针见血地道出真相:“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请注意,他这里讲的是坑术士,而并非坑儒生。由此可见,秦始皇焚书固然是事实,乃是其采纳法家“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的逻辑选择;但是坑儒的情况则比较复杂,需要加以认真的辨析。
从更深的层次考察,历史上的无数经验已证明,一个王朝的覆灭,其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在很多情况之下,暴政并不一定会导致王朝统治的崩溃。以秦朝为例,它灭亡的首要原因,当是其施政上战略重心的过早转移,即轻忽了东西对立的结构性矛盾,以为收缴了山东六国兵器铸成铜人之后,内部的反叛势力已不足忧虑,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以致松懈了对山东六国潜伏敌对势力的警惕,将“攘外必先安内”的训律置于脑后,把战略重心提前转变为“攘外”,又是派遣蒙恬等人率兵四十万北上抗御匈奴,又是驱动将军屠雎发兵五十万修筑灵渠,开发岭南,结果导致核心区域的防御空虚,违背了“居重驭轻”的根本战略原则,埋下了土崩瓦解的隐患。一旦陈胜、吴广在腹心地区揭竿而起,则无兵可派,只好让少府章邯临时纠集那些修筑骊山陵墓的刑徒仓促成军。这样的军队,其战斗力自然要打上大大的折扣,与陈胜、吴广麾下的乌合之众较量,尚有胜算,可一旦遇上具有相当战斗力的项梁、项羽叔侄子弟兵,则不免只有失败的命运了。至于从北方前线仓促回防的正规精锐之师,也会因长途奔波而人困马乏、锐气顿挫,而未能发挥出正常的战力,巨鹿之战的结局业已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问题的关键是,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而胜利者当中书写历史的,又是那些操控着笔杆子的儒家士人。他们对秦王朝不重视儒学、不重用儒生早已心怀不满———这也基本上是事实,所以他们在总结历史经验之时,就很自然地将秦王朝覆灭的原因简单归结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里的“仁义不施”,就包括了所谓的焚书坑儒。如此一来,焚书坑儒事件便成了秦始皇和整个秦王朝暴政的最大象征,而坑儒的真相亦不能不长期为历史的风尘所湮灭或曲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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