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望与历史之间

    毫无疑问，戈迪默已经成为重量的伟大作家……孕育她的政治时代、场所和信念，从未削弱她多样的艺术才能，她的党性也没有减损她作为艺术家的超脱；伟大的作家可以持有政治信念，他们可以持有信仰且保持创造力。对于怀抱理想的下个世纪的作家，这点**重要。

    ——《独立报》

    作为一位放眼世界的知识子，戈迪默的参照系从布莱希特、普鲁斯特、易卜生到她的黑人和白人作家同仁……这本书不仅探讨南非，更深入讨论了文学的本质，语言和自由的概念运用及其尚未明确的意义。

    ——《好书榜》

    本书中的文章缜密、真诚、敏锐。

    ——《文学评论》

    纳丁·戈迪默一直是个**出色的作家，兼具文学技巧和社会意识；但这次的作品又超越以往。

    ——《纽约时报书评》

    戈迪默是21世纪的一盏明灯……这些文章捍卫作为核心机制的文学表达和人类演变，字里行间洋溢着不同寻常的期望，令人信服又鼓舞人心。

    ——《星期日论坛报》

    《在希望与历史之间》不愧为一部关于自由和文化发展的力作。

    ——《嘉人》

人文社科联合书单·2016年5月

    《在希望与历史之间》是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丁·戈迪默的一部文集，收录了作者近半个世纪间的散文、演讲以及她与其他著名作家的通信，探讨了文学的价值、文化与人权之间的关系，当然更呈现了南非的斗争，从种族隔离的黑暗时代直到现在的种种社会变迁，从而展开对道德、政治与小说之间关系的探索。戈迪默在本书中透过民族解放、自由平等、文化全球化、作家的生存状态等各个视角，呈现对20世纪影响全世界的重大事件的独特评说；她将视线定格在一个个永载史册、激动人心的瞬间，见证南非及世界的历史、现状与未来，铸成一部新旧世纪之交的“世界人文启示录”。

    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1923—2014），南非国宝级作家，1991年因其“壮丽宏伟的史诗创作对人类的贡献”而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南非作家。著有《我儿子的故事》《七月的人民》《无人伴随我》《偶遇者》等二十多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戈迪默不仅是世界知名的作家，更是反种族隔离的社会活动家、非洲国民大会成员以及公众人物。

    汪小英，英语文学译者，译有《阿瑟·米勒手记》《甘地的武器》《上学真的有用吗》等。

　　参照：文化的符号

　　在采访中，当采访者习惯性地问我“你是为了谁写作”的时候，我生气地回答道：“我是为了读我的作品的人写作。”

　　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透露出媒体人心目中的作家，就应该是像他们一样的人，要假设“潜在的读者”。这也许正是典型的商业主义的反艺术的信条：给大众提供他们所知道的。但是作家——以及所有艺术家——的存在，正是为了打破限制人类感性的习惯性势力和轨范，让想象性的反应像青草一样自由生长。我们相信，我们能够解放人类灵魂中最关键的共性。而我们的限度只是我们才能的边界。归根结底，难道这不正是我们从过去的作家那里获得的赐予吗！如果我们不是为了通俗爱情小说而粗制滥造，也不是在以有想象力的作品掩盖下写政治文章，我们的内心里就不会有那些鬼影，就不会有那一大群在幕后出谋划策的团队，也不会有访谈节目的追星族和党派的支持者。

　　但是现在，有时候，当我猛然想到我所说过的“我是为了读我的作品的人写作”的时候，我的内心会感到某种不安。有一个声音会反问我自己：“噢，是真的吗？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就开始觉得确实存在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你是为了谁写作”，而是“我们可以为谁而写作”。难道真的没有“潜在的读者”这回事吗？也许这个假定要反过来才对？也许我不该那么粗暴地否定？这些疑问——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设想——在我身上出现，并不是源自我历年来对文学理论的阅读，而是来自于在人群中的实验——不是普通人，因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没有一个人是普通的——而是在不识字的人群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阅读，而是说他们的阅读并不出现在大多数文学所预设的文化环境内。

　　在这里，我必须再一次进行自我修正了。这些假设的提出也是由文学理论与作为接受方的读者群的生活经验之间的矛盾引出来的。这些文学理论不仅着重于作家的意识与潜在意图，同时也关注读者的接受度。读者群才正是我在回答“我是为了读我的作品的人写作”的时候，我的意旨所在。

　　二十多年前，面对结构主义的新发现（包括它对艺术作品以及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的分析），我们不是沉迷其中，就是对它持怀疑态度，或者是两种态度同时兼而有之。比较而言，以前的弗洛伊德的解释就显得过于简单而牵强了。比起罗兰·巴特的《S/Z》一书里面的精细的方式，潜意识之说就显得肤浅了。这本著作是在罗兰·巴特60年代的研究基础上，于1970年出版的。他把整个文学的重点从作者转移到了读者。巴特的目标，是要“使读者不再是一个消费者，而是一个文本的生产者”，是关于“能够读出什么而不是写了什么”。小说、短篇小说和诗歌都被定义为“能指的银河系”。正如理查德·霍华德总结的那样，巴特主张“文本总是最有说服力的”。哈里·莱文写道，“从总体上勘察作品并画出其的内在风景的等高线”，是当代结构主义者和现象学家的关键目标。从总的原则上说，所有这些方法都承认，每一个作家在思想、情感、能力和方法上，都有他自己独特的构造。

　　巴特的杰出才华，带着与生俱来的嬉笑怒骂的笔触，让人读起来着迷——让我们这些与他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的人十分享受，并且从他所引述的“能指”中获得启示。这是一种侦探游戏，你的满足感来自于你能否正确地对线索做出解释——当然，这对于福尔摩斯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但对于华生就不是。在他对巴尔扎克的中篇小说《萨拉辛》（Sarrasine）的结构分析中，巴特就是个福尔摩斯。他通过自己极其丰富的文化阅历的演绎，很快就从一种文化特征指向另一种。读者就是华生。对于读者来说，如果在他的文化阅历中无可指代的话，那么“能指”所指的就只是它自身。那是一块无法与他的色谱对应的色块，一个在他的耳中无法谱曲的音符。因此，即使你跟他说，巴尔扎克所说的爱丽色波旁大街上正在敲着的大钟，实际上指代的是圣奥诺雷市郊；而从圣奥诺雷市郊，又指向波旁王朝复辟时的巴黎；然后又把复辟指向“一笔来源可疑的财富突然降临的神秘地方”——而在读者应该读到的“没有写出来”的地方，仍然是一片空白。能指在一个封闭的体系里运作：它预设了在字面之外的由作者和读者共享的文化背景。没有这个背景，读者就无法阅读巴特式的丰富。博尔赫斯说：“文字就是呈现共同记忆的符号。”圣奥诺雷市郊只是一个区的名字，不论是从巴黎观光获得的印象，还是其他书籍或绘画中所描述的符号，都与它并无任何哪怕微妙的社会/文化联系。如果读者不了解波旁王朝复辟在法国政治和社会历史中的地位的话，那么波旁王朝复辟就无法与“一笔来源可疑的财富突然降临的神秘地方”建立起关联。对于博学的巴特来说，那些被他当成是理所当然的艺术品、书信、政治、历史、哲学等范畴，对于一个普通读者来说，却无法与其存在的环境对话。

　　因此，当一个人说“我是为了读我的作品的人写作”的时候，他必须意识到，这里的“任何人”，实际上必须排除一大批与你处于不同文化环境的读者。早期文学理论中的波德莱尔式的通感对他们也不适用，因为“通感”意味着能够从一件事物中认出另外一种事物，但是这在没有共同文化背景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对于像我这样的相信一部书籍不是来自于其他书籍，而是来自于生活的人尤其如此。不论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都只能被那些在受教育过程中与我们拥有同样的指代体系的人“读懂”。这种教育不仅是指学术上的，还包括更广义上的生活经验。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情绪概念都来源于此——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环境。这一点对于那些疏远了童年时被人引导的价值观的人，对改变了自己的国籍、信仰、生活方式和语言的人，也同样适用。国民身份不过是另一种文化同化的过程，它虽然是多种文化的杂烩，但是从中却产生不出属于任何一种文化的东西。

　　伊塔洛·卡尔维诺也向自己提出了“我们为谁写作”这个命题。他写道：“如果说整个世界分成资本主义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革命阵营，那么一个作家是为哪个阵营写作呢？”

　　那么——如果他还有理智的话——他就应该拒绝为任何阵营而写作。尽管一个作家会有自己的政治倾向（而且我认为事实比卡尔维诺自己所承认的还要多），而且他自己正处身于某个阵营之中写作。读者也是在某个阵营之中阅读。如果读者的阵营与作者的阵营不同，那么他就会把作者的一些能指，按与他自己的文化环境相符合的方式进行相关的解读。但是，更多的情况是，读者在他自己的文化范围内，找不到作者的指代范围，因为根本读不出来。他就是不能。所指的那些图像和文字所发出的信号不能被拥有另外一套预设的系统接收。这甚至在完全同质的文化层面也会发生。在对你的小说的评论中，在对你进行的访谈中，这一过程会像布谷鸟的蛋一样在你的文本中孵化。虽然在作者看来，孵出来的结果已经面目全非，但是那些读者、评论家和记者们却坚持认为就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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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帧：平装

页　　数：240

版　　次：第1版

开　　本：32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