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中国通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曾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讲课）总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稿，约150万字，图片1300余幅。共分五卷。第一卷：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第二卷：秦汉魏晋南北朝，第三卷：隋唐五代两宋，第四卷：辽西夏金元，第五卷：明清。
全书用100个专题叙述了从中国境内的人类起源到晚清的中国历史，以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充分吸收当代考古和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时代演进纵向贯通，以问题分析横向展开，探索了中国历史的大脉络、大趋势、大线索、大走向、大波折。
《中国通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曾两次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讲课）总撰稿，作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为主，作者和采访嘉宾中几乎囊括了中国历史学界所有重要的学者。
作者名单：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赵春青（史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邵蓓（先秦）、杨振红（秦汉史）、孙晓（秦汉史）、赵凯（秦汉史）、梁满仓（魏晋南北朝）、雷闻（隋唐）、江小涛（宋代）、张国旺（辽西夏金）、刘晓（元代）、陈时龙（明代）、林存阳（清代）、鱼宏亮（清代）
采访嘉宾名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王震中，北京大学教授 朱凤瀚，北京大学高等人文学院教授 杜维明，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学勤， 清华大学教授 钱逊，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方克立，
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 李开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彭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臧知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楼劲，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胡阿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包伟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毛佩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马大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马勇，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 阎崇年 等
再造统一 炀帝功过 贞观之治 武则天 开天盛世 安史之乱 中晚唐的困局 世界都会－长安 吐蕃兴衰 敦煌 唐朝的对外关系 唐代宗教（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雷闻）
五代十国 宋太祖 澶渊之盟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王安石变法 靖康之难 宋金和战 偏安东南 东京梦华 宋代新儒学 宋代文化 （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江小涛）
隋炀帝功过——国强而民不富的隋王朝
千百年来，隋炀帝都是做为“暴君”“昏君”的典型代表受到人们的口诛笔伐。这样的评判对他来说是否公平？真实的隋炀帝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这种形象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后人的建构？他真的干下了那么多的暴行，抑或只是后世“众恶归之”的结果呢？
平心而论，隋炀帝虽是亡国之君，却是有为之主。他曾经是平陈之战的统帅，又曾不辞辛劳巡幸漠北与陇右，为国家统一与丝绸之路的繁荣做出过很多贡献。与此同时，他实行的许多措施和制度，如创设进士科、开通大运河等，都在后世影响深远。隋炀帝的许多未竟之业，几十年后都在一代明君唐太宗之手完成。甚至连导致隋王朝倾覆的征辽之役，也在唐太宗时期再次发动，直到高宗时，才最终得以完成。
某种程度上，我们或许也可以说隋炀帝推行的是急政，而非暴政。毕竟，民力是有限的，虽说隋炀帝的许多政策都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但对于当时的情境而言，似乎都推行得早了一些，急了一些。因为，经过数百年割据战争后的中国百姓最需要的是安定，他们最基本的要求仍然是过上平稳富足的生活。
“国强而民不富”，这是隋王朝留给后人的一个深刻印象。隋王朝聚集了巨额财富，即使经过了隋末农民战争，其国库残留的粮食与布帛依然数量惊人。然而，老百姓却在一次次的劳役与兵役的征发中困苦不堪，民怨沸腾，最终使不可一世的隋王朝迅速崩溃。如何藏富于民，而不是滥用民力，至今仍值得世人思考。
西藏史料中的吐蕃攻陷长安
763年十月，吐蕃调集20万大军，经泾州、邠州、奉天、武功等地向长安进犯，即位不过一年的唐代宗急忙重新任用平定安史之乱的元勋郭子仪担任关内副元帅，出镇咸阳。然而为时已晚，就在长安近郊的周至，仓促集结的唐军一战溃败，代宗仓惶出逃陕州（今河南陕县），郭子仪收集残兵败将退保商州（今陕西商洛），吐蕃大军顺利进入长安。
这次吐蕃大军之所以长驱直入，攻入长安，其原因在汉文史料中并不清楚，但在藏文材料中详细记载了其中的缘由。据《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记载，由于吐蕃在陇右地区不断攻取唐朝州县，唐朝为集中力量收复安史叛军占据的两京，只好答应每年给吐蕃纳绢缯五万匹，以换取吐蕃暂时罢兵。在《旧唐书·吐蕃传》中，则只记载了762年肃宗派郭子仪等人与吐蕃使者在鸿胪寺歃血为盟，但碍于尊严，向吐蕃纳绢的详情就没有记录下来。随着肃宗去世，代宗即位，不愿再向吐蕃纳贡，这就惹恼了吐蕃，于是达扎路恭提议，直接向唐朝京师长安进军。这件事，在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虎年（762年）也有明确记载。
宋朝——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
从唐末五代到宋仁宗时期的一百五十多年里，中国的政治舞台经历了一个由武人专政转向恢复文官体制、重建士大夫政治传统的演变过程。相传宋太祖赵匡胤曾在太庙里立下誓碑，令后继子孙当皇帝的，不得滥杀士大夫和言事之官。有关誓碑的记载虽然不足，但其中体现的治国理念确实被宋太祖的继承者们所遵循，宋朝也因此成为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随着士大夫自我意识的重新崛起，中国传统政治所特有的“朋党现象”也日渐发展，并产生了一些新的特点，极大地影响了宋朝政治的走向，成为宋朝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
宋代农业、货币、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城市化的革命
宋朝虽然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商业、货币、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国外的汉学家常把宋代经济出现的巨大进步称为“宋代经济革命”，并归纳为农业革命、货币和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城市化的革命等方面。从政治方面看，宋朝相对开明，并且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鼓励经商的王朝。宋朝建立后，一反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确立了国家与商贾共利分利的经济运行模式。宋太祖颁布《商税则例》，表明宋朝从建立伊始就有了正式的商税法规。同时，政府的商业管理机构也日趋完善，对商税的征收进一步程序化和制度化，商税和田税截然分离，出现了完整意义上的商税制度。
宋代书院——自由讲学的中心
考察宋代学术的源流发展，可以发现处处有书院活动的影子。这些书院起初或为私人自建的讲学场所，或为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当官方学校式微之时，书院成为儒学士子寄居读书之地，发挥了教育中心的作用。由于其非官方性质，往往能养成自由讲学的风气，有利于新思想的产生。又由于不少儒者与佛道僧众交往密切，也为儒、佛、道三家学说的砥砺切磋、相互交融创造了条件，为理学的萌芽和奠基提供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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