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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惠敏，1956年生，台湾台中市人。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博士。现任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清代家族史、社会经济史。
著有《明代南直隶赋役制度的研究》（1983）、《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1997）、《续修澎湖县志?财政篇》（2005）、《但问旗民：清代的法律与社会》（2007）、《清代的皇权与世家》（2010）等专著，并发表论文数十篇。2014年，赖惠敏教授因出版《乾隆皇帝的荷包》而获得了台湾“科技部”颁发的年度杰出研究奖，这是台湾地区奖励杰出科研人才的最重要奖项。
导论
上篇 皇帝的金库
第一章 内务府的官庄
一、前言
二、内务府官庄
三、官庄的管理
四、官庄的地租与变化
五、内务府庄头制度的崩溃
六、结论
第二章 税关与皇室财政
一、前言
二、关税盈余与皇室收入
三、新增之关税项目与皇室收入
四、税关监督与罚俸、查抄家产
五、税关变卖内务府的物资
六、结论
第三章 内务府的当铺与生息银两
一、前言
二、当铺的资金来源
三、内务府当铺之经营
四、内帑与商人
五、生息银两与商人的负担
六、结论
第四章 盐务与皇室财政
一、前言
二、盐政衙门与皇室收入
三、盐商与皇室收入
四、结论
下篇 皇帝的功德
第五章 乾隆朝修建北京的藏传佛寺
一、前言
二、清代北京修建藏传佛寺的经费来源
三、清初北京官修建的藏传佛寺
四、乾隆朝修建的藏传佛寺
五、结论
第六章 北京寺庙的功能
一、前言
二、北京藏传佛寺的宗教活动
三、喀尔喀蒙古王公朝觐活动
四、北京内城的庙会
五、清政府对北京庙会空间的控制
六、结论
第七章 乾隆朝修建的热河藏传佛寺
一、前言
二、兴建热河佛寺的经费来源
三、热河修建的藏传佛寺
四、热河地区的喇嘛与钱粮
五、热河藏传佛寺的支出及其意义
六、结论
第八章 藏传佛寺的寺院经济
一、前言
二、来自中央户部的经费
三、来自内务府的经费
四、州县支付的喇嘛钱粮
五、蒙古各旗摊派银两及牧厂地租等
六、清朝供养喇嘛的经济意义
七、结论
结论
后记
参考书目
索引
简体版后记
序言
自唐朝实施两税法以后，田赋就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项目。清代雍正年间实施摊丁入地，除土地税外，又增加丁银、耗羡、漕米等；另外，工商业税方面的税源有盐税、关税、杂赋等。根据王业键教授的统计，乾隆十八年（1753）清朝国家税收达107，310，000两。清朝的国家税收支付王公文武百官的俸禄、兵饷、驿站经费、教育经费、河工塘工经费和其他。关于清代财政研究还有许多中日学者参与，陈锋教授已经做了详细的介绍。乾隆年间，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不同的是，田赋不是皇室主要的收入来源，其主要收入在于商业方面。例如皇室凭借权力介入盐税和关税的税金分配，并将皇室资金借给商人赚取利息等。再者，盐商或广东十三行的行商等富商巨贾在各种庆典报效皇帝，动辄百万两，也成为皇室收入来源之一。至于皇室的开销有：皇帝后妃等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消耗；赏赐、筵宴；节日庆典如皇太后、皇帝万寿、皇帝大婚等；修缮宫殿、苑囿、寺庙、陵寝；以及乾隆皇帝四次东巡、六次南巡、至避暑山庄行围四十九次等出巡活动。汤象龙教授认为皇室开支是“统治者对人民无法公开的秘密”。如今因清代皇家账簿的公开，本书得以讨论皇室财政收支。
十八世纪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何炳棣教授提到十八世纪末期中国人口突破三亿人，经济上大规模扩张，出现集约化的耕种、农村经济商业化、经济作物专业化、引进新的农作物、大规模的国内移民等现象。韩书瑞教授（Susan Naquin）与罗友枝教授（Evelyn S.Rawski）认为中国社会在十八世纪是近代早期最有活力的时期，对外贸易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山西商人垄断了经张家口和北京与蒙古之间的贸易，用茶叶和布匹交换毛皮。十八世纪的人口增长，扩大人民食盐的消费市场，照理来说政府盐税收入亦应提升。另外，中国扩大对外贸易，关税收入随之增长。实际上是否如此，为本书讨论重点之一。
十八世纪以后清朝国势江河日下，亦成为经济学者讨论的重点。譬如伊懋可教授（Mark Elvin）所谓的“高度均衡的陷阱”（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就是说宋代以来中国农业停滞不前，而人口却节节成长，加上资本无突破，使得中国农业与农民充满危机。在商业方面，何炳棣教授的《扬州盐商》则是一篇典范之作。何教授讨论十八世纪每年盐商累计利润总额金将近二千五百万两，十八世纪后半盐商总营利约在二亿五千万两，也因此扬州商人在两代或三代就可以累积到一千万的家产。至于盐商消乏的原因，何教授归纳出以下几点：家庭大量消费及从事奢华文化活动、均分家产制度、两淮盐商无尽的捐输报效。估计乾隆三年至嘉庆九年（1738—1804），两淮盐商捐献了36，370，968两；乾隆三十三年（1768）他们花费4，670，000两招待皇帝南巡；1763年以后，各式各样政府的税金及花费在官员身上各种半合法的浮费大增。此外，盐商消乏的原因或有捐输家乡宗族、修祠堂、置祭田，或捐钱办善事、修桥铺路或将金钱窖藏，以致不能如西方近代资本家将利润再投资，扩大生产营运，而走上衰败之途。何炳棣教授在1964年出版的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提到乾隆年间的盐务总商江春是一位诗人，嗜好射箭及斗蟋蟀，并建了一座名园“康山园”。江春的堂兄弟及其儿辈中有15人是诗人、艺术家及鉴赏家，他们培养各种花钱的嗜好及奢华的生活，终致家道消乏。盐商究竟因何家道消乏？在我近十多年来研究内务府的财政之后，试图做些回应。
清朝皇帝的经济行为在于严密控制的几个重要机构中，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与镇压的力量。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建构了一个分析框架，他认为人口、科技、意识型态、政治与经济的机构都是经济成长的关键因素。诺斯指出在有明确交易成本的环境中，我们不能忽略政治与经济的体制，所以在他分析架构的核心包含了一个国家理论。国家的经济角色之所以重要，源于“政府的存在是经济成长的关键，然而政府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个观察为我们指出政府提供基本服务两个目标，“一是界定出形成财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以便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极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标架构中降低交易成本以便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政府的税收增加。”使统治者的租金极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经济成长的有效率体制间，存在持久的冲突。
诺斯如此定义国家：“一个在暴力上具有相对优势的组织，而决定其地理范围疆界的因素为其对所属成员课税的能力。”由于在暴力上具有相对优势，所以国家能够明订有效的财产权并致力推行，藉此降低交易成本以促进经济成长。简单地说，国家用“保护与正义”等服务来交换税收。但是，如果税收不及提供这些服务的支出，那么国家的利益将会优先于经济体系的有效运作。具有政治力量的成员集团便具备更大的交易力量，让他们能获得不同的财产权与较低的税负。因此，政治环境的竞争力、强制力量的平衡，以及财产权的效率，三者的变革都会左右经济成长的轨迹。诺斯所用的是单纯的新古典理论模型，其中国家只有单一的领导者，而领导者的目标就是使财富与工具最大化。他藉此操演政治与经济体制的互动，并且解释了为何国家会经常创造出低效的财产制。历史上，造成经济体系效率低落主要有两个限制：其一为“竞争性”限制，亦即统治者会避免冒犯有力的臣民，可能会因此接受某个财产权力结构，而不顾及整体的经济效率。其二是“交易成本”限制，更有效的财产权或许会让整体社会有更高的收入，但是由此产生的更高交易成本则会减少统治者的税收。举例来说，统治者或许会给予专卖权，因为如此可以降低管理的支出，提高税收，即使专卖权会不利于竞争与成长。根据诺斯的观点，这两个限制可以解释为何低效的财产权会不断地在历史上出现。为什么国家总是难以造就持续的经济成长呢？从统治者的立场来看，成长会带来难以接受的经济与政治支出。然而，萧条也会对统治者造成风险。如果臣民拥有政治上的其他选择，无论是来自外国或是国内的对手，在这样的情势下，统治者会不得不做出经济上的让步。“因此，统治者专制权的程度对各个成员集团而言，是亲近的功能或其替代品。”尽管新古典单一统治者的国家模型过度简化了经济的动态运作，但它仍正确地让我们注意到在统治者与臣民间，以及在不同的臣民集团之间，相互竞争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乾隆朝的皇室财政正好可以印证诺斯的理论，统治者的财产所有权结构与促进经济成长的有效率之间，存在着冲突。
1993年开始去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看档案，当时我做清代皇族的课题，主要阅读宗人府的档案，但皇族的经济来源涉及内务府，因此也阅读《内务府来文？土地房屋类》、《内务府奏销档》等相关档案。清代皇族计划结束后，我开始做内务府的研究。后来认识步德茂教授（Thomas M.Buoye），他曾拜师韦庆远教授，韦先生对内务府档案如数家珍。步教授告诉我有一批内务府的账簿，并展示部分档案。我天生对数字有兴趣，所以2000年申请“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计划，向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采购《内务府广储司六库月折档》，自乾隆八年起至嘉庆二十年（1743—1815）止，共有823件档案，9个微卷。内务府掌管皇室的各种生活事务，广储司则系管理庋藏及出纳的机构，如同皇帝私人荷包，金银财宝都聚积于此。内务府广储司的六库分别是银库、皮库、瓷库、缎库、衣库、茶库。六库藏的金、银、铜、锡、大制钱、珊瑚、玛瑙、琥珀、水晶、玉石、毛皮、绸缎、沉香等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给。月折档是六库内务府堂每月对各库物品所做的库藏报告，分成旧存、新收、用过、实在四项的统计，也称为四柱清折。
银库中贮藏金、银、玉石、铜钱等，金子分成赤金和各种成色的金子数千、万两。金子的来源有安南上贡，及乾隆二十五年（1760）新疆归属清朝版图后，和阗、叶尔羌、乌鲁木齐等处每年进贡的金子，并有查获走私的金子也交内务府；另有陕甘总督、云南、贵州巡抚等进金厂抽获金子。银库贮藏以银两占大宗，清初，关内、关外设立官庄、果园等，此项钱粮地租皆纳入银库；又内务府所属的京城官房成千上万间，为当时北京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官兵认买或承租官房的收入也是缴交银库；庆丰司所管辖牛羊群，每年出售肉品和皮货之银两，也缴交银库。乾隆中期以后，银库的主要收入是依赖盐商借的利息所得，“按月一分起息”。此外，乾隆皇帝还创立许多让官员罚俸的制度，要求官员缴交赎罪、分赔、议罪银两，查抄家产所得自然也成为银库的财源之一。广储司银库自乾隆十年到六十年（1745—1795）总收入为68，803，253两，支出银两为67，705，043两。
此外，广储司收入的银两还不包括圆明园银库的部分，例如税关监督呈报税关盈余后，都“奉旨”交圆明园若干。可惜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该银库档案亦无存。另外，养心殿承办皇帝制作各种艺术品，每年编列《养心殿造办处收贮清册》，分旧存、新进、实用、下存四柱清册，新进银两在乾隆元年到六十年间（1736—1795）有二十四年份缺资料，其余年份的总收入为5，489，331两。实用银两有二十一年份缺资料，其余年份总支出为6，514，140两。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他私人的三座银库：广储司银库、圆明园银库、养心殿造办处银库，估计总收入在八千万两以上，大约是清代国家两年田赋税收，是整个十八世纪欧洲各国皇室难以匹敌的。
但是，《内务府广储司六库月折档》只有每月收支总数，收支的细目不清楚，我又向“国家科学委员会”申请计划，购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务府银库进项月折档》，这档案是由内务府总管大臣奏报各地官员当月缴交内务府银两，以税关监督和盐政等居多，这档案系条列式，共有11，542件。上述，官员缴交银两若是入圆明园银库，就不在广储司银库内，所以另参考《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该档案起于康熙朝，止于宣统朝，共有1，387卷，八万余件档案。朱批奏折始行于康熙朝，最初仅为特定人员密报之用。雍正朝进一步扩大范围，地方下层官员也可以上奏。乾隆朝臣工上奏是采用奏折，所以乾隆朝以后奏折的数量大增。康熙朝财政类奏折不多，源于康熙的朱批奏折都发还给具奏者本人，雍正朝以后才有缴回朱批奏折的规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1986年所拍摄的朱批奏折微卷，共64卷，每卷有3，200画幅，总数超过二十万页。1991年该档案馆出版《朱批奏折财政类目录》，共有五册，第二册包括关税、盐务、房租和地租，与本书讨论内容有关，第四册经费和第五册捐输亦有内务府的档案。
《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的档案是皇帝包衣给皇帝的奏折，具奏人自称“奴才”。譬如，税关监督每年呈报关税收支时分两本奏折：一者属于正税，缴给户部，皇帝的朱批为：“该部核议具奏”；一者解交内务府，官员在奏折中提到“此项银两应交何处，伏候谕旨。”皇帝的朱批为：“交广储司银库”、“交圆明园”、“交养心殿”或“交海望”，这些银两因此分别进了广储司银库、圆明园银库或养心殿银库，归入皇室财政。但“交海望”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海望（？—1755）自雍正十三年（1735）至乾隆二十年（1755），同时担任户部尚书和内务府总管大臣。“交海望”乍看之下以为此银流入户部银库，但海望同时为内务府总管大臣，他必须向皇帝奏报该银入广储司。由内务府总管大臣奏报的款项，按月汇集成总册，这档案揭露了乾隆皇帝的障眼法。
我将《内务府银库进项月折档》和《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按照时间次序用Excel建档，并核对两种资料是否互相吻合，或有朱批奏折遗失则以银库月折填补。近年来，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又购买《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共有七十八万件，该档案按照内政、军务、财政、农业、水利、工业、商业、交通运输、工程、文教、法律、宗教等分类，乾隆朝共有102个微卷。其中财政类与商业贸易档案，也是本书参考的资料来源之一。
《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档案有关皇室财政的部分如下：第一项为官庄。清代的田制，分为民田、官田、官庄和屯田四种。这些奏折主要是官庄、官田的征收地租、房租情形。清代的官庄应该包括皇庄和宗室的官庄，前者为内务府管辖，后者为宗人府管辖。但往往经管官庄的庄头欠租、革退，则改由地方官员代理清查地亩和收租事宜，所以地方官员奏报的地租事项，多半指官庄旗地，和民地的地租关系不大。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代的旗地》，分上、中、下三册，内容主要搜集政书（实录、会典、通典等），地方志，以及内务府所属会计司、都虞司、庄头处等各衙门的档案，但对乾隆内务府官庄大量增加并没有讨论。《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的官员奏报官员与商人之“入官房地产变价”，提供乾隆朝官庄变化的线索。其次，自雍正年间大力整肃亏空官员，查抄其田产房屋，犯罪官员财产入官由内务府接管。但官员的田产分布全国各地，仍由各地方官奏报收租或者售卖。
第二项为盐务。清代盐的主要产区有长芦、奉天、山东、两淮、两浙、福建、广东、四川、云南、河东、陕西等十余区，其中与皇室财政密切相关者为长芦、山东、两淮、河东四盐区。盐政奏报缴交给皇帝的各项经费，以及内务府等衙门公帑交由长芦盐商或两淮盐商生息银两、盐商报效、捐输银两。第三项为关税。清代设关征税，许多税关监督为内务府包衣，有淮安关、浒墅关、九江关、凤阳关、张家口、粤海关等。税关监督奏报关税盈余，以及变卖人参、玉石、毛皮等缴交内务府。第四项为捐输。各省督抚的奏报盐商或广州行商捐输资料，有些名义为河工、军需、赈灾，亦不乏给乾隆皇帝祝寿、修建行宫等。官员缴交内务府的档案也可以在《内务府奏销档》找到相关的纪录，这批档案有满文和汉文两种，部分满文档案藏在大连图书馆。1989年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研究室、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出版《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皇庄》，1992年出版《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奖惩？宫廷用度？外藩进贡》。这两套书由佟永功、关嘉录等学者将清前期满文档案译成汉文。2002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采购《内务府题本？题稿》微卷，内容为内务府大臣、盛京内务府大臣向皇帝题报内务府人事管理、皇室官庄和果园庄之地租、广储司各库什物数目，及办理宫廷开支如关房处菜库一年办买菜蔬用过银两等事务。题本是正式公文共2，743件，题稿为稿本共3，146件，时间从乾隆五年（1740）起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止。这些档案衔接大连图书馆的档案，系汉文档案。本书征引的题本是有关庄头与果园头缴交实物或折银，以及喀尔喀蒙古进贡之贡品。
关于内务府的研究已有许多成果。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探讨康熙朝著名的包衣曹寅之兴起与没落，内务府始见诸于世。他指出对南京、苏州与杭州织造的控制，从工部逐渐转移到内务府。刘翠溶教授讨论皇室财政收入，以及与国家财政的关系。张德昌（Chang Te-ch’ang）提到皇室的收入有地租、朝贡、关税盈余、人参玉石毛皮专卖，以及官员犯过时需“自行议罪”，由自己决定罚款，他利用乾隆四十五年到六十年（1780—1795）间军机处的密记档，发现这些款项最后也流进内务府。官员贪污所得，如和珅抄家后，家产归入内务府。陶博（Preston M.Torbert）的专书，详尽叙述内务府的建置和沿革，以及内务府财产包括房地产、人参、盐铜专利、关税、进贡、入官。他讨论乾隆年间的高朴案，皇帝严惩高朴并接收非法玉石交易之利益。韦庆远写过内务府的论文最多，包括皇当、康雍乾时期高利贷、内务府生息银两、皇商范氏的兴衰等论文，都非常有启发性。叶志如任职一档馆，在《历史档案》杂志上发表过许多内务府财政档案选编和研究。祁美琴《清代内务府》、《清代榷关制度研究》二书讨论皇室的财政收支，偏重制度史研究，取材以官方史书为主。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清代军费研究》、《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等书，涉及各盐区的盐商向皇帝借内帑的生息银两。
装 帧：精装
页 数：472
开 本：大32开
纸 张：胶版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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