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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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2015年度基础研究重大成果”和“‘国家2011计划’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研究成果”。

本书作者和受访嘉宾可谓集一时之盛，包括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祖武、王震中、方克立，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佩琦，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阎崇年等有重要影响的学者。近年来，图书市场出现了“历史热”，引领这场历史热的，主要是非史学专业人员，大多数专业史学工作者置身事外。虽然有些讲史图书以“学者品位、权威解读”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也聘请了一些史学专家，但具体到讲史这个领域，并不一定就是特定领域的专家，不少是其他专业的学者在跨界行动。至于网络写手，大多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许多所谓的讲史著作，无视历史研究的基本准则，热衷于“恶搞历史”，对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五卷本《中国通史》的推出，是中国最高学术机构专业史学工作者对于“历史热”的一次集体回应，它将史学研究新成果以贴近人民群众、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方式展示出来，是一次成功的探索与实践。

    全书用100个专题叙述了从中国境内的人类起源到晚清的中国历史，以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为主线，以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充分吸收考古学和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时代演进纵向贯通，以问题分析横向展开，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宏阔的视野回顾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探索了中国历史的大脉络、大趋势、大线索、大走向、大波折，可以使读者从科学理性的角度看待中国历史，认识中国历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从祖先创造的文明中获取自信心和自豪感。

与其他版本的《中国通史》比较，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广阔的全球视野。本书站在21 世纪的历史高度来把握、透视与思考我们民族所走过的历程，同时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史的大背景下考察，通过与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的比较，勾画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色。

    二是严谨的学术态度。广泛吸收一切对中国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学者的观点，客观对待有学术争议的问题，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历史复古主义，又注重防止唯我独尊的民族意识，体现出严谨的学术态度。

    三是从体例和内容看都是一部全新的通史著作，在图书规模上适合普通读者。比较恰当地处理了重点与全面的关系，对历史问题提炼恰当，在篇目设置上，既在总体上显得均衡协调，又各具时代特色；以专题式的综合体叙述中国历史，以普及化的方式表述对历史的解读，从人物、事件的细节入手，采用了人物传记与重大事件结合的方式，如周公摄政、诸葛亮治蜀、炀帝功过、永乐迁都等，着重写出了人物身上体现的时代特点以及对历史的贡献和影响，体现出了新的观点、新的视角、新的评价，既使中国通史表现的历史进程更加多姿多彩，又体现出了专业历史学者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深化了读者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宏阔的视野回顾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道路，表现出中国叙事、自主叙事的突出特色。

    四是恰当地处理了普及与提高之间的关系。本书在流畅叙事的基础上，适当地引用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原文，并对文献的历史背景和含义做了深入的解读，是从大众史学的浅阅读到史学古典原著、学术性经典作品精读的桥梁。

    五是本书是高端史学大众化作品。本书保留了学术著作的特点——注重史料的考订诠释，保证了史实的准确与可信；借鉴了现代传媒的表达方式，以文学的叙述铺陈手法及讲故事的技巧赋予历史以肌理和血肉，从微观视角出发，注重生动逼真的历史细节的刻画，从而克服了以往专家写作的历史著作重视科学严谨，忽视可读趣味性的缺点，可以使本书适合大众读者的需求；本书采用了专业文物摄影师拍摄的历史图片，许多珍贵的图片是首次与大众读者见面。

   五卷本《中国通史》的创作前后历经八年，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多次组织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论证，并广泛听取所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它凝聚了全国众多的史学与文博工作者的智慧。

百名顶尖学者参与出版《中国通史》——正本清源应对“史学热” 全面理解中国史学核心问题

《中国通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曾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讲课）总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稿，约150万字，图片1300余幅。共分五卷。第一卷：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第二卷：秦汉魏晋南北朝，第三卷：隋唐五代两宋，第四卷：辽西夏金元，第五卷：明清。

全书用100个专题叙述了从中国境内的人类起源到晚清的中国历史，以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充分吸收当代考古和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时代演进纵向贯通，以问题分析横向展开，探索了中国历史的大脉络、大趋势、大线索、大走向、大波折。

《中国通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曾两次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讲课）总撰稿，作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为主，作者和采访嘉宾中几乎囊括了中国历史学界所有重要的学者。

作者名单：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赵春青（史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邵蓓（先秦）、杨振红（秦汉史）、孙晓（秦汉史）、赵凯（秦汉史）、梁满仓（魏晋南北朝）、雷闻（隋唐）、江小涛（宋代）、张国旺（辽西夏金）、刘晓（元代）、陈时龙（明代）、林存阳（清代）、鱼宏亮（清代）

采访嘉宾名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王震中，北京大学教授 朱凤瀚，北京大学高等人文学院教授 杜维明，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学勤，  清华大学教授 钱逊，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方克立，

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 李开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彭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臧知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楼劲，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胡阿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包伟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毛佩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马大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马勇，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 阎崇年 等

秦国崛起  秦始皇统一中国  楚汉战争 郡国并行 文景之治 汉武帝 昭宣政治 （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杨振红）

两汉经学  王莽改制 （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孙晓）

光武中兴 丝绸之路 清议与党锢  黄巾起义（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赵凯）

三国鼎立  诸葛亮治蜀  西晋统一  魏晋风度  门阀政治  梁武帝治国  北魏孝文帝改革  北周武帝  陈朝兴亡  魏晋佛教（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梁满仓）

秦国崛起——预言家无法预料的重大事件

相比较周初（公元前11世纪）便分封建国的齐国、燕国，以及韩、赵、魏三国的前身——晋国，秦的立国晚了整整三个多世纪。公元前9世纪末，秦族的首领非子因擅长养马，被周孝王封为附庸，封于今甘肃东南渭河上游一带的“秦”（今甘肃张家川东）。

当时，欧亚大陆游牧民族正大规模地从西北向东南迁移，在“多米诺骨牌”效应下，中国西北部的游牧民族——戎狄已深入至今渭河至洛河一带。秦处于西戎包围之中，艰难地寻求着生存和发展。然而，也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秦人崇武尚勇的个性。

秦独特的发展历史，使得一向以高度开化文明自居的中原各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把秦国视为同类，而看成蛮夷之国。

然而，正是这个地处边陲、被视为野蛮、落后的蕞尔小国，五百年后却打败了经济高度繁荣、文化异常发达的六个关东大国。

慨叹于这样的结局，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历史如何在五百年中发生这样的惊天大逆转？

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吗

王莽作为儒家一派的巨子，代汉而立，创建立一个庞大而崭新的帝国，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也许他夺取政权的目的与其他王朝缔造者不一样。在中国历史上，时势造英雄，大多开国帝王，为帝王而帝王，为的是获得权力的快感，而王莽则有超越现实利益的更大的政治抱负。他斩获帝王的权力，目的是能够把经家学说付诸实践，创建一个平等安宁快乐理想社会。这一切我们可以从王莽建立新朝前后、实施一系列具体改革中可以得到答案。

王莽的失败，是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冲突的结果。一般来说，儒家的理想，是建立完美和谐的社会，社会至上，但是建立完美社会秩序需要国家制度来支撑。所以，要实现理想，就必须向现实妥协。

我们不能同意班固等旧的史学家对王莽定论，同样我们也不同意胡适的说法，王莽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主义者”。胡适错了，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是有理想的人，但是有理想的人并不都是社会主义者。

人口压力是西汉灭亡的重要原因

谈到西汉灭亡，我们一般会归结为政治的腐败。其实还有两个重要的客观因素常常会被忽视。其一是人口自然增长这个变量。根据史料记载，西汉初年的人口不过1300多万，到了西汉平帝时，达到6000多万，人口稠密的关东与关中某些地区，每公里平均多达千人以上。这个人口高峰一直到唐代才被超越，这样的人口密度与我们现代也差别不大。在生产方式没有革新的时代，人口的急剧增长，同样的土地已不堪其负，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满足果腹之需。其二是自然环境变化的变量。西汉末年，天灾不断，黄河多次改道。成帝、哀帝时，流民以百万计，在发生灾害的年份，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百姓更不计其数。

西汉末年人口自然增长加速，带来了大量社会剩余劳动力，改变了农民与土地的依附关系。人口的激增的结果是流民数量的暴涨，社会生产生活秩序被严重损坏。以前，在解释王朝兴废原因是，也许我们过多强调阶层的对立与矛盾，其实，在垦地面积基本固定，生产方式无革命性改变，人口激增是任何一个王朝命运无法承受的。

魏晋佛教

佛教遍染华夏，华夏改造了佛教。

华夏文化以它博大的胸襟包容了佛教，同时又赋以它一系列新的特色。

它是政治的附庸，政治家们用它辅助治理国家；它是经济的实体，享受着国家给予的种种特殊照顾；它具有思辨性，闪耀着哲学思想的智慧；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一端连着华夏中原沃土，一端连着西域中亚文明；它是艺术的瑰宝，赋予山川岩石灵动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