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

　　史学大师钱穆先生讲授，一部深入浅出、亲切易读的历史读物

　　经过精心整理与详尽补充，填补了钱穆先生较少涉及的经济史领域的空白

　　1956年，钱穆先生曾于香港新亚书院开设“中国社会经济史”课程，扼要地讲述了自上古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与财政政策，并涉及农业生产状况、土地赋税制度、工商业与城市发展、货币制度及社会阶级等多个方面。同时也分析论证了历代财政经济状况与政治、制度、社会、军事、文化乃至法律、宗教等方面因素的联系与互动，在长时段的视野下描绘出历史演进的宏观趋势。

　　钱穆先生是一代史学大家，造诣精深，涉猎广博，其中经济史是钱穆先生相对涉及较少的领域，本书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遗憾。叶龙先生毕业于新亚书院，曾师从钱穆先生多年，对课程内容进行了详尽的笔录，并加以整理与补释，形成流畅易读的讲稿。全书语言生动可读，讲解深入浅出，使读者得以更加切近地领会钱穆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

　　1912年始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为止，期间曾获得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966年移居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思想史》《中国经济史》等。

　　叶龙，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能仁哲学研究所及中国文史研究所前教授及前所长。

　　新亚书院哲学教育系及新亚研究所毕业，曾师从钱穆多年。后获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系荣誉文学士、教育文凭、香港大学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著有《桐城派文学史》《桐城派文学艺术欣赏》《中国古典诗文论集》《王安石诗研究》《孟子思想及其文学研究》及《中国、日本近代史要略》等。

序 

绪论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氏族社会与农业概况 

　一、中国古代北方农作物考 

　二、古人居住于高处山地考 

　三、古人住在山上 

　四、氏与族之分别 

第二章 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 

　一、西周封建政治下的宗法社会 

　二、西周的井田制度 

　三、井田制度破坏后的“履亩而税” 

第三章 春秋与战国时期的土地与工商业 

　一、土地的耕地与非耕地 

　二、战国时期大城市的兴起 

　三、齐国的工商业 

第四章 中国古代的四民社会 

第五章 汉代之经济情况 

　一、汉代轻徭薄赋 

　二、汉代之经济政策 

　三、汉代之读书人——士 

　四、汉代以下之士族 

第六章 魏晋时期的门第社会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的制度 

　一、魏晋的屯田制 

　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 

　三、北朝的三长制 

　四、晋朝与北朝的兵制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的传人 

第九章 中古时期之中国城市 

　一、中国城市之特征 

　二、中国的四个大城市 

　三、中国社会的共同特点 

　四、汉唐的郎吏社会和科举社会 

第十章 中国的海内外交通和贸易 

　一、从南北朝到隋唐的海外交通 

　二、唐代的海外贸易 

　三、唐代的市舶使和贸易港 

　四、唐代的商业 

　五、唐代的驿站 

　六、唐代之交通运输 

第十一章 唐代开始之科举社会 

　一、唐代科举社会之特征 

　二、宋代近代社会之特征 

　三、宋后中国农村新体貌 

　四、唐宋明之考试制度 

第十二章 宋代兴起之新制度 

　一、宋代之书院制 

　二、宋代之社会制度 

　三、宋代之遗产处理 

　四、宋代之保甲制度与乡约 

第十三章 元代统治状况 

第十四章 明代经济情况 

　一、明代南北经济情况之转变 

　二、宋元明时黄河与运河情况 

第十五章 宋元明三代之民间手工业 

　一、唐代以来的丝绢纺织业 

　二、元明时期的棉织业 

　三、宋明的陶瓷业 

　四、唐宋的雕版印刷术 

　五、唐宋的造纸业 

　六、宋代的钞票发行 

　七、元明时期的匠人 

第十六章 宋后之市场形式 

第十七章 从井田制到唐代赋税制 

第十八章 宋代之“飞洒”与明代之税制 

　一、宋之“飞洒”与明之黄册、鱼鳞册 

　二、明代之一条鞭法 

第十九章 清代社会经济情况 

　一、清代之地丁合一税 

　二、清代之消亡 

附：民国时代之赋税 

出版后记

序言

　　余在新亚书院就读期间，曾修读钱穆老师所讲授的六门课程。在研究所时之两课不计，计有1953年的“中国经济史”和“中国通史”，1954年的“庄子”和“中国文化史”，1955年的“中国文学史”和1956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一共六门课。其中除了“庄子”以外，都是史，除了“通史”，其他都是专门史。

　　现在于2014年自北京后浪出版公司已将《中国经济史》出版数以万册计，同年于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繁体字本，销路亦不俗。于是遂有国内新华书局来签约出版《中国文学史》，2015年夏已由余对稿毕，下半年将可出版简体字本。至于繁体字本，香港商务印书馆正在装订中，将可在本年四月率先出版。现余又将钱师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整理完毕，去岁由商务副总毛永波先生偕同后浪吴兴元总经理来舍下访余，见余正整理此稿，遂要求由彼二家出版此书，本年四月初已可交稿排印矣。由于《文学史》在今年已出版，故如今年内未及出版，明年将可出版。钱师曾言：“穆意大陆终为今日，吾等在港者一归宿之所，此事已在前年与弟及新亚同人谈及，盼能常存心怀，并在学业上好作准备，先忧后乐，书生报国，惟在此。弟此行感触，即是做学问一大方向，如何转移风气人心，乃属学人大责任所在，千事勿忽。穆虽老，亦当追随努力也。”（此段钱师所言，乃其致唐端正学长一函中之一节，语见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出版之《钱穆先生书信集》）照钱师此函所言，钱师与其弟子辈均应负此责任，即是让吾等先做好学问，以备将来将学识传往内地，以作转移风气人心之用。今吾将钱师讲授各课逐本传入大陆，由后浪、新华诸书店刊印发行全国，且余又撰写多篇万字长文刊登于《深圳商报》，以介绍钱师所著上述各书稿之内容。凡此种种，亦即符合钱师生前期望。钱师若泉下有知，亦必内心感慰无已也。

　　今余手头尚有钱师所讲“中国通史”笔记稿一册，及未及找到之“中国文化史”稿本，二稿如能接续整理出版，则乃人生大快事也。

　　再说，余整理钱师“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不及两周已完成，此乃因钱师当年所讲，出口成章，故使余整理费时不多。由于原稿写于一甲子前，墨水褪色已淡，余又年近米寿，得赖放大镜看清字迹，遇有潦草褪色之字，得用两镜重叠，始能照明看清。惟全稿仍有整句未能查明之处，只得割爱舍弃。且余当年缺“漕运”一堂之讲课，此亦无可奈何之事也。一切唯有顺其自然，望读者谅之。自信记录差可准确，但难免有所疏误，再次恳请各界恕宥为感。

　　是为序。

　　叶龙

　　2015年4月4日

　　于香港青衣寓庐

绪论

　　向来学历史的人，比较不注意社会和经济，西方人讲社会学也不过只是两百年之久而已。后来开始讲经济学和社会学时，并不牵涉历史，要到后来才知有连带关系。

　　社会与经济两者可合讲，亦可分讲。所谓“唯物史观”，即是“经济史观”，他们认为由经济形态来决定社会形态，再由社会形态来决定一切历史，遂有社会的分期。中国人讲历史比较有系统，是按朝代来讲，西方人讲历史则较紊乱，只分为上古、中古及近古来讲。由唯物史观/经济史观的学者来分期的话，则按社会与经济，封建主义是农业，资本主义是商业，共产主义社会仍是工商业。这样分法，可以说部分是对的，但是对东方历史来说，则不能按如此分法来讲，因为人类历史演进并不是照马克思所讲的。人类历史的演进，有无共同的轨道，是一个大问题，对各个不同的民族来说，意义极为重大，这要用归纳法来讲。中国人的历史演进，欧洲人的、回教人民的历史演进，须将各民族的历史演进加以汇通，才可以看出是否有共同轨道。

　　今天讲理论的，苏联讲的有错，但却讲得有声有色，此点为英美各国所不及。今天英美各国如果想要用真理来驳倒苏联的理论，这就得要献身于真理。

　　今天要用政治或宗教等来解决问题，却解决不了，因此西方人就渐渐注意到东方的历史了。今天，中共推行的政策较倾向于苏联，力量很大，大陆青年须学习唯物史观，影响很大，因其政府想用唯物史观来讲通中国历史。

　　最近，法国巴黎正在召开汉学家会议，讨论中国历史如何分期。今日世界上许多国家，如土耳其、埃及等国家的历史都不完整，唯有中国的历史，才可以来研究人类的历史如何演进。这便是今日欧美已注意到的文化问题。

　　从前的西方人，总认为不信上帝的民族是不开化的，但今日他们已改变这种错误观点（钱穆先生讲此课程时是1956年9月）。今日来谈这问题，仍是一个智识的、历史的问题，这是时代的要求，是书上没有的新智识。

　　大陆有一套根据历史的大理论，因此看不起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职业性的小问题。将来对世界学术有大贡献的，最好还是研究中国历史。

　　今日世界人类已经觉醒，自己各有一套文化，不愿佩服他人的。

　　今日我们来讲世界人类历史共同演进的方法，就要用历史的、科学的归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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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帧：平装

页　　数：116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