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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签：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丛书、文集、连续出版物
本书以丰富的细节与场景，披露了40位当代海归精英鲜为人知的人生故事。全书围绕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人选择和人生际遇，细致完整地呈现了他们的留学经历、个人奋斗和家国情怀，展现了他们在大时代下砥砺前行的生命历程，深具榜样力量。书中作者分布在在政商学媒各领域，包括林毅夫、王辉耀、施一公、饶毅、洪晃、袁岳、高晓松、田溯宁、张亚勤、徐小平等一批知名的政府智囊、学者、媒体人、企业家、律师、公益活动家等，是近三十年来海归这一特殊人才群体的时代缩影。
主编：
王辉耀，博士，教授，博导，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曾担任中组部/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国际人才战略研究专题组组长，《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起草组特邀专家。
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高级研究员和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目前还担任国际移民组织（IOM）顾问理事会成员，国际大都会（Metropolis）的国际执委会委员，国际猎头协会（AESC）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和德国IZA研究所研究员等职务。
苗绿，博士，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创始人兼执行秘书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执行秘书长，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总干事。获得北京师范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博士学位，曾在美国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
作者阵容：
1.王振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2.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创始人兼主任）
3.王 巍（中国并购公会会长）
4.李 山（涛石股权投资管理[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5.林毅夫（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原副行长）
6.张 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7.肖 耿（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副教授）
8.傅志寰（中国工程院院士，原铁道部部长）
9.刘西拉（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教授）
10.施一公（清华大学副校长）
11.俞立中（上海纽约大学校长）
12.饶 毅（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前任院长）
13.童世骏（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哲学系终身教授）
14.洪 晃（中国互动媒体集团CEO）
15.胡雪桦（影视导演，上海戏剧学院电影电视学院院长）
16.袁 岳（知名独立媒体人，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17.高晓松（知名音乐人、制作人、导演、脱口秀节目主持人）
18.萧丽河（中国第一位女性舞台灯光设计师）
19.蒋琼耳（新锐艺术品设计师，“Shang Xia”品牌总负责人）
20.于 刚（1号店创始人）
21.王伯庆（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创始人、总裁）
22.田溯宁（中国宽带资本基金董事长）
23.莫天全（搜房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24.陶 闯（PPTV聚力集团常务副董事长）
25.郭 盛（智联招聘CEO）
26.李 雷（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副总裁兼北亚区总裁）
27.张亚勤（百度公司总裁，原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
28.沈南鹏（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29.张 磊（高瓴资本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30.周立群（中国诚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31.徐小平（真格基金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
32.阎 焱（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
33.葛甘牛（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34.王俊峰（金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
35.高西庆（中国股市奠基人、原中投总经理）
36.陶景洲（知名律师，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37.杜可名（爱心传递慈善基金会主席，蒲公英乡村图书馆项目发起人）
38.徐家良（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
39.蔡史印（“黑暗中对话”中国区创始人）
40.廖晓义（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创办人兼主任）
大国智囊
王振耀：站在民间 ／2
中国公益研究院为我提供了一个从政府空间到社会空间转变的契机。在民政部慈善司任司长时，我被大家称为“学者型的官员”，转到中国公益研究院之后，学界又给了我另一个开玩笑式的评价“官员型的学者”。
王辉耀：我的理想是做好社会公益和国际智库 ／10
三十年来，我突然发现自己在做着同一件事。从留学开始，我的人生便与国际化粘合在了一起，国际商务、国际社团、国际化智库，国际化一直是我人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旋律。
王巍：不极致?很幸运 ／20
这个时代给我们太多机会，让我们从头到尾参与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当中，参与到并购当中，推动行业协会的发展。
李山：去而复返 ／24
我预见到，当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一的时候，中国的金融机构，包括投资银行就一定会发展起来。我正好在高盛工作，最懂的就是投行，于是就萌生了创办中国自己的投行的想法。
林毅夫：西方理论并非真经 ／34
回国之后，我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方面做政策研究，一方面做理论研究。这让我发现其实并没有真经。
张军：为了构筑发言权 ／42
当时我做了三个抉择：第一，要回来；第二，必须要做中国经济的研究；第三，必须出海。我们这代人是学人，是观察者，有必要把中国经济所发生的一切用比较标准的，西方人听得懂的方式、语言和方法，传递给中国以外的人。
肖耿：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48
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其流传下来的体制我称之为条块体制。我们的条条是中央集权到各个市场监管，这是几千年来都有的，但是我们还有块块，每一个地区相互竞争，几百个城市相互竞争，然后我们现在把中国的条块体制引入了市场经济。
傅志寰：为国家学习 ／58
我们这批留学生，主要是留苏学生，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之间，在新中国成立不久便被派出去了。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科研基础都相当薄弱，这些人回来后在某种程度上起了骨干作用。
科教先锋
刘西拉：永远奔腾的就是我 ／66
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候，我回来，找到教材料力学的吴老师说：非常感谢您，您非常高超的教育水平使我们工作13年以后，四十多岁去和美国二十多岁的拼，照样拿第一。
施一公：科学家的成长与使命 ／70
在清华，我受到了清华观念的感染和清华精神的熏陶，但我确实不知道怎样从被动地接受知识转化到主动地寻求知识。这步转化最终是在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期间实现的。
俞立中：我的土插队和洋插队 ／78
土插队时，下乡十年，让我加深了对中国社会复杂性的认识；洋插队，让我了解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和一个轨迹。这两段经历对我的影响也自然而然地反映到我的工作中。
饶毅：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86
在北京大学，我在体制上进行了改革，也推动了文化上的改变。从开始回来，我就认识到回来的意义不是帮我做什么东西，而是我做下来的东西是一个实在的、值得推广的、对这个单位有好处的东西。
童世骏：在源头经历“全球化” ／92
“文革”十年，求知、读书变成一个要躲躲闪闪、要辩护、要检讨的事情。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进了大学，不仅可以理直气壮地读书，国家还鼓励我们出国，这是何等的幸运。
文化使者
洪晃：传播中国软实力 ／98
我不是个对时尚特别热衷的人，之所以去做一本时装杂志，并最终能够坚持下来，主要是因为看到中国本土设计的希望和它未来发展的趋势。
胡雪桦：“胡”说电影与人生 ／104
出国之前，父亲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上了飞机，我把信打开，他信里讲了很多，当中有几点，我终生难忘。他说：你永远要记住，你是中国人，你永远要把艺术放在第一位，你是属于艺术的。
袁岳：探索极限之外 ／110
在生活中间，我们面临的是极限，但是极限外有另外一个自我，这个自我在通常情况下是不会被发现的。哈佛给我最重要的认识，或者说对我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告诉我：探索极限外的事情是哈佛最重要的特点。
高晓松：流放自我?收获辽阔 ／116
长辈一直这样教育我，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1997到1998年的两年间，我提着一把琴和一个箱子，行走于世界的不同地方，不停地走，一直走到身上没有一分钱。
萧丽河：那一刻我爱上了光 ／124
这盏出现在前面的灯不只是光，它还是温暖和希望。我被感动得泪流满面，被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情感冲击着，那一刻，我爱上了光，成为光的门徒。
蒋琼耳：忐忑与上下 ／130
“上下”能得到跟爱马仕的合作机会，得到国际媒体、世界的关注，其实不完全在于我个人。最伟大、最吸引全世界和这些品牌的是中国的文化和我们悠久的手工艺及生活艺术的文化底蕴和历史。
时代创客
于刚：握手就是承诺 ／138
从2007年春节刚过，刘俊岭跟我谈起创业，到2007年底离开戴尔，2008年2月招募员工，再到2008年7月1号店上线，期间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这次创业，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很长时间准备的。
王伯庆：我的麦可思故事 ／148
1994年博士毕业后我就留在美国工作，从那时起我就想回国工作或创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机，我一直等到2006才回国。因为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创业机会，而我的工作经验是做就业研究和数据分析。
田溯宁：中国互联网园丁 ／154
1995年，我开始在国内创业。刚回国时，完全不懂什么叫业务，什么叫公司，就是一种简单的热情在支持着我要将互联网带到中国来。
莫天全：创业是想做一点事 ／162
事实上，很多创业都不是计划好的，而是在某个节点上遇到了好机会。搜房网也是一样，我曾在美国道琼斯公司工作，当时道琼斯有一个分公司是专门做房地产信息的，而我正好负责亚洲中国版块，熟悉这块的信息提供商。所以，打算创业时，很自然地选择了与房地产相关的产业。
陶闯：归来有点迟 ／170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和太太买了黄牛票回北京看开幕式。回来后，我才发现，自己在海外的这15年，国内发展迅速，国内变化之大让我非常震惊。于是，2009年，我回国开始了第二次创业，这就是大家知道的PPTV。
郭盛：褪去光环?扎实创业 ／176
互联网本就该是个砸钱、烧钱，甚至是毁钱的地方，能把互联网公司做到盈利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既有社会责任，又有商业兴趣，所以我选择了加入智联招聘。
商界翘楚
李雷：机会是永远存在的 ／184
比利时的留学生涯和美国的工作经历，让我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深了对MBA的了解。现在中国的情况与我们那时相比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国内对MBA的认识也有了很大的进步,甚至还兴起了一股读MBA热。
张亚勤：创新的时代 ／190
1999年，微软决定在中国成立研究院，做与产业有关的技术研究，李开复博士给我打电话谈了他的想法，我也觉得在中国成立一个世界级的基础研究机构是很好的创业机会。
资本引擎
沈南鹏：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 ／200
2005年，有一次在美国出差，我偶遇红杉的两位执行合伙人。他们在了解我的投资银行和创业经历后，认为我能够成为一位很好的投资人，并提出了非常好的合作条件。这是我职业规划中最好的选择。
张磊：做企业的超长期合伙人 ／208
2005年，耶鲁大学捐赠基金会给了我们三千万美元回国创立高瓴资本公司，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投资基金之一。我们的理想是跟最好的创业者合作，帮助他们释放能量，实现梦想。
周立群：心高似海阔?志广百梦圆 ／216
对一个企业家来说，创业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立业要有远大的抱负，守业要有正确的经营理念。而我自己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果，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得益于改革开放，受益于中俄友好。”
徐小平：信念的力量 ／222
1994年创业失败后，我回到加拿大，写剧本、传记，在所谓的文化界鬼混。准备回国前，俞敏洪到北美考察，他的到来为我回国提供了最完美的平台。
阎焱：个人努力很重要 ／230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中国做投资，发现没有出国经历的人做得也很好，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关键是个体差异，只要自己努力，在国内也有很好的空间。
葛甘牛：选择与人生 ／238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我和李山联合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封建议书，呼吁在内地资本市场发展的浪潮中建立综合性的投资银行。
律政骄子
王俊峰：见证中国律师业发展 ／246
当时在中国的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很是高傲，他们的蔑视让我们心有不甘，并由此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我们中国也应该有这样的律师事务所。正是专业精神和爱国情怀的驱动让我有了下海成立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梦想。
高西庆：苦难给予我的馈赠 ／256
1988年8月，我和王波明准备回国，希望利用在国外的所见所学到国内搞一个股票交易所。当时最大的障碍是意识形态上的。我们约定，五年时间内，不论出现什么艰难困苦，都要继续坚持做。
陶景洲：由“误会”开始的人生 ／264
我读法律是一场历史误会。我当时报的志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接到通知时却变成了北京大学政治法律系。到了学校才知道，法律系是绝密专业，必须根正苗红才能读。就这样，我开始了自己的法律生涯。
公益力量
杜可名：让爱飞起来的蒲公英 ／274
一路走来，我们已经创建了近70个蒲公英图书馆。我们一直牢记我们为什么出发。这简单的初心一直支撑我们走下来，也一直让我们记得要真正地为孩子做些事情。
徐家良：中国的公益慈善 ／282
社会企业是运用企业的运营方式实现公益的目标和使命。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而且各种各样。社会企业的发展刚好可以弥补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解决社会问题的不足。
蔡史印：对话黑暗?遇见光明 ／288
偏见永远都存在，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被消除，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但“黑暗中对话”体验会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持有某种偏见，并有意识地去纠正。黑暗其实更像一面镜子，让我们更多看到自己。
廖晓义：乐和家园的中医式环保 ／296
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西医式的模式搞环保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必须找到一条像中医一样综合解决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的路径，一条以国学为灵魂、以乡村为载体的新的文明路径。
后记／302
序言
2014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上海文广集团（SMG）联合策划了一部名为《海归中国》的纪录片，播出后获得观众的热烈反响。这部纪录片以独特的视角全景式展示了当代海归精英群体精彩的人生故事，以及他们关注国家族群在全球化背景中前行的深切情怀。我们以此纪录片为底本，精选了四十位在当代具有引领作用的海归精英人物，更细致、完整地呈现了他们的留学经历、个人奋斗和这个群体的“中国梦”。
2013年，在欧美同学会一百周年庆典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百年中国留学史，说这是一部“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而书中的这些当代精英海归们以自身特有的方式继续书写着精彩纷呈的新篇章。
时代与个人是相遇也是相互成就的关系，每一代人的成功故事都有不一样的时代印记。这批崛起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海归们，留学与回国时间集中在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他们乘着改革的春风远行，在海外学习最先进的技术、理念、商业模式，而后，又迎全球化的东风回归故国，用自己的所学在社会变革中成就一番事业。
本书汇集的四十位当代海归精英人物所从事的领域各有不同，精彩各异，特分为八个篇章：大国智囊、科教先锋、文化使者、时代创客、商界翘楚、资本引擎、律政骄子、公益力量。
“大国智囊”篇收录了在思想市场中为政府建言献策的八位海归精英人物，如把脉中国经济的林毅夫，参与国开行创办的李山等。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当下，中国思想市场也需要冲破旧有思想观念的束缚，与时俱进地服务改革和发展的需求。海归精英们带着突破藩篱，活跃思想市场的胆识与气魄，为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建言献策。
“科教先锋”及“文化使者”篇收录了活跃在科教文化领域的十一位海归精英人物，如推进中国学术水平发展和学术交流的施一公、饶毅，力图为中国文化寻找走向世界切入点的洪晃、蒋琼耳等。“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是社会对一代代留学生抱持的期待，也是一代代海归们孜孜以求的目标。文化乃至文明之间的差异也意味着机会，许多文化领域的海归跳出传统之外，认知到这种差异的价值，用现代方式“复活”并向世界传递传统经典，讲述中国故事，让世界了解中国。
海归将互联网产业带给中国并在中国开出璀璨之花，互联网成就了当代海归史的又一次集体传奇。“时代创客”与“商界翘楚”篇收录了改革开放后掀起互联网创业潮流的八位海归精英人物，如创办搜房网的莫天全，创办亚信的田溯宁，创办麦可思的王伯庆，掌舵百度的张亚勤等。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正逢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拥有先进技术、专利成果或熟知崭新商业模式的海归精英们回国开启了他们的创业人生，也掀开中国互联网创业的大潮。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海归创业者们创造、成就了一个个传奇。今天，这些传奇依然在延续，互联网+正如火如荼。
“资本引擎”和“律政骄子”篇收录了与我国资本市场创立与规范，以及法律市场的活跃相关的九位海归精英人物，如红杉中国资本的掌门人沈南鹏，创办高瓴资本的张磊，成立真格基金的徐小平，成立金杜律师事务所的王俊峰，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法律服务的陶景洲。二十世纪末期，在经历了“引进来”之后，中国企业迈开了“走出去”的步伐，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建立与规范，对法律服务的需求迫在眉睫。一批对故国故土怀有深刻情感的金融、法律界的海归人物纷纷回国，在中国金融市场和企业走出去的潮头寻求人生的事业和意义。
“公益力量”篇收录了在环保、公益和智库领域掀开新篇章的四位海归精英人物，如创办地球村的廖晓义，建立蒲公英图书馆，让爱传递下去的杜可名，以及将“黑暗中对话”引入中国的蔡史印。在中国经济、社会大发展的背后，还有另一面，那就是环境的恶化、文化和思想的滞后。一批海归精英人物有感于西方公益的发展与启示，开启了将西方公益模式嫁接到中国的历程。在思想市场尚不开放、环保处于口号多于行动状态的当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一点一滴地做着改变，因为他们相信“水滴石穿”的力量。
八个篇章，四十位当代海归精英人物故事，是日益壮大的海归大潮中的绚丽浪花，就让我们从这里倾听当代海归和中国的动人回响。
是为序。
王辉耀?苗绿
科学家的成长与使命
施一公
施一公，1967年出生于河南郑州，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95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细胞凋亡及膜蛋白两个领域的研究，曾获国际赛克勒生物物理学奖、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谈家桢生命科学终身成就奖、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2014年度爱明诺夫奖等奖项。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首批“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预见生命科学的世纪
上大学时，大家都想上最好的大学，清华是最好的大学之一，所以能进清华是我梦寐以求的。父亲是工程师出身，他希望我能做一名科学家或工程师。但直到大学毕业甚至是博士毕业，我都不觉得自己的天赋是在生命科学上。相对于生物，我最擅长的学科是数学和物理。我大概从上初中、高中就开始有这种感觉，不过现在变得坚信：人选择自己将来时，不能完全靠兴趣，人有时候是会变的，就像有人将集邮作为兴趣，过两年却又不喜欢了。因此，选择专业时，与其选择自己当时热衷得死去活来的专业，不如选择一个五十年、一百年以后还会对社会、对世界有很大推动力、用处很大的一个专业。
我是根据社会的需要和将来发展的需要来选择专业的。我最终选择清华生物系是被清华招生老师的一句话触动了，他说：生物化学是二十一世纪的科学，是引领未来的科学。当时，凭直觉，我觉得生物和化学结合，出来一个生物化学，那生物和物理也可以在一起出个生物物理，生物和数学在一起可以出个生物数学，这样，假如生物和其他所有学科一一结合的话，将来岂不是生命科学的世纪？这是我自己的推演，但这个1984年的推演现在看来完全是现实。
清华生物系是1984年复系的。我们1985年入学，是清华生物系第一届本科生。我学生物也有一定困难，毕竟我是数学和物理好，而我至今都坚信：学习数学、物理、生物或化学，用的是不同的脑区、不同的神经元。所以有些中学生化学和生物可以学得非常优秀，但数学和物理比较一般；我恰恰相反，数学和物理比较优秀，生物和化学比较一般。上了大学后，我的同班同学大部分是学化学和生物比较优秀的学生，很多人还得过奖。我在班上就显出数理有余，生物不足，对遗传学、细胞生物学等老是摸不着头脑。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生物系刚刚复系，教这些课的老师都是抽调来的，讲得可能也不够系统。这也是为什么在清华时，我选择去读了数学系的双学位。
跌跌撞撞去了美国
1989年，我带着彷徨提前一年从清华毕业。当时清华是五年制。大三时，父亲出车祸意外离世给了我巨大打击，所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传统观念都因为父亲去世而被完全颠覆。1987年9月21日下午六点多钟，父亲在骑车回家的路上被一位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司机撞倒了。司机人还挺好，第一时间将父亲送到了河南省人民医院。当时父亲昏迷不醒，只要施救，肯定会活下来。可急救室的一位李医生告诉出租车司机说，施救之前要先交500块钱押金。这位司机急急忙忙开车出去筹钱，当时是六点半，晚上十一点时拿了500块钱回来了。1987年，能筹到500块钱不容易。交了押金，医生开始施救，但父亲的血压已经测不出来了，脉搏也没有了。就这样，父亲在人民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四个多小时没有人施救。父亲的离世让我不知道今后的路该怎样往前走了，我无法说服自己再去信奉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和那些大话空话。那是我第一次叛逆，从小父亲就想让我做工程师、科学家，但这件事之后，我觉得做工程师、科学家有什么用。父亲倒是工程师，却落了这样一个下场，当时的我就想要留在中国改变中国的现状。
因此，毕业时我并没有出国的打算，而是和清华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签了协议，代表清华大学去香港工作。但由于一些特殊情况，香港方面表示无法履行工作协议，我也只能放弃了。仓促之间，我做了一个决定：考托福出国留学。决定出国以后，我就拼命地复习英语，英语当时是我的短板，考得比较一般，我就这样跌跌撞撞去了美国。
学术启蒙
到美国后，刚开始我也很不老实，经常关心课堂外的一些事情，经常想在国内的事情，也在看周围的事情，做了很多其他人难以想象的事情，比如去餐馆打工将近一年。直到1992年，我读到博士二年级到三年级交界时才开始有了一点感觉。那时，我发现自己稍微在实验室努力努力，也能学得不错，研究做得也还可以。1993年时发生了一件比较意外的事，让我发现自己学生物还是有一定优势的，那就是数学和物理基础比较好。
我的导师是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家，不苟言笑，我们都很怕他。有一天，我们开组会，他非常激动，开始在黑板上推演，向我们展示他自认为发现的一个生物物理学中的重大理论突破。推演到最后，他写了一黑板的公式推导，告诉我们：热力学第二定律是有问题的。当时，实验室里有二十几个人，十几个博士生，六七个博士后，都坐在那里听他讲，大家看得目瞪口呆。恰好我的数理基础很强，公式推导是我的长项，在他推导的过程中，我已经发现他犯了错误。他讲完以后我已经看到了三处错误，但是实验室的其他同行没有一个举手的。我当着众人的面跟导师说他的公式推导过程中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说完之后，我有点担心自己惹祸了。但下午再见到导师时，他却向大家夸赞我，说这么复杂的推演，你能在瞬间看到问题真了不起。他的夸奖让我心里开始放松，也认识到自己学习生物的优势。
1995年，我博士毕业时，已经深信自己将来做生命科学研究至少可以做得一般，谋生没有问题；做得不错，也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并没有自信一定能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科学家。所以，毕业时我又犹豫：自己究竟需要做什么，想做什么。我是一个让思维顺着感觉走的人，不愿意禁锢自己。所以，毕业后我跟朋友在巴尔的摩市成立了一家公司，希望促进一下中美贸易，把中国没有的技术通过我们的中介带回到中国。做了大概四五个月，发现挣钱没那么容易。而且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自己的长处不在做生意，而是在用自己的脑子做研究。到1995年夏天时，我完完全全决定下来，自己这一辈子非生命科学莫属，而且确定了自己的方向后再也没有变过。
我的学术启蒙地应该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清华教给了我一些技术知识，但在研究上我真的是一窍不通，没有一个研究理念，也不懂研究方法。在清华，我受到了清华观念的感染和清华精神的熏陶，但我确实不知道怎样从被动地接受知识转化到主动地寻求知识。这步转化最终是在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期间实现的。
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巴尔的摩，对在美国留学前几年的生涯，我是非常留恋也非常感慨的。在这里，我不仅学到了知识，还学到了科学家的方法。在看导师、同学、同事怎么做的过程中，我有很多机会跟他们交流，耳濡目染，逐渐把科学研究的方法学到。这是我在巴尔的摩最大的收获。
国内的本科教育偏重于知识灌输，偏重于让学生记住很多知识，却没有花时间告诉学生知识是怎么来的。我们没有给学生讲科学史，这非常重要的一环在我们的教育中是缺失的。我们没有讲发现知识、建立体系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学生必须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才能破除迷信。
我在清华开了一门课，每年秋季给学生讲科学史，我会把科学家的生平、一些重要的事件、关键的实验全部穿插进课堂里面，让学生觉得非常有意思。讲的过程会起到几个效果，一方面让学生破除迷信，认识到科学家也是人，再好也还是人不是神，另一方面学生会真正用自己的脑子学会思考，为什么会这样，自己能不能做到等等。
出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以前也很爱国，但有时候有点偏执，总从自己的角度觉得应该怎么样，有时候也会抱怨一些事情；到了美国后，我看到了另外一个方面，比如美国人怎么看中国，美国社会怎么运行。我开始意识到另外一些事情，作为大学生，作为还没有出国的一些青年学生，看法经常会是片面的，我自己总结就叫不出国不知道怎么爱国。
归去来兮
1998年1月，我正式加盟普林斯顿做助理教授，三年后正式提升为终身副教授，一年以后破格提升为终身正教授。成为普林斯顿终身正教授时，我35岁，应该是我们系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正教授。2007年，普林斯顿破格给了我终身讲习教授的荣誉。讲习教授一般不会给年轻人，通常都是到了五六十岁的教授，或者是从外面请来的大牛。
我是2008年年初从普林斯顿辞职回到清华的，但决定回国是2006年，而且2007年下半年就已经在清华工作了。2006年5月26号，我回国到青岛参加一个中国生物物理的学术会议。飞到北京后，我就在清华见了一些老朋友，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陈曦知道我回来，要请我吃饭。结果吃饭时，他突然提出来说：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回到清华来，全职在清华工作，可以在普林斯顿兼职。听到这个提议，我心里挺激动，其实我挺想回来的，每次回国的飞机上都很激动，每次离开中国的飞机上都很惆怅。中国在变化，清华也在变，虽然我也在尽力做一些事情，比如回来讲课、回来讲学等等，但仍觉得自己是旁观者，在侧面帮把手，不是主人。所以，跟夫人商量了一下，征询了她的意见以后，第二天我就去找了陈曦，告诉他我决定全职回清华。
回国、回清华给我最大的东西是心理安慰。我已经很富足了，现在的境况已经比我小时候想象的限度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小时候觉得长大能每天吃一个苹果就已经很了不起，感觉很满足了。现在住的是好房子，吃的是好菜好饭，拿的是高工资，在清华又有好的实验条件，做的研究是自己感兴趣的，我觉得非常富足、非常满足。
我是在驻马店小郭庄长大的。2012年清明节回驻马店，我们五十几个小学同学聚会，有三个同学已经不在了。比起他们来我太幸运了，他们还拴在驻马店，没有走出这块土地，是我占用了他们的机会。有了我他们没有了这个机会，如果他们另外一个人占了我的位置和机会，我能做什么？其实我不是一个无私的人，我想实现个人价值，我非常不希望别人说我无私，每个人都是自私的，都要实现自身价值。但实现个人价值的小我，和想为抚养我长大、对我寄予厚望的父老乡亲做点事情，一点不矛盾。
中国在发展、在变化，而且日新月异，回清华，我能做很多事情。首先，能建一个世界一流的实验室，能够出世界瞩目的基础研究成果，能够培养一流的博士后，能把在清华这块土地上留下来的学生变成世界级的博士生科学家，现在第一个目标已经达到了。
其次，可以把国外的一些先进理念带进来，可以大量地招聘国外一流的人才。大学之大，不在大楼之大，而在大师之大。清华目前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不是因为缺少楼房，缺少一级设施，而是缺乏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在清华工作。现在如果清华要变，应该在生命科学学院和医学院招聘一流的年轻人，要和对方比年轻人，吸引三十多岁或四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回来，让我们年轻的助理教授和他们的助理教授可以媲美。这个目标已经初步达到：在过去七年里，生命科学院和医学院一共招聘了约八十位优秀的青年人回来建立自己的独立实验室，规模增加了两倍。
第三，可以在小范围内，在清华的生命学院和医学院内尽量和国际接轨，进行人事制度和教学改革，进行去行政化的改革。现在人事改革完全做到了，教学改革和去行政化也部分做到。
我非常想在清华通过和学生的交流、沟通，让学生能够意气风发，能够立大志、敢担当，能够真正作为一个清华精神的传承者出现，而不是说在清华学习，将来找份工作。
在清华之外，因为在国外看到了很多科技、教育的事情，所以希望通过建言献策影响国家层面的一些政策、决定、走向，特别是一些科技政策等，能够尽我所能地影响其他的大学，影响科学技术和教育，这也是我在做的事情。我甚至想影响中学生，希望他们从中学起就立大志。中学是打基础的阶段，我就是在中学有了这种想法，到大学经历了很多事情，结果还是拐弯拐回来了。我们不能够知足常乐，我们要在专业上、在事业追求上、在所有其他的科学技术上不知足常乐才好。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妄自菲薄，不能够不认我们的历史，而应该很骄傲地面对历史，看历史。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现在面临的历史处境和现实处境。对于任何一个优秀归国人员来说，我们回国的目的不只是适应，也是改变，如果回来就是为了适应的话，不如不回来。回来就是要把国外好的文化、好的科学技术、好的思维方式、好的体制带回来，给中国带来好的改变。海归要为民族复兴不遗余力做贡献，要敢担当，敢挑大梁。中国的现代史就是海归史，前不久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而在欧美同学会成立之前我们就有一个漫长的海归史。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容闳，1847年就到了美国东岸，1850年就成了耶鲁大学的本科生。在容闳的努力下，1872年清朝政府才派出了第一批30位留美幼童，远渡太平洋去美国留学。从那以后，1873年、1874年、1875年，每年有30名留美幼童，一共120位。中国人1875年开始留学英国。现代科学没有起源于中国，是这些留学生带来了现代科学，改变了中国，现在的中国科学技术源于我们的留学生。海归留洋改变中国是一个历史浪潮，从一百多年前就是这样，现在还在继续延伸，我们也是历史传承者。每一位海归，在适应中国环境的同时，也要改变，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更加美好。
装 帧：平装
页 数：320
版 次：1
开 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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