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寻找 · 苏慧廉》出版后，作者沈迦继续寻访调研，利用未用尽的一手材料，陆续撰写了十余篇独立文章，继续叙说与苏慧廉有关的传教士在华的往事逸闻。其中有涉及胡适的信仰认识及与苏氏父女的交往，这是早已汗牛充栋的胡适研究所忽略的；还讲述了翁同龢家族这个晚清最大的文官家族如何与传教士交往，并由此影响了后辈的传奇生活；《陈寅恪受聘牛津的缘起》则首次披露了陈公与苏慧廉承前启后的关系。寻找、写作苏慧廉的背后故事也有记录，如《英伦“寻宝”三记》《牛津寻找苏慧廉墓地》等，作者寻访前人足迹遍布几大洲，不乏曲折离奇之经历。书中另有部分文章是与温州近代史有关的，苏慧廉在温州生活了四分之一世纪，由他的视角回望这座现在闻名遐迩的城市，不论是重新解读枫林教案的起承转合，还是考证艺文学堂的细枝末节，作者都能用鲜见的域外材料，说出不一样的故事。
作者虽以运用史料、考据史实见长，但在铺陈、叙述时亦具备技巧，把历史写得既扎实又好看。还有很多来自海外的珍稀老照片，也是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
沈迦
温州人，曾为《温州日报》记者，现移居加拿大。近年致力于温州基督教史及苏慧廉等传教士研究。著有《寻找·苏慧廉》一书，该书深受好评，获得2013年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新京报》年度好书等多种奖项。
上辑
一条开往中国的船——读苏慧廉航海书信有感
胡适与苏慧廉
陈寅恪受聘牛津之缘起
西斋十年
英伦“寻宝”三记
牛津寻找苏慧廉墓地
翁同龢家族的域外留影
西人笔下的晚清山西巡抚下辑
下辑
冒广生的温州旧照
曹雅直、李华庆、苏慧廉抵温时间考
苏慧廉的引路人——英国传教士阚斐迪与温州早期基督教史
英国传教士笔下的枫林教案
艺文学堂开学典礼
甲申教案的导火索——释读一封新发现的苏慧廉家书
晚清西人温州方言著述知见录
美福：永不消逝的温州记忆
除非经由记忆之路
后记
一条开往中国的船——读苏慧廉航海书信有感
《寻找·苏慧廉》（新星出版社，2013）付梓后，我才在陈年的英国《偕我公会 会刊》（The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Magazine）上发现两封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百余年前航海去中国时撰写的书信。一封写于1882年10月13日，首途中国，船近科伦坡，尚在途中；另一封写于1883年2月，已抵目的地温州。 两信收件人都是阿德科克（J. Adcock）牧师，时任偕我公会海外差会干事（Missionary Secretary）。此二信中，苏慧廉详细汇报了旅途所见所闻。隔了一百三十年，展读旧日记录，世事白云苍狗，心头意味别样。
第一封信
大英轮船公司“尼扎姆”（Nizam）号，近科伦坡。星期五，1882年10月13日。
亲爱的阿德科克先生：
明天即要抵达期盼已久的科伦坡，此时给您去信也许是个适当的时间，这样您可知道我们已走了多远。总而言之，航行是愉快并舒适的，当然颠簸难免（现在就在摇晃中，以致书写都困难）。也可以这样说，我们或多或少都需为大海付出代价。
离开伦敦的那个早晨，来火车站送行并勉励的朋友，至今让我难忘。
登船后不久，便认识了伦敦会 干事托马森牧师，他此行要去印度、中国及非洲视察工作。我们在苏伊士分别前都在一起，他后来去了孟买。此君友善可亲，我从他那里获得不少勇气与忠告。
在苏伊士，与托马森牧师分别后，我新认识了Lambuth夫妇及Park牧师。Park牧师是美国监理会派往中国的医疗传教士。Lambuth医生在中国已有四年，从他那里我也获得了不少关于中国人的有价值的信息。
同船的人还有固威林 先生，其为驻宁波领事。我与他有很好的交流，他与阚斐迪 牧师也很熟。
托马森先生还告诉我，在我离开后的一周，他们伦敦会有七位传教士或其夫人，搭乘“霍尔特”（Holt）号轮船，由利物浦去中国。
还是说回这趟旅程吧，从离开比斯开湾到上周六抵达亚丁湾，天气一直很好。此后，大海变得狂野，轮船因为载重少（有四百个士兵在马耳他下船），颠簸得让人很不舒服。
天气很热。在苏伊士运河，气温达到华氏一百度。来自沙漠的热风整日笼罩。在苏伊士城里，树荫下的温度都有一百零五度。我们还饱受臭名远扬的埃及苍蝇的侵扰。在这里，行程拖延了四天，因为邮件迟到。红海亦很热，估计有九十五度。
因为知道邮件来迟了，托马森与我正计划前往开罗。不过，因该地区不安定，有人建议留在苏伊士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军方人士告诉我们，离开市中心及港口都将不能保证安全。
一路见识不少有趣处。我会永远记住直布罗陀。抵达那天是9月17日，正是星期天的午夜，先不提月色下的如幻美景，我就是在那里获悉阿拉比 被俘，战争终告结束。
我们亦在马耳他停靠，在那里，托马森与我造访了圣约翰大教堂、大王宫 （Palace）及圣方济各修道院（Franciscan Monastery）。在巨大的地宫里，目睹了许多修士的遗骨，每一具都单独存放于壁龛。
前往中国的旅客将于明天转搭“伦巴第”（Lombardy）号，这艘船将带我们前往目的地。
安抵中国后（求神赐福），我将第一时间给您去信，并汇报更多。
颠簸的船让人既不能安静思考，也不能好好写信。
敬希谅宥
祝好
您忠实的苏慧廉
第二封信
中国温州，1883年2月
亲爱的阿德科克先生：
突然想起至今还没给您一份旅途报告，也许它类同于其他游记，乏善可陈，但多少还有些值得一提的地方。
我好像已对您提及过，9月13日上午出发时，金（King）船长、斯内尔（Snell）先生、R.E牧师、阿伯克龙比（Abercrombie）先生等一众伦敦教友都亲临利物浦街车站送行，并预祝我中国之行顺利、成功。家父及舍弟一直送我到“尼扎姆”号船上，直到最后一遍铃声响起才依依惜别。轮船沿宽阔的泰晤士河直下，他们一直伫立岸边目送。那一刻，可爱的家、亲人、朋友都离我远去，摆在我前方、即将踏足的是一万一千英里外的一片陌生大陆。一个对家深深眷恋的人应能明白我此刻的心情。船刚开出不久，我尚倚靠船舷时，一个和蔼的声音传来：“不会是去海外传教吧？”说这话的人就是托马森牧师，伦敦会干事，您应认识。他此行是去视察他们在印度、中国及非洲的传教点。彼此投合的感觉霎时而生，由此，我们相伴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
沿着河道航行时，天气一直很好，但在比斯开湾，我们见识了它惯常的残暴。之后，天气也是平和的，一直到旅程结束，仅有一两次例外。
周日晚上，我们抵达直布罗陀。以下由我日记摘录：“抵达直布罗陀正是午夜时分，如许景色令我难忘：粗犷的山峦高耸入云，灯火点点，漫至半山腰。天空蔚蓝，虽然没有月亮，但星星闪耀。平静的海面，仅见一对硕大的海豚如箭般飞驰而去，弄皱海面，并余下一串粼粼波光。我们的船就这样驶入这片静谧的空间，恰在此时，午夜的整点钟声从镇上传来，钟声甜美，使人陶醉。此情此景共同构成了一幅既庄严又辉丽的场景，堪称令人终身难忘。” 无独有偶，许是为了让我们的记忆更加深刻，有好消息从岸上传来，阿拉比已被捕，战争宣告结束。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该消息。
次日清晨我们离开了“磐石” ，沿着美丽的非洲湾前行。去马耳他，走了四天，沿岸处处青山绵延。当西班牙山脉从视线中退隐后，我们目睹了一幕此前只在图片或书本上见过的灿烂落日景象。如此壮丽，平生未睹。
马耳他是个奇特的地方。城里众多的街道，不是狭长的阶梯就是陡峭的山路。特别是在城中高地，街道狭窄，房子高大并古老，屋顶上还飘出团团的浓烟。当然，那里有很多地方值得一游，特别是圣约翰大教堂，有华丽的祭坛和管风琴、巨大的金盘银碟（甚至包括一扇银制大门）、精美的油画、雕像，以及其他装饰品。所有这些，同肮脏的乞丐形成鲜明的对比。乞丐聚在教堂门口，或游荡在城镇各个角落。另一个值得去的地方是大王宫，即今统治者的府邸，里面有很多古骑士的胄甲。有些很重——其中最老的一件重达三十磅，曾属于一位身高七英尺六英寸的骑士。福罗拉丽亚花园（Floralia Gardens）一带也值得一观。圣方济各修士的修道院亦独具特色。托马森先生陪我一起徜徉其间，参观了修士宿舍及形形色色的小教堂，里面有很多漂亮的雕像，其中有些在我看来既恐怖又不敬。我们还参观了最下层的地宫，向导展示了六十四具已故修士的遗骨，每一具都披着长袍，分别矗立于独立的壁龛。我们瞻仰了其中二十五具，年代从1730年至1876年。向导将微弱的烛光凑向他们的脸部，烛光如幽灵般在黑暗的走廊里晃动。为了这样看一眼，我们付出了一先令。回镇途中，买了些正宗的马耳他花边，实付的钱尚不到开价的一半。另一人只花了二十元就买到了开价六十元的东西。
我们在马耳他逗留了五小时，下午一时离开。轮船煤仓里补充了新煤，其他各空余角落也堆满了足够数量的煤粉。我们还与一支由四百名军人组成的分遣队分别，他们原欲并入大军团，但现接到命令，不再前进。其中军队医疗团的成员继续与我们同行，直至伊斯梅利亚 ，才另有军务。
抵达塞得港 的晚上，有两小时靠岸。在那里看见了一队英国的英勇士兵，很快他们就控制了这座小城。房门大多紧闭，表明许多本地人已逃走。街道上拥挤着脸色黝黑的埃及人及其他异族人。声名狼藉的歌女酒吧与轮盘赌桌的生意似乎还红火。在塞得港和苏伊士运河，我们驶过几艘曾在攻城拔寨中屡建奇功的战舰，如佩内洛普号、猎户座号和君王号。
离开马耳他后，一颗又美又大的彗星首次进入我们的视线。彗星可是目前天文学界热议的话题。此后两周，它越变越大，也逾见清晰。一月中旬，直至进入中国境内，它仍清晰可见。
我们花了四十八小时穿过苏伊士运河。我发现，地中海的空气与苏伊士运河有诸多差异，前者潮湿，我们总是汗流浃背；而后者，哪怕有一滴汗也早被来自沙漠的热风吹干。
抵达苏伊士港是9月28日，城市离港口有三英里远。印度分遣队的一个分队驻扎于此，都是些英俊的男人。因为在苏伊士有四天时间，我与托马森先生商量去开罗及金字塔转转，但不止一位军方人士坚决反对我们在尚处动荡的地区有如此举动。他们甚至认为前往离这里仅四英里远的“摩西井”也是危险的。于是我们只能骑着小毛驴在苏伊士城里转悠。苏伊士城甚无趣，街道又狭又脏，屋宇商铺东倒西歪，其中很多因战乱已大门紧闭。街上臭气难闻，路人形容污秽，处处苍蝇围绕。孩童的脸上也病菌肆虐，此为眼科疾病之温床。这种疾病几乎感染了所有的穷人。由这些细枝末节，我可判断这个曾强盛一时的民族，在卫生管理方面现已远远落后于中国。
10月2日离开苏伊士。我与友善的托马森在此惜别，他搭乘另外的船只前往孟买。不过，我新认识了三位美国传教士，并很快与他们关系亲密。在苏伊士海湾，乘客兴趣盎然，当然不仅因为历史带来的遐想，还因为两岸粗犷而独特的巨石形成的景色。在红海，天气变得燥热，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弥漫的阴霾几乎让我们无法远眺西奈山 。穿过曼德海峡 ，帕米（Permi）右行，我们来到亚丁，这里是鸵鸟羽毛的集散地。我们仅在此逗留数小时，然后就进入印度洋。
科伦坡，位于锡兰 的一个大岛，为下一停靠站。也就在这里，我从“尼扎姆”号换乘了“伦巴第”号。把行李安排妥后，我与美国朋友尚有时间在城里开车转悠。我们去了一个又大又好的市场，那里四处都堆满了香蕉、柚子、菠萝等水果。锡兰对过往的旅客而言就像伊甸园。棕榈树在街道的两边昂首挺立。肉桂等其他的树，还有很多美丽的花草，散发着香气。开车绕肉桂花园一周后，我们即返回船上，船很快就驶离这个美丽的岛屿。
四天后，我们来到马来西亚半岛外的槟榔屿 。参观了大瀑布，四周茂盛的热带植物为其增色。其美景足以抵偿大太阳下艰苦的攀登。此中人似乎多为华人，下一站也即加煤点新加坡亦如是。新加坡位于赤道二度内，城市繁华，遍布华丽的建筑。近郊则与科伦坡很像。潜水的孩子吸引了很多游客的目光，当有碎银被抛到水中，其捡拾的速度简直让人目瞪口呆。他们轻松潜入水中，在水下停留相当时间，有时还从船底穿过。穿越马六甲海峡颇壮观，经过新加坡港那一段尤胜。
在中国南海，我们备尝艰辛。若非船长谨慎，恐已卷入台风，这场台风重创了马尼拉。抵达香港是10月28日，星期六。在这里结识了伦敦会的雅治 牧师，也造访了当地名胜。周日，上午参加愉宁堂 （Union Chapel）英文礼拜，下午的中文礼拜则由雅治牧师主持，我对此兴趣盎然，赞美诗尤是动听。周日上午早餐前，我与两位美国朋友还一起去跑马地，离城三英里的地方。这里有英国坟场，选址于此，堪称绝佳。站在坟场最高处可鸟瞰四周风景。场内布置也甚有品位，名花异草扶疏，香气弥漫，真是个好地方。
当晚离开香港，去上海的旅程令人愉快。我们抵达目的地是11月2日，终于结束了五十天的旅程。阚斐迪牧师亲到上海，热情迎接。在上海我们花几小时采购物品，之后就坐“江天”（Kiang Tien）号轮船前往宁波，并于次日清晨抵达。在宁波，我受到了阚师母及燕乐拔 牧师夫妇的热情接待。
希望我的流水账没有让您觉得乏味。
祝好
您忠诚的苏慧廉
那些船上的伙伴们
读如上二信，印象最深的是苏慧廉在船上邂逅的旅伴。
第二封信里，苏慧廉说：“船刚开出不久，我尚倚靠船舷时，一个和蔼的声音传来：‘不会是去海外传教吧？’ 说这话的人叫托马森，也是个牧师，时任伦敦会干事。”
托马森（Ralph Wardlaw Thompson，1842—1916）在英国基督教界甚有名望，晚年筹建英国传教士协会联合会（Conference of British Missionary Societies），并出任第一届主席。他比苏慧廉大十九岁，当时正是不惑之年。
托马森是英国人，但出生在印度贝拉里（Bellary），他父母均是伦敦会派驻印度的传教士。父母后又去南非传教，举家再次迁居。托马森也是在南非大学（South African College）、好望角大学（University of the Cape of Good Hope）完成学业，毕业后返回英国，从此在英国教会服侍。1874年当选为伦敦会理事，1881年起任海外差会干事。1882年至1914年受该会派遣，先后前往印度、中国、南非、马达加斯加、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做环球传教考察。晚年筹建英国传教士协会联合会，1916年分别被格拉斯哥大学与爱丁堡大学授予神学博士学位。中国人对托马森了解不多，其实，他写过著名来华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的传记《杨格非：在华五十年》（Griffith John: the story of 50 Years in China，1906）。杨格非也是受伦敦会派遣来华，将一生献给中国。
托马森1882年的这次出行，就是他全球传教考察的开始。第一站为印度。当时去印度，需在苏伊士换船。因此，他与苏慧廉在此告别。但也就在这里，苏慧廉结识了几位新上船也要去中国的旅伴。
苏慧廉在第一封信里说，新上船的人叫Lambuth与Park。“Park牧师是美国监理会派往中国的医疗传教士。Lambuth医生在中国已有四年。”
Lambuth的大名是Walter Russell Lambuth（1854—1921），汉名蓝华德。Park牧师全名William Hector Park（1858—1927），汉名柏乐文。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两个年轻人后来都彪炳史册。监理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South）与苏慧廉所属的偕我公会同宗，均源自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监理会1848年开始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在浙江、江苏深耕。
蓝华德，1854年11月10日出生于上海，其父为监理会派驻东亚的著名传教士蓝柏（James William Lambuth，1830—1892）。蓝柏1854年来华，在上海、苏州等地传教三十二年。1886年调往日本，为日本监理会创办人。
蓝华德出生在中国，年少时回美国接受教育，获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神学和医学学位。他的志向是像父辈那样做传教士。被监理会按立为牧师后，1877年，他和妻子戴西（Daisy Kelly）作为医疗传教士返回出生地中国，并在上海嘉定南翔开设诊所。 为了提升自己的医学水平，1880年再度赴美深造，取得博士学位后重返中国。1882年与苏慧廉邂逅的这趟旅行，就是他学成后的中国行。
与蓝华德同行的柏乐文是他的妹夫，作为蓝氏家族的成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荣耀上帝的名，服侍中国。
柏乐文1858年10月27日出生于美国南部佐治亚州一贫寒农家，为十一个兄弟姐妹中的长兄。父亲在南北战争中失去左手，因此他八岁就下地干活。当时美国南方监理会影响颇大，该会很多年轻人远赴海外传教。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激励年轻的柏乐文，他也想做一名海外传教士，并希望到遥远的中国。
由此，柏乐文发愤学习，因为做传教士须具备很高的学识。他先后去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系和著名的纽约表维医院（Bellevue Hospital Center）学习。据说他学习十分刻苦，有时因时间紧，必须在路上复习功课。他先是在一盏路灯下大声朗读，然后边走边重复刚才读的内容，直至走到下一盏路灯下，又开始朗读新的一段。1882年，柏乐文提前通过了考试。当年5月，即与蓝华德一起由纽约出发。他们先去爱丁堡、伦敦，然后取道苏伊士运河，前往中国。
蓝华德与柏乐文1882年底抵达中国后，即在苏州城东部葑门内的天赐庄买下七亩坟地，并将原在上海南翔的诊所迁入，在此基础上创办了博习 医院。从此苏州成为监理会在中国医疗传教之中心。这所英文名为“Soochow Hospital”的医院，1883年4月8日动土兴建，当年11月8日即开业。时为光绪九年，博习成为中国医学史上第一家开设于内地（不包括通商口岸）的西医医院。
尽管当时中国人对西医尚难以接受，但由于蓝、柏二人善于交际，又为人谦和，不久就获得当地人士的信任。医院开办第一年，门诊量即达到7600人次，住院125人次。面对巨大的需求及挑战，柏乐文决定回美国继续深造。1883年至1885年，博习由蓝华德负责。1886年，深造两年的柏乐文返回，接任院长一职。
也就在1886年，蓝华德被监理会派往日本，协助父亲创建日本监理会。蓝氏后来任监理会干事，负责该会全球传教工作。1910年更当选为监理会会督。蓝华德在西方基督教界很著名，美国田纳西州的蓝华德大学（Lambuth University）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蓝华德离开中国后，博习医院由柏乐文全面负责，并由此开启了他长达四十一年的院长生涯。柏乐文在博习医院，将许多西方最新发明的技术，如消毒法、麻醉术、X光机等介绍到中国。博习是中国最早使用X光机的医院。1888年，他又创办了一所医学校，为中国培养医学人才。1901年，监理会在苏州创建东吴大学堂，柏乐文兼任教务长，并在1904年将医学校归并东吴，筹建医学院。1920年，他利用来自监理会、洛克菲勒基金及各方捐助的二十万银元，兴建新的住院大楼和门诊大楼，将床位从三十张扩充到一百张。扩建工程1922年春完成，博习遂成为当时中国相当先进的一所西医院。1926年，美国外科专门医学院派人来院审定，“视建筑、人才、仪器三项之设备完全”，高度评价：“如此医院全中国仅三四处而已。”
1927年春，年近古稀的柏乐文卸下院长之职，退休回国，同年12月14日即在美国去世。家人将他的骨灰运回生活了四十五年的苏州，安葬于葑门外“安乐园”公墓，并在墓碑上镌刻“苏州的Park博士”。 六年前，蓝华德在日本横滨去世。他与柏乐文一样，深深眷恋中国这片土地。家人亦将他的骨灰送到上海，安葬于他母亲的墓地边。蓝氏家族，已与中国融合在一起。
其实，与蓝华德、柏乐文同船前往中国创办博习医院的还有个叫孙乐文（ David Laurence Anderson，1850—1911）的年轻人。苏慧廉在第二封信里就说，他新认识的是三个年轻的传教士。
孙乐文1850年2月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一小镇，父亲是个商人。由弗吉尼亚州的华李大学（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毕业后，他与柏、蓝二氏一起，受监理会派遣，远赴中国传教。他先在上海南翔，两年后调往苏州。1886年11月，监理会中国传教区首届年议会举行，孙乐文被任命为苏州教区长老。此后，在他的带领下，监理会在苏州的传教事业发展迅速。1891年，“乐群社会堂” 在苏州城中心宫巷建成，他出任牧师。 1895年冬，一群年轻的中国学子受到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刺激，来到乐群堂，热切要求学习英语和西方知识，于是孙乐文兴办了后来名闻遐迩的中西书院（Kung Hang School）。
1899年秋，监理会筹划在苏州创办一所大学，将该会举办的多家教育机构联合起来。此一举动得到中美教内外人士的大力支持，纷纷捐款。1900年春，孙乐文回美筹备办学事宜。不久，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但他毅然于年底返回苏州。他向两江总督刘坤一申请在天赐庄扩建学堂，获允购地，刘还答以“他日行将桃李满东吴”等语。大学堂遂以“东吴”为校名，英文名为Central University of China，直译即“中国中央大学”。该校由监理会向美国田纳西州立案，并组成校董会，鼎鼎大名的该会传教士林乐知（ Young J. Allen，1836—1907）任董事长，孙乐文为首任校长。1901年2月，东吴大学堂正式开学，孙乐文一直执掌该校，直至1911年春在上海去世。
辛亥后，东吴大学堂改称东吴大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高校院系调整，作为教会大学的东吴大学被废止。原址上成立江苏师范学院，1986年改名苏州大学。今春苏州行，我还特地到苏大十梓街老校区，即东吴大学堂旧址参观。装修一新的苏州大学博物馆里，苏大校史已追溯到百年前的孙乐文。
1951年，东吴大学旅台同学会积极推动其在台湾的复校工作，先是设立东吴补习学校，后经核准恢复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学曾是东吴最好的学科。1946年，抗战胜利后有东京大审判，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该校。1969年，在台的东吴人终于恢复了东吴大学。2000年，台湾东吴大学与同源的苏州大学隔海共庆建校一百年。
1951年，苏州博习医院被苏南人民行署卫生处接管，1954年更名为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上世纪七十年代，医院西迁，天赐庄旧址改办苏州卫生学校。1957年，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改名为苏州医学院附属医院。2000年，随着苏州医学院与苏州大学合并，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也将自己的历史追溯到博习医院。
少年与国家
苏慧廉在苏伊士遇见这三位新上船的美国人时，怎能预料到，他们四个年轻人的这一趟行程对于中国未来的价值与意义。这该是一条怎样的船，从大西洋到印度洋，从比斯开湾到亚丁湾，历经五十天，不远万里，为中国运来一所大学、一座医院，还有后来被称为“中国耶路撒冷”的温州一百年的现代化进程。
翻译第一封书信时，托马森一看见苏慧廉就问他的那句话“不会是去海外传教吧？”让我感怀尤多。那是个怎样的时代，碰见一个远行的年轻人会这样发问？其实，托马森这样问在当时并不奇怪。十九世纪后半叶，英国仍是世界头号强国，同时完成了南北统一的美国迅速崛起。来自大国的年轻人，胸怀天下，要将人类的文明传播到全球。据统计，1889年，仅在中国，已有1296名外籍新教传教士。 到1919年，这个数字增加到6636人。 而中国，仅是当时英美等大国全球化传教的目的地之一。
2010年夏，笔者曾有英伦行，专程去剑桥大学图书馆查阅苏慧廉翻译的温州方言版《圣经》。在图书馆门口的广场上，邂逅了一位来此旅游的温州老乡。她见到我很惊讶，随口问：“来这里谈项目？”我笑笑，没有回答。作为温州人，我知道她所说的项目就是生意。后来回到家乡，一老友听闻我从英国回来便嘀咕抱怨：“去买房子了吧，也不告我一声！”说什么好呢，言必称房子的温州人！
我们都会说，一个国家的未来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诚然，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也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去闯荡世界的目的与作为。 历史似乎很清楚，现实却有点苍白。未来呢？
2013年12月26日于温哥华，
2014年5月2日改定
后记
拙作《寻找·苏慧廉》2013年春出版后，常有人问，下一本书写什么？问这话的人，大多没写过书。说实话，我身边文化人不多，很多问的人，也只认识我这一个所谓的“作家”。不过，面对这关心的提问，我竟然语塞。
至今我还没有新书出版，除了知其不易，还有个原因是写苏慧廉时积累了不少材料，因当时剪裁取舍的关系，有些没有用入书中。这些资料得来不易，其中曲折也可参阅本书《英伦“寻宝”三记》《牛津寻找苏慧廉墓地》等文。以我之浅见，这些材料予历史，不论是国家还是地方，都是有价值的。如《冒广生的温州旧照》，系据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所藏英国循道公会档案中的两张旧照，挖掘出晚清名士冒广生与传教士的一段渊源。前不久中华书局出版的《百年斯文》，有收录采访冒氏后人的访谈录，其中也提到祖上这段维新的经历，那两张发黄的旧照一并收纳；《曹雅直、李华庆、苏慧廉抵温时间考》，也是利用域外的一手材料，把事关温州基督教史的几个关键人物的时间节点坐实；《除非经由记忆之路》，源起书出版后新认识的一些有缘人，跨海而来的缘分促使我追寻我祖母的祖母，看从内地会传教士而来的信仰，如何在我的家族中穿越了六代人。
我出手不快，一两月才能成一篇。但俗话说得好，“劳动间隙把草割，不愁攒个大草垛”，现回头瞅，两年多时间，竟也积累了十六七篇。能有这个“草垛”，作为编攒者，深知实与师友及家人的鼓励、鞭策分不开。其间友人助臂，家人照拂，很多人不遗余力。特别需要一提的是褚钰泉、冯克力、张立宪、方韶毅、简金生、臧杰、卢礼阳等多位编辑，惠允本书中的部分篇章陆续在《悦读》《老照片》《读库》《瓯风》《传记文学》《闲话》《温州通史编纂通讯》等刊物发表。已发表的文章结集时本应一仍其旧，但考虑到新书结构及格式的统一，只能对题目和文字作少许的修改。
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有少数几篇文章成稿于《寻找·苏慧廉》出版之前。比如其中最早的一篇文章《胡适与苏慧廉》，写于2010年春天。那时我还在四处爬梳苏氏的材料，压根没想到他与胡适还有密切的交往。当时为了考索这个百年前远赴我家乡温州传教的外国人，我把他女儿、一个在英国比他还有名的作家谢福芸的书也都搜刮殆尽。《中国女士》（Portrait of a Chinese Lady and Certain of Her Contemporaries），1930年纽约初版，是她上世纪二十年代访问中国后所写的一部纪实小说。原版书2008年淘于海外一旧书网站，辗转从美国寄来，随手一翻，竟然看见了一张胡适的照片。尽管小说里的人物都是化名，作为插图照片的文字说明也没有说这就是胡适，但适之先生儒雅的形象还是一眼就被我认出。也就是由这张照片、这本小说，我开始寻访到苏慧廉曾与胡适同工，参与中英庚款退回工作的一段史实。2009年去台北，还专程去南港的胡适纪念馆查询资料。海峡两岸对胡适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我一个业余的作者竟还有独家发现，一时难免得意。于是便把这故事写成文字，文章先发表在《老照片》，后来《胡适研究通讯》及台湾《传记文学》亦有转载。当然，我后来写苏慧廉传时，这段故事有写入，不过，这篇文章会比书中的内容更详实些。《陈寅恪受聘牛津之缘起》《翁同龢家族的域外留影》《西人笔下的晚清山西巡抚》等文，也是在寻找苏慧廉的过程中，面对惊艳的发现及时写下的故事。作为单独成文的文章，比之后来写入书中的某些章节或段落，更有可读性，这也是我把这几篇旧作编入这本小书的原因。同时，为强调别样，这次结集时还特意多选了几张未用过的老照片。
网上流行一句中国式英语，No zuo no die，这zuo对应的汉字就是“作家”的“作”。我不是作家，但有写作者都有的毛病，那就是希望文章有读者。新星出版社是我的老东家，于是不揣简陋，向编辑透露了将这些小文结集的念头。感谢刘丽华老师、黄珊珊、陈卓、程鹃等编辑的厚爱，此卖萌之念竟获不弃，于是就有了这本小书，多少满足了心中的虚荣。不过，近日面对书稿，重读旧作，又不免沮丧，这些当年成文时还自觉有点眉目的东西，如今归拢再看，已觉羞愧了。No zuo no die why you try？
权当对一段读书过程的纪念，或者叫清理下近年的写作及思考。文章写作时虽都是单独成文，内容互不连贯，但由苏慧廉开启的围绕西来传教士与中国关系的思路应还贯穿始终。书名取自本书中一篇名，叫《一条开往中国的船》，似乎也表达了这种单方向澎湃而来的冲击。历史的中国，对这种冲击仅是被动的回应吗？今天的中国，面对愈加喧嚣的大潮，是否应坚守某一条堤岸？
也许我真应买舟而下，开始一段新的寻访。
沈 迦
2015年11月12日 于上海，适逢结婚二十一年纪念日
装 帧：平装
页 数：296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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