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国做对的顺序

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成就举世瞩目，每个中国人的生活都因改革而改变。今时今日，如果说什么样的关键词能够最广泛地统和中国人，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大公约数，相信非“改革”莫属。然而，“改革带来改善”这个“逻辑”几十年来在世界范围内竟然是罕见的——大多数国家的改革都可以描述成“经历痛苦过程后的痛苦结果”。为什么中国可以做到，且乐此不疲？中国改革与众不同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杨宇立先生将改革与发展比喻成牌局，牌面的好坏代表着各国不同的广义资源禀赋，出牌顺序则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他以极具历史纵深感的视角，为我们揭开了中国改革的“秘密”。简而言之：中国的改革做对了供给新制度的顺序，使得中国在这场持续不断的改革中，改革红利得以发挥，改革危机得到控制，前一阶段的改革红利又部分解决了后一阶段的改革成本问题。
　　这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因为经验与教训都是我们未来路上的指引——教训告诉我们不能往哪走，经验则告诉我们大方向在哪里。后者恰恰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中国在现实中取得了如此多的成绩，却没能梳理清楚自己是怎么成功的，我们一直没能讲好“中国故事”，一直没有找到“中国故事”的“书胆”。“元叙事”缺失所产生的影响巨大且广泛，已经成为中国复兴路上必须跃过的鸿沟。
　　相信《改革：中国做对的顺序》可以成为现代“中国故事”的重要情节，相信中国能够最终赢得这场复兴的牌局。

　杨宇立，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公共经济与公共管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实事求是的立场需要人们反思，主流经济学和人权主张有实质性错误吗？人们不必通过测量动机来怀疑别人说话的权利，反倒应当承认其中至少没有大错，否则为何不阻止孩子们在课堂学习这类知识？
　　不过该判断包括了某些重要的暗示，它假定同时存在一组优化的结构性关系并引导的人们努力地理解其中的细节：自由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法治社会。说对什么和做对什么的关键分歧就在于，擅长口灿莲花的推销员相信，好制度及其所有细节要么全有、要么全没有——简直在呼吁上帝再现一次创造世界的过程。而真正能赢得改革竞赛的关键选择则是，怎样在约束条件下求极值？即怎样把到手的牌按照一种可能获得“事后赞成票”的正确顺序打出去。此举当然远非寻常智力所能胜任。
　　如今，既有的信息已足显中国改革非同寻常的实践顺序。
　　中国改革的第一出击顺序在农村。这个开局与一般认为农民最保守的看法南辕北辙。但正是中国农民在改革中一马当先，5年增产1亿吨粮食，而且改革的成本相对最低，这如何解释？现象中最蹊跷的部分计有，农民选择的空前一致，以及20年后搞村民自治尽显山重水复。
　　原来，“计口分田”模式在中国有着两千年历史经验的支持，而搞村民自治却需要从头学起。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经验与特定时代背景下农民的历史经验一旦结合，它将为中国改革注入全世界最丰厚的历史基础。1986年越南针对被战争打烂了的经济，改革之路亦由农村出发，同样收获了丰收。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把中国改革37年讲得在一张白纸上开始，怎能解释农民选择的一致性和农村改革的低成本？谁不知万事开头难的道理？
　　关注人数占优的中国农民的作为，对于理解中国改革的关键顺序安排是一把钥匙。现在人们或许应该看一看，比当年整个非洲粮食总产量还多的1亿吨新增粮食能证明什么？
　　除了“囤里有粮，心中不慌“的传统效果，农民“怕政策变”明显有利于中国保持上层建筑的连续性，并迅速补充执政党的政治资源。但是，上层建筑的连续性加上1亿吨粮食还打算为中国做对下一步改革顺序做出大贡献。
　　农村改革以后，中国面临与所有改革参赛国同样的挑战：改价格、改产权。不同在于，中国享有农村改革成功所形成的政治经济红利。
　　理论上，改价格以营造市场环境与改产权以形成市场主体，是互为依存的整体关系。传说连上帝都不允许先改其中之一而暂时搁置其中另一项。现在人们知道，这个理论值是无错无过的。中国改革实践未能证伪它。
　　在人类既有的知识体系界限内，除非同步改价格与改产权，似乎没有第二条路可供选择。而经济改革的成功一定要付出命中注定的“短痛”代价，等待经济秩序很快向一般均衡收敛。然而“文革”之后的中国经济再也经不起“一次短痛”的折腾了。现在人们还知道，“短痛”的实质是“短痛有多短、有多痛”的问题。一当外国观察家发现中国既要向市场制度转型，又拒绝付出经典的“短痛”代价之后，他们预测中国崩溃便成为观看全球改革竞赛时的一种时髦反应。他们似乎都没有说错什么，可问题仍旧是中国做对了什么？
　　中国决定在农村改革之后先行推动价格改革，展示了十分明智的顺势而为，政治考量起了重要作用：⑴上层建筑的连续性决定了产权改革的滞后顺序；⑵价格改革沿着政治阻力最小的路径上升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优先位置。换言之，有本事对私有产权口诛笔伐的人很多，而能讲清楚价格波动阶级属性的人很少。况且《资本论》认可价格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
　　然而从供给新制度顺序的视角看，价格改革优先的顺序即使正确，也没有办法一笔勾销转型通胀的成本。只不过一旦先改价格，农村改革所积攒的1亿吨粮食的红利就会愈显弥足珍贵：首先，转型通胀对占总人口82%的农民的伤害最小。农民可以自给自足；其次，1亿吨粮食更适于应对因放松价格管制而导致的转型通胀，而不大适于缓解因产权改革而引致的转型失业。
　　问题原封未动：即使先改价格更符合市场经济的生物学（进化）本性，还是没有办法回答由谁来充当市场主体的关键难题。
　　迄今为止，中国改革被掩盖得最好的秘密，就是在做出先改价格的政治决策之后，指靠谁来填充了那个时代的市场主体的缺位？这就是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约束条件下，中国必须拥有一张“王牌”——能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的企业：⑴政治上正确（公有制范畴），⑵经济激励机制与私人企业相似，⑶足够庞大的数量，⑷办企业不是新手。
　　于是先前的社队企业（后来称乡镇企业）脱颖而出。乡镇企业不但获得了大发展，还带动国企增加了就业。而这又意味着一种关乎经济改革成败的成本支付方式，当中国先改价格专注于应对转型通胀时，转型失业不是一个火上浇油的因素。当10年后中国闯过改价格的关口，再行推动企业产权改革时，转型通胀已经偃旗息鼓，甚至出现通缩。经济改革的两项关键成本就这样被依正确的改革顺序安排为分期支付，被控制在中国各时期各种资源条件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历史是表现性很强的因素。历史不会简单重复而是显得“押韵”。上层建筑的连续性固然是中国暂且搁置企业产权改革的重要原因，但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对外开放还很有限，历史上“公”优于“私”的价值排序惯性依然强大，贸然推进国企产权改革的综合风险是很可怕的。等到20世纪90年代国有经济总量呈亏损时，中国人的正常理性也足以提出好问题，即连简单再生产都维持不了的经济成分，怎能捍卫谁的荣誉？
　　另一个历史因素在中国改革中的表现就更神奇一些，那就是乡镇企业的数量和质量。30多年前中国拥有数量惊人、不少于15万家社队企业，最初缘于“大跃进”时期“两条腿走路”的工业化方针，“文革”时期再因政治和备战需求卷土重来。当时众多“小而全”的“农村工厂”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玩笑”。但它拥有两大优良潜质，一是庞大的数量很难在回应市场召唤时走上垄断的歧途，二是“泥腿子”办工厂不能被视为“新手”。这张看似“白搭牌”在中国先改价格的顺序安排下被派上了大用场——充当为中国量身定制的市场主体。
　　与中国的改革顺序相比，前苏东国家经济改革多由私有化运动打头阵，现在人们轻易看出其中蕴含的灾难性后果：市场制度尚在最幼弱时期便优先培育了强大的反市场力量——原国家企业从计划垄断直接变身市场垄断。知道市场垄断比计划垄断更坏，但因改革出现的这个更坏的后果，是人们在改革以前所不知道的。
　　以释放中国人民创造潜力、聪明才智效率的视角看，改革开放时代中国进步的速度足够快，相应的“改革扬尘”亦可谓不小。正当的报怨不仅多，而且一直通过日益扩大和深化的公共生活，不断提升着中国社会承受不同意见的文化能力。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相应的代价日益表现为“办小事”不力的现代治理结构挑战。正如“大跃进”、“文革”的教训应当至少够中国用一百年，中国既有改革做对供给新制度基本顺序的经验及其中内涵的智慧因素，也应当被未来的改革充分加以吸收。概而言，改革的智力比勇气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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