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

　　鲁迅先生唯一为外国友人作序的著作。
　　内山完造写作本书时已在中国生活二十多年，对中国人的了解可谓深入骨髓。他心怀友善，对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差异进行描述和分析，其深刻和独到之处依然让现代中国读者豁然开朗，深为折服，这也是鲁迅先生对其称道之处。
　　这个中国来自他多年的观察和体会，来自真实而具体的日常生活，而不是书斋和文献中的“文章化的生活”。
　　内山完造眼中的中国非常具有画面感，活泼、生动，真实、真切， 不一定是高谈阔论，但凡他所见，常有一矢中的之感，我们中国人所熟视无睹的东西（比如书中谈到的“帮”和“吃教”），经他点出，令人豁然开朗或者令人汗下。
　　以外国人的视角，带我们穿越时空，感受那个时代的中国。
　　译者尤炳圻是周作人的后期弟子，通晓英、日语，在文学界有一定影响，是有名的“日本通”。
　　本书附录蒋百里《日本：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对比阅读，更有价值和意义。

　　                                    出版说明
     《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的日文名为《活中国的姿态》，日本内山完造著，1935年11月由东京学艺书院出版。对日本文学素有研究的尤炳圻将之译成中文，并交开明书店于1936年8月出版。内山完造邀请“老朋友”鲁迅作序，据称是鲁迅唯一为外国友人的著作所作的序。
     内山完造1913年即来中国，写作本书时已在中国旅居20多年，对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颇为了解，堪称“中国通”。他的初衷是向日本人介绍中国，一个“活中国”。他强调，这个中国来自他多年的观察和体会，来自真实而具体的日常生活，而不是书斋和文献中的“文章化的生活”——那些字面上的东西，与中国人真实的生活情形相差太远。所以，读者可以看到，内山完造眼中的中国非常具有画面感，活泼、生动，真实、真切， 不一定是高谈阔论，但凡他所见，常有一矢中的之感，我们中国人所熟视无睹的东西（比如书中谈到的“帮”和“吃教”），经他点出，令人豁然开朗或者令人汗下。鲁迅说，“内山氏的书，是别一种目的，他所举种种，在未曾揭出之前，我们自己是不觉得的，所以有趣，但倘以此自足，却有害。”80年过去，内山完造看到的问题依然摆在那里，仿佛感觉得到作者那双犀利的眼睛仍在直视着我们。
     戴季陶在1928年写的《日本论》里曾严厉地说：
   “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几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几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功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
    戴季陶是对的。中国人那时对日本的研究泛善可陈。有名的著作，除了《日本论》恐怕就是蒋百里的《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此书先在汉口《大公报》连载，1938年9月初版。作者分析日本的民族心理、历史、文化、政治、军事，犀利而激昂，直率而带嘲讽，在抗战伊始对提升国民的士气起了重要作用。1938年11月蒋百里先生英年早逝，黄炎培在挽联中褒扬：“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对日本之好勇而不必好血》一文中说：“1937年，中国被逼作战，无全盘作战计划，无财政准备，无友邦支援。当日的决策，可以说完全依赖前述蒋百里的十四字秘诀：‘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他讲和。’”这14个字，正是《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的结尾！
    一个是一个日本人看中国，一个是一个中国人看日本，编者有意把这两本小册子合编在一起，希望您喜欢。

                                                                                 编者

                          
                                         序
                                              鲁迅
     这也并非自己的发见，是在内山书店里听着漫谈的时候拾来的，据说：像日本那样的喜欢下“结论”的民族，就是无论是听议论，或是读书，如果得不到结论，心里总不舒服的民族，在现在的世上，好像是颇为少有的，云。
     接受了这一个结论之后，就时时令人觉得很不错。例如关于中国人，也就是这样的。明治时代的中国研究的结论，似乎大抵受着英国的什么人作的《中国人的气质》的影响，但到近来，却也有了面目一新的结论了。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连江苏和浙江方面大吃竹笋的事，也被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现的一个证据。然而广东和北京等处，因为竹少，所以并不怎么吃竹笋。倘到穷文人的家里或者寓里去，不但无所谓书斋，连砚石也不过用着两角钱一块的家伙。一看见这样的事，先前的结论就通不过去了，所以观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么适当的结论来。于是这一回，是说中国很难懂得，中国是“谜的国度”了。
    据我自己想：只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则两国之间不消说，就是同国的人们之间，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
    例如罢，中国向西洋派遣过许多留学生，其中有一位先生，好像也并不怎样喜欢研究西洋，于是提出了关于中国文学的什么论文，使那边的学者大吃一惊，得了博士的学位，回来了。然而因为在外国研究得太长久，忘记了中国的事情，回国之后，就只好来教授西洋文学，他一看见本国里乞丐之多，非常诧异，慨叹道：他们为什么不去研究学问，却自甘堕落的呢？所以下等人实在是无可救药的。
    不过这是极端的例子。倘使长久地生活于一地方，接触着这地方的人民，尤其是接触，感得了那精神，认真地想一想，那么对于那国度，恐怕也未必不能了解罢。
    著者是二十年以上，生活于中国，到各处去旅行，接触了各阶级的人们的，所以来写这样的漫文，我以为实在是适当的人物。事实胜于雄辩，这些漫文，不是的确放着一种异彩吗？自己也常常去听漫谈，其实负有捧场的权利和义务的，但因为已是很久的“老朋友”了，所以也想添几句坏话在这里。其一，是有多说中国的优点的倾向，这是和我的意见相反的。不过著者那一面，也自有他的意见，所以没有法子想。还有一点，是并非坏话也说不定的，就是读起那漫文来，往往颇有令人觉得“原来如此”的处所，而这令人觉得“原来如此”的处所，归根结蒂，也还是结论。幸而卷末没有明记着“第几章：结论”，所以仍不失为漫谈，总算还好的。
     然而即使力说是漫谈，著者的用心，还是在将中国的一部分的真相，介绍给日本的读者的。但是，在现在，总依然是因了各种的读者，那结果也不一样罢。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据我看来，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新近的报章上，虽然又在竭力地说着“亲善”呀、“提携”呀，到得明年，也不知道又将说些什么话，但总而言之，现在却不是这时候。倒不如看看漫文，还要有意思一点罢。
                                                           1935年3月5日鲁迅记于上海

  
                                二八殉教
     “不论如何，不能抹杀此殉教者。当时日本人所流之血，虽如海如川如渊，但其中比较纯洁者，则为此殉教者之血。天主教徒之迫害绝不足为日本之夸，然此不屈于迫害而流之日本人之血，乃日本历史之光，日本国民之誉，大和民族之荣也。彼等非必贯日本古今上下之历史，然于其时代，日本国民之精神之最高潮，则可以彼等为标识。换言之，日本国民之精神界，因彼等而始得免荒凉寂寞之讥；日本之精神界，实由彼等而得放一异彩也。”（《德川幕府锁国》篇一四三）关于我国的殉教者，德富苏峰先生之所记如此。（按：德富苏峰系日本近代大评论家。）
    若证明日本人的杀伐的残虐性的，是此迫害天主教徒，而发挥日本人的热烈的敬虔的殉教精神者，亦是此迫害天主教徒了。恐怕在日本历史里，最能发挥出日本人的美和伟大的史实，非数在迫害天主教徒运动中牺牲的殉教者不可罢。
    然而日本的历史上，却并没有明载着美和伟大。天主教徒们并没有楠正成和大石良雄（按：二人均为日本史上忠臣）那样的识见，然不畏火焚，不怕水溺，碎磔其肉，粉屑其骨，毅然不屈，所以我信此殉教精神实在伟大也。
   “宗教所在，迫害必遂之。寻遍古今的历史，像日本对于天主教徒那样，极端加以迫害的事情，还有没有呢？日本的佛教史上也有迫害的，然而佛教徒对于迫害大抵是作出勇敢的战斗。反此，天主教徒，却奉无抵抗的教义，驯顺地服受迫害的命运。惟其如此，所以益发悲惨，同时也益发壮烈
了。”云云，内田鲁庵先生在《Baiku no Shita》一文中绝赞过（按：内田鲁庵系日本近代文学家）。
    我曾将汉语的天主教的圣人日历，自1 月1 日至12 月31 日翻阅过。见苏峰和鲁庵两先生所绝赞的事情确实有之。盖谓五日之圣人之历，实分明写着是日本的圣者三木保罗氏以下26 位圣人的圣日哩。每年2 月5 日，全世界的天主堂里所奉献的弥撒，实系献给我们日本的26 位同胞的（其中尚有数名外国人），虽然同胞中大多数并不知道。伟大哪，26 位圣人！虽然并不载见于日本历史，却被全世界的数万万天主教信徒奉为圣人称扬其德哩。又此日历中所记，中国人连一个都没有。我觉得极奇怪，同时，便又想到，在中国，对于天主教徒的迫害，并不像日本人那样峻烈呢。岂仅不那样峻烈而已呢，倒不如说中国人对于天主教，是表示欢迎的。虽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不见有壮烈悲惨的殉教者出现，也属理之当然了。
      但走到上海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去一看，则见其入口有所谤“殉教堂”样的文字；广厅的周围，大铜版上雕刻着数不清的人名。这是明治三十三年义和团事件时的所谓殉教者。我觉得我一向竟是想错了。然我想起了中国的政治行政，而中国的新旧两基督教会的所属会堂，大多数是以治外法权的外国名义存在的。同时我又想到，其中绝免不了有许多为得免种种骚乱之祸的信者，潜逃入此治外法权的教会堂里去。中国把耶稣教的牧师以及信徒等，呼作讲道理人，别又呼之为吃教人。我是讲道理人，这样说时，当然很对，可置不论；但是为什么要说我是“吃教人”呢。不由想起上海殉教堂里所刻的殉教者，虽然亦名为殉教，但和日本的殉教者又自不同。日本殉教者面对“踏绘”（按：日本幕府时代，会属行禁天主教，逮信教者，弃圣像于地，凡肯践踏而过者赦，不肯者惨杀之。死者无算。）虽然明知道只要践踏便可得救，不践踏非遭火焚，或被杀戮不可，但仍不践踏，遂被以种种残酷之至的方法而处死。这种死法，和中国所谓殉死者的死法，原来完全相异，至此我才领悟了。
    中国的信者们，目的在，一有什么骚乱起来，可以避到治外法权区域的教会堂里去，以免于难。义和团事件当时，一班教徒们也是照例逃到教会去避难的。不料义和团蹂躏治外法权，放起火来，将避难中的人们烧杀了。各国联军因此才出兵讨伐。
    原来，此辈被称作殉教者的人们，当初只是想得免于祸难，后遂变成殉教者了。还有一桩事情，可以做我的看法的一种佐证，即中国自古以来，从没有过所谓情死。若说中国现在尚没有情死，则一定有人说是谎话，今日的报纸上岂不常载着情死的事吗？然而今日的中国报纸上所见的情死，实为最近的事情。约十年前，日本留学生某，在杭州西湖边假称情死，以自己宣传，似乎才是中国情死之始。其后，一年内也发生两三起了。然而时至今日，仍属特殊现象。我以为情死，或是从日本输入的东西呢。若谓既有便不能说无了，自然听便，因为有一个所以便认作有了，那是以珍品为主体的古董的想法，我并不赞同。我以为中国还绝不到够说有情死的程度，所以仍作为没有看待的。总之，情死的心理和殉教的心理，原是同样的。我想，在没有情死的中国，没有殉教者，也极自然，毫无矛盾的地方。福禄寿—情死—殉教，思索一下其中的关系，岂非可以得一非常有趣的结论来吗？有一天和鲁迅先生谈起这种话来，可是他说：“老板，对于这话我不能同意哩。中国有孝亲而自殉的人，不是应该呼作殉孝吗？又有殉节的妇人及殉君的忠臣为数均不在少，也都是变形的殉死者哩。”
这话，颇可以表我之不足；对于先生，衷心地感谢。不仅如此，而且使我想起了许多事情。在中国之山之麓、河之岸或是繁华的道街中等地方，常有石造的日本“鸟居”样，上绘以书，若龙宫的门样的东西。这在中国的照片、图书，常可看见，而我们赴中国内地旅行时，也深深印入大脑里的。也可以说表示中国风景之一种特色来的，所谓牌楼才是了。
     牌楼上雕刻着种种的赞辞，我的大脑里所想出来的，仅为那些忠臣呀孝子呀节妇之类的文字。而此牌楼，便是鲁迅先生所赐示的表扬殉孝者殉忠者殉节者的纪念碑。如在杭州西湖畔，至今仍吸引一般游客观览的岳飞的“精忠报国”，也是一种纪念碑，对于殉孝殉忠殉节的人们，树立此种纪念碑，得以宣扬其美德于后世，故死也可以瞑目了。然而同时有一桩不容忽略的事情：有许多人死得那样冤枉，而且数目如是之多，使我不得不为之下泪。盖有一种不能名之为殉忠、殉孝、殉节、殉教、殉此殉彼之“殉向（我造的名词）不明之殉死（亦是我造的）”。由个人言之，有遭流弹死者，也有为强盗杀者，也有死于拷问者，也有被土匪枪杀者，更有被带到公安局之类地方去而行踪不明者，被蓝衣团捕后而信息杳然者。由集团说来，有被土匪乃至军队屠杀或弄得失踪者。例如讨伐共产军的战争队，便有许多既非军人，又非共产党员的人们失踪不返。对于这无数人物，我真不知应该怎么说才好了。
    目前在一名为新亚旅馆的旅馆里，中国的“Oxford 运动”（按：意义不明）的人们，开了3 天的祈祷会。到会的人众中，有不少是“上海事变”时失踪者的遗族。此辈遗族，也听见过世间的美的热烈的祷词。然而我一听到一看到这样的事情，便不禁为之心神黯伤。总之，竟还有这种无以名之、十分值得同情的失踪的殉死者。我不能把他们看做是殉教者，然而我却充分知道有这种不成其为殉教者的殉死者在。所以绝不能看了装作看不见的样子。彼些被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认作殉教者的大惨死者之类，我也作未成其为殉教者的殉死者看着。而其事不仅是中国人的不幸，也不仅是东洋人的不幸，实在可以说是世界人类的不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