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现代阅读：中国讲演录

　　还有一种方法使我们和文学在相来相往中变得更自由，因为语言以它的本质把普遍性融化消解。然而，世界上各种强势力量，不管是政治宗教还是经济的，为了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使普遍性出现。为了对每一个人实施强势，它们的权力要施展在被剥夺了特殊性和被聚集到一起的抽象群体之上：这些群体是我们所称为的或信教者，或人种，或民族，或阶级，或消费者。文学正相反，它不给我们呈现类别、典型，或一个群组的代表。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叙事者马塞尔，他们不代表任何社会或政治的、种族或者宗教的群体（哪怕他们属于那些群体），他们为自己而存在，带着自己复杂的特殊性。那些伟大的小说所代表的人物，是“生活着的怀有深刻不确定性的人”，这是瓦尔特·本雅明的话。我们要记住困惑这个词。待会儿我们要回到这上面来。还是这个本雅明，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讲到反讽（l'ironie），他说：“个人，带着反讽的姿态，试图生活在一个与共同体生存全然不同的境地，不管他被抛进了怎样的共同体状态。”这样的“反讽”（我们也可以把它叫作个人主义）在本雅明眼里，是“欧洲所有财富中最具欧洲特点的”。不是说别的财富欧洲没有，他大概要说如果欧洲不是小说的唯一发明者，至少它是小说发展最为恒久和最为灿烂的地域。

　　俄国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Vassili Grossman）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生命与命运》。小说中有一场两个人的对话，那两人谈着他们的国家所经历的历史：在那个历史中他们什么都经历了，什么都体验了，除去民主。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说，历史中存在着两条对立的道路：列宁的道路，还有契诃夫道路。那人所说的契诃夫道路，是指苏联历史上没有经历过的民主的道路。那个人说，“我们对于人和自由的概念永远是战斗的，充满激情的。但是这个概念永远把具体的人牺牲在一个抽象人的概念下”。相反，契诃夫在他的戏剧和小说里呈现了无数具体的男人女人，他们具备着深刻和令人难忘的个性，他们是好的或者坏的个人，但他们都不是什么抽象群组的典型代表。这部小说里的这个对话是要表明，文学，特别是小说，它跟个人有一个合约，它跟民主概念也有一个合约。小说所关心的是人，是“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着的每一个人，而不是“作为群众生活着的人”，格罗斯曼这么说。埃德加·爱伦·坡有一本书叫《人群中的人》，里面有一个故事形容小说，我很喜欢，在这里我想讲给大家。小说里，叙事者在伦敦一条街上观察着人群，在每张面孔上他都认出一种类型：小职员、赌徒、妓女、醉汉……突然有一个面孔把他打动：那个表情特异无比。“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表情，哪怕是从很远的距离。”这张面孔让他无法读懂，无法去归位到一个阶层或者一个职业，于是叙事者跟在这张面孔后面走了一整夜又一整天。这就是小说人物，无法改变的奇特，与普遍性背道而驰。

　　在西方现代小说中，唐吉诃德开人物之先河，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是“文学所有美好人物中写得最好的”，但是，“他之所以美是因为他同时十分可笑。”他以为真实的世界——那时候是十六世纪末的西班牙——跟他为之痴狂的骑士小说里的世界是一样的，他对着自己想象的敌人勇悍非凡，把风车当作巨人。他拒绝接受世界本来所呈现的样子，这样做很美，但是把世界看成它并不是的那个样子，可能有点可笑。这个模糊性，或者说这个不可确定性在小说史上的那些重大人物身上都可以看到。它对于小说空间的创造具有根本的意义，因为“在小说的领地没有人掌握真理”。这是米兰·昆德拉的话。因而我们在小说里遇见的人都对抽象有过敏症，都复杂、多重、无法预料，绝对无法作鲜明的评判。艾玛·包法利，她既令人感动又十分可笑。《白痴》里的梅什金公爵也是如此。约瑟夫·康拉德的《吉姆爷》里的主人公作为船上的指挥官，眼看自己的船要沉没，在慌乱中仓皇逃生，把船上的游客抛弃在即将到来的死亡面前。他是怯懦者吗？然而后来，在所有当事人中只有他挺身而出面对遇难事件的诉讼和罪责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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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帧：平装

页　　数：80

版　　次：第1版

开　　本：32开

正文语种：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