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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海论》是一部全面研究《辞海》编纂经验的学术专著，由徐庆凯、秦振庭合著，历时近四年时间完成。
《辞海论》共十二章，包括十一章词典版社《辞海》的所有项目——性质、编纂方针、框架、体例、立目、释文、交叉工作、插图、编排法、附属成分、编纂工作程序等等；《辞海》的全部历史——从开始编纂到五次修订重版过程中的发展变化。在掌握较多的事实的基础上，其中不乏著作者自身在实践中积累的大量例证，既研究《辞海》编纂过程中的优点，也研究其缺点；既研究其成功之处，也研究其失误所在。其立论、剖析、反思、建议，亦为辞书学特别是综合性词典编纂理论阐述的一个新发展。书稿具原创性意义，其探精索微，条分缕析，更体现了相当深切的学术研究成果。
徐庆凯，1932年2月出生。上海辞书出版社前副总编辑，资深编审。现为《辞海》编委兼分科主编，《大辞海》分科主编，中国辞书学会顾问。从事编辑工作逾六十年，1972年开始参加《辞海》编纂工作，迄今已逾四十年，历经《辞海》第三版起各版的编纂工作，又参加了数十种专科词典的编纂工作。1993年起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获中国辞书学会颁发的第一届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主要著述方面，关于逻辑学出版《逻辑要领》、《生活中的逻辑》（与孟自黄合作）、《编辑与逻辑》三书，发表论文十余篇；关于辞书学出版《辞书思索集》、《专科词典论》、《辞书编纂纪事》(与周明鑑、秦振庭合作)以及本书，发表论文数十篇。
秦振庭，1949年11月出生。辞海编委，辞海办公室原副主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
第一章《辞海》的性质（第一节 认定《辞海》性质的依据、第二节关于《辞海》性质的各种说法、第三节 综合性词典的特点、第四节 综合性词典的长处）
第二章 《辞海》的编纂方针（第一节 读者为本、第二节 借鉴与创新、第三节 开门编纂、第四节 质量要求）
第三章 《辞海》的体例（第一节体例的重要性、第二节 体例的内容、第三节 基本体例和补充体例、第四节 体例要精雕细刻）
第四章《辞海》的框架（第一节 框架的层次、第二节 框架的意义、第三节 对框架的要求、第四节 余论）
第五章 辞海》的字头和词目（第一节 掌握词目的准入资格、第二节 广收新词语、第三节 防止过专过细、第四节 见词明义者不必收、第五节 避免缺漏、第六节 切忌重复、第七节 统一标准，注意平衡、第八节词目的定名、第九节 正条词目和参见条词目、第十节词目的删除、第十一节 外文字母或阿拉伯数字开头的词目）
第六章《辞海》的释文（第一节 提供必需的信息、第二节 言必有据、第三节 力求准确、第四节 用词典体、第五节 义项、第六节 释义、第七节 定性语、第八节 例证、第九节 溯源、第十节 释文的其他元素）
第七章《辞海》的交叉工作（第一节 一个条目中的交叉工作、第二节 几个条目间的交叉工作、第三节 做好交叉工作的若干要点）
第八章《辞海》的插图（第一节 插图的功能、第二节 《辞海》插图的两次飞跃、第三节 配图注意事项）
第九章《辞海》的编排法（第一节 形序法、第二节 音序法、第三节 双轨制、第四节 分类编排法）
第十章《辞海》的附属成分（第一节 前言、第二节 目录、第三节 凡例、第四节 附录、第五节 索引、第六节 编纂者名单）
第十一章《辞海》的编纂工作程序（第一节 前期工作、第二节 中期工作、第三节 后期工作）
第十二章《辞海》的数字化之路（第一节 上世纪末的起步、第二节 本世纪初的进展、第三节 对未来的展望）
附录（《辞海》版本简介、本书所用词典编纂术语简释索引） 后记
著名出版家、辞海常务副主编巢峰作序：
看了我的两位老同事徐庆凯和秦振庭经过三年多努力写成的书稿《辞海论》，十分高兴。多年来，关于《辞海》发表过许多文章，也出版过一些书。现在，这一部全面研究《辞海》经验的专著即将问世，是一个重大的进展，必将对《辞海》编纂的改进、《辞海》质量的提高和《辞海》研究的深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也是对1915年启动的《辞海》编纂工作一百周年的纪念，对《辞海》创始人和先行者以及几代作者、编者、读者的缅怀，很有意义。
我和《辞海》的缘分，始自1937年。当时，《辞海》初版刚发行，我的父亲和三叔在上海购买一部带回家，称之为“万宝全书”，由我与长我两岁的堂兄保管。当时我们还在儿童时代，虽然不会使用，但却惜之如金。后来此书不幸毁于抗日的战火。为此，我与堂兄大哭一场。
四十年来，我参与《辞海》的编纂工作，对《辞海》的价值感受很深。在“文革”后，我访问过经济学大家薛暮桥，他说：“‘文革’期间，无书可读，我的女儿想学经济学，我就在《辞海》（未定稿）中圈出有关条目让她读，她就是这样自学成才的。”同样，上海市汪道涵老市长也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关起来，又被下放，一些书都不让带。怎么办呢？辞典总可以让人带，于是我就把一部十六本的《辞海·试行本》装了半个箱子，随我去‘五七干校’。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这十六本书就像一个忠实的朋友陪伴了我，我不感到寂寞，我从中查词汇，解决读书时遇到的疑问；读一个个词目的释文，代替了平时的读书习惯，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我与辞海》序）
对于《辞海》这样一部好书，我们作为后来的编纂者，当然是情有独钟，更有责任、有义务继承前辈的遗志，精心地维护它，完善它，使它不断进步，为它增光添彩。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我反复思考，要完成这项任务，建立和发展“辞海学”是必要的。有了“辞海学”，《辞海》的编纂工作才能在科学的、全面的、系统的、与时俱进的学问体系指导下实事求是地进行，进而取得优质高效的成果。
如今，各种各样的“学”层出不穷。或以为称“学”过多，失之于滥。这种意见不无道理。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真有一套学问。从自己四十年来的实践中，我已经悟出《辞海》的编纂工作确实有一套学问。《辞海论》对此作了一番梳理，我看了以后更感到“辞海学”决不是徒有虚名。不过，有那么几个自以为有学问的人，认定辞书无“学”，《辞海》当然更无“学”，编《辞海》只是“辞书匠”的作为。这种人如果不是无知，就是偏见。偏见比无知距离真理更远。《辞海论》给了这种人一个实实在在的教训。当然，建立和发展“辞海学”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埋头苦干许多年。
《辞海》的编纂工作永无尽期。由于实行十年一修的制度，《辞海》得以有节奏地与时俱进，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更新内容，改正差错。十年一版积累起来，就形成一条历史的长河，每一版都是历史的一块里程碑。《辞海》如此，研究《辞海》编纂经验的“辞海学”，势必随着不断充实和优化，其光明的远景是可以预期的。万事开头难，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头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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